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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角度下诸子散文兴起的原因 诸子散文兴起原因

    时间:2019-05-15 03:25:51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先秦诸子散文是我国散文发展的开头部分,探讨其兴起的原因,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思想观念、文体意识、现实状况等及其在历时性、共时性角度下的情况。通常,我们对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兴起的思考有两种角度,一为成因,一为探源。涂尔干曾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出“历史分析”这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而福柯也认为“用并合性的分析替代起源的探寻。”[1]两位学者这种回归本体,历史性的分析方法十分值得借鉴。探究先秦诸子散文兴起的原因,有两条思路:一是从历史条件与环境而言,一是从本体发展角度而言。笔者将试着从这两方面展开对这个问题的探讨。
       一、历史条件下的诸子散文
      属于意识范畴的诸子散文,自然是要受到物质范畴里诸多因素影响的。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字姓氏族,而七国时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图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2]顾炎武的这段话较全面地写出了春秋战国之变之现实情况。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大量的私田出现,新的剥削方式即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剥削方式产生。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全国政治变革,通过政治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封建制度确立。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矛盾。诸侯争霸战争不休,礼坏乐崩,一个新的阶层——士随着这种变革产生。一方面士阶层是随着新的生产关系产生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诸侯对人才的渴望,养“士”之风盛行,促进士阶层壮大,《史记》有云:“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文人,皆赐列弟,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3]这其中提到的稷下学宫是国立教育研究机构,《孟子》、《管子》、《荀子》、《韩非子》等均与稷下有关,这等于说,在统治者层面,国家层面承认了士这一阶层存在及著书立说的合法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或其服务阶级而言,都要发声,而散体的,说理性的文体正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经济的进步,表现在农、工、商各方面,也表现在交通上。交通的便捷使士阶层可到处讲游学说,促进了文化、学术的交流与发展。同时,自周公制礼作乐的革新以来,理性精神不断发展,加之后来,宗教意识衰落,史官地位下降,礼坏乐崩,新意识形态兴起,文献意识增强及对文献需求量加大,文献可获取性增强,这使与士阶层的无宗教、宗法政治背景及诸子散文写作基础联系起来了。
      社会的大变革,统治阶级的认可,交通的便捷,士阶层的活跃,理性精神的发展,造就了一个自由开放的思想环境,自立门派,著书立说,百家争鸣,诸子散文就此兴起。
      二、本体发展下的诸子散文
      散文作为一种表达形式,其本体发展是受历史条件、客观条件制约的,“古人无笔墨纸砚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左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何也?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耳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衍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传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诗、箴铭、谚语,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4]文字、书写材料等限制,起初的信息主要通过口耳相传,而口耳相传最大的缺陷是信息的失真与媒介的条件性。而为了最大限度保持其真实性及传播的有效性,韵语是一种极好的形成,短小、上口、信息存量大、易记忆、易传播、表现形式多样,如先民的“诗”,如“歌”,如“诵”等。当然,这也是从“乐”中脱离出来的。后来,文字的发展,书写材料的改进更新,口耳相传的形式也自然被取代了。《孟子·离娄下》有这样一段话:“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诗亡”而“史兴”正是这种发展的表现,且对知识的大量需求,要求信息承载大、准确,以前的韵语已不适合而走向散体的文,如孟子所言“《春秋》作”。但是,一个历史事物并不可能完全消失,而它的部分可能会演变为另一事物,或其影响将持续而渐融合为另一事物。先前的韵语形式及“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观念也正如此,其影响着以后的文字写作。如《老子》《中庸》、《孟子》、《荀子》、《韩非子》等有大量的韵文、比偶之句。
      我们先古时期,巫史不分,且有记言传统,记载卜辞、历史、古人箴言等,后来《左传》记载中的“瞽”,《国语》中的“瞽”“矇”,《吕氏春秋》中的“矇”“师”,《礼记》中所讲上古时代的惇史等等,都是文献记载、资料保存这一传统的延续。先秦诸子散文也自然受这一记录传统的影响,随着“只讲诵经书,或据经书来传授相关的礼乐知识,才能维系学派的发展。于是,孔子“述而不作”的学术观念就被突破了。
      综上所述,受文学、记录材料影响,诸子散文是由“语”至“言”至“文”“书”发展而来的,其文学形式及内涵深受之前文学形式的影响;社会的激烈变革,理性精神的发展,诸子袭巫史记录传统,突破“述而不作”观念,诸子散文蓬勃反战,百家争鸣。
      
      注释:
      [1](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8:162.
      [2](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749.
      [3](汉)司马迁撰,(宋)斐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1895.
      [4](清)阮元:《研经室三集·文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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