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中求进:工业化腾飞阶段的优先选择] 稳中求进: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阶段

　　摘要 经济发展速度是快是慢，不是由主观意愿、经济政策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客观规律和工业化的客观进程决定的。当前科学地分析任何中国现实经济问题，都离不开工业化腾飞这一时代大背景，都必须准确地认识和把握进入工业化腾飞阶段之后的特殊性。此外，还要重视工业化区域发展不同步这一特点。从总体上讲，工业化腾飞中的稳中求进，应是求进而不是求退，是平稳快速增长而不是放慢放缓下来。
　　关键词 稳中求进 工业化 腾飞阶段 区域不同步 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已进入工业化腾飞阶段
　　中国的工业化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50多年的努力，到2004年，中国的工业化开始进入腾飞阶段。工业化腾飞是指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了工业化实现之前的持续高经济增长时期。这一腾飞阶段一般持续十几年或几十年。目前中国经济理论界存在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对工业化已经进入腾飞阶段的事实没有感觉。由于对工业化腾飞阶段缺少必要的理论认识，人们会对2004年以来连续的经济高增长不理解，有人不是感到振奋，而是高呼“狼来了！”事实上，这些近年来对高增长恐惧的人是用一般时期的经济增长状况来衡量特殊的工业化腾飞阶段的增长速度，没有客观地认识到工业化腾飞这个特定阶段，有人甚至用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情况相比中国工业化的腾飞阶段。由此可见，从整个学界来讲，中国对于工业化和工业化腾飞阶段的研究是滞后的。
　　目前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中遇到的许多困惑和问题都源于经济理论界的庸俗化，缺乏对于经济基础理论的认识创新和对中国经济现实的深入系统研究，既缺少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又囿于盲人摸象的旧藩篱，所以才无法引导社会准确把握中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形势，造成相当大的认识混乱和困扰。简单地讲，根据各个发达国家的经历，原本应该全力研究的工业化问题，在中国经济理论界竟然鲜有表现，甚至连工业化这一词语在经济文献中都很少有人提及。因此，在眼下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是否需要慢下来”的探讨中，要解答国人的困惑，创新的经济学研究视角必须回归到有关中国工业化发展现实阶段的基础认识上来。
　　1964年，日本成功地承办了第18届奥运会，即东京奥运会。此前，经过战后19年的恢复，日本的工业化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不仅初开发了北海道，而且建成了东京与大阪之间全长515.8公里的高速铁路新干线。至1963年，日本的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39.3%，非常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东京奥运会之后，日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地位越来越重要，导致就业结构变化和农业人口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日本进入战后最大的经济增长期，从1965年到1970年持续增长57个月，国民经济整体增长122.8%，工资上涨幅度达到114.8%。日本东京2016年奥申委主席兼CEO河野一郎先生认为，奥运会是日本的一个转折点，日本经济就是自那个时候开始起飞的。①1964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实现人均GDP世界排名第一，是日本工业化长达30年的腾飞阶段。
　　1988年，韩国成功地承办了第24届奥运会，即汉城奥运会。此前，“韩国似乎只是个很少被人注意的小国。然而，16天的奇迹，仿佛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作为第一个承办奥运会的发展中国家，韩国给了世界一个惊奇。之后，以奥运会为起点，韩国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经济腾飞”。②进入21世纪，走出金融危机的韩国人均GDP已由1万美元大幅度地上升到2万美元，而韩国总统李明博的施政目标是一定要将其再提升到4万美元。
　　中国工业化腾飞阶段的起点不同于日本，也不同于韩国，不是在举办奥运会之后，而是在举办奥运会之前，于2004年实现了工业化腾飞。按照调整前的数据，新华社北京2005年5月4日报道：2004年，中国GDP达到13.65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万元。相比1964年日本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和韩国1988年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这一突破可以作为中国工业化进入腾飞阶段的标志。
　　根据调整后的数据，自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0%之后，2004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0.1%，2005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1.3%，2006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2.7%，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4.2%，2008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9.6%，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9.2%，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0.4%，2011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9.2%，一路升高。这与日本、韩国在工业化腾飞阶段的表现是一致的。回顾历史，中国的市场疲软在2002年还未完全结束，而2003年又遭遇严重的SARS病毒侵害。所以，饱经风雨一路走来的中国工业化，其腾飞的起点只能历史性地定格于2004年。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课题组的一项研究表明：“从全国看，到2005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50，这表明中国刚刚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如果将整个工业化进程按照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划分，并将每个时期划分为前半阶段和后半阶段，那么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地区已经过半。1995年，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为18，表明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初期，但已经进入初期的后半阶段。到2000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了26，这表明1995到2000年的整个‘九五’期间，中国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到2005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是50，这意味工业化进程进入中期阶段。也就是说，‘十五’期间，中国工业化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年平均增长接近5。单独的计算表明，在2002年，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工业化综合指数达到了33分。如果认为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中期，具有一定转折意义的话，那么，‘十五’期间的2002年是我国工业化进程的转折之年。从静态计算，如果中国能够保持‘十五’期间我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速度（4~5）到2015年～2018年，再经过10～13年的加速工业化进程，我国工业化水平的综合指数将达到100，中国工业化将基本实现，这与我们到2020年长期的现代化战略目标要求是相符合的。即使按照‘九五’和‘十五’整个10年间我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速度3.2推算，到2021年，我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也将达到100，中国将实现工业化。”③ 　　现在，明确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在2004年就进入了腾飞阶段，是为了政府部门和企业界能够很好地认清当前与今后一段时期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认清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的腾飞阶段都不同于平常时期。腾飞必然带来高增长，然而，这是不同于平时的高增长。也就是说，同样的高增长率，在平常时期是疯狂的表现，在腾飞阶段却是很正常的状态。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再事后诸葛亮，不必等到2020年中国工业化基本实现之时才认识到2004年之后的这十几年是中国同各个发达国家一样要经历的工业化高增长腾飞阶段。
　　目前需要稳中求进而不是“求退”
　　2011年12月14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要坚持统筹兼顾，切实把握好各项目标、任务之间的平衡，稳中求进。要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更好地结合起来。稳增长，就是坚持扩大内需、稳定外需，努力克服国内外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及时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控物价，就是继续采取综合措施，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防止价格走势出现反弹。④
　　在目前情况下，科学地分析中国任何现实经济问题，都离不开中国工业化腾飞这一时代大背景，都不能忽视这一客观背景，都必须确切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腾飞阶段之后的特殊性。
　　从对中国工业化研究的角度来认识2012年的稳中求进，只能是讲在进入工业化腾飞阶段后第9年的稳中求进。对此的正确理解，必须是先确认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腾飞这一基本事实，缺少对这一事实的认定，应该说是一切都无从谈起。而一旦确认这一事实，就会合乎逻辑地明了现在讲的稳中求进必须是进，而不是退。这种进就是要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的腾飞，直至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全面实现工业化。中国现在不能是空喊工业化，而忽视工业化已经走到了哪一步，到底距离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全面实现工业化还要走多远。在对这个问题不明确之前，按照一般性而不是特殊性发展阶段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没有多高的可靠程度。2012年，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7.5%，2012年一季度的实际增长率为8.1%，不管以后这一数据是否修改（因为一般是要修改的），这一数据是中国工业化进入腾飞阶段以来第一次接近8%的。其他年份政府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都是8%，而实际都不是8%，至少都在9%以上。所以，事实表明，政府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总是与实际有较大区别的，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来，政府调低了经济增长目标，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就会放慢了。在当今经济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的情况下，政府的调控带有一定的探索性，出现逆调控是很有可能的。重要的是，截至目前，中国的决策层似乎对工业化进入腾飞阶段还缺少必要的认识。历史表明，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和相关决策需要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1995年9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一○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九五’期间要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目前过高的通货膨胀率明显降下来，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消除财政赤字，控制债务规模；控制货币信用总量，逐步使货币发行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并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而事实上，中国“九五”期间，遇到的是市场疲软和通货紧缩，与之前预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完全是南辕北辙，截然相反的。
　　笔者认为，对“十二五”开局之年实施稳中求进而不是求退，有些地方理解得非常好。譬如，西部的贵州省，在对国务院2号文件的认真贯彻落实中继续强势推进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再譬如，人均GDP已超过8000美元的浙江省金华市，2012年高昂地提出“赶超发展，浙中崛起”的奋斗目标。金华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建议2012年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0%；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0%；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1.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5%；外贸出口总额增长1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增长10%；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和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排放量削减完成省下达目标；新增城镇就业6.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6％以内。”⑤
　　中国的工业化区域腾飞不同步
　　在中国工业化腾飞的大背景下稳中求进，由于现实之中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国的工业化呈现出区域腾飞不同步的特点，因此，各个区域的腾飞阶段将长短不一，特别是会出现明显的“落点不齐”状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成果指出：“从板块和经济区域看，到2005年东部的工业化综合指数已经达到了78，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东北地区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为45，进入工业化中期前半阶段，而中部和西部的工业化水平指数为30和25，还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领先于全国水平整个一个时期，环渤海地区也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我们的评价分析，清楚量化地标明了各个区域板块的工业化水平差异。从省级区域看，到2005年，上海和北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天津和广东则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而浙江、江苏和山东都进入到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这7个地区都属于工业化水平先进地区，都高于全国的工业化水平。而辽宁和福建两个地区则与全国处于相同的工业化阶段，同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山西、吉林、内蒙古、湖北、河北、黑龙江、宁夏、重庆等8个地区虽然也处于工业化中期，但只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低于全国工业化总体水平。陕西、青海、湖南、河南、新疆、安徽、江西、四川、甘肃、云南、广西、海南等12个地区，还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比全国水平落后一个时期。贵州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前半阶段，刚刚踏上工业化进程，而西藏处于前工业化阶段，还没有开始其工业化进程。”⑥
　　根据该研究成果，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平衡，认识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存在区域工业化腾飞不同步的差距。所以，现在讨论中国社会是否需要慢下来的问题，一定要看到和重视区域发展不同步的这个特点。从总体上讲，工业化腾飞中的稳中求进，是要求进而不是求退，是要平稳快速而不是要放缓放慢下来。只有全国一盘棋，更加努力，更加地又好又快发展，中国才能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即基本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国才能在2030年全面实现工业化，即全面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但是，由于区域发展不同步，在总体快进的同时，并不排除一部分东部发达省市区在2012年就将发展速度放慢，进入经济低速增长期。譬如，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北京市、上海市、杭州市等地和即将先行实现工业化的广东东莞、江苏苏南等地，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步伐已经放慢了，今后还将进一步地放慢。这种发展放慢是受客观约束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与各个发达国家或地区已经经历过的情况是一样的。而其他地方还是要更快发展，这是因基础不同造成的。只是，越临近实现工业化，发展速度越会放缓。待各地先后实现了工业化，各地经济都会进入平稳发展的低增长期，不会再长期地高增长率地发展下去。 　　总之，经济发展是快是慢，不是主观意愿决定的，不是经济政策决定的，而是经济客观规律决定的，是工业化的客观进程决定的。在任何时候，研究经济工作的人们都不能忘记客观的约束性，不能以主观意愿代替客观要求。在2012年，中国已经工业化腾飞的第9年，对于中国经济形势的认识，不能无视工业化腾飞的事实，不能无视区域工业化不同步的特点，不能只是笼统地讲中国社会需要慢下来还是不要慢下来，事实上既不能因为已工业化地区的发展需要慢下来而要求全国的发展都要慢下来，也不能在距离全国实现工业化还有相当距离的时候违背客观要求让大部分地区的发展放慢。
　　要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21世纪，经济学的教学还在讲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其实就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问题是，不研究经济学的人看不见这只手可以理解，而研究经济学的人也看不见这只手就讲不过去了，因为那表明经济学的研究是没有用的。面对中国的工业化腾飞，中国经济理论界需要创新认识和转换观念。如果经济理论界不能准确认识今天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腾飞，对于中国社会是否需要慢下来是不会得出准确认识的，甚至会在莫须有的恐惧中，完全颠倒工业化腾飞的意义，自己吓唬自己，更有可能腰斩原本是自己企盼多年的工业化腾飞，像一些亚洲、拉美国家一样，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20世纪，一些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在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之后，很快奔向了人均GDP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此后，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积攒的各种矛盾开始爆发，而其时体制与机制的更新没有大的进展，于是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增长不断回落或者是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始终停留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没有真正地实现工业化，距离高收入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发展差距。2006年，在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意思是：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按照世界银行的分析，一些东亚新兴国家正在重复拉美国家的老路，未能成功实现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事实上，在东亚，似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地区只有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
　　倘若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腾飞的中国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社会转型进程中，继续重复并始终保持过去由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既定模式，并且人为压低经济增长速度，就很容易出现不适应实现工业化的状态，做出工业化的夹生饭，使得中国的人均GDP难以达到1万美元，难以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所以，在中国2010年实现人均GDP4000美元之后，若不格外地加以警惕，就很容易与那些拉美国家和东亚国家一样，遇到较大的系统性风险，出现经济增长大幅波动或陷入长期停滞，像那些国家一样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久久不能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2012年，世界银行与中国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发布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提醒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面临在没有太多预兆的情况下快速放缓的危险，很多高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一旦国民收入达到某个特定水平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经济学家将这一现象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参与报告编制的人士警告说，经济急速放缓可能会令中国银行业和其他产业中的问题恶化，甚至可能引发危机。”⑦
　　目前，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事实上，对此的讨论焦点并不能简单地归纳为中国社会需要慢下来还是不能慢下来，关键问题是已经进入中等发达阶段的中国能不能更有效率地持续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目前看，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需要认真汲取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两条基本教训：第一，政府不要超越自身职能盲目提高非市场化的社会福利；第二，必须建立有效的市场化经济运行方式，必须切实地转变和提升经济发展方式，依靠高智能人才实现新型工业化。
　　这就是说，在现阶段，即工业化腾飞阶段，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中国社会的转型，面对几乎是2001年6倍多的10万多亿元财政收入，中国政府需要格外谨慎，不能因为政府钱多了就可以随意为老百姓多做好事，政府只能做自己该做的事，既不要取代市场作用，也不能在这个特定时期忽略政府应当承担的全力投入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责任。
　　必须明确，需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工业化的中国，改善民生必须主要依靠市场。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要靠市场，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是主要依靠市场，必须有效地发展市场，才能有效地发展经济，才能真正地改善民生。对此，中国必须重视人均GDP的提高，不能因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就人为地压制经济发展速度，将经济发展的步伐放慢。相比经济总量世界第三的日本，中国的人均GDP只是其1∕10。相比同是金砖国家的巴西、俄罗斯，中国的人均GDP不到其一半。在这种状态下，要求中国经济的今后发展不要搞GDP崇拜，让20%的家庭依靠政府提供保障房和更多的人依靠政府提供的福利改善民生，意欲强行阻碍工业化腾飞的持续，只能是那些现在生活早已经十分优裕并且手中还握有相当大权力的人们的如意算盘，在这些人心中实际上没有“使中国绝大多数人实现生活现代化的目标”。即使为此将中国带进“中等收入陷阱”，他们也许会说，这总比改革开放之前的状况好得多，中国人应该知足，应该感谢政府大大地改善了民生。这种误区是非常危险的，在稳中求进的工业化进程中，有效率地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地改善民生。
　　
　　注释
　　李关云：“1964：日本睁开双眼”，《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11月14日、28日。
　　堵力，曹竞，辛明等：“汉城奥运：一个国家现代文明的拐点”，《中国青年报》，2008年1月8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课题组：“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1995～2005年中国工业化水平评价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9月27日。
　　新华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经济下行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经济参考报》，2011年12月15日。
　　徐加爱：《政府工作报告 ———2012年3月13日在金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金华日报》，2012年3月16日。
　　“世行报告：中国如果不改革 可能面临经济危机”，人民网，2012年2月27日。
　　责 编∕杨昀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