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清代社会文化 红楼梦清代

　　龚鹏程，江西吉安人，1956年生于台北，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历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美国欧亚大学校长、卢森堡欧亚大学（马来西亚校区）校长以及大陆多所学校的（名誉）校长。2004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迄今为止，正式出版的专著已有七十余种。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杰出研究奖等。
　　谈《红楼梦》，是世上顶顶困难的事。清人笔记中说有喜读《红楼》的两个人，每谈此书必攘臂相向，最后只好相约不谈《红楼》以维持友谊。其实这种情况何尝少见？论《红楼》，几乎没有两个人意见是相同的，总要争论不休，所以说此题极难谈。
　　而清代文化，又是个多么大的题目？上下数百年、纵横十万里，其社会与文化岂三数言即可概括？
　　两者加起来，诸位就知道这简直是没法谈的题目了。不过，里仁书局办这个演讲会，徐秀荣兄命我来讲，又不能不应命。无可奈何，且让我从一个极小的角度、一般人极不经意的线索，带大家略窥清代社会文化之一斑。
　　
　　这个线索和角度是什么呢？
　　没有人不晓得清朝是满人建立的政权。但在文学史上，这个满汉问题从来就不重要。因为清朝的文学仍是汉文学，文学风气、流派、作家，基本上亦延续自明朝。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也就很少注意到：满人乃《红楼梦》的主要诠释群体。而其所以如此，最直接的原因，是作者（或最主要的重编整理人）曹雪芹、最先刊刻（且很可能补足了后四十回）其书的高鹗都是旗人。
　　旗人跟满人原本不是同一个概念。满人是种族概念，旗人则是制度形成的。例如汉军包衣，本是汉人，但隶属满旗，乃满人之奴才。又如蒙古人，当然也不是满人；可是满人之所以能得天下，颇赖于与蒙古之结盟，蒙古人亦隶各旗，称为蒙旗。相对于满清入关以后的汉人，他们就都属于满人那一伙。因此，旗人也可以说是广义的满人。我们底下说旗人满人时便不再细分了。
　　清代文人间的满汉畛域并不太大，许多时候你不会觉得。但满汉之间就算再怎么融洽，旗人也仍有其生活圈子。特别是在八旗制度下，包衣之身份、宗学之体制，都会使一般汉人不能涉足旗人之生活领域。因此当我们想要理解曹雪芹及高鹗时，大概就只能仰赖其旗人朋友所提供的线索。
　　例如，敦诚、敦敏兄弟，跟曹雪芹是交往极亲近的友人。敦诚虽未直接谈及曹有写小说的本领及事实。但一再赞扬他的诗才，云“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寄怀曹雪芹》）“牛鬼遗文悲李贺”（《挽曹雪芹》）“诗追李昌穀”（《荇庄过草堂命酒联句》）等等。又形容他为人狂而好饮，早年且曾随其先祖曹寅之织造局任，晚年甚贫，四十岁就死了，儿子又早殇。这些，都是极有用的传记资料，现今红学自传派用以勾勒曹雪芹生平之主要线索即有赖于此。
　　敦敏诗又另提到曹雪芹也善画：“卖画钱来入酒家”（《赠芹圃》）。他们两兄弟乃曹氏在虎门右翼宗学之友人，故所言皆甚亲切，乃第一手资料。
　　另有同时而不相识者，如永忠。永忠有《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云：“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这是首先明确提及《红楼梦》出于曹雪芹之手的材料。
　　同时读过《红楼梦》的人还有明义。其《题红楼梦》有自注说；“曹子雪芹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造，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抄本焉。”讲得比永忠还要明确。
　　嗣后介绍曹雪芹的，主要也是旗人。如西清、裕瑞、梦痴学人、英浩等。他们对曹雪芹未必十分了解，但也许基于都是旗人的亲切感，各分别介绍了一些情况。如西清云其名霑，汉军。裕瑞虽不知其隶属何旗，但“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其先人曾为江宁织造，颇裕。又与平郡王府姻戚往来”。梦痴学人则说得更明确了。也要到了他，才说明曹是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前此大家并不清楚曹雪芹属于哪一旗。
　　依他们的叙述，可知《红楼梦》一书基本上被这些满人认为即是曹雪芹所作（其中只有英浩说是编）。作书之因缘，则是因曹曾随祖上在江宁织造任，“故繁华声色阅历者深”（西清，《桦叶述闻》）。
　　现代红学自传说的基本框架，即采自这批满人之见解。故我们可能就会忽略了同时期汉人对此书及作者之陌生。
　　以袁枚为例。他是乾隆朝最著名的文人，大名士，交游遍天下，又与曹雪芹几乎是同时代的人，跟明义还有交谊。明义有《和随园自寿诗韵》十首，里面说：“随园旧址即红楼，粉腻脂香梦未休”。袁枚相信他的随园即大观园旧址，恐怕就是因为读了明义这批诗的缘故。但袁枚对曹雪芹却是毫无了解的，道听涂说，以为曹雪芹是“曹楝亭织造之嗣君，相隔已百年矣”，把曹家辈分搞乱了好几辈。他可能也没有真正读过《红楼梦》。因此，听明义讲到该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就以为是讲妓家风月。把明义题《红楼梦》的诗想象成是在咏娼妓，说：“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豔”云云。
　　袁枚尚且如此，其他汉人文士就更不用说了。当时根本没有一个人认识乃至听说过曹雪芹。
　　评价也不一样。旗人中，敦诚敦敏是朋友，固然多是美言；永忠读《红楼》，对作者也备极钦仰，曰：“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明义之题词，态度亦复相同。
　　可是汉人读到此书的人却多从道德上去批评它。如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说曹雪芹因写此淫书而在地狱中受苦刑：“盖其诱坏身心性命者，业力甚大，与佛经之升天堂正作反对。嘉庆癸酉，以林清逆桉，牵都司曹某，凌迟覆族，乃汉军雪芹家也。余始惊其叛逆隐情，乃天报以阴律耳。伤风教者，安能逃哉？”
　　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四编卷四也说：“曹雪芹实有其人，然亦老贡生，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后萧条，更无人稍为矜恤。则未必非编造淫书之显报矣！”
　　同治初年，汪堃《寄蜗残赘》、陈其元《庸闲斋笔记》等书，也都有毛庆臻之类讲法。陈其兄甚至明指参与天理教叛乱桉的是曹雪芹之曾孙曹勋。梁说同样讲曹雪芹恶有恶报，但说曹雪芹无子孙，绝了后，与陈汪诸家相反。而他们指责《红楼梦》是淫书却是一致的。其评价显然与满人之嗟赏惋惜迥异（汉人中当然也有欣赏该书的，如袁枚就是。但同样是把该书看成淫书。）
　　高鹗的情况，与曹雪芹不同。曹无籍籍之名，又无科第，交游圈极小，且非主流，故即使满人永忠也“同时不相识”。高鹗则是汉军镶黄旗人，乾隆乙卯进士，由内阁侍读考选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不惟颇参政务，且与一时名士多所往来，是嘉庆间著名诗家张问陶的妹婿。有文集及《砚香词》，又据张问陶言，他还有《传奇红楼梦》。
　　《传奇红楼梦》，杨恩寿《词余丛话》卷三说：“余数访其书未得，所见者，仅陈厚甫先生所著院本耳。”其实张氏讲的并非戏曲传奇，而仍只是今本小说《红楼梦》，故底下接着说该书：“八十四回以后，俱兰墅所补”。杨氏误以为“传奇”两字是指戏曲，当然找不到啦。可惜王国维《曲录》卷五受杨氏误导，竟著录了一本高鹗作的戏曲。说：“《红楼梦》一本，见杨恩寿《词余丛话》，国朝高口口着。高字兰墅，名里不详”。这不但是据杨氏而误，显然也不知兰墅乃高鹗之字，更不了解高鹗其人。王国维是写过《红楼梦评论》的大行家，对高鹗却如此不熟悉，实在令人吃惊。
　　不过这也显示了满人汉人之间毕竟理解上颇有参差。故满人震钧《天咫偶闻》记高鹗，就推测高与张问陶相处并不好，所以张的妹妹是抑郁而亡的。原因是：“兰墅能诗，而船山集中绝少唱和，可知其妹饮恨而终也”（卷三）。实则二君唱和虽不多，偶存之作，仍可见其交谊。如张《赠高兰墅》云：“侠气君能空紫塞，豔情人自说红楼。逶迟把臂如今雨，得失关心此旧游”。记久别重逢之喜，于高颇为推许，可见绝非相处不睦之姻亲。
　　高鹗的事，也有个跟曹雪芹类似的余波。奉宽《兰墅文存与石头记》说：“最近内务府老友张博儒君文厚谈其同事恒泰君，姓高氏，内府镶黄旗，官护军参领，寓地安桥东拐棒胡同。家贫，岁底结棚鬻年糕于桥头，人呼桥高。今已物故。尝自言《红楼梦》乃其先人所作，盖兰墅后人也”。此说晚出，见于一九三一年《北大学生》一卷四期。奉宽乃笔名，说高鹗后人落魄卖年糕，与毛庆臻等人说曹雪芹后裔被祸，可谓遥相呼应。
　　以上是关于作者的问题，明显可以看出：因为《红楼梦》作者、编者、续者均为旗人，故旗人对此书之兴趣显然高于汉人。事实上，它的抄者、刊刻者、传播者主要也是旗人。
　　很少人注意到《红楼梦》的传播乃是以北京为中心的。郝懿行《晒书堂笔录》卷三就说：“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毛庆臻也说：“乾隆八旬盛典后，京版《红楼梦》流行江浙”。可见北京在《红楼梦》的传播上居于中心位置。嘉庆二十二年，得舆《京都竹枝词》甚至把《红楼梦》之流行视为京城特殊景观：“做阔全凭鸦片烟，何妨做鬼且神仙。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张子秋《续都门竹枝词》同样如此，曰：“《红楼梦》已续完全，条幅斋纨画蔓延，试看熟车窗子上，湘云犹是醉憨眠”。
　　这是乾嘉时的风气。直到光绪，读《红楼》、谈《红楼》仍是北京之特色。所以徐兆玮《游戏报馆杂咏》说：“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庐考索多？”自注曰：“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李放《八旗画录》卷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说：“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足证《红楼梦》之流行，乃至出现“红学”一词，主要是北京士大夫之提倡。
　　北京士大夫当然不尽是旗人，但旗人家为北京风俗之主要推手，殆无可疑。
　　这还有个辅助说明的例证，那就是它的版本状况。
　　《红楼梦》的版本问题极其复杂。它早先只有抄本，流行于曹雪芹友朋亲戚间，现有所谓的脂砚斋、畸笏、棠村等人之批本，均批在这些抄本上。今存早期抄本，通称《脂砚庙重评石头记》的有甲戌、乙卯、庚辰诸本。
　　甲戌本是大兴人刘位坦在北京鼓担上购得的，传其子刘铨福。近也有人怀疑所谓脂批，其实多出刘铨福等人之手。但不管如何，此本即出于北京。
　　乙卯本，因避清代国讳“玄”“禛”，又避两代怡亲王胤祥、弘晓的“祥”与“晓”字，故推测应该是怡亲王弘晓府中的原抄本。
　　庚辰本，又称脂京本，也出自旗人家，在北京隆福寺地摊上被购得。
　　还有戚蓼生序的抄本一种。戚序本乃是各种脂本中最早被人发现并付印的本子（有正书局本），但这个抄本却不是当年付印之本，系另一人所抄。约抄于咸同年间，后归扬州靖氏。靖氏即旗人。
　　这些抄本都是残缺的，完整的是《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红楼稿》。此稿在山西被发现，不过收藏者为汉军镶黄旗人杨继振。此君曾着《星风堂诗稿》《五湖烟艇集》。
　　另外还有一本蒙古王府抄本及靖应鹍藏本。靖藏本发现后，红学界惊为天人，因为它有不见于其他抄本的脂批百余条。高阳先生和我却对它颇有怀疑，都有文章考证，认为它是伪造的。不过，不论伪不伪，靖应鹍也是旗人，自称于乾嘉年间迁江都，清末再迁南京。
　　靖藏本中据说夹了一张“夕葵书屋”的过录残纸，故红学家多相信曾有一个夕葵书屋本。夕葵书屋，是吴山尊的斋号。吴氏是八旗诗汇《熙朝雅颂集》的主要编纂者。
　　纵观现存这些抄本，实可说有惊人的巧合，因为几乎都与旗人有关。包括蒙古王府本，亦是蒙旗所传。乃旗人抄、旗人读之本。
　　刊刻本中，高鹗程伟元的本子最为重要。他们的版本之外，乾隆五十一年乙酉还有一个舒元炜作序的本子，一般称为乙酉本。舒元炜也是旗人。
　　在今存各本以外，犀背山樵还提到过：“余在京师时，尝见过《红楼梦》原本，止于八十回，叙至金玉联姻、黛玉谢世而止。今世所传一百二十回之文章，不知谁何伧父续成者也。原书金玉联姻，非出自贾母、王夫人之意，盖奉元妃之命，宝玉无可如何而就之，黛玉因此抑郁而亡，亦未有以钗冒黛之说”（序嫏嬛山樵《增补红楼梦》，道光四年刊本）。这是与今本不同的另一个抄本，八十回。但非未完之八十回，谓原书只八十回。
　　光绪二十三年邱炜萲《菽园赘谈》也提到这种八十回本：“此书旧为抄本，只八十回。倪云癯曾见刻本，亦八十回。后四十回乃后来联缀成文者，究未足为据。或以前八十回为国初人之旧，而后四十回即雪芹所增入”（卷四）。
　　这种八十回本既曰已刻，则亦非今所见之本。把八十回本跟一百二十回本分开，视为两书，又与另一种传说相呼应。因为早在乾隆间，周春就讲过：“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抄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微有异同。”百二十回本，可能就是今存《红楼梦稿》，但八十回本《石头记》却仍徒供想像。
　　依这些笔记所载，可知清代社会上流行的《红楼梦》，版本其实远比今日所见者更为复杂。像苕溪渔隐嘉庆二十二年的《痴人说梦》用以校勘的“旧抄本”，就颇与今存甲戌、乙卯、庚辰诸本不同。
　　郑光祖的《一斑录杂述》卷六也说：“曾于所知家见有《红楼梦》抄本十余本，中多删改。意是原稿。虽已不全，而本末完善。”据他说这个《红楼梦》原稿，结尾处是林黛玉的诗，而均与刊本不同。这是道光年中的事。可是今传刊本并不以潇湘妃子诗作结尾，这样的抄本亦未之见。
　　另外，赵之谦《章安杂说》还提到另一种本子：“余昔闻涤普师言：本尚有四十回，至贾宝玉作看街兵、史湘云再醮与宝玉方完卷，想为人删去。”这是说原本一百二十回，后来才删成八十回。而这个百二十回的“原本”，当时似乎确实存在于光绪间。因为甫塘逸士《续阅微草堂笔记》载：“戴君诚甫曾见一旧时真本，八十回以后均不与今本同。荣宁籍没后，均极萧条，宝钗亦早卒，宝玉无以作家，至沦于击柝之流。史湘云则为乞丐，后乃与宝玉仍成夫妇，故书中回目有‘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之言也。闻吴润生中丞家尚藏有其本，惜在京邸时未曾谈及。”讲的就是这个本子，而此本即藏于北京旧家中。
　　到底原稿是八十回，而后来续成一百二十回；还是原有一百二十回，被人删成了八十回；抑或八十回、百二十回原系两书，在红学上本是最令人头痛的问题。可是真正难以董理的，还在这个八十回本不同于那个八十回本，“八十回本”或“百二十回本”都是复数。
　　而且版本问题并不只八十回、一百二十回而已。另有号称原本的后三十回。如逍遥子《后红楼梦序》说：“同人相传雪芹尚有《后红楼梦》三十卷，遍访未能得，艺林深惜之。顷白云外史、散花居士竟访得原稿，并无缺残。”这个本子，“全书归美君亲，存心忠孝，而讽劝规警之处亦多”，显然与今存诸本迥异。
　　另一种号称是原本的，则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咸丰十年八月十三日：“泾县朱兰波藏有《红楼梦》原本，乃以三百金得之都门者。六十回以后，与刊本迥异。壬戌岁，余姚朱肯夫编修于厂肆购得六十回抄本，尚名《石头记》。”这是两种在北京出现的抄本，一本六十回，一本六十回以后与刊本不同。平步青《霞外攈屑》卷九更说：“原本与高鹗改本先后开凋，世喜观高本，原本遂湮，然厂肆尚有其书。”
　　此外，解弢《小说话》又说：“余于京都肆上，得抄本《石头记》三册与通行本多有不同处：晴雯之表嫂即多姑娘；柳五儿死在晴雯之先；芳官戴皮冠，反着狐裘，宝玉呼之为耶律匈奴，后音转为野驴子。此类尚多，今不复省记”。这是个残本，但显然不只是后半部不同而已。
　　这些本子，细究之，便会发现大抵亦均出于北京：或藏于故家，或发现于厂肆（琉璃厂书肆）。
　　而其实，皇家便是此书的主要读者群。例如唯我《饮水诗词集跋》曾载：“某时高庙临幸满人某家，适某外出，检书籍，得《石头记》，挟其一册而去。某归大惧，急就原本删改进呈。高庙乃付武英殿刊印。书仅四百部，故世多不传。今本即当时武英殿删削本也。”这里所记载的《红楼梦》删改原委，索隐派曾引为张本，如王梦阮《红楼梦索隐提要》便说：“当顺康之世，入关未久，天下文网尚不甚密，是书原本当不免有直率疏漏处。至乾隆朝，事多忘讳，档案类多修改。《红楼》一书，内廷索阅，将为禁本，雪芹先生势不得已，乃为一再修订，俾欲隐而愈不失真。”
　　王梦阮认为此书是为顺治出家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故原著作于康熙中叶，曹雪芹只是删订者，删改之原因则是“内阁索阅”。不管其说你以为如何，但持此说者，显然都以皇帝要看《红楼梦》为其前提。
　　徐珂《清稗类抄·著述类》还提到一个故事：“京邸有陈某者，设书肆于琉璃厂。……一日，访友于乡，友曰：‘乱离之中，不知何人遗书籍两箱于吾室，君固业此，趣观之，或可货耳。’陈检视其书，乃精楷抄本《红楼梦》全部，每页三十行，三十字。抄之者各注姓名于中缝，则陆润庠等数十人也。乃知为禁中物，亟携之归，而不敢示人。……其书每页之上均有细字朱批，知出于孝钦之手。盖孝钦最喜阅《红楼梦》也。”
　　可惜这个慈禧太后的批本未能流传下来，但禁中颇读《红楼梦》当为事实。
　　换言之，《红楼梦》作者、编者、续作者均是旗人，抄者、读者、刊者、批者、售者也以北京为中心向外传播。宗室、王府，甚至禁中都颇流行此书。版本的情况，跟我们前面引用一些笔记、竹枝词来说明红楼热或红学热主要出诸北京，甚且主要出于旗人，适相符合。
　　但问题还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还要继续追问：旗人读者热衷此书，主要关注点是什么？仅是因作者编者皆我满人之故，抑或是另有其他？是什么如此吸引他们？
　　这个关注点，当然也不必只是一个。满人读者相对于汉人，或许可视为一大类，但这一大类内部也仍有不同，不可能完全是同质性的一种心态、一种读《红楼梦》之法。
　　所以我们看梁恭辰《此东园笔录》卷四就记录了满人另一种观点：“满洲玉研农先生麟，家大人座主也。尝语家大人曰：《红楼梦》一书，我满洲无识者流每以为奇宝，往往向人夸耀，以为助我铺张。甚至串成戏剧、演作弹词，观者为之感难唏嘘，声泪俱下，谓此曾经我所在场目击者。其实毫无影响，聊以自欺欺人，不值我在旁齿冷也。其稍有识者，无不以此书为污蔑我满人，可耻可恨。……我做安徽学政时曾经出示严禁，而力量不能及远，徒唤奈何！……那绎堂先生亦极言：《红楼梦》一书为邪说僻行之尤，无非糟蹋旗人，实堪痛恨。我拟奏请通行禁绝，又恐立言不能得体，是以隐忍未行！”
　　此说可分两部分看，一是说满洲人每以《红楼梦》为奇宝，往往向人夸耀，以为助我铺张。这正好解释了上述各种问题。抄、读、讨论、倡为“红学”、讲说曹高故事等，之所以多发动于满人，即出于此种心理。但梁恭辰所讲的另一部分，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梁恭辰自己是以《红楼梦》为淫书的，故他引满人玉麟，那绎堂之言为自己主张禁书之举张目。不过，由他之记录即可见满人中虽大部分以《红楼梦》为荣，觉得它铺张了旗人“风月繁华”的一面，但也有不少满人感到此书对满人有讥刺之意。
　　本来，谓《红楼梦》言情或诲淫者，均不罕见，乃此书读者常见之反应。但把诲淫视为“糟蹋旗人”“污蔑我满人”，却是把满汉之见渗入了的结果。
　　既有满汉之见横梗于心，自然也就会揣想它到底因何而作、到底在讥刺什么。曹雪芹自道其家世，讥刺自己及其家族长辈吗？这当然是讲不通的。因此自传说于此无用武之地，代之而起的乃是他传说，猜测《红楼梦》究竟具体描绘了哪一家的事。
　　说此书是讲明珠家的事的人最多。据赵烈文《能静居笔记》载：“谒宋于庭丈翔凤于葑溪精舍。于翁言：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似乎此说自乾隆朝即有，且由乾隆自己所倡。
　　赵烈文这本笔记在近代史料中很有价值，但论小说非其所长，谈及曹雪芹，竟然说：“曹实栋亭先生子，素放浪，至衣食不给。其父执某，牖空室中，三年遂成此书。”可见他对曹并不了解。宋翔凤也只是道听涂说，故有此误。
　　不过，正因是道听涂说，反而可以知道此说早已流传甚广了。事实上，此说亦不只腾于口说而已，笔记中记述亦不少，如平步青《霞外攈屑》卷九：“《燕下乡脞录》卷五引徐柳泉云：‘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陵十二，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假。妙玉以看经入图，犹先生以借观藏书，就馆相府。以妙玉之孤洁而横罹盗窟，并被以丧身失节之名，以先生之贞廉而瘐死圜扉，并加以嗜利受赇之谤，作者盖深痛之也。……相传云：乾隆末，明相孙成安，以多藏为和珅婪索不遂，又涎美婢侍明相夫人者，作紫云之请。成靳不与，固索之，乃以明相夫人为辞，并微露禁脔不容他人染指意。和珅挟恨，以事中伤之，籍设遣成，婢为所得而不死。成之业师某，目击其事颖末，造为此记。半属空中楼阁。以贾政影明相，贾珠早死影容若，又以贾敬丙辰进士，故乱其辞，以宝玉影揆叙。……以蒋玉函影和珅，以和小名琪官故也。”
　　此说有个重点，对所有索隐本事者均有重大启发，即是它指明了《红楼梦》的影射之法是用美女去写名士，十二金钗及《红楼》诸豔都是当时名士。
　　钱静芳《红楼梦考》反对这种把美人与名士相比附的办法，认为很难确指；也不依从明珠与和珅交恶说，另主纳兰容若之情事说。谓：“是书力写宝黛痴情。黛玉不知所指何人，宝玉固全书之主人翁，即纳兰侍御容若也。使侍御而非深于情者，则焉得有此倩影？余读《饮水词钞》不独于宾从间得訢和之欢，而尤于闺房内致缠绵之意。即黛玉葬花一段，亦从其词中脱卸而出。是黛玉虽影他人，亦实侍御之德配也。”
　　以玉为纳兰容若，乃是老传说，如孙桐生《妙复评石头记序》即云：“作者姓名不得传，访诸故老，或以为书为近代明相而作。宝玉为纳兰容若。以时事文集证之或不谬，其曰珠曰瑞，又移易其辈行而错综之。若贾雨村，则高江邨也。”后来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更把这种说法视为他传说之代表：“综观评此书之说，约有二种，一谓述他人之事，一谓作者自写其生平也。第一说中，大抵以贾宝玉为纳兰性德。”王国维且认为此说：“要非无所本”，因为纳兰的诗词中确有若干端倪；只是他反对用考证本事之法去读小说，故不采其说而另辟蹊径罢了。
　　在讲《红楼梦》即影射明珠家事时，曾有人提到和珅与明珠的恩怨，而有趣的就是：《红楼梦》到底指谁家事之第二大候选人，正是和珅。缺名《谭瀛室笔记》说：“和珅秉政时，内宠甚多，自妻以下，内嬖如夫人者二十四人，即《红楼梦》所指正副十二钗是也。有龚姬者，齿最稚，颜色妖豔，性冶荡，宠冠诸妾。顾奇妒，和爱而惮之，多方以媚其意。……和少子玉宝，别姬所出，最佻达。龚素爱之，遂私焉。……玉宝好为冶游。……有婢倩霞，容貌姣好，姿色豔丽，髫龄入府，聪颖过人，喜学内家妆，手洁白，甲长二寸许，幼侍玉宝，玉宝嬖之。龚姬嫉其宠，谗于和妻，出倩霞。玉宝私往瞰之，倩霞断甲赠玉宝，誓不更事他人，郁郁而死。玉宝哭之恸，隐恨龚姬。龚姬多方媚之，玉宝终不释。和府故多梨园子弟，皆极一时之选择，有贴旦名珍儿者，尤姣媚，昵昵依人，玉宝与结断袖之契，辄夜宿其家。龚姬廉知其事，大恨曰：‘儇薄子乃如此妄作耶？’亟率侍婢十数人，联灯列炬，潜出府后门，掩其不备。玉宝大惊，肘行以逆，叩头求免。珍儿伏地战栗，不敢仰视。龚姬叱令举首，烛之美，遽慰之曰：‘汝勿恐，吾非噬人者。’竟与偕归，亦留与乱。是夜，龚姬以暴疾死，死后恒为厉府中。和知之，以珍儿殉焉，乃不为厉。”
　　按，此说见护梅氏《有清逸史》。龚姬即《红楼梦》中袭人，倩霞即晴雯，字义均有关合，而玉宝为宝玉，尤为明显，不过颠倒其词耳。《红楼》一书，考之清乾嘉时人记载，均言刺某相国家事。但所谓某相国者，他书均指明珠；护梅氏独以为刺和珅之家庭，言之凿凿，似亦颇有佐证者。
　　《红楼梦》确实较多人主张是刺明珠家，认为是刺和珅者少。但我们不要忘了，传说并不能仅由文献上诊断，至今论大观园者，还有不少人力主其遗迹即在现今的恭王府，而恭王府的前身正是和珅之宅第。明珠的园林，是后来的醇亲王府。虽也傍着后海，如今却少有人提及，可见《红楼梦》影射和珅家事毕竟仍有其老势力。
　　明珠、和珅之外，周春《阅红楼梦随笔》说是靖逆襄壮侯张勇家的事，也有许多人说是王府家的事，还有些人说乃皇室宫闱之事。例如顺治出家、废太子允礽等等。
　　以上诸说，过去笼统视为索隐派，未注意到它多出于满汉之见。实则谢道隆《红楼梦分咏绝句题词》自注早已点明：“满洲诸老常以《红楼梦》乃讥国初故满相某公之书，屡焚禁之，而不能绝也。”把《红楼梦》视为揭露满人贵室豪奢淫佚之书，故切齿欲禁之者，正是某些满人。
　　此种读法，亦使得他们不会赏其写情之深刻缠绵，而只注目于它的揭露骄奢以及种族问题。
　　种族主义之读法，当时必已甚盛，所以梦痴学人《梦痴说梦》才会刻意说：“《红楼梦》演南北一家，满汉一理之义，不必讲南宗北派，亦不必论满汉殊俗。总不出君子得之固穷，小人得之轻命的道理。”看此语，便知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正因时人颇谓《红楼梦》有歧视诬蔑满人之意，所以才特从义理上说，以超越满汉之见。清中叶一些从义理上讲《红楼梦》的人，例如说：“《风月宝鉴》者，先天下圆图也。《金陵十二金钗》者，一破为二也，《红楼梦》者，小人剥庐也。《石头记》者，硕果不食也。《情僧录》者，性命双修也”（同上）。以《大学》《中庸》《易传》《西游》炼丹讲《红楼》，今人往往嗤其迂腐牵强，其实恐怕即是为了纾解满汉略域，避免书被禁焚而发的。
　　邱炜萲《续小说闲评》的另一段评论也可看出类似的心情：“曹雪芹撰《红楼梦》，花雨缤纷，洒遍大千世界，锦绣肝肠，普天之下谁不竞呼为才子？而说者乃以林、薛以下诸美人皆不缠足，谓为隐刺满洲巨族某相国府中阴事，以蒙、满妇女均素足故也。传疑传信，莫知其始。满洲巨族，闻及此书，辄形切齿，毁禁者屡矣。不知中国文字历来传美人者，原不称及双弯。《杂事秘辛》古艳香浓、千古绝调，特写素足，岂以此亦为满洲妇女乎？文字写美人缠足，古虽有之，除一窅娘外，并不指定谁何。至元时，《西厢记》始以专誉双文，而原本《会真记》无有也。《西厢》伪事，何足据为典实？今于《红楼梦》不缠足美人，遂疑曹氏为有意影射，恨其事而并怒其文，不已冤耶！燕北闲人特著《儿女英雄传》，极写义侠以称满人，将藉此以平局外之气，用心可为厚矣。至思夺雪芹一席，而阻《红楼》行世，尚属未能。今无论其是否刺清代相国之作，即是矣，《琵琶》中郎、《荆钗》十朋，人自鉴别，书自流传，亦何能阻？况劣笔如《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后梦》、《红楼续梦》、《红楼幻梦》、《红楼圆梦》之数种者，本无盛名，犹未能一扫而空，而《红楼梦》原书腾焰难灭，更可知矣。必不得已，再著一书，以匡古人之失，如《荡寇志》名为《结水浒》，以反正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可也。余观满洲人，非无擅长说部之长，乾隆间有某知县著《夜谈随录》，其笔意纯从《聊斋志异》脱化而出；咸丰间余小汀相国之子桂全著《品花宝鉴》，独开生面，皆能语妙一时，而名后世。他如《啸亭杂录》多记名人轶事、国家勤政，闻为道光朝礼亲王昭梿所辑编。以说部而兼史稿，天潢宗派，强识劬学，更为难得。于此有人焉，苟纵其才力之所至，十年伏案，弃稿三楼，以专成一种必传之作，与《红楼》争胜，是天地间又增一大部空灵奇妙文字，与后世才人同声赞叹，何快如耶！”
　　本文乃是为调停满汉之见而作的，非常有意思。第一段，就写不写女子缠足之问题，举古代小说罕写女人脚为证，企图淡化《红楼梦》即是阴刺满人之印象。这当然也只是刻意如此讲。因为古代文学作品中写女人足并不罕见。何况古代不缠足就大家都不缠，元明以后流行缠足就都大家都缠，未有良家女而素足者。清代才是汉人女子缠足而满族为素足，满汉之殊，这是个分辨的重要标识。邱炜萲要人忽略这个标识，不要管它到底是不是描写满族巨室，毋宁太不现实。后世论者，事实上亦仍多在此大做文章，例如王梦阮《红楼梦索隐提要》就说：“书中所写为满人、为汉人、为满装、为汉装，本迷离难考，然作者亦自有故意流露处。大抵宫闱之内皆北地胭脂，惟董惟刘的是南朝金粉，故刘姥姥到潇湘馆，忽提出绣鞋二字，则妃子为蛮足可知”。王氏是主张董小宛入宫的，故其说如此。丘炜萲想叫人莫注意书中女人的脚，显然很难！
　　第二段说《儿女英雄传》之写作属于《红楼梦》之反影响，却极具特识。他曾在《菽园赘谈》卷四《小说闲评》中分析过：“《儿女英雄传》是有意与《红楼梦》争胜。看他请出忠孝廉节一个大题目来，搬演许多，无非想将《红楼梦》压住……。然非作《红楼梦》者先为创局，巧度金针，《儿女英雄传》完安得隐宗其长而显攻其短？攻之虽不克，而彼之长已为吾所窃取而鸣世。又安知《儿女英雄传》显而攻之者，不从而阴为感耶？《红楼梦》得此大弟子，可谓风骚有正声矣。”
　　此处续评即是这个意思的发挥。不但指出两书内在的关联，且注意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文康正是满人。又谓其力反《红楼》，极写义侠以称扬满人，乃是“藉此以平局外之气”。
　　这就说明了《红楼》初出时，满人颇以为荣，然而渐渐就可能受了一部分汉人读者谓其内容淫佚之影响，疑心该书旨在暴露、攻击旗人世家之丑状，而对该书愈来愈不满。邓狂言《红楼梦释真》说《郎潜记闻》等书都曾指实《红楼梦》所描述的是满旗重臣家事，故“为满人深恶，而禁令屡申。官文、胡林翼尤为切痛，一则云：“骂满人太恶”，其本旨也；一则云：“坏人心术”，其托辞也。”即指此现象。
　　表面上《红楼梦》屡屡招禁，是因内容晦淫，然真正原因却是因它触动了满汉心结。在这种心结下，禁《红楼梦》固然是个办法，但又禁不了。既禁不了，那就只能再写一部反《红楼梦》的小说。
　　反《红楼》，不只在主题宗旨上要与《红楼》不同，大讲忠孝节义。更要将此忠孝节义归于满人，以扭转被歪曲了的满人形象。
　　丘炜萲这样的推测，不能说无其社会心理基础。《儿女英雄传》在五四运动以后，评者多赞美其言语结撰之工，而鄙其思想意识之俗。谓其大谈忠孝节义甚为迂腐。其实就是脱离了这种社会心理评价，没把清代嘉道咸同光绪间为何会出现《儿女英雄传》、为何会出现一大批强调伦理道德的批本、为何会产生一大批纠正《红楼梦》偏畸缺憾的红楼续作等现象一并合起来观察。
　　文章的第三段，是说《儿女英雄传》虽没能压倒《红楼梦》，但满人多才，他期许未来当有大手笔可以完成此一任务。这其实是藉赞美满人以化解满人对《红楼梦》的敌意。
　　他的叙述也确实提醒了我们：在汉代文学发展史上，满人的表现实在很可观。入关不多久，竟然在诗词上有纳兰容若、小说方面有《红楼梦》这样的成就，后来则还有丘炜萲提到的各种作品，这是辽、金、元都赶不上的。
　　辛亥革命以后，排满成功，汉人重新主导政权，按理说满人对《红楼梦》的诠释观点与心态亦应逐渐淡化或隐退。谁知不然。这件事最有趣之处，即在于：旗人所倡之红学、旗人作家曹雪芹、旗人作品《红楼梦》，比从前还要受到重视；满人所持“讥刺满人说”也同样大获发扬，所谓索隐派，其实即由此衍出。
　　如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便明言：“近人《乘光舍笔记》谓书中女人皆汉人、男人皆满人。以宝玉曾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尤与鄙见相合。《乘光舍笔记》不知撰人，谓：《红楼梦》为政治小说，全书所记，皆康雍年间满汉之接构。此意近人多能明。按之本书宝玉所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便可见也。盖汉字之偏旁为水，故知书中之女人皆是汉人。明季及国初人多称满人为达达。达之起笔为土，故知书中男人皆指满人。由此分析，全书皆迎刃而解。”
　　这是彻底的种族主义读法。所以认为一旦破译汉满密码（男人与女人），全书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作者称清初为国初，可见是清朝人。而蔡元培之索隐，一般人只注意到他以拆字或影射推求本事之方法，却未发现他的解析观点正是此种满汉之见发挥。比如他说：“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作者深信正统之说，而斥清室为伪统，所谓贾府即伪朝也。……作者于汉人之服从清室而安富尊荣者，如洪承畴、范文程之类，以娇杏代表之，娇杏即憿幸……。于有意接近而反受种种之侮辱，如钱谦益之流，则以贾端代表之。……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即指胤礽……”
　　凡此等等，可说均由满汉着眼，谓全书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蔡元培之后，邓狂言《红楼梦释真》也仍采此眼目，把《红楼梦》比于郑所南之《心史》，说悼红轩的红即是朱、集是明朝，基本上同于蔡元培。
　　但它有一大异于蔡元培之处，那就是作者问题。蔡仍用曹雪芹著书说。可是若说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增删本书，则吊明之义也”，一个满人的包衣曹雪芹，为何会有这种吊明之思呢？这与曹的旗人身份是不相合的，其人不可能持汉人种族主义。故若谓全书之旨端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作者问题就真成了个问题。
　　邓狂言因此抓住曹雪芹“增删”一词，说：《红楼梦》之作当在康熙时代，疑是吴梅村所作，或非一人作，曹雪芹只是后来一位编辑增删者而已。后来索隐派讲《红楼梦》隐喻悼明斥清之意者，大抵都依此思路，不承认曹雪芹的著作权。《红楼梦》的诠释，发展至此，就与满人之见不同了。满人恐怕不会不维护曹雪芹的著作权，强调它乃是满人作的。
　　由满人的种族之见，衍出汉人种族之见，看来匪夷所思。实则种族主义的内涵是一样的，彼此转注，有何稀奇？且正因满人已有此说，嗣后才会衍出汉人之种族小说论。汪堃《寄蜗残赘》卷九曾载：“闻一旗下友人云：《红楼梦》为谶纬书”。此语不知何义，难道讲的就是这由满转到汉的预言吗？我申论及此，不禁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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