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澳大利亚戏剧“新浪潮”运动] 戏剧新浪潮
时间：2019-05-15 03:16:3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澳大利亚戏剧家们试图建立反传统的新戏剧模式展现真实的澳大利亚，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彻底颠覆了传统戏剧模式，这就是澳大利亚戏剧的“新浪潮”运动。本文从社会背景、主要特征和代表作家作品三方面分析介绍了这一重大变革。
关键词：“新浪潮”澳大利亚戏剧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澳大利亚戏剧界突破传统的羁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浪潮”运动(“New Wave”)，历时十余年，在内容和形式上对澳大利亚戏剧进行了重大变革，开创了一个剧作家辈出、作品众多、表现手法新颖的繁荣局面，在澳大利亚戏剧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新浪潮”运动的社会背景
澳大利亚戏剧“新浪潮”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二战和朝鲜战争之后，澳大利亚经济迅速腾飞，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引起了道德观念乃至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蓬勃发展更新的通讯技术手段和国际交通使得国际上各种思潮得以迅速冲击澳大利亚，改变着人们的认识与见解。经历战争劫难后的澳大利亚人原有的薄弱信念也开始动摇。数十万犹太人惨遭屠戮，原子弹顷刻间夺去了无数无辜的生命，对此人们不禁对上帝是否存在，是否仍然关心着人类的疾苦提出了质疑。人们普遍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构建一个更好的社会。正是这种信仰危机滋生了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又导致了享乐主义。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又使人们有了及时行乐的物质基础。于是旧的道德规范被颠覆遗忘，社会道德每况愈下：毒品肆虐，性解放成了时髦，同性恋由被法律禁止摇身一变被主流社会所接受；避孕药的推广发明成了婚前性行为的保障；妓院由秘密走向公开，并为法律所允许；裸体浴、裸体演出开始流行；报纸、广播、电视台、舞台上随意使用不堪入耳的“Fuck”等四字词语。可以说，这个时代对广大的澳大利亚人来说是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一个物欲享乐的时代。
战后社会的这些新变化既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澳大利亚作家和艺术家的思考。他们开始深入人的内心，探究人的本质及其命运；探究人类痛苦的根源以及上帝是否应对此负有责任；有的作家则深感人类面临着新的危机，因而为此苦苦探寻着出路，认为只有经历肉体上的痛苦才能达到灵魂的最后升华。经济的繁荣为戏剧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瞬息万变的社会意识形态需要创作时间短、易于写实的戏剧形式来反映；社会对舞台上任何语言与表现手法的宽容为戏剧的变革也提供了有利条件。
澳大利亚战后戏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向“新浪潮”的。
二、“新浪潮”运动的主要特征
澳大利亚“新浪潮”戏剧运动是当代澳大利亚文坛遍及各个领域的文学变革运动中的一部分。
“新浪潮”戏剧家们创办了“拉马马剧院”作为试验场地。新戏剧在内容、语言、创作技巧上都对传统戏剧进行了大胆改革更新。内容上多带荒诞色彩，重点不再是表现人与环境或是人与人直接的冲突，而以刻画多重性格的人物内心冲突为主。方言，口语化甚至粗俗的甚至粗俗的语言更是对传统戏剧的极大突破。剧作家们也抛弃了传统的戏剧格局与情节推进，采用更为灵活的表现方式，不拘泥于场地，不局限于道具布景。
“新浪潮”戏剧家们虽深受欧美现代主义文化的影响，但是在创作中始终强调要呼喊出“真正的澳大利亚的声音”来。各种思潮与创作手法经过本土化加工修饰，创作出的作品不仅表现层面“澳味”浓厚，更是带有明确的倾向性，去探索澳大利亚人的内心层面以及澳大利亚的整体形象与价值。与小说流派中推广的反澳化观点不同，戏剧作品中各种人物活动的背景都被打上了深刻的澳洲印记。直至七十年代后“新浪潮”运动高峰之时，澳大利亚方言土话俗词俚语被大胆引入，更是说明了这种明确的“澳大利亚化”倾向。
三、“新浪潮”运动代表作家作品
戏剧史先驱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 剧作语言虽然总体说来规范书面，但具有鲜明的诗歌语体色彩，简洁、含蓄、耐人寻味。其作品《蹩脚的葬礼》(The Ham Funeral，1947)最能体现他的立意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怀特可以算得上是“新浪潮”戏剧运动中语言突破的发起人。
与之同期的多罗西·休伊特(Dorothy Hewett) 被认为是“将上一代戏剧与她参与的70年代戏剧运动联系起来”[ 凯瑟琳·布里斯班，《澳大利亚戏剧》]的过渡型女作家，代表作《危险的教堂》(The Chapel Perilous，1971)。休伊特塑造的形象大多带有强烈叛逆精神，并且不断探索生命的真谛。这也为日后的新派剧作家们作了示范。
活跃在70年代的新戏剧派作家们将变革向更深更广的层次推进。杰克·希伯德(Jack Hibberd)在其大型剧作《带金属丝轮的白车子》(White with Wire Wheels，1976)中从医学角度切入性压抑，认为这是肉体、精神和政治上发生病态的根本原因所在。七十年代中希伯德日趋成熟，这场新戏剧运动的探索之路无不在其作品之中得以集中体现。希伯德的作品在内容上与表现形式上都极具独创与反叛性。代表作《想入非非》(A Stretch of the Imagination，1973)被评论家称为“澳大利亚的第一部经典剧作”[ 玛格丽特·威廉斯：“《想入非非》序言”]。剧本彻底地背叛了传统剧作形式，只有一个人物、一个场景，中间无须休息。这大大简化了舞台设置的难度，降低了演员布景的成本，因此非常适宜于在小型剧场演出，更易走入百姓生活。剧中还多次出现主人公往地上大口吐痰等纯粹自然主义场面，以及典型澳大利亚化的生活细节。希伯德的戏剧展现了这场“新浪潮”运动从内容到形式上的革新成效。
同为“拉妈妈剧院”重要剧作家的约翰·罗默里尔(John Romeril)致力于刻画的是现代澳大利亚人的内心世界，力图探寻历史所留下的文化心理积淀。他的《芝加哥，芝加哥》(Chicago, Chicago, 1970)、《我不知为谁惋惜》(I Don’t Know Who To Feel Sorry For, 1973)和《浮动的世界》(The Floating World, 1975)刻画出了典型的澳大利亚现代人的性格：躁动不安而又浑浑噩噩，对现实没有安全感，永远寻觅不到自我，在迷茫和困惑中走向死亡。稍后于罗默里尔的巴里·奥克利(Barry Oakley)创作风格则刚好相反，其作品《丹尼尔·曼尼克斯之足》(The Feet of Daniel Mannix，1975)、《谨防假冒》(Beware of Imitations，1973)和《伙伴》(Bedfellows，1975)侧重上流社会，集中剖析现代社会名流灵魂的卑劣面，展现他们扭曲的道德观以及充满欺诈的两性关系。因其剧本结构自由随意，人物多样多变而形成了独特的游戏剧风格，被称作是“澳大利亚表演团的稚拙派戏剧文学”。
“新浪潮”戏剧运动中最成功最受欢迎的当数戴维·威廉森(David Willaimson)。代表作《搬迁者》(The Removalsits,1971)为他赢得了澳大利亚作家协会的奥奇奖(Australian Writers Guild Augie Award)，英国乔治·迪瓦恩奖(British George Devine Award)等十余个奖项，演出上座率极高。威廉森与多数“新浪潮”运动代表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并未因要在内容与形式上寻求突破而彻底颠覆传统的现实主义。其剧本结构借鉴传统戏剧对情节、戏剧冲突的精心安排构思，又带有新式戏剧创作的随意性。作品中重视对人物个性的塑造，语言上更是灵活生动。对澳大利亚俚语使用精妙，对流行的市井乃至猥亵语言也能大胆运用，使得他的众多戏剧一经上演便牢牢抓住了观众，原味展现了澳大利亚现代人的生活。他吸收了现代主义戏剧中的荒诞主义和黑色幽默等表现手法，被誉为“带有荒诞色彩的半自然主义”。威廉森至今仍保持旺盛的创作热情，2011年新剧《唐的再次聚会》(Don Parties On)上演，仍获广泛好评。
亚历山大·布佐(Alexander Buzo)的许多作品可归属于社会风俗喜剧。剧本中人物通常不超过七名，且场景固定不变，大力迎合因通货膨胀而紧缩各种开支的演出市场。布佐的戏剧多表现人物的内心层面，展现在异化了的世界中，澳大利亚现代人的心灵孤旅。在语言的运用上，布佐更为大胆而极端，粗鄙语言，澳大利亚方言，均被他发挥到了标新立异的地步。人物对白满口短语，语言风格色彩极度浓化，完全抛开了对舞台演出影响的顾忌，从根本上摆脱了传统戏剧的语言模式。布佐的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宿命的失败主义与自我嘲弄被认为是其剧作尤其显得“澳大利亚化”的原因所在。
虽然“新浪潮”戏剧运动的锋芒在岁月的销蚀下早已钝化。除威廉森外，希伯德、布佐等剧作家从八十年代便几乎没有再推出过一个新作。然而作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运动，澳大利亚戏剧“新浪潮”运动不但在澳洲文学史上，甚至在世界文学史上，都书写了丰富灿烂、引人注目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