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正义(上)_困境中的不绝希望
时间：2019-03-27 03:25:5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什么是正义?这个问题在《理想国》中几乎花了近半的篇幅来讨论。但是,《理想国》中的哲学思辨只是为了接近完美的正义“理念”,在触及现实中的正义与非正义问题时,哲学思辨的无力感便显露出来了。当人们从哲学清谈的密室中走出来,同样的问题,提问方式却改变了――人们需要追问的是:怎么做才是正义的?
一九四九年,加缪写出五幕剧《正义者》。《正义者》作为戏剧当然不是哲学思辨,而是要通过剧中人物回答一个人应该怎样行动才是正义的这个问题,并通过剧中人物的行动展示了正义这个人类基本问题在现实中面临的困境。《正义者》取材于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一九○五年二月,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一个恐怖小组,用炸弹炸死皇叔塞尔日大公。加缪运用革命与暗杀这种最真实最激烈的现实事件作为戏剧题材,力图展示出人在“正义”这个永恒问题中的真实而残酷的处境。
正义的复杂
事实上,人们在生活中很少去追问“什么是正义”,对很多人而言,正义都是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一个具有正常判断力的人都能对一个行为不假思索地说:这是正义的,或者这是非正义的。判断的标准彷佛是自明的,不需要追问。但问题在于,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件事时,却往往做出截然不同的判断。在这不同的判断背后,凸显的是正义标准的暧昧与多义性。也就是说,你有你的正义,他有他的正义。当人们的正义标准出现分歧时,我们应该如何判断呢?
《正义者》中,首先凸显出来的,就是不同的人物对于正义的不同理解。不同的正义标准不仅仅表现在不同阵营的人物身上,即使在同一阵营之中,不同的人对正义的理解也会出现分歧。在革命阵营中,比较彻底的革命主义者斯切潘和剧中男主人公卡利亚耶夫就有着不同的正义标准。对于斯切潘而言,正义就是向今日的专制者复仇,从而赢取俄罗斯公正、自由而美好的未来。为了这个目标,他的复仇之剑不仅仅指向专制大公,同时也指向所有和大公站在一起的人,包括大公身边的小孩。在第一次谋杀大公的过程中,卡利亚耶夫正是因为大公身边的两个小孩儿拒绝向大公扔出炸弹,致使第一次谋杀任务失败。暗杀小组中,只有斯切潘一人坚定地反对卡利亚耶夫的做法。剧中女主人公多拉质疑说:“睁开眼睛吧,要知道,组织哪怕有片刻容忍儿童死于我们炸弹之下,也要丧失它的能力和影响。
斯切潘:我可没有心思听这种傻话。我们什么时候忘掉儿童,到了那一天,我们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革命就将胜利。
多拉:到了那一天,革命就将受到全人类的憎恨。
斯切潘:那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深深地爱全人类,我们就能把革命强加给他们,并把他们从他们自身的奴役中拯救出来。
多拉:如果全人类抛弃革命呢?如果你为之战斗的全国人民不同意杀儿童呢?也要打击全国人民吗?
斯切潘:对,如果必要的话,直到使他们明白。我也一样,热爱人民。
对于斯切潘而言,正义只指向美好的未来,为了明天,今天的一切都是可以炸掉的,包括大公身边的小孩,甚至包括为他战斗的人民。
与斯切潘相比,卡利亚耶夫的正义同样指向俄罗斯美好的未来,但是他的正义不但包含了未来的公正与自由,也容纳了今天的生活。“正因为热爱生活,我才投身革命”。既指向了目的的正义,也指向手段的正义。也就是说,谋杀大公是正义的,但炸死大公身边的小孩则是活生生的非正义。卡利亚耶夫说:“我热爱今天跟我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我要向他们致敬。我是为他们战斗,为他们牺牲。为了一个我没有把握的遥远的国度,我不会迎面打击我的兄弟们。我不能为一种不复存在的正义,再增添活生生的非正义。”
不仅仅是革命者有正义,统治者也有他们的正义。卡利亚耶夫谋杀了大公,被抓进了监狱。在警察署长斯库拉托夫和大公夫人看来,杀人的卡利亚耶夫显然是非正义的。以正义的名义杀人也是杀人。斯库拉托夫问:“一种思想可以谋杀一个大公,却难以杀戮儿童。这就是您所发现的。随之提出来一个问题:既然思想不能容忍杀戮儿童,它值得让人杀害大公吗?”大公夫人更是掩盖不住自己的悲伤:“死之前两小时他干什么了,你知道吗?他躺在沙发椅上,双脚搭在一张椅子上……象往常一样……在残忍的黄昏,他睡觉了,而你,你却在等待他……毫无疑问,你也不是正义的。大地空无一人。”
不但敌对阵营有各自的正义标准,而且男人和女人之间对正义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当卡利亚耶夫对大公夫人说自己的行动是正义的时候,大公夫人以女性特有的口吻说道:“一个调子!你同他(指大公)一个调子。一提起正义,所有男人都是一个腔调。他(大公)常说:这是正义的!于是谁也不能讲话了。”还记得革命小组中斯切潘对多拉说的话吗?“你是女人,对爱(其实也是对正义)的理解糟糕透了。”看,是不是一个腔调?
在全剧中,对正义的理解最为独特的是女主人公多拉。其他人的正义观念都倾向于对正义作肯定性的理解,即“正义是……”的肯定模式,只有多拉,总在被人给出的肯定模式中寻求一种质疑。卡利亚耶夫对她说:“我喜爱美,喜爱幸福!正因为如此,我才憎恨专制政权。……革命是为了生活,是为了给生活增添希望,你明白吗?”多拉回答说:“然而,我们要制人于死地。”卡利亚耶夫说:“这不是一码事儿。再说,我们谋杀,是为了创建一个永远不再有杀人的世界!我们情愿成为凶手,就是要让大地最终布满清白的人。”这时候,多拉问出了戏剧中最有力的一句话:“结果要不是这样呢?”是啊,结果要不是这样,那正义岂不是就成为了谋杀的借口,从而走向了非正义。
众多的正义标准使正义的面孔变得暧昧不清。在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正义的时候,谁才是真正正义的?谁才有资格去判决?在西方传统中,也许上帝才有资格作出最终判决,可是加缪在戏剧中借卡利亚耶夫之口拒绝了宗教的裁判:“(上帝的判决)不是在大地上。我的约会是在大地。”尽管加缪以温情的笔调偏向卡利亚耶夫的正义选择,但这绝不是判决卡利亚耶夫就是正义的,加缪通过戏剧所展示的恰好是正义的在现实处境中的复杂与纠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