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方案【城市台新闻舆论监督模式初探】
时间：2019-05-06 03:23:2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舆论监督虽不具备司法监督的强制力量，但却无处不在。目前城市台的新闻舆论监督主要分为民生新闻和政务新闻的舆论监督两种模式。民生新闻舆论监督模式开始出现“媒介审判”的趋向，主流新闻的舆论监督模式则主要表现为一种传声筒式的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的混合体，往往发生于权力部门审查之后。城市台新闻舆论监督模式需要摈弃这两种倾向，进一步开拓新的空间。
关键词：舆论监督；城市台；主流新闻
中图分类号：G22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6-0123-02
“舆”本意是指轿夫，后演变为众人。顾名思义，舆论即指众人的议论和意见，但并不是许多人单个意见的简单累加表述，而是一种个人意见的集合意见。舆论是指通过传播再现社会集体意识的、具有权威性或影响力的众人的议论和意见。广义的舆论是指众人的议论和意见，狭义的舆论是指新闻舆论，即大众媒体能产生广泛影响的一种基本的传播方式。本文所谈的城市台新闻的舆论监督的模式主要是指后一种狭义的概念。
一、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的混合体
我国的监督可以分为六大类，分别是“党内监督、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1]。与其他监督方式不同，舆论监督不具备司法监督的特殊强制力，也不像其他四类监督一样具体到不同的领域，它无时不在，是民主政治国家特别重视运用的一种监督形式。舆论监督的客体，从理论上讲，应该是背离、妨碍以致损害现行制度和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一切现象和行为。从国家的重大决策的制定、执行到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公众人物工作和思想作风的问题，从各种错误的理论思潮到社会上的各种不良现象，无一不在舆论监督的范围之内。
但舆论监督的实质，是人民群众对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监督，是人民群众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的一种方式，主要对象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其他公众人物及他们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关的活动和行为。根据电视新闻的表现形式不同，舆论监督模式可以分为民生新闻式的和主流新闻式的舆论监督模式。目前，民生新闻的舆论监督已经逐渐泛化为一种电视涵化现象与司法监督融合的混合体；主流新闻的舆论监督模式则主要表现为一种传声筒式的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的混合体。
民生新闻中的舆论监督功能只能使受众认为所生活的城市是一个邪恶的，不安全的世界，没有将事件间的社会生态性互动及关联表述出来，只在于简单罗列过滤过的单维性事件之过程。从舆论监督的角度讲，这类新闻主要在一些不可抗力、小范围的个体行为、自然力等范围内打转，无论记者做怎样的努力，车祸都不会因为电视台的每晚不间断报道而趋于下降，小偷也不会因为记者的不断关注而销声匿迹。碎片式的速报没有多少意义。有时候偷一辆自行车的小偷会被电视台报道，而偷盗50万元的大盗却被压下不报，从这个意义上讲，说这些新闻是因其重要性被报道，还不如说是出于电视编排和维护某种意识需要才被报道的。
如果新闻记者过分地重视几小时内发生的新闻，他们便没有时间去追踪一个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事物的发展，也无法从容地将事件发生的历史因素放进多维的视野中，那么，民生新闻就会处于一种永远没有终了的“我们将会继续关注此事的进展”的未完形态中，只能依据时光的流逝来幸运地将这些碎片串连起来，而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却不具备这项特殊的技能，几个小时发生的新闻使我们觉得整个城市处于某种滞胀状态之中。
对此，研究电视暴力的学者乔治戈伯纳在研究电视暴力达30年的基础上，提出了电视涵化理论（cultivation），同时，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mean world syndrome”，指出这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即收看大量电视节目的人更倾向于相信世界是无情和危险的地方。他在国会的听证会曾经指出：“充满恐惧的人们更有依赖性，也更容易被操纵和控制，更容易放纵骗人的简单、强大、强硬措施和铁腕姿态，他们可能接受甚至欢迎压制——如果这种压制许诺减轻他们的不安全的话。这是充满暴力内容的电视带来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戈伯纳指出，电视最主要的负面影响是对社会、特别是对社会中容易遭受暴力伤害的弱势群体的精神恐吓作用，这是一种新的精神惩罚措施，它使人们意识到人们正在生活在一个“邪恶的世界里”，周围的环境极不安全，因此，这些受到惊吓的人更容易依赖强权去防御伤害，因而也更倾向于支持强权采取压制性社会措施去解决暴力问题。这种依赖性逐渐使得目前城市台新闻中的舆论监督和司法监督功能出现了二者合一的倾向，“媒介审判”的功能在今天的新闻媒体中变得越来越强。
比如2011年全国热议的“药家鑫事件”实际上媒介审判已经代替了司法审判。电视台已经抢先给出了结论，或者说在法院正式判决之前已经变相“宣判”了案件。事实上，媒体在判决之前抢先对涉案人员作出罪行裁定的报道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而在民事案件结案之前抢先做出倾向于一方的报道则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确认的诉讼当事人的平等原则。伦理道德性的判断已经被蓄意性的人身侵犯所代替。
另外，在民生新闻的编排中，编辑常常因为编排意识的缺乏而消解了舆论监督的功能，一条负面新闻所带给人们的不快情感还没有消除的时候，另一条搞笑诙谐的新闻出现了，编排意识的缺失无形之中消解了上条新闻的监督的功能。如果说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通过对比模式诉诸人们对于黑暗制度的反抗，今天新闻中碎片化的集体无意识则使人们丧失了这种批判精神。
二、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的良性结合
民生新闻在实施电视舆论监督的同时，要避免一些误区。一是舆论监督万能论，通过监督性的新闻报道，一些纠纷、案件得到了公正的解决，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使舆论监督在群众中的期望值不断上升，有的便开始认为舆论监督是万能的。二是使舆论监督与媒介的隐性报复能力逐渐融为一体。少数记者和媒体策划了几次成功的批评报道后，自我感觉良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作用和能量，遇到任何问题不分青红皂白一曝了之，感觉痛快过瘾。
美国著名新闻人普利策对新闻记者社会责任作过精辟论述：“如果说国家是一艘船，新闻记者就是站立在船桥上的眺望者。他要注意来往船只，以及在地平线上出现的任何值得注意的小事。他要报告漂泊的遇难者，以便将其救起。他要透视雾幕和风暴，以便对前途的危险提出警告。”可以说，这段话是对舆论监督功能的最好的陈述，记者要对生活的一些灰暗面做出报道，同时还要敏锐地注意到历史航船的航向，在把握舆论导向的基础上透视雾幕和风暴，而不是将自己的目光仅仅聚集于一些航船四周浮游的生物和泛起的沉渣。城市台中，今天要避免过多地对鸡毛蒜皮小事的监督，而应将一段时期老百姓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予以夸大性的曝光，形成连续性的效应。媒体从业人员应该深刻认识到，舆论监督只是一种“软性监督”因而不是万能的，它不但不是给各个国家机关部门及相关公众人物脸上抹黑，而是帮助有关部门和领导改进工作，更好地服务于人民；舆论监督不是简单地曝光，而是与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一致的。
因此，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城市台更是要注意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的良性结合，而不是把媒介当作是媒体的一种宣泄口，或是通过媒介显示自己在遇到障碍时能够爆发出来的一种无所不摧的报复能力。
三、建构具有独立媒体品格的舆论监督之路
在城市台中，舆论监督又是一种历史社会现象，它同时要受到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的限制，从主流新闻的角度讲，城市台主流新闻的收视率比起省台往往处于劣势，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二者的舆论监督功能也同样处于这种比较之中，按照波兹曼的说法：“如果电视节目变得糟糕起来，我们倒是庆幸了。[2]”在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台的新闻节目虽然稍显粗糙，然而，它与省级非上星频道不同，没有将本来具备舆论监督功能的新闻定义为娱乐性新闻，没有将严肃的新闻语言变为充满稚气的搞笑的垃圾语言，或者说，没有将受众变为金钱天平上的一个砝码，更没有将关注国计民生的公共事务当作杂耍。所以，虽然总体的收视率处于劣势，但是，这种对传统新闻理念的固守本身便是难能可贵的一种舆论监督的品质。
主流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它有助于党和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人民群众通过媒体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这是一种最便捷、最有效的方式，比如说一些大的工程的报道都有助于民主监督的进一步实现。同时，就某项决策，新闻媒介请相关领导人回答群众的疑问，使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对此，城市台的舆论监督功能较为有效。其次，城市台的主流新闻有助于克服党内工作和政府工作中的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事实上，仅仅依靠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对于些重大的事件和案件，决不能在事后再处理，那样便失去了舆论监督的威力。当然城市台主流电视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在此方面还处于倚轻倚重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舆论监督不得批评同级党委和政府，这使得舆论监督产生了滞后性。
四、结 语
我国的新闻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员干部都要接受新闻机构的舆论监督，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但是，并不是说，新闻机构不能对同级党委提出一些善意的批评和建议，这是一种恨铁不成钢式的监督和批评，而不是一种无原则的传声筒作用，所以城市台希望获得进步，必须摈弃民生新闻中的“媒介审判”和政务新闻中的“传声筒”模式，真正走出一条建构具有独立媒体品格的舆论监督之路来。
参考文献：
[1] 王强华,魏永征.舆论监督与新闻纠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2000.
[2] (美)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