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我站在蚂蚁这一边_王澍
时间：2019-05-01 03:16:1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2年2月27日，建筑师王澍在洛杉矶和朋友喝了一个晚上的酒，昏昏沉沉倒头就睡，一直睡到第二天11点。一觉醒来，他发现手机都被一个消息撑爆了，无数人向他求证：“你获得了普利兹克奖，这是真的？假的？”当时王澍正准备去加州大学演讲。普利兹克奖的主办方凯悦基金会后来告诉他，本来打算在他登上讲台前当众宣布，给他一个惊喜。没想到这个消息提前在中文网站上泄露了。
连王澍自己刚获知消息时也不太相信。“中国建筑师一直认为自己跟国际上的建筑潮流有较大的差距。中国建筑师无非苦恼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和国际潮流的差距，第二就是中国有自己文化传承的建筑，但做不出来。”这两个问题乍听是相互矛盾的，一是要抓住世界建筑的前沿思潮，另一个是保留自己的“土性”。而随着王澍的获奖，这两个问题至少有了解答的线索。评委致词中写道：“中国当今城市化进程正引发了一场建筑应该基于传统还是面向未来的讨论，而王澍的作品能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历史背景、却永不过时的世界性建筑。”
王澍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他的作品集中在苏杭一带，每年都要去好几次苏州园林，说自己“首先是文人，业余才是建筑师”。他酷爱穿黑衣，说话温文轻柔，但常常爆出一些对中国城市和建筑的毒辣批评。在“文革”中长大，改革开放中成年，当他回顾自己的经历时，王澍又有一种掌控一切的自信，无论是退隐还是回归，他的人生总在自己的驾驭之中。
“这是王澍画的，谁都不许破坏”
小时候的王澍很孤独，因为没有人陪他玩，他从两岁开始就喜欢画画。大了一点，王澍每年都要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到北京，父母把他交给乘务员，乘务员又安排他到座位上，然后小王澍就得独自一人面对四天四夜的路程。一路上，从大山、黄河、草原到城市，小孩就在座位上发呆、看风景、或者拿着小本子画画。
北京是母亲的娘家。他在北京胡同里也喜欢画，用粉笔在灰墙上画小人、小火车、还有房子。王澍还记得，他9岁重返胡同时，街坊的大妈都说保留着他的涂鸦，“她们说：这是王澍画的，谁都不许破坏”。
童年时，王澍在乌鲁木齐有两个住处，一个在市区的苏联式三层小砖楼，一个是郊外的土坯房，再加上北京的胡同，童年的王澍比大部分的孩子混过更多的社区。他说，那个时候社区邻里都很亲厚，一到夏天，胡同里大爷们敞着怀侃大山，就像自家客厅一样。从胡同口走出去，就是护城河，那里耸立着刚建成的立交桥和公寓。王澍常常在电视上看到这两个建筑，作为北京现代化的代表不断出现在央视的节目里。那时候谁都没有想到，在安宁的胡同之外，一场城市发展的追逐赛已经上演，而且会以那样的强度席卷中国。
中国城市发展就在拆和建之间奔走，人与人的交往也由此改变。长大后的王澍曾经做过一个高层建筑，在每五六户之间设立一个庭院，让这些住户有个侃大山聊八卦、孩子疯玩的空间，后来房子卖出去了，王澍回访的时候却发现大部分的院子都荒废了，其中一个院子变成某家人的客厅，一个孩子在安静地做功课。
“连不及格的，也认为自己会成为大师”
王澍说，从上小学开始，他就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评价说，这个孩子清高。我跟别人玩的时候，总觉得有两个我，一个在玩儿，一个在旁边冷静地看着。”他喜欢画画和看书，想着长大后要不做个画家，要不就做个战士。
等到上大学要做抉择的时候，父母却坚决反对他去学习艺术。在父母的眼里，艺校出来的人没饭吃。王澍也不争，他朝父母扔下一句：如果理工科能画画他就念。本来只是任性的推托，没想到父母真的找到了一个可以画画的专业，叫做建筑系。
建筑师是干吗的？当时别说王澍不知道，全中国也没几个人知道。“中国的建筑学是在1927年开始的，一直是一个小范围的学科。因为中国没有所谓的‘建筑师’，只有工匠，建筑师能设计的建筑是少量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因为建筑学牵扯了人文的东西，所以在当时被视为反动专业，被取消后纳入了土木结构专业。这就更加造成了整个社会对这个专业的不了解。”
建筑系在1977年恢复，王澍上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是1981年，不只是建筑系，“文革”结束大学复课，社会正处于一个如饥似渴的青春期氛围。王澍说，当时的校长是钱钟书的堂弟钱钟韩，曾经在欧洲游学六七年，辗转四五间学校,没拿学位就回来了，钱钟韩曾经跟王澍说，“别迷信老师，要自学。如果你用功地连读三天书，就能发现老师根本没备课，直接问几个问题就能让老师下不来台”。
于是到了大二，王澍就开始翘课。他常常泡在图书馆里看书，当时很多学生到了图书馆门口都不敢进，偌大的图书馆是空的，王澍就窝在里面看中西哲学、艺术论，看得昏天黑地。回想起那个时候，王澍说：“刚刚改革开放，大家都有一种强烈的心情想要接触更广阔的世界。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做‘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对求知的渴望，类似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时的那种状态。我的同学多多少少都有点进入这种状态里，所以大家都管我们班叫‘大师班’。连经常不及格的学生都强烈地认为自己是未来的大师，他坚信分数低是老师评错了。”
“这个时代不属于我们”
王澍在学校时就做了第一个项目，辅助老师在南京做一个18层高的旅馆。“造房子的时候，一般人们的意识都是要把整个地皮占满，甚至连马路边儿上的地也要占上。但是，我在这个楼前面做了一个向市民开放的小广场，这等于是把自己的一块地供大家使用。
因为总是和主流背道而驰，王澍每次的建筑方案都要遭遇激烈的讨论。1989年，他接到毕业后第一个独立设计的项目是青少年活动中心，王澍的设计是“把固定的建筑形态进行拆解，并把它变成一个开放的，像碎片段一样的作品”。王澍说，当时县委开会讨论到夜里12点，一直争论不断，后来副市长用马克思哲学的三条定理来解释这个作品，大家终于不言语了，这个方案险险通过。
毕业后王澍进入浙江美院，本来想做建筑教育一类的事情，但发现艺术界对建筑一无所知。为了混口饭吃，他在浙江美院下属的公司上班。二十七八岁正当成家立业的关口，他和小四届的学妹陆文宇结婚了，生活静好。不过王澍总觉得不自由，另一个他又在那里观望着，目光冷洌。熬了几年他跟领导说，“下个月我不领工资了，你们也别管我”。
1992年“南巡讲话”后，王澍正好在深圳呆了三个月，人们都很激动，扬言大把挣钱的机会到了。而王澍冷眼旁观，对同学说，“这个时代不属于我们，我们还是回杭州吧”。他说，业主都很有钱，他们不会听从于建筑师，像他们这样有坚持的建筑师更是挣不到钱。
在接下来的黄金十年，王澍认识的那些建筑师们都成了巨富，而他自己却过起了文士的归隐生活，在西湖边晃荡、喝茶看书、访问朋友。他只接一些旧房子改造的项目，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改造浙江美院一个日本侵略时代的老房子，用作第一届西湖国际艺术节的会场。王澍的奇思妙想是在老房子里套了一个缩小了一米的新房子，房子里造房子，里面是中国传统院落的感觉。一开始美院院长看得莫名其妙，主张要拆掉，后来想到花了那么多钱了，姑且先放着。王澍说，“艺术节来了很多外国人，他们很惊讶中国也有这样的设计。那一届作品卖得超乎意料的好，院长很高兴，因为最后只花了想象中一半的钱”。
“建筑改造是很多建筑师非常不喜欢做的，因为非常麻烦，需要尊重和体会这些老房子，把新的东西和老的东西结合起来。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我现在每做一个新建筑都有点像是在做老建筑改造。”
八个不能住的房子
在晃晃荡荡的几年里，王澍开始懂得欣赏苏州园林。他发现园林其实解决了建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建筑就是房子，但好的建筑必须和环境水乳交融，而苏州园林更进一步，风景和房子的界限完全被打破了。
这是一个积累、放松，然后顿悟的过程。在那个时候，他们家终于分到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王澍开始着手装修，他把墙壁拆了，做了一个一室无厅的空间，在里面造了个园林。“‘小中见大，大中见小’，这是园林的八字真言。比如，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像亭子一样的东西放在这个小房子中，很多人反对，把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放进去，不就显得房间更没空间感了吗？可是在做完之后，这个二室一厅的小房子比原先看起来更大一些。”
他还做了八个木头灯具，说是灯具，其实更像是房子模型。“那八个灯具，人是住不进去的，但是心灵是可以住进去的。”这个作品就是他提交给自己的论文，关节打通了，他想明白自己要什么。中国建筑业持续火爆，一批海外念书的建筑师归来，1997年，王澍和妻子陆文宇做了家公司，叫“业余工作室”。
“你看看现在中国城市的状态，如果这就是专业建筑学的后果，那我宁愿搞业余。”王澍这么解释业余的由来。“业余”只有10个人左右，每年只接一个项目。至今王澍还是用铅笔画设计图，而妻子陆文宇则负责一切落实、监管、跟甲方谈判等粗活累活。
陆文宇毕业后就在设计院里工作，主持过大项目，她传授了王澍很多经验，让他看似不能过的“红线”里面藏着多少机会。“比如我之前做过的一栋楼，三层，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楼梯，大家都觉得这是不可能成立的。其实这个楼像山峦一样高低起伏，所以里面所有的走道都是坡形的，并不需要楼梯。但是国家消防安全规定，有一个遇火疏散的时间问题，一定要加楼梯。最终我还是加了两道楼梯，不过楼梯是隐藏起来的，不用的时候可以不考虑它。事实上，我这栋楼是非常安全的，有各种逃生途径，比一般的楼要自由得多。”
“中国城市，丢失了城市”
“业余”一年只有一个活儿，所以挑选业主很严格。他们也很少接高楼的项目，王澍说：“建高楼是属于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我希望这个行为能不用就不用。很多人都认为高楼等于现代化，其实出国看看就知道，只有郊区才有高楼、大马路。中国城市发展了30年，结果把城市丢了，生生变成了欧美郊区。”
那么，属于中国的建筑应该是怎样的呢？王澍从传统手工艺里找到一些线索。他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建筑师，只有手工匠人，因此“业余”其实是呼应了这样的传统。他的几个项目都有大量的手工操作留给工人。他记得有一次工人砌墙，做来做去都不对，其中一个忽然灵机一动问，是不是按照他们给家里盖房子的方法做？王澍赶紧说，对对，就是这样。
“都说中国农民工技术差，可是你要知道，中国的农民工但凡上点儿年纪的都有非常好的技术，因为他们在乡下都是自己动手造房子。如果不用他们的手艺而是让他们去操纵机器，他们就会笨手笨脚。”
手工的代价就是慢和规模小。对于小，王澍浑不在意。“在中国，我们要做现代城市和现代建筑。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北京的胡同基本上就是蚂蚁，不值一提。而我更喜欢站在蚂蚁这一边。”
2011年，王澍获得了法国建筑学院金奖。这条消息没人关注，因为这个奖在中国没有知名度，而实际上许多建筑大师都是获得普利兹克奖才获得这个法国奖项。2012年，普利兹克奖终于找到了王澍，舆论大哗。
普利兹克奖在中国一直跟地标建筑和现代性画上等号，这个奖本身是因为许多获奖建筑师在中国接下了庞大的项目，才获得这么多的关注。鸟巢、央视新台址、广州大剧院，每一个都彰显了规模和体量，王澍的作品在他们之间显得非常小。
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奖项的名利效应。获奖之后，项目邀约骤然增加，王澍现在考虑的是，要不要扩展工作室规模，从一年一个活儿增加到两个活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