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聂绀弩的《我若为王》:我若为王 聂绀弩
时间：2019-02-25 03:24:22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键词语(句):暴君、明君、寂寞和孤独、奴才的首领、不能为王、古今中外最大的王 这篇文章和《皇帝的新装》一样是虚拟的,不是写实的。这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来,我若为王的前提就是我目前不是皇帝,不是国王。作者一开头,就宣布自己根本不想当国王,也看不起国王。“我若为王”“是一种完全可笑的幻想”,是一种“假定又假定”。但是,整篇文章的精彩就在于全是假定的、想象的。
我们在欣赏的时候,自然而然可以感受到文章的这种优点,但因为太自然了,反而不觉得奇妙。尤其是在写作时,流行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观念,如反映生活啦,观察生活啦,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以为为文之道,就是要写现实中存在的东西,殊不知想象的东西,有时比写实的东西更能表现人生的真谛。《皇帝的新装》是想象的,写了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的事情,不但很动人,而且在思想上发人猛省。在高考作文中,常常有这样的现象,用虚拟的方法写寓言故事的,往往比写现实情境的要显得有深意和创意。台湾作家张晓风女士在一次作文讲座中出的题目就是《假如我是上帝》。这个题目很精彩,因为它能刺激学生的想象。
我们不知道,张晓风女士的这个题目是否受到聂绀弩先生这篇《我若为王》的影响,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假定性的命题对作者、学生的想象力的冲击很强烈,一旦想象力被调动起来,人的思想的潜在能量就可能得到超常的发挥。在诗歌中类似的题目是很多的。例如艾青的《假如我是一只小鸟》、舒婷的《也许……》(另一种形式的假如),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不过,聂先生的这篇文章并不是抒情诗,而是一篇理性和激情交融的文章,带着很明显的尖锐的杂文的批判性。聂绀弩先生在杂文创作上,有很高的成就,翻译家冯亦代在《缅怀聂绀弩》中引用吴祖光的话说他是个传奇人物,弃文习武投奔革命的书生,是文坛继鲁迅、茅盾之后的一位学贯古今的大家。他写的杂文可以与鲁迅媲美,不过,和一般的杂文不同,他的文章把批判专制的矛头掩藏起来,用的是一种自我调侃的笔调。这就显出了独异的风格。
这种风格就是,把尖锐的批判掩藏在荒诞之中。
作者不是正面批判专制权力,而是遵循专制权力的逻辑,把它推导到荒谬的境地,以结果的荒谬显示权力本身的荒谬。如果作者正面批判专制权力,就要从理论上和事实上去论证独裁权力的腐朽,这是一般议论文的做法。如果这样,文章可能更全面、更深刻,但是,也有个弱点,就是不如假定自己是皇帝,来得有智慧,有趣味。
王权专制由来已久,王位与日常生活距离(从心理的到物理的距离)比较遥远,虽然充满了野蛮和荒谬,但是,习惯、历史和现状对人的思想有一种束缚力,一般人不能敏锐地感到其中的不合理、悖谬和野蛮。用假定自己当了国王的办法,当然在讲道理的全面和彻底方面有所损失,但是,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拉近了野蛮的制度和自己的感觉之间的距离,其悖谬的性质就被放大了。潜藏在堂皇的制度下的荒谬,就显得违反常识、可笑。
堂皇和可笑互相冲突,从荒谬中显出深刻,同时也显出了作者的智慧、机敏和趣味。这叫做智趣或者理趣,这和一般所说的情趣有所不同。
这种智趣,来源于机智地揭露其荒谬,不是一般地揭示,而是从深层次上揭示其荒谬。
荒谬的第一层次:假如自己为王,妻子就成了王后,儿子就成了太子,女儿就成了公主。不管他们多么平庸,他们都会被追捧,“纵然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白痴,也仍旧是太子或王子”。“无论他们怎样丑陋,怎样顽劣”,“都会被人们像捧天上的星星一样地捧来捧去”。
如果满足这样的荒谬,固然也无不可,但文章可能显得很单薄。作者的功夫在于,把荒谬向更深的层次推演。
荒谬的第二层次: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就变成了“万岁”,自己的每一贪欲都具有神圣的合法性,可以任性胡为,没有过失,没有罪行。所有的人,不管尊卑长幼,都对“我”卑躬屈膝。所有的人除了谄媚和歌颂,没有别的语言。所有的人,都戴着面具:“快乐的时候不敢笑,不快乐的时候不敢不笑,悲戚的时候不敢哭,不悲戚的时候不敢不哭。”
荒谬到了极点,讽刺却并没有达到极点。相反,作者突然笔锋一转,从反面的讽刺导向正面的批判。虽然“我”的权威、“我”的尊荣至高无上,但“我”却感到“寂寞和孤独”。这一笔透露了作者人文主义的价值准则。这个价值超越了世俗的虚荣,着眼于人的精神,尤其是人的情感。那些奉承“我”的人,是没有感情、没有自尊、没有人格的。他们是一群奴才,连同“我的所敬畏的尊长和师友也无一不是奴才”。从人的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并不是人。而“我”因而只是一群奴才的首领。“做奴才们的首领,我将引为生平的最大的耻辱,最大的悲哀。”
文章写到这里,可谓峰回路转,来了一次大转折,这是文章开头到此最大的一次逻辑转折。其动人之处,已经不完全是趣味,而是智慧,是思想激发出来的机智的火花。
这一转折,可以说有点儿神来之笔,但思想和趣味的深化还没有终止,接着而来的是又一次逻辑转折,这个转折,比上一个转折更大,对读者的想象有更大的冲击力:
我将变成一个暴君,或者反而正是明君:我将把我的臣民一齐杀死,连同尊长和师友,不准一个奴种留在人间。我将没有一个臣民,我将不再是奴才们的君主。
这个逻辑转折使得“暴君”和“明君”的内涵也发生了转折。更值得欣赏的是,从这个转折,又引申出另外一个转折:
我若为王,将终于不能为王,却也真的为古今中外最大的王了。“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将和全世界的真的人们一同三呼。
这里表面上自相矛盾,但却是最为深邃之笔墨。不能为王,是因为做奴才的王不值得;成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王,是因为杀尽了奴才。这个“王”,是消灭了王权社会思想基础的“王”。正如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最后一次说到她有“伟大的神力”的双重内涵,是文章最精彩的关键词语一样。这里的“暴君”“明君”“为王”“不能为王”“世界上最伟大的王”,也是文章的精华所在。词语在不同逻辑、不同语境中,有了双重内涵,二者矛盾而又统一,错位而又和谐,这常常是思想的高潮也是艺术的亮点。
从一个亮点延伸出一个又一个亮点,转折和亮点的密集度很高。这好像是欧・亨利的小说,到了结尾处,一个接着一个的转折,一次又一次地让读者享受阅读的惊喜。
这对培养读者杂文的文体感来说,是绝佳的机遇。聪明的语文教师应该揪住不放。当然,任何语言的教育,都不能孤立地进行,不能忘记,这样的高潮迭起,转折重重,正表现了作者的愤激――愤激中的机智,机智中的尖锐,尖锐中的深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