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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身还有故乡 故乡的转身

    时间:2019-03-29 03:21:12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而每个人的故乡却是不一样的,有的故乡是在城里,而有的故乡却是在乡下,而这从一开始就存在了差距,也许这不能说为不平等,只是两个生活方式罢了,至于好坏也许得根据自己的人生价值去判断吧。在城里的人难免也会羡慕乡下的悠闲与安逸,没有势力的竞争,没有金钱的交易,乡下人羡慕城里,羡慕的是吃饭拿那种小小的碗,乡下人难免会感叹,城里人吃的真少,羡慕城里人可以有份工作,如果吃上铁饭碗更加的完美。
      而我的故乡是在的乡下,我在哪里生活了十几年。长大后来到了城里,因为从想城市就在我们的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是我们乡下人所向往的生活。所以在乡下的每个人,只要一有机会,长大能够独立生活以后就会离开乡下,去城里看看,也许不属于这里,也许经历是重要过程是重要的,结果并不那么重要,也许还会回到乡下,去种自己的两亩三分地,即使这样,心里也会比较的自豪,毕竟我去过城里,我是见过世面的人,在村里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力,不管是去城里读书也好,工作也罢,总而言之,去过那种城里人的生活是一种追求,一种目标,一种心声的向往。
      时光如逝水,转眼间几年过去了,这些年,村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似乎每次回家都或多或少能够感受到,村里的房子越来越好,有的甚至都盖上了两三层的小楼房,街道也显得井然有序,道路由之前的泥土路变成了油路,从此,村民们告别了泥土路。
      当然,这些所有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国家将更多的精力关注农村的发展。农村的政策也变得那么的惠民,支持农村的政策也发挥了作用,养猪的补贴,种地的补贴,现如今村民们也有了医疗保险。
      中国的农村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家统计局今年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农民收入去年实际增速超过了城镇居民,这是十几年来头一回。
      然而,在农村目前也存在某些问题,比如教育,留守儿童 ,老人,农民住楼房,这样的政策是否适合农村实施。现如今,农村的教育观念并不是特别的正确,如有一失败的例子,必然导致这种无法继续进行下去,难免会动摇村民的心。记得在小的时候,家里没有钱,怎么办,但是孩子都要上学,可是只能允许一个孩子去上学,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选择家里的男孩来读书,女孩在家里劳动。
      对于农民搬进楼房的政策,也许从表面上看是更接近了城里的规划格局,可这么做就一定适合农村吗?村民们现如今住的房子,种菜养鸡,用水供暖吗,空间大,采光好, 如果村民住进楼房这些将不复存在。
      让农民住上楼房,某种程度上给农民带来了太多的不便,对于那些还要继续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更为严重。即使强制搞宅基地换房,一定要考虑农民上楼的显性成本,采取有效措施,多给农民几套住房,以解决农民生活成本大幅度提高的问题。
      不知道未来的农村会是什么样子,不管世界怎么发展,社会如何变革,如果农民失去土地,将会是这个社会多大的转变变革?
      德国:公民可以要求政府给自己买钻戒
      “一个希望得到养老金的人,一般不会好斗,而且易于管理”———这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一句名言。当时,德国的煤矿工人生活悲惨,为帮助遇难或贫困的伙伴,他们自发设立了“公基金”。为瓦解工人运动,俾斯麦宣布建立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此后,福利制度成为欧洲国家社会制度的一块基石,成为欧洲走向繁荣与稳定的基础。然而,100多年后,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痛心地说:“我们的国家怎么了?经济活力受损、社会僵化、难以置信的精神抑郁,这是危机的关键词。”
      欧洲的社会福利水平普遍较高,德国更是以高福利闻名。为此,记者特意到柏林社会保障局采访。该局的一位官员说,现在德国享受社会救济的人有290万,150万个家庭。救济金每月为345欧元(德国东部是331欧元,1欧元约合9.7元人民币),政府还负责支付被救济对象的住房租金。这位官员给记者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一名叫汉斯的德国公民,现年56岁,由于长期失业成为社会救济对象。他一家5口人,男主人每月的救济金是345欧元,夫人能得到289欧元,3个孩子每人各补助207欧元。这样他一家每月可从社会保障局领到1255欧元的现金作为生活费。他家750欧元的房租和医疗健康保险均由政府支付。如果加在一起这个家庭每月的实际收入超过2000欧元。目前,德国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是2800欧元,实际收入并不比领取社会救济的人多多少。况且,每年换季时,领取救济金的人还能再得到几百欧元的服装补贴。如果生活上仍有困难,可以申请额外资助。记者在社会保障局的黑板上看到一些人申请实物的项目:结婚戒指51欧元,洗衣机306欧元,厨房用品161欧元,煤气灶397欧元等。大多数家庭在拿到现金救济后还会再申请实物救济。
      对于高福利带来的社会问题,基层官员感受最深。一位官员对记者说,柏林市政府有一个由40多人组成的监督机构,他们每人负责1500个家庭,对救济申请者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实地考察。这位官员给记者举了个例子。他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时采取明察暗访和突然袭击的手段。申请人有义务接受任何形式的检查,要打开所有房间和衣柜。一个年轻人入冬前申请购买棉衣,调查人员家访时发现,他衣柜中虽然衣服不多,但家中竟有两台电视、一台高级音响和大量CD盘。调查人员认为,他没有把救济金用在急需的方面,因此不能批准这一申请。仅柏林地区每年就有40%的人的额外申请超出了他们的需要,而被拒绝。
      德国将高福利视为一种维护社会稳定的手段,但其负面影响现在越来越明显。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养活了一批懒人。不少享受救济的德国人没有丧失工作能力,而是不愿意工作。由于德国社会保障的层次比较高,涉及领域广泛,从出生到死亡几乎无所不包,而且还有诸如医疗康复、保健、家庭护理、教育补贴等层次更高的补助,因此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弱势群体的最低生活要求”。德国民间有种说法,翻译成中文也很押韵:社会福利大家拿,不拿白不拿,拿了就白拿,白拿谁不拿。
      从德国社会舆论来看,普通公民对领取社会救济的人除了同情以外,更多的是蔑视。当然他们蔑视的是那些有一定工作能力,但待在家里不劳而获的人。每每谈到德国经济不景气时,人们都会提到,优厚的社会福利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阻碍了经济发展。领取社会救济的人也感到自卑,记者在柏林社会保障局看到,排队等候申请社会救济的人大多都低着头,不愿与别人交谈。一位办完申请手续的德国人谈到官员们提出的苛刻问题时,愤恨地对记者说:“这简直是在损害人的尊严!”其实,德国人的这种心态缘于国民经济承受的巨大压力。目前,德国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3%,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增加。政府负担过重导致国家投资行为减少,经济的低增长反过来又影响了国家收入与公众收入,从而使德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难以走出的怪圈。德国政府终于认识到,社会福利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从2005年起,德国政府将失业救济金和社会救济金合并称为失业金,社会救济金尽可能只发给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而目前德国18岁至65岁之间丧失劳动能力者仅有20万人,其他原来领取社会救济的人员被归入失业行列,领取失业救济。失业者必须接受劳工局介绍的工作,否则每月减少100欧元的失业金。德国政府对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2005年年初,成千上万的德国人走上街头,抗议这项改革“对社会弱势群体过于强硬和无情”。因此有人说:德国老百姓才是福利制度改革的最大阻碍。   
      
      美国:感受波士顿
      终于,家里面有了有线电视,固定电话,算是完成了我的现代都市生活的建设。而这些天,为了开银行账户,注册登记还有申请社会保障号码,也顺便把波士顿的各种交通工具熟悉了一把。
      刚开始,哪里也不认识,最方便的,当然是坐出租车,不过很快发现,坐出租车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五分钟,就要十美元左右,花钱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波士顿的出租车很多都很破旧,而且司机们都不愿意开空调,在前些天奇热的天气下,坐在出租车里面,简直是花钱找罪受。
      于是去尝试地铁,第一次的时候,对于地铁的各种线路,看上去一头雾水的感觉,其实只要明白了设计者的逻辑思维,很快就可以掌握了,地铁非常的便宜,不管从哪里到哪里,成人都是一元二毛五分,可是如果坐出租车,两站地,可能要花上二十美元。
      地铁很旧,特别是地铁站,连我的女儿都问了好几次,为什麽这样旧,没有天花,没有装饰,除了主要的旅游区的站,大部分转线的上上下下没有扶手电梯,对于在香港看惯了宽大舒适的地铁站的女儿来说,真是有点不习惯。不过这倒不是波士顿地铁专有现象,伦敦和巴黎的地铁,看外形,绝对比不上香港,也比不上北京,上海。不过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城市公共交通当中承担的角色,这点它们一点也不逊色。
      也坐过了巴士,不过等候的时间要比地铁长一些,所以尝试的不多,不过看过地图,巴士的线路布满了整个城市,也算是非常的方便。
      虽然以前看电视,就对于美国的公务员有这样的印象,那就是效率不高,不过以往都是在美国短暂停留,打交道最多的是警察,还有海关,这次因为要申请SSN(社会保障号码,这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号码有点像我们的个人档案号码,在美国,申请工作也好,安装电话也好,很多地方都需要),去了一次社会保障办事处。
      等候的人大约三十多个,拿了电脑号码,前面有十多个人,想想一个多小时应该可以了,不过等了半个小时,发现不对劲,只走了两个号码。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她做了电脑预约,不过工作人员告诉她,要等。又是一个小时过去,我还算有耐心,反正今天总是要做完,我可不想再来一次,那个母亲不耐烦了,她跑到窗口去投诉,意思是,既然订好了时间的约见,为何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轮到她。对方也不生气,也不争论,只是告诉她,要等。
      窗口里面的办公室非常的大,但是窗口只有两个人工作,其他的人在里面工作的一半,还会悠闲的聊聊天,驻守的警察则在里面很认真的一边看书,一边用笔在书上面做着纪录。
      轮到我的时候,已经是三个小时之后的事情,而且是因为,我之前有一半的号码没有人出现,不然的话,哈哈……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把个人资料输入电脑,不过老太太搞了半天,把护照给我,“对不起,我做不了,你缺少了一个在学校登记的日期资料。”我想不是吧,难道我还要来一次,但是我明明按照学校提供的步骤做全的,没有理由。“你要的日期是不是这个?”“不会吧,应该是个图章。”老太太一边说,一边还是尝试,不到三十秒,她打印出一份通知,二个星期之内,我会收到我的SSN。拿着那封信,我心想,还好据理力争了一下,也还好,老太太愿意听我的建议,不然的话,又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
      等候的时候,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观察周边的人,除了我们这些来拿SSN的人,大部分都是申请社保的美国人,所以老人特别多。虽然效率低,很明显,有的时候还存在业务不熟练的情况,但是没有工作人员拿出那种,你要听我的,因为决定权在我的手里面的那种态度。毕竟,他们的工资都是纳税人付的钱。不过,很是怀念香港公务员的那种工作效率。
      波士顿有很多的公园绿地,还有运动场,这些免费的公共设施,为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提供了休憩的场所,还有大大小小的公立图书馆,在里面呆上一天也不会觉得闷。说到图书馆,发现这里的人坐地铁的时候和伦敦地铁乘客一样,大多数会带上一本书,香港人也在地铁上面看书打发时间,不过他们看的绝大部分是漫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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