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博士的“新冒险”] 新中国第一个女博士
时间：2019-05-13 03:20:20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石嫣发现，从过去到现在，从国外到国内的历史和经验已经表明，消费者各种自救，只是权益之计，只能解决暂时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是根本，根本还在于农民。 “阳台种菜、圈地建农庄、单位特供……解决不了根本。根本在于农民，在于我们能否真正保障农民的利益。”
三年前，还是在校博士生的石嫣，一手把北京西郊凤凰岭下的一块20亩的荒地，建成全国首屈一指的CSA生态农业“圣地”——小毛驴市民农园。在这里，人们能得到更安全的蔬菜水果。划一块地，自己或者找人种菜，真的是最好的模式吗?三年后，石嫣离开了“小毛驴”，开始了新的冒险。
寻找郎广山
“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干吧。”郎广山终于答应了石嫣。
这个52岁的农民是北京通州西集镇马坊村人，他成为石嫣新尝试的第一个合作伙伴。
石嫣新的农业计划叫“分享收获”，与之前的“小毛驴”截然不同。“小毛驴”是租下一块土地，由市民自己或雇人种植，获得安全的农产品。而“分享收获”是在农民自有的土地上进行，让农民生产安全的产品。
“分享收获”是个更复杂的工程，光是寻找一个合适的农户，就花掉了石嫣团队的一个月时间。
在北京，寻找一个有自己的土地，又愿意种菜的农民，就是个难题。
一开始，石嫣和她的伙伴们从有种菜传统的村庄入手。
团队成员俞康奇和唐亮，干脆就一直住在农户家，然后村里、邻村、附近的镇……他俩直接到田间地头去观察，找农民打听。他们的目标是那些有自己的土地、又有种菜技术，还同意转向有机生态种植的农户。
然而，他们发现，北京本地农民很容易就找到打工机会，种菜这种劳累、又有风险的事情罩就没什么人愿意干了。多数人甚至情愿做一份稳定的低收入工作，也不愿承担种菜的风险。
还在种菜的本地农民，大都上了年纪。一次寻访中，来参加石嫣的说明会的基本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最年轻的就是52岁的郎广山。
他们也已经完全接受目前主流的化肥农药、规模农业。放弃农药化肥的有机生态农业在他们看来，不合时宜，病虫害完全没法控制，风险很大。
俞康奇和唐亮在进驻马坊村之前，曾在通州的漷山镇住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走访到有十多年种菜传统的草场村时，发现村里都是大棚种菜，600多个大棚，由将近四五百户农户在耕种。但本地村民自己在种的，只有7户十来个大棚，其他的都是来自山西、河南、四川的外省农民。没有一户人愿意冒险与石嫣他们一试。
放弃漷山镇之后。俞康奇和唐亮骑着单车在附近村镇的田间地头转悠，正好碰到在地里干活的郎广山。上前一聊，发现他过去就有二十多年“种园子”(北京农村称呼传统种菜方式)的经验，而且，他有50多亩地，前两年才转为大田种植。以前，他还曾经有过好好经营自己的菜园子，把它们做成生态采摘园的想法。
即便这样，说服郎广山仍不易。从5月1日见过第一面以后，石嫣跟他谈过不下三次：促膝交谈，保证负责销路，给他看各种资料，甚至连中央电视台采访自己的视频也拿来播放。而俞康奇和唐亮当即就在村里住下，有空就往他家去，他下地也跟着下地。
郎广山也觉得生态农业是好事，但他还是怕，怕现在日益严重的病虫害，不撒农药，完全无法控制。突破点是他24岁的儿子郎东京。郎东京刚刚大学毕业，还没找工作，郎广山想让儿子留在身边。
学计算机的郎东京喜欢这个崭新的计划，他被说服后，爱儿心切的郎广山最终同意合作。
寻找农民只是这个工程的开始，更难的还在后面，特别是招募消费者会员。多数消费者已经向她表示，可以相信她种的菜，但不相信农民，哪怕这些农民是她亲自找来的。
“我好像又回到了三年前最困难的时候，现在比那时更难。”石嫣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小毛驴赶上“好时候”
三年前的2009年初，26岁的石嫣还是中国人民大学一名学农的在校博士生，决定种菜的计划看起来困难重重。，一块荒地、四个核心团队成员、两三个雇用农民，当时的石嫣，面对北京西郊凤凰岭下刚刚开垦出来的20亩荒地，后脊背时时发凉。不知自己能否在这里实践CSA的梦想。
CSA是石嫣从美国学回来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英文缩写。2008年4月到10月间，她被公派到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农场呆了半年。那半年，城市女孩石嫣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那个采用CSA模式运营的农场下地干农活。
这是一种石嫣之前从未接触过的农业模式：提倡食在当地，食在当季，本地生产，本地消费(buy local，buy fresh)；基于相互信任，社区的消费者为了支持农业的发展，不管未来收成如何，都与农民共担风险，提前预付款项，购买农场来年的收成；农场则遵守承诺，完全不用化肥农药，尽量使用人工耕作，保证农产品的纯天然无公害。
一接触，已经学了六年农学的石嫣，就深深爱上了它：这是一种人类真正和土地友好相处的可持续农业模式啊。她很快就下定决心：在中国推行CSA农业。
回国后，她在导师温铁军的帮助下，租到了地，并将其命名为“小毛驴市民农园”。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怎么把美国的CSA模式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当时的石嫣一点概念没有，更谈不上经验，小毛驴的一切工作都是摸索着进行。
能不能招募到会员，她更是没一点把握。幸运的是，第一个客户钟声是自己主动找上门来的。钟声看到媒体对石嫣“中国公派美国务农第一人”的报道之后，找到石嫣的博导温铁军的电邮，辗转找到石嫣，要求成为他们的客户。
通过钟声，石嫣和伙伴们开始走入社区宣讲，招募会员。他们的理想主义和实干精神，打动了社区居民，2009年，他们招募到52户会员，37户是配送份额，17户是劳动份额。
配送份额只需提前交钱，到时由小毛驴提供当季的新鲜蔬菜；劳动份额交一半的钱，小毛驴提供地和技术，供其自己耕作。
通过媒体报道，会员口口相传，小毛驴的会员，2010年迅速升至300多户，2011年则到了700多户，今年，已经到了1000多户。所有的这些会员，不但续订率非常高，每年，还有不少新的慕名而来的“候补会员”等着来年加入进来。
有了会员的强力支持，小毛驴成功了，俨然成为CSA在中国实践的标准范本。这三年，关于有机生态农业能得的荣誉，小毛驴几乎都得到了。
一时间，来“小毛驴”取经的人排成了长队，最忙的时候，石嫣一天要接待接待五六拨参观者，每拨人，她至少都要介绍一个小时。
“小毛驴”如此成功，到底发生了什么，让石嫣离开“小毛驴”?
离开“小毛驴”
今年三月初，石嫣主动告诉一些朋友，因为“理念不合”，她已经离开“小毛驴”。最早成为“小毛驴”会员的钟声，在知道这个消息后，却没有吃惊。“她是学者，学者做事，原本就看得比较 远，比较理想主义”。
钟声认为，石嫣当初做“小毛驴”，就很理想主义。但是石嫣和“小毛驴”都赶上了“好时候”——食品安全问题频频爆发，消费者对值得信任的健康安全蔬菜瓜果的需求旺盛极了，“小毛驴”的会员根本不需要招募，就已经爆满。
三年来，钟声亲眼看着“小毛驴”从理念变成现实。看着“小毛驴”飞速发展起来配送他家的蔬菜，从最初的品种单一质量不行，发展到品种丰富质量满意。
并不是所有的会员都像钟声这样满意。俞康奇在“小毛驴”工作的时候，就接到不少会员投诉，主要是抱怨菜的质量以及服务的。
这种情况，其实一直都有。菜量不是每次都能保证，菜叶子上有虫咬过的痕迹，菜显得比菜市场的小而且难看……这些其实不是问题，有机蔬菜在品相上确实不能与施了化肥、农药的蔬菜相比。
但是，钟声也承认，随着“小毛驴”会员的激增，他和“小毛驴”的联系再也不能像最初那时亲密了，“人太多，他们人手有限。招呼不过来。”他已经很少去“小毛驴”，也不太清楚“小毛驴”现在的具体栽种行为和过程，购买“小毛驴”的配送份额，基于过去对“小毛驴”品牌的信任。
另外，钟声也看出了，“小毛驴”最初打出的旗号是社区支持农业和农民，但农民却没有从中实现获利——“到农场劳动的农民是雇来的，替人打工，工资不高，谈不上受益”。
CSA模式的实质本是要让农民受到该有的尊重，得到该有的收益，但“小毛驴”并没有做到这点，主要还是满足了消费者的需要。可是，不保证农民的利益，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吗?
“小毛驴”为什么没有让农民受益?怎么才可以让它变得可以让农民受益?石嫣一直在思考。
博士毕业，她进入清华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导师给她定下的方向是“有关食品安全的社会运动”。她开始从社会运动层面来看，中外从过去到现在，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石嫣觉得自己找到了“小毛驴”的核心问题所在——小毛驴这种租用土地开办农场做CSA的形式，本质上还算是消费者的一种自救。而以农业为天职的农民，却没能参与进来。
“小毛驴”的配送份额会员，相当于自己出钱雇人帮自己种菜；劳动份额会员。从2009年的17户激增到今年的400多户，多数人把种地看做周末休闲项目，而真正有不错收成的，还是那些有大把空闲时间来打理的会员，基本都是老人。
在研究中，石嫣发现，从过去到现在，从国外到国内的历史和经验已经表明，消费者各种自救，只是权益之计，只能解决暂时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是根本，根本还在于农民。
从长远看来，健康、安全农产品的持续提供，依靠的是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依靠的是农民。如果农民不能从农业中受益，影响的是农业生产，最终受影响的是消费者本身。
然而，在消费者旺盛的需求之下，蜂拥而至的会员保证了“小毛驴”的成功，要在“小毛驴”的基础上改变什么，一手打造它的石嫣，不得不考虑得更多。最终，她决心离开，像三年前那样，从零开始，展开新的尝试，这一回，一定要让农民受益。
种一根“健康的萝卜”
新的尝试，几经变故，最终命名为“分享收获”。它还是一种CSA模式。和石嫣一起做这件事的同伴，都在“小毛驴”呆过，都曾参与过内部对“小毛驴”发展模式的激烈争论。
正是在那一次次地脸红脖子粗的争论中，他们找到了同道人。最终，有9人决定加入石嫣的“分享收获”团队。
“分享收获”，依然是个摸索着前进的过程。
2012年4月下旬正式启动这项计划之前，石嫣和其他四个团队成员，主要就是坐下来开会，探讨该采取什么形式来做事。最终，他们觉得日本的“守护大地协会”值得借鉴。
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严重的环境公害、食品安全等问题，促成了这个有机农业协会的成立。出于对现实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关注，他们将“有机”的概念从“不用农药和化肥”扩展为“生产过程透明化，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任关系”，并致力于推动消费者与生产者建立共同购买系统，增进彼此的相互信任和支持。
协会的性质最后发展定位为社会企业。运转不依靠任何慈善机构，也不寻求政府资助，凭着自身盈利维持协会的良性运转，实现三赢：生产者、消费者、协会。
守护大地协会在日本已经运行了35年，目前已经发展了生产者会员2500人，消费者会员9万多人。此外，它还开始向韩国、中国大陆等其他与日本有着精耕细作传统的国家发展。在中国的四川简阳，就有一个村庄在进行相关尝试，效果初显。
石嫣和她的伙伴们决定，借鉴“守护大地协会”，架构“分享收获”事业。这种模式需要农户的直接参与。农民的生产以家庭的形式进行，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生态有机耕作，保证食品健康、安全。
面向市场销售的时候，就组织起来，拥有在市场的话语权、定价权。组织者则为为农业服务的社会企业。
怎么保证农户和市场的对接，是“分享收获”考虑最多的事情。国内目前主要是NGO和政府在做这项工作。石嫣认为，NGO面临经费来源不稳定的问题；政府部门来做事实证明也容易人浮于事。只有社会企业——不耻于谈商业盈利，但商业盈利除了极少部分用于企业运转，绝大部分反哺到生态农业上去——才能让这项事业永续发展。
守护大地协会创始人藤田和芳曾说：要倡导和普及一种新的价值观，只有从小事做起：要让一根没有施过农药的萝卜能到达消费者手中。几十年后，你会看到社会因一根健康的萝卜而发生的变化。
这样的信念和社会责任感，让石嫣感到莫逆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