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镣铐的舞蹈】戴着镣铐跳舞出处

时间：2019-04-17 03:36:37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男性主义”的现代主义的衰落，在西方艺术领域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艺术流派——女性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女性主义就以一种鲜明的挑战姿态与男权文化抱持一种“不合作方式”。佛利达·卡洛（Frida Kahlo）就是众多女性主义艺术家中的一位。她借助画笔，以其女性独有的敏锐感受，丰富想象力和细腻的表达向世人展示了她不平静的内心世界和传奇的人生经历。
　　关键词：女权主义；女性艺术；卡洛
　　早在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出现之前，就有关于男女平等的思想出现。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直接导致了第一次大规模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
　　进入20世纪60年代，有关女权主义理论、思想的论著不断涌现。法国女作家、思想家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的著名论断，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女性主义者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对男性本位文化的批判，主张将女性世界和女性话语作为研究对象，重新解读传统的文艺史和文艺理论，女性主义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
　　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正是在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中形成和发展的。1971年美国艺术史家琳达·诺切特（Linda Nochlin）发表了一篇《为什么没有女性艺术家？》的论文，从而引发了艺术领域一场前所未有的热烈讨论。这是女性主义首次在艺术领域发起对男权的挑战。以詹森（H·W·Janson）所著的非常详实的《艺术史》为例，其在60年代出版的第一版就未收入任何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因为传统的艺术研究是几千年以来父权制社会的产物。“当所有的书都出自男性之手时，女性的生平怎么能够为人所知？”也正因为如此，女性主义学者自70年代开始“重写艺术史”。其中，佛利达·卡洛就是众多女性艺术家中的一位。
　　佛利达·卡洛（Frida Kahlo，1907-1954）是拉丁美洲女性艺术家的偶像。1939-2000年先后在美国纽约朱利恩莱维画廊、墨西哥城画廊、法兰克福安迈因斯克恩艺术馆、休斯顿美术博物馆、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个展。[1]
　　卡洛的一生波折多难。1913年6岁时患上小儿麻痹症，致使她的右脚轻度畸形。1925年18岁时，卡洛乘坐的巴士与有轨电车相撞，一根铁棒穿透了她的腹部，导致脊椎和骨盆破裂，右腿粉碎性骨折。她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但她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后遗症使她在此后经历了35次手术，伤痛如同影子伴随了她的余生。
　　卡洛正式动笔认真画画是在意外车祸之后。在漫长的恢复时间里，她以虚弱的身体体验了生命中不可承受的巨大痛苦与感伤，她用艺术的语言尝试着心灵的救赎。在1932年的《亨利福特医院》中，她描绘了自己在底特律流产真实痛苦的记忆。这幅画1936年在纽约展示的时候，许多人都惊讶为什么会有人将死去的胎儿、流产的女人、染血的床单，这么赤裸的描绘出来并公开展示。赫雷拉（Herrera）认为，卡洛已成为美国女性主义眼中的英雄，因为没有人像卡洛一样直接大胆地将女性才有的流产经历，经由艺术的途径表达出来。卡洛以她身为女性的亲身经历，用她的血腥美学谋杀了艺术史上永远的古典女神，以视觉上的惊骇景象去质疑女神式的“惟真、惟善、惟美”，直接表述了女人真实生命的美与丑。
　　正如里维拉在1938年卡洛的纽约朱利安里维画廊展览介绍上写到的那样：卡洛是艺术史上的独特例子，她剥开自己的心胸，说出内在心里感受的生物性真相；她是唯一在作品中表达女性创造力、感觉与作用的艺术的女人。在1944年名为《破碎的脊柱》的自画像中，卡洛描绘了一个几近分裂的身体，碎成好几段的爱奥尼式圆柱，比喻她断裂的脊柱，无数的小钢钉遍布在卡洛的躯干、双臂、甚至脸上，身上环绕着用于固定的支架，仿佛也愈合不了一再崩裂的伤口。这个场景让人联想到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景象。卡洛在画布上记录每一次的撕裂伤口，1945年的《无望》记录失去食欲变得消瘦的自己，画面中的卡洛被架在床上强迫进食，也象征着死亡的强迫威胁。1946年的《希望之树，保持坚定》描绘了手术之后的两道伤口，手拿支撑架的卡洛告诉自己要以希望迎战死神。多年后，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和里维拉，站在卡洛画作的面前说道：看看画中人物的眼神，这是你我都画不出来的。[2]
　　卡洛出生于墨西哥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当时的墨西哥正处于复杂的文化背景中，它融合了欧洲文明与印第安文化，背负着殖民地的痛苦、政经改革的动荡不安、古文明的断层，同时承受着外国势力的冲击。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卡洛，体内流着对墨西哥革命的澎湃热情，身上的混血基因也让卡洛日后不断以画笔思考自我的身份认同，陈述她对文化民族的关切与自我形象的矛盾。1929年，她随里维拉等人走上街头参加政治游行活动。身材娇小的卡洛巾帼不让须眉的政治热情造就了她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她的作品中，盘绑着的发辫，美丽的头饰，披肩圆裙装，充满民族风味的特旺纳裳，琳琅满目的珠宝配件，墨西哥特有的植物和当地祭坛画的形式都体现出浓重的墨西哥本土特色，卡洛以此来表达她对祖国的热爱。[3]《在墨西哥和美国边境上的自画像》中，强烈道尽了两个文化的矛盾，代表着古文明文化力量的墨西哥，与代表着工业文明的美国。在1933-1938年间的《我的衣服晾在那儿（纽约）》中，卡洛描绘了一些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中的常备用品，还将一元面值的钞票包在十字架上，以这种手法控诉美国的伪善。她借用了经济大萧条时期关于失业的照片，将“真实性”和“做成的”绘画并列，从而突出了美国所炫耀的世俗的富庶，这和下层民众的疾苦产生了对比。画面正中的萨布特克女装，则代表了女性自由和经济独立的理想。卡洛对于祖国及政治的热爱渗透了她一生，即使是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她依然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并坚持去参加了一场示威游行，抗议美国干预危地马拉内政。这次游行是卡洛生命中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在寒冷的天气下她感染了肺炎。在11天后，也就是1954年的7月13日，卡洛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作为一个女性艺术家，卡洛在她的艺术中表现了她对于痛苦的忍耐和抗争，也表现了她对她的祖国永远的忠贞。她不仅是一个表现女性经验的画家，更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第三世界的文化国家主义者。
　　参考文献：
　　[1] 周青．另类的尖叫：世界女性主义艺术思潮[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9.21-24.
　　[2] 黄舒屏．卡洛[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11
　　[3] [美]贾尼斯·赫兰德，代亭译．弗里达·卡洛绘画中的文化政治与身份[Ａ]．[美]诺克林等著，李建群等译．失落与寻回：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13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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