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与当下诗歌:说真话后悔装新风

时间：2019-04-08 03:11:35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说真话”本来是文学的基本要求，说真话、说内心的话、说自己的话，这样的文学才有生命力、才有意义。然而，在当下的诗歌中，“说真话”、“说人话”的作品似乎正越来越少，而相反，假话、空话、套话、神话、鬼话、废话充斥、泛滥，这种状况不能不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现在的诗歌写作陷入极度的暧昧和混沌之中，乱象丛生，充斥着虚假、虚伪的写作，我认为有如下几种诗歌写作现象与“说真话”精神背道而驰。第一种是“伪乡土”写作，大批的诗人写农村、写乡土、写自然，但是这些写作者并不是真的认同农村、乡土、自然，希望“回归”农业文明，他们绝大多数生活在城市里，一丁点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这其中绝大多数的作品，既没有时代特征和现实针对性，也没有精神立场和价值超越性，它们其实只是一种自我按摩、自我抚摸，是一种虚假的写作，故而可以称为“伪乡土写作”。这样的写作之所以能够流行起来，一方面是因为它能够舒缓、释放现代社会中人无所不在的紧张感、压抑感，在虚拟的空间中得到一种精神抚慰，满足了某种“文化乡愁”的想像和休憩。同时，这样的写作只谈“风月”，无关“现实”，“政治”上是安全的，因而能够被“主流”所接受（在一些刊物中几乎成为压倒性的存在），有“升值”的空间，可能让写作者获得某种进身之阶，所以很多的人趋之若鹜，实际上是一种写作的投机。应该看到，这样的诗歌回避了生活中真正的问题和难题，回避了个人内心的困境与矛盾，逃避了现实，是一种苟且、怯懦、犬儒的写作。
　　第二种写作是流行性的底层写作、打工诗歌。底层写作固然体现了写作的伦理性，但当它成为热点，很多人一窝蜂去写的时候它的问题就呈现出来了。底层写作我认为其中的绝大部分是无新意、无意义的，是跟风和赶时髦，与前面所说的伪乡土写作一样，同样是一种功利和投机行为。这其中的情况也很复杂，有的写作者确实有底层经验、有“生活”，但问题是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而是在用公共话语和公共抒情模式来进行写作，仍然是公式化和概念化地写底层，没有提供新的东西，是一种无谓的重复。另外的一些写作者则是现实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其中不乏官员、老板、企业高管等，很多人至少已经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他们也来大写特写底层，而他们的问题是根本不了解底层，也缺乏真正的底层情怀，而只是在虚构底层、消费底层，这样的写作是一种猎奇、征用。就目前所见，绝大多数的所谓底层写作、打工诗歌中没有个人生命情感的贯注和投入，没有个人的发现和穿越，只是一种生活表象的展览、似是而非的控诉和假模假式的关怀，其写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引起体制的认可，并从主流体制中分得一杯羹。这同样是一种虚伪、虚假，甚至荒诞的写作。
　　第三种可以称之为语言乌托邦主义。这种写作对语言极为讲究，耐心打磨语言，注重诗歌写作的难度和技艺，但是，却往往不知所终、不知所云，语言的细部很美，但是没有整体，无法传达出有效、有意义的信息，自身被自身消耗掉了，仅仅剩下了语言的空转、空壳，这样的诗歌是无效的。这种写作注重所谓的知识、经验、技艺、难度，但是欠缺情怀、性情、及物性、有效性，过于精英主义，过于封闭，拒绝了与此时此地的当代生活的交流与互动，我认为这是得不偿失也是本末倒置的。这样的写作实际上只是在搬运和堆砌语言，制造某种语言奇观，是语言上的本质主义者、游戏主义者，诗歌只有语言维度，却缺乏人生、灵魂的维度，或者说，缺乏一定的人文属性，因而意义不大。
　　第四种，是所谓的口水诗歌和废话诗歌。这种现象在网络上最为常见，这是口语诗歌的过度泛化、简单化、随意化，也是诗歌门槛降低和诗歌标准失范的后果。但一个常识是，如果随便说两句话都是诗了，一切无意义的废话都是诗了，那么诗和非诗的边界在哪里？因为很明显，一切都是诗了，也就一切都不是诗了，诗歌本身就被稀释，并淹没到汪洋大海之中。应该看到，这里的“口水”和“废话”都放逐了意义维度，不具备艺术和人文内涵，它们都并不是“真话”，“真话”是有话可说、有话要说，有自己的发现，有表达的冲动，有意义和价值的追求的，这两者之间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口水诗和废话诗与前述的“语言乌托邦主义”虽然表面上不同，但两者方向相反却走入了同样的误区，实质上都是语言游戏，能指剩余而所指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在亵渎诗歌，是对于诗歌的不尊重。
　　以上是诗歌中“说真话”的反面的四种写作取向，如果要从正面谈论这个问题，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首先，诗歌应该与“我”有关、与内心有关，诗人应该有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语言说话，而不是用公共语言、政治语言、教科书语言来进行写作。诗人应该有自己的话语方式和语言风格，这当然是比较高的要求，但至少每个诗人都应该有这种意识，应该努力拒绝那种假大空、概念化、模式化的语言的规训和覆盖，诗歌负有更新一个时代的语言系统的庄严使命。同时，“说真话”还意味着应该尊重读者，应该让人懂、与人交流，而不是一味暴力性地对语言进行加工、变形、破坏，最终莫名其妙、不知所云，这样的语言是虚假、自私、无效的语言。诗人应该是“赤子”，诗歌应该说“人话”、说内心的话，在这个基础上生发诗意空间，寻求诗性表达，而不是自说自话、故弄玄虚。
　　第二个层面，“说真话”的诗歌应该面向当代、面向现实，有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诗人应该有独立的精神和人格，有自己对生活的发现，揭示出时代生活的秘密，说出自己想说、应该说的话。在当今的社会阶段，在社会主导机制已经形成极其强大的控制性力量的情况下，诗人更应该承担起某种使命，诗人应该成为独立而强大的个体，应该质疑和反思这样的压迫性存在，并进行某种对峙和反抗，起码在精神层面要有这样的自觉和自省。诗人是社会的良心，诗人应该永远站在弱者的一边，关注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关注弱者（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所说，“以卵击墙，我愿与卵共存亡”），哪怕失败，哪怕被摧毁，那也是诗歌的光荣而不是耻辱。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诗歌在面向时代生活的许多公共性命题的时候，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是缺席的。一个社会，如果连诗人都不去说，或者不敢说真话了，那就真的是万马齐喑、前途堪忧了。这里的“说真话”是勇气的体现，是胸怀和境界的体现，同时也承担了“诗歌何为”的命题。
　　诗歌语言当然应该是“诗语”、有“诗意”，“说真话”并不意味着“有一说一”、一览无余，等同于日常语言，也不意味着必须“反映现实”，与现实短兵相接。我们之所以讨论“说真话”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太多封闭的、自我循环的“诗语”、“诗意”，却缺乏“真实”、缺乏“现实感”。应该看到，一方面，诗意、诗味应该是自然而然生发的，是来自内心，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感的，而不应该曲意逢迎、自欺欺人、为稻粱之谋；另一方面，诗歌应该来源于现实生活，与现实生活产生广泛而深刻的交集，并楔入时代生活的内部，对之作出富于洞察力的表达，而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就当今时代诗歌的处境而言，很大程度上不是时代和公众抛弃了诗歌，而是诗歌抛弃了时代和公众，诗歌离开了当下的现实，离开了公共生活，没有发出有价值、有意义的声音，社会公众之远离诗歌也是势所必然。就“语言”与“现实”而言，诗歌应该在这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语言的美感、创造性、独立性与现实的指向、责任、担当是同等重要的，不可偏废。
　　因而，可以说，“说真话”表面看是一个语言问题、修辞问题，但实际上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人”的问题。“说真话”的诗歌体现了更多的性情、担当、发现与创造，体现了写作者的人格、情怀和境界，“说真话”的诗歌多了，既是诗歌之幸，也是时代之幸。对于当下的中国诗歌而言，这一问题尤其具有重要性与紧迫性。
　　（选自诗生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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