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墨子的宗教身份再解墨家“十论” 鲁班机关盒制作图纸
时间：2019-02-20 03:28:40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学派及其思想盛行。在墨家“十论”中，兼爱为其思想总纲及核心。本文通过与墨子时代西方宗教的比较，意图从墨子的宗教传统身份来进一步解释墨子“兼爱”思想的来源，重新梳理其思想中“十论”的体系，由此揭示出墨家思想的现实性和工具化色彩。
关键词：墨家；宗教身份；兼爱；现实性
春秋战国之交，墨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并称为“显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宝贵遗产之一的墨家思想，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墨子的全部思想，所标的纲领有十条之多。在众所周知的墨子十项主张中，究竟哪些是其思想的根本观念，研究者们意见不尽相同，多数认为“兼爱”为墨子思想的核心及总纲，本文作者也持此观点。本文通过与墨子时代西方宗教的比较，意图从墨子的宗教传统身份来进一步解释墨子“兼爱”思想的来源，重新梳理其思想中“十论”的体系，由此揭示出墨家思想的现实性和工具化色彩。
一、墨子的宗教传统身份
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墨家有其独特的面貌。墨家以其宗教思想和宗教团体而区别于其他诸子――墨子聚徒，组织成一个类似宗教式的团体，并要求每一位墨家成员自觉地严格遵守墨家教义。墨子实行钜子制度，即类似于宗教领袖，并以修身磨练等方式将墨家成员凝集成一个相当稳定的行动团体。墨子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核心内容的教义，使得墨家成员有着一种共同信仰，一种执着追求的境界，规范着墨者的思想和行为的基本方向。而墨家这种有别于其他的宗教色彩，是与其特殊的宗教传统身份有着密切的联系。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以政权为主，而宗教权力难出其右。中国古代的君主都是君而兼师的，都是以政治领袖而兼顾教务，其重心则偏重于人事。中国的教权不能凌驾于政权之上，所以中国的宗教始终不能发展到唯一绝对的大神观念，继而也不可能有如西方的宗教统治。商民族是中国古代唯一最先崇拜大神的人。上帝之观念，就是由商人自淮河流域带来，并加入中国之文化系统的。但上帝观念的传人并没有消灭或统治中国的原有多神，反而受到原始中国人思想的同化，成了自然界一个最大物质的代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神都是趋于唯物的，人民所崇拜的所有神都是有关民生的实物，如山川河流等)。
作为商民族的遗裔，墨子将上帝之观念贯穿到墨家的教义中，提出“兼爱”之思想。《墨子・法仪》篇说：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墨子是从庶民阶级的平等观(兼爱)来塑造这个上天的。在墨子的著作里，提到“天”的共有278次，提到“上帝”的地方也有23次之多。墨子赋予天以普遍主义的平等观，不再持有原有的宗法等级宗教观，而是兼爱天下，普佑世人。我们也可以通过比较当时上帝观念和墨子思想，看出两者在许多地方都有相同之处，都是以兼爱为纲，宦求平等的观念。
上帝观念以上帝为父，兼爱同仁，人人皆如兄弟之相亲。其观念打破家庭小群和阶级制度，人人如兄弟一般来组合超家庭的团会，即教会。据说其最初组织，亟望基督重来，天国实现，教徒衣食相共，不分界限。此与从前分别族内族外，自私于内而相仇于外者，完全不同了。教义公开宣传，热心救世，一反各守私者之所为。
而墨子所主张的兼爱，就是不分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和等级身份的高低贵贱的普遍的无差别的爱，是要求打破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的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以下引《墨子》只注篇目)“爱人，待周爱人，然后爱人。”(《小取》)“爱人之亲，若爱其亲。”(《大取》)“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下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法仪》)墨子认为每个人在天面前都是平等的，都应享受天赋于人的各种物质生活。“爱臧(男奴隶)之爱人也，乃爱获(女奴隶)之爱人也。”(《大取》)“获，人也……臧，人也。”(《小取》)墨子的爱是没有职位尊卑、财富多寡的差别的，哪怕是奴隶，仍应享有爱的权利。墨子的兼爱思想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其对象不止于一家、一族、一国，其范围包括任何爱所能及的人和地方。
墨子想替中国设立一个以上帝崇拜为中心的宗教，这是与墨子本人的宗教传承相关的，同时这种特有的宗教传承也为墨家学派“兼爱”的产生创造了思想基础。
二、由“兼爱”衍生的墨家“十论”
出生在二千四五百年前的墨子，从他的精神和主张来看，他欲成立一个中国战国时期独特的宗教，这是与当时混乱的社会历史状况息息相关的。
春秋战国之际，周天子尸位素餐，失去了号令天下的实权；诸侯趁机拥兵自立，各自称王，为了获得更多实际利益，诸侯国间相互争战不休，搞得天下政局混乱，战争连绵。墨子在《墨子・天志下》描述说：今天下之诸侯，将犹皆侵凌攻伐兼并，此为杀一不辜人者，数千万矣；此为逾人之墙垣，格人之子女者，与角人府库，窃人金玉蚤者，数千万矣；逾人之栏牢，窃人之牛马者，与人人之场园，窃人之桃李瓜姜者，数千万矣；而自日义也。而出身于社会最下层的墨家，亦即来自农工失业流民和刑徒苦役，受到来自于世家贵族、官僚以及新型的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老百姓更是饱受战乱之苦，生活基本上处在“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非乐》)的战乱之中。
针对这样的社会现状，墨子以身赴义，积极创教。胡适就曾评论说，“墨子是一个创教的教主”，墨子所说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都可称为‘墨条’的信条”。在多达十条的“教义”中，兼爱如穿珠之线，将“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同时也是墨子针对时弊开出的一剂济世药方。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侵略战争频繁，时间短则数月，长则数年。无论对侵略国还是被侵略国来说，都是人、财、物的巨大浪费。墨子提出非攻的思想，指出应“视人之国若视其国”(《兼爱中》)，减少对百姓的残害以及不必要的资财浪费。我们可以看出，非攻思想是兼爱思想的一种外延，是从人与人的兼爱向国与国的兼爱的推进，同时也是对当时颠沛流离于战乱中百姓愿望的一种迎合。
“庖有肥肉，厮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正是表现了战国动乱时代中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等社会现象。这与墨子所提倡的有财相分，有利相交的经济理念大相径庭。社会上层阶层不劳而获，却生活奢侈，挥霍浪费，厚葬久丧，钟鸣鼎食；而身处社会最下层的劳动人民只能终日劳作，却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身无立锥之地。针对这样的社会时弊，墨子提出节用、节葬和非乐的思想，即节约资 财费用，节省丧葬费用，取消礼乐制度，以此反对当时的繁文缛节，要求节约有限的社会财富，以均天下之利。同时墨子也指出应“有利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免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只有在这种有力助人，有财分人的道德、行为准则下，才能实现物质利益的合理分配，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过着温饱而不奢侈的生活，这是墨子兼爱思想的基本内容。
针对当时的“国家昏乱”，墨子提出了尚贤、尚同的政治主张。尚贤，就是尊重人才，举拔贤才。墨子尚贤是基于小生产劳动者的平均主义，“官无常贵，民无常贱”(《尚贤上》)，同时将尚贤提到了天之法仪的高大，并将择君也列为尚贤的内容。墨子这种主张反映了当时平民阶层要求平等参政的强烈愿望，以及一种由下选上的平等政治风气。以择君唯贤为前提，尚同就成为可能。尚同的基本内容是由天子“一同天下之义”(《尚同中》)，“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尚同上》)。墨子的两项政治主张，从君择臣和民择君两个角度上反映了强烈的民主思想和平等意识，同时也正是“兼爱”思想在政治层面的具体体现。
由于战国时期的战乱频繁，“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儒家思想极为盛行。墨子反对这种懒惰的“有命”论，提出非命思想。他认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非命下》)。显然，墨子从实际生活出发，鼓励人们努力工作，积极进取，靠自己的努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社会下层人民的衣食温饱问题。而对于上层社会的压迫与剥削，以及“国家淫僻无礼”之事，墨子提出了天志和事鬼思想。墨子所主张的尊天，认为天有意志，即“天志”。“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天志上》)墨子的天志，其核心是兼爱，出发点则是百姓、民众。而事鬼，即明辨鬼神的存在。墨子认为鬼神无所不在，并能赏善罚恶。墨子之所以强调天志明鬼，不仅能警上愚下，同时也是想给自己的宗教教义增加一些神秘色彩和威慑力量。
墨家思想中的“十论”都是墨子在其进行宗教和政治实践中，为解决社会现实生活而由兼爱衍生出来的、具有工具化色彩的主张：“尚贤”是兼爱原则应用于设官治事上；“尚同”是其用在行政管理上；用于国家外交，就演化为“非攻”；用于百姓生活中，就演化为“节用”、“节葬”、“非乐”和“非命”；而“天志”、“明鬼”正是墨家学派的宗教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