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医学人文精神800字作文有关新冠疫情（完整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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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文精神的800字作文有关新冠疫情3篇

第1篇: 医学人文精神的800字作文有关新冠疫情

人们一般认为，儒学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不可能为工业化和今天的科技文明，乃至经济全球化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认为：第一，就民族性而言，儒学不仅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也是华夏族群的精神形态，是中国乃至东亚社会文化的结晶，蕴含了东亚各民族的民族性格、终极信念、生活准则、生存智慧、处世方略。作为族群的意识与心理，它在今天仍是活着的。第二，就时代性和空间性而言，一切地域、族类之前现代文明，当然包括曾经是灿烂辉煌的中国农业文明中的许多因素，尤其是精神因素，不可能不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与意义。因此，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或网络文化时代的来临，并不意味着民族性的消解，也不意味着前现代文明巳毫无作用。第三，就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而言，经济与科技之现代化、全球化的前提和必要的补充，毋宁是广义的“文化”的多元化，即不同地域、族群、语言、宗教、阶级、阶层、性别、年龄的人们的丰富多样的政治、经济、文化需求，包括马斯洛所说的人的生理、安全、群体归属感、爱人与被爱、尊严和自我实现等不同层次的需求以及不同的价值理念与不同的民族文化自我认同之间的碰撞与交融。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世界性；
没有本土性就没有全球性；
没有多样化就没有一体化；
没有人文精神的调治，当下与未来社会的发展只可能是畸形的、单向度的、平面的；
没有如布尔迪厄和福山等人所说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或“人的资本”）与文化能力的养育、积累，没有工作伦理乃至全球伦理的建构，中国的“经济资本”的建构和经济与科技的现代化将是十分艰难的，所谓“经济全球化”也就不可能是健康的。包括社会美德、人文素养、工作伦理在内的精神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亦可以丰富、改善、激活现代社会化的行为方式。

儒学生发于远古三代，奠基于礼乐文明，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生活和人们的心灵之中，是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形态。剥离其形式躯壳和政治化儒学的负面影响，其有机、连续、整体的宇宙观，自强不息而又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和而不同论，人生意义和理想人格境界之追求等，都有其现实意义，可以作创造性的转化，成为滋润现代社会和现代心灵的源头活水。中华五千年文明孕育的人文精神，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21世纪的重要精神资源，是炎黄子孙精神生命的根基。弘扬中华人文精神，特别是作为其内核的儒家人文精神，有助于克服当代社会生活的某些困境，尤其有利于当代伦理的重建。

一、儒家人文精神的产生及其内核

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信念和价值意识。其中，尤以对“天、地、人、物、我”及其关系的反思，特别是对“人”自身的反思最具特色。在中华民族长期融和的历史过程中，儒、释、道三教，特别是儒教，在政教礼俗的各方面影响甚巨。中华各民族及各种思想流派在历史上关于人与天道（天神）、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之关系的讨论，可以说汗牛充栋，人言言殊，今天我们很难以偏概全。但大体上，我们仍然可以把三千年来，在社会上层与下层中逐渐形成共识的、围绕“人”的若干思考略加总结与概括。

与世界上其它民族一样，中华先民在原始宗教的氛围中，“人”的地位暗而不彰，或者说，人总是与“神”，特别是与自然神灵的“帝”，或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天”相联系、相纠缠的。甲骨卜辞和《尚书》中的“帝”或“上帝”，就是殷代人的至上神。甲骨卜辞中“帝其令风”、“帝其令雨”、“帝其降馑”、“帝降食受（授）又（佑）”[1]的“帝”，多半指自然神灵。而《尚书》、《诗经》中的“帝”，则是自然神灵与祖先神灵崇拜的合一。“帝”或“上帝”是人类群体及其生活的主宰。周代钟鼎铭文中，“天”字出现的频率很多。“天”“人”两个字的字形十分相近，“人”形上加一圆点即是“天”字。在周代，至上神的称谓由“帝”“天”混用，逐渐变为了“天”的独用。“天”成为了创造生命、万物，并福佑人间的人格神。如：“惟天阴骘下民”，“天乃佑命成汤”，“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天生烝民，其命匪谌？”，“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等等。[2]但“天”的人格神权威逐渐下落，变成非人格的最高主宰，甚至变成人们咒骂的对象，这在《诗经》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证。

周代的礼乐教化，集宗教、伦理、政治于一身，其中表现了中华民族“人”的意识、“人文”的意识的凸显。礼治显然是人的积极有为之治，但从本源上讲，礼的源头是“天地”、“先祖”和“君师”。天地是生命的本元，先祖是族类的本元，君长是政治的本源。所以，礼文，在上方事奉天，在下方事奉地，尊敬先祖，尊重君长。这是安定人民之本。而礼、乐之教，当然还有诗教、易教、书教等等，是用来对统治阶层、知识阶层的人，陶冶身心，端正品行的，继而用来提升百姓的文化素养、人格境界，调节、满足人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所谓“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3]，以礼节民，以乐和民，就是这个道理。

孔子的时代是中国人“人文意识”觉醒的时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4] 孔子把继承了夏商两代文明而又有所创新的丰富繁盛的“周文”，作为我们民族深厚的大传统。“周文”源于且不脱离原始宗教而又强调了礼乐教化。礼使社会秩序化，乐使社会和谐化。孔子点醒了、拯救了周代礼乐文明的活的精神，并把它提扬了起来，这就是“仁”的精神！“仁”是礼乐的内核，没有“仁”的礼乐，只是形式躯壳、虚伪的仪节。

国人文精神其实不是别的，就是孔子“仁学”的精神！“仁”是什么呢？“仁”是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即孟子所说的人异于禽兽的那么一点点差别。“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5]，突显的是人的主体性，特别是道德的自主性。“仁”又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生命的感通，又是“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价值理想。这种价值理想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6]等“忠恕”之道作为主要内涵。这可以推广为人与人之间，乃至国家间、民族间、宗教间、文化间的相接相处之道，乃至人类与动植物、人类与自然的普遍的和谐之道。孔子的“仁学”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核，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此不仅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指导原则，而且也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智慧。无怪乎《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汉斯先生，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黄金规则，这是很有见地的。[7]

孔子和儒家极大地张扬了人的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创造精神，特别是人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的积极建构，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肯定道德、知识、智慧、文采、典章制度、礼乐教化等等。但孔子和儒家在极大地肯定人的文化创造的同时，并没有陷于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文至上主义的立场，反而谨慎地处理了人文与自然、人文与宗教、人文与科学的关系。

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特点

中国的“人文精神”，不与自然对立，不与宗教对立，不与科学对立。这是中国的，特别是孔子、儒家的人文精神的特点。

特点之一：儒家人文精神不与宗教相对立。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8]，即对民间小传统的信仰，对鬼神迷信不轻易表态，或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但这并不表示他对当时精英文化大传统的信仰有丝毫的动摇。孔子也运用占卜，强调祭祀的重要和态度的虔诚。孔子特别反复申言对“天”的信仰和对“天命”的敬畏。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唯天为大”[9]。孔子保留了对“天”、“天命”的信仰与敬畏，肯定了“天”的超越性、神秘性。孔子赞美《诗经·大雅·烝民》篇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为“知道”之诗[10]，肯定天生育了众民，是人的源泉，认为人所秉执的常道是趋向美好的道德，即天赋予了人以善良的天性。孔子肯定个人所具有的宗教性的要求，又进一步把宗教与道德结合起来。孔子和儒家的积极有为的弘道精神、当担意识，超越生死的洒脱态度，朝闻夕死，救民于水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品德，均源于这种信仰、信念。或者我们可以说，儒家人文的背后，恰恰是宗教精神信念在支撑着！孔子说：“天生德于予”；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
道之将废也与，命也。”[11]儒者的理想能否实现，听之于命运，因为这里有历史条件、客观环境的限制，不必强求，但也不必逃避，主体生命仍然要自觉承担。儒家把这种宗教精神转化为道德精神，儒学即是一种道德的宗教。儒家的“天”，是形而上的“天”，是道德法则的“天”，这个“天”和“天命”转化为人的内在本质，在人的生命内部发出命令。如此，才有千百年来刚健自强的志士仁人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行为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气概，乃至社会文化各层面的创造。足见儒家人文精神不仅不排斥宗教，反而涵盖了宗教，可以与宗教相融通。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很少有像西方那样的惨烈的宗教战争的原因。

特点之二：儒家人文精神不与自然相对立。

儒家的确把人作为天下最贵者。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2] 周秦之际的儒家认为：“人者，天地之心也…”；
“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13]但人并不与自然天地、草木鸟兽相对立。人在天地宇宙间的地位十分重要，但人只是和谐的宇宙的一部分。“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4] 这是讲至诚的圣人，能够极尽天赋的本性，继而通过他的影响与教化，启发众人也发挥自己的本性，并且进一步让天地万物都能够尽量发挥自己的本性，各安其位，各遂其性，这也就可以赞助天地生成万物了。既然如此，至诚的圣人及其功用，则可以与天地相媲美，与天地并立为三。人与天地并立为三的思想，是在这种语境中表达出来的。

儒家人文精神强调天地人“三材之道”并行不悖，并育而不相害，且成就了一个人与宇宙的大系统。“《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15]《周易》称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为“三材”，其“三材共建”和“三材之道”，就是把宇宙万物归纳成不同层次而互相制约的三大系统，三大系统构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也就是说，天、地、人不是各自独立、相互对峙的，它们彼此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处于一个“生生不息”的变化之流中。儒家人文精神是一种创造的精神——“天地之大德曰生”[16]——这种精神来自天地。“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17] 天地之道，阴阳大化的作用，即生成长养万物。生长万物的富有叫做“大业”，每天都有新的变化叫做“盛德”，生生不停叫做“变易”。人效法宇宙的“生生之德”而不断创进。“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8] 物相杂之谓“文”，阴阳刚柔的交错是“天文”，或曰自然条理。自然条理是多样性的统合。依据自然天地之道，在社会人事中采取非武力的形式，叫做“文明以止”。人事条理即是“人文”。人文应效法“天文”。我们观察天文来考察四时的变化，观察人文来感化天下的人。足见人事法则应与自然法则相匹配，相照应。

宋代儒者讲“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不剪窗前草”，讲仁爱之心遍及鸟兽、草木、瓦石，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都是十分鲜明的例证。这表明，中国的人文精神不与自然相对立，不会导致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对自然的宰制、占有或无视动物、植物的存在；
相反，它讲求的是与自然的协调。“仁”与“生生之德”恰恰是自然宇宙的精神给人之社会文化活动的示范与渗透。

特点之三：儒家人文精神不与科学相对立。

儒家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非但不排斥科学，反而包容、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近百年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人们普遍有两种误解。第一种误解，即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泯灭人的创造性的，是束缚人的自主性和创新精神的。第二种误解，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反科学的，至少是阻碍科学技术之发展的。这两种误解都需要予以澄清。当然，具体地辨析中国文化在不同时空的发展过程中的正负面的价值，不是本文的任务，这也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我在上面阐述中华人文精神特点之二时，正面地回应了第一种误解。这里，我们借助于正面的阐述来回应第二种误解。

中国

人文精神并不轻视自然，亦不排斥技艺。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及其独特的范式的研究，我们应当有独特的视域，而不宜以西方近代科学作为唯一的参照。李约瑟的研究尽管还有不少可以商榷之处，但他的慧识是摆脱了“西方中心论”，正确估价了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念、思维方式的特异之处，以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实际上做出的绝不亚于西方的贡献。中国人取得了那么多令世人瞩目的发明创造，闪烁着惊人的智慧。“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哲学。”[19] 普里高津也曾引用李约瑟的观点，指出与西方向来强调“实体”的看法不同，“中国的自然观则以‘关系’为基础，因而是以关于物理世界的更为‘有组织的’观点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首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然性，研究协调与协和”；
“中国思想对于西方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20] 重整体、重系统、重关系的思维范式，重实用、重国计民生的行为方式，给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成功的一面，我们应当有清醒而充分的认识。当然，我们也不讳言其局限性。

有一种看法，以为重人生、重道德的儒家人文精神就一定会轻视自然、排斥科学，这也是需要辨析的。以中国宋代最著名的人文学者，也是最遭今人误会与咒骂的朱熹为例。朱子的“格物致知”中的“物”，既包含了伦常之事，又包含了自然之物。其“理一分殊”的命题，既重视宇宙统一的“理”，又重视部分的“理”和各种具体的“理”及其相互间的关联。其前提是在“物物上穷其至理”。“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
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
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21] 朱子的理学既重人伦，又重天道，肯定自然，肯定科技的价值，他自己在天文、地质、农学上都有贡献，甚至对浑天仪、水力驱动装置等有浓厚的兴趣。[22]

以上概述的儒家人文精神的三个特点又是相辅相成的。

第2篇: 医学人文精神的800字作文有关新冠疫情

医学人文精神的重塑

1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内涵

医学技术虽然给我们带来了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仍然离不开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人类正是凭借医学技术才使原来的不治之症得以攻克,才使自己的预期寿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才使生命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改善。如果我们因为问题的出现而不顾一切地拒斥新的医学技术,则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更为严重的问题。我们摆脱自然的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必然性力量的控制无疑是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理解到了这个点,也就不难理解,只有整体的科技水平和医学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准时,人类的理性才能发挥校正医学科技价值取向的作用。能够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已经达到了这种要求。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协调发展是文明进步的健康之路。当今时代,“先工具理性,后价值理性”的安排必然导致大的社会偏颇,而且也不符合现代文明史的实际进程1。所以,在现代医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大潮中,我们既要求证医学技术的本质,还要探索走出医学技术崇拜和工具理性的死胡同的准确答案。这就是要在广大医学工作者中,重塑现代医学人文精神,让医学技术始终如一地发挥对人们生命和健康长远关爱的作用,同时体现出对人们精神世界的终极关怀,即达到WHO在其宪章中所表述的,使人们不但在躯体上而且在社会心理方面都得到健康的完满状态。这理应成为一切医学工作者的基本良知和基本追求。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工作者之所以为医学工作者的一种职业理性知觉,它包括对医学工作者的立身从业的现实规范,也包括自己对医学精神和医学价值追求的理性提升。所以,我们所说的现代医学人文精神,是广大医学工作者以其职业群体的文明之道普济天下众生的友善良行,是医学工作者在现代条件下从事医学技术事业的精神支柱,当然也是他们的理性精神基石。

1.1从医学高技术与人的角度上看,现代医学人文精神表现为医学技术对于真善美的自觉体认和永恒追求,表现为对根本的生产力的修复和解放,表现为对人类生命潜能的张扬,一句话,医学技术延长了人的生命,为人的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

1.2从医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上看,医学人文精神不但重视医学高技术对社会境况的世俗关怀,更为注重医学高技术德化天下的人文关怀,成为促使社会通向富强、繁荣、文明的现实桥梁。如：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几代试管婴儿的研究和发展过程中,医学工作者不但为人类后代的繁衍提供了人性自身所需要的适宜技术,同时十分强调实施这个技术的社会伦理条件及其保证措施。这种自觉的理性行为,堪称人类医学技术与社会关系协调上的典范。

1.3现代医学人文精神还应该是医学工作者对人的现实存有的思考和未来走势的殷切注重,包括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命生活质量的极大关心,特别是对事关人类未来命运与归宿问题的探索中,应该不折不扣地采取科学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相一致的原则,以及健全而深邃、理性的而又具有终极价值的态度。当然,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这个内涵的本质要求,实际上已超出了医学工作者所及的范围,但又有谁能否认这是医学工作者首先应该十分明确而又必须具备的基本特质呢?在对待“克隆人”的问题上,那些一流大家的极其负责任的态度和做法是值得全人类敬重的。

2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理念

医学工作者现在掌握的不但仅是修复和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现代医学技术,同时他们也把可能使人类自身出现灭顶之灾的多种高新技术握在手中。不难设想,“造福人类”和“灭顶之灾”很可能就出现在一念之差的瞬间。这也许是一种极端的设想,但为某种利益所驱动而将医学技术用作杀人的事情却从未在历史上消失过。所以,医学技术行为、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三者的一致性对于医学工作者是多么的重要!以人为本,确立科学理性对医学技术的指导地位,适时约束医学技术行为,应该成为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理念。

2.1基点———以人为本

渊源于柏拉图的“理念”,这个希腊理性哲学所信仰坚执的真善美的故乡观点,在启蒙之后已转化为人文精神的“理想”观点2。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乃万物之本”,他们推崇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斯的名言：“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从这个观点出发,人文主义主张尊重自然和人权,主张个性的自由和发展,反对天主教会用神权扼杀人性;提出主宰世界的不是上帝而是人,从而肯定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力量和人的伟大;他们颂扬人、赞美人生和自然,崇尚科学和理性3。特别是20世纪的很多哲学家,他们从人和自然的关系出发,虽然创建出了不同的哲学理论,但在肯定人的主体性和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上,则持完全相同的看法。所以,马克思指出,16世纪以来的很多思想家“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引伸出国家的自然规律。”4由此不难看出,在人类理解发展史上,以人为本的思想明晰可见。所以,在医学这个研究人的生命和疾病现象的大学科群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当然应该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它成为现代医学人文精神核心理念的基点也不应该有理解上的分歧。即使医学技术和人文在注重的对象和获取的成果上有所不同,但在精神实质和深层底蕴上是沟通的和互补的。这里最重要的是要把医学技术的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统一起来。医学技术发展的直接动因是医学工作者要探索生命与疾病现象的本质,并为人类生命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做出自己的贡献。人类生命现象伟大、神秘而又奥妙,人类疾病现象的真面目至今无法让其完全暴露于世。试图理解并把握这个切,始终是医学工作者的精神目标和理性愿望。诚如成功分离出遗传性乳腺癌基因的著名女科学家玛丽克莱尔金所说：“人为三个原因搞科学研究：好奇心、利他主义和雄心壮志。对于我来说三种动机都有。我喜欢研究那些能有一个有用的答案的问题。乳腺癌无疑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从来就不相信,我们对于科学的思考能够脱离对生活的思考。”5可见,体现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命与健康现象关怀的医学人文精神,较之医学技术的工具理性有更本质的规定和更丰富的内涵;医学人文精神既是医学技术行为目的价值的组成部分,又是医学工作者为医学事业而献身的内在动力。失去了医学人文精神,现代医学技术行为是盲目的;而为医学技术的医学技术,必然失去现代医学技术自身存有的价值。

2.2确立科学理性对医学技术行为的指导地位

科学理性是体现在科学理论和科学原理中的人类理性和智慧。科学理论就其前提与方法来说是一种纯粹的理性活动,它来源于经验而又必须超越经验。所以,在科学理论中就有了理性的、自然的和历史的规定性,科学原理也就始终与科学家个人的良知以及对伦理、义务、社会责任的理解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理论是人类理性的创造,代表着人类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医学技术是科学理论特别是医学理论的应用,其本质是一种行为活动。医学工作者按照严格限定的医学技术行为规范去做,医学技术便能够达到对某一疾病的攻克,从而实现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宗旨。可见,医学技术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形成直接的生产力,是非至上的。也就是说,医学技术是为人的医学技术,是被人所利用的医学技术,它既能够改善和提升某个人乃至全人类的生命和生活质量,也能够用作杀死某个人甚至毁灭整个人类。如果我们不确立起科学理性对医学技术行为的指导地位,例如在克隆人的问题上倘若不能审慎对待的话,那么,我们被无数次自我陶醉的高新技术所毁灭的日子就会越来越近。所以,我们必须以科学理性为指导,来发展、利用现代医学技术,绝不能听任现代医学技术的盲目发展而失去可持续发展的根基。虽然医学技术活动能够强化医学工作者对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但还是要强调他们在实行那些未知的敏感领域的探索时,应自觉意识到医学技术成果使用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以保证自身行为的合理性。同时,医学工作者还必须明白,医学技术成果被用在何处和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在一定的条件下并非其个体所能左右的。原子能技术被用于核战争的惨痛教训难道不深刻吗?还是那句老话：这是把双刃剑!现代医学技术的探索和应用活动,不但应激发出人类对道德和行为之善的追求,而且医学工作者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诚实、严谨、审慎、执著等品质和风格,也代表着人类的一种基本美德。这正是科学理性对医学技术行为指导作用的体现。

2.3建立约束医学技术行为的相关制度和机制

除了人文和科学理性的内部的自觉约束外,还应该从外部对医学技术行为实行约束。一是在医学技术行为群体方面应有相关的工作制度,特别是与科技发展阶段相适合的操作规范应在更大范围内建立起来,成为业内人士必须遵守的基本制度。这些工作可由专业学会或协作组织牵头,在一国或世界范围内共同行动,协商制订,成为普遍认同和遵守的制度。二是用立法的形式实行约束。明确规定什么性质的医学技术在什么条件下可做,什么性质的医学技术在什么条件下不可做,出现了违法现象应如何依法处理等等,保证现代医学技术行为在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的基础上发展。三是政府的强制性约束。必要时,由一国政府或多国政府甚至由联合国组成的机构强行介入,阻止那些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医学技术行为继续下去。如关于克隆人问题的多国政府宣言或政府首脑声明等。

3重塑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基本原则

面对医学技术行为失范以及极有可能被滥用的情况,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在广大科技工作者尤其在医学工作者中提出重塑医学人文精神的响亮口号,并扎扎实实地做好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基础性工作。

3.1坚持医学技术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的原则

现代医学技术高度发达以后,给予其自身的研究方式和服务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有两点：一是随着整个科技水平的发展,学科的分化越来越细,导致了医学技术工作的职业部门越来越多,工作环境的人造色彩浓厚,诊疗设备的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工作的计算机化、数字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二是诊疗工作的系统化、一体化、程式化与人的个性张扬、生命自由和创造性工作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这些变化在一定意义上所酿成的苦果,正在被我们自己所吞食。医学技术工作者受役于严格的工作流程的限制,成为设备的傀儡;数字、图形代替了真实的病人,医学技术工作者已没有更多的机会与病人同担忧愁、共享欢乐。这样的结果是与人的全面发展背道而驰的,当然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晚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6这种高瞻远瞩的科学预见包含着马克思对理想化的人的生存状态的迫切吁求。可见,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内容。这个切都告诉我们,人类在充分利用医学技术时,更应该注重自身素质的提升和个性的全面发展,应该更加自觉地调整我们与医学技术发展的关系,并让医学技术的进步真正为人类自我全面发展所用。医学技术工作者要把自己放到促动社会发展的准确位置上,始终明确自己在现代医学技术进步中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坚持用科学理性指导医学技术行为,在为人类生命生活质量的提升而努力探索的同时,丰富自己的人文底蕴,从而实现医学技术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一致性。

3.2坚持医学技术进步与医学工作者道德健全相一致的原则

现代医学技术在卫生服务领域的无处不在以及各种诊疗设施的无所不能,极易将医学工作者的注意力、精力引诱到对“物”的重视上去,专注于诊疗技术的便捷与神奇,以致于把自己的服务对象误认为是冷冰冰的机器,而不是有血有肉的生了病的社会的人。由此而派生的另一个负面效应,是医学工作者也极易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等应有的基本东西置于脑后,造成了道德乃至人文精神的缺失,仁爱之心日渐淡漠,精神境界逐步退化,职业操守不再坚持,出现了医学技术发展水平与人文道德素质之间的深刻矛盾。收红包、拿药品回扣、索要物品、开大处方、滥用各种大型检查等现象屡禁不止;以种种借口难为病人、态度生硬、拖延诊治时间、急诊不急甚至致病人无辜死亡的情况时有发生;医患关系急剧恶化,病人冲击、打砸医院和随意伤害医学工作者的事情也不足为奇。这种医德滑坡和社会公德失范的问题,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吗?所以,我们在进一步发展高新医学技术的过程中,再也不能放弃对人的精神家园的培植。高新医学技术无论如何也不会简单地转化并提升人的道德水准。失去了道德,人与动物无异。“没有道德的上帝是可怕的”———大哲学家康德的这句格言构成了他的道德哲学的主旋律之一。“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索,它就会给人心灌注一种时时在翻新、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7康德的这段话,以前被大数学家希尔伯特深深印在自己幼小的心灵里,使他终身不能遗忘。数学家的心灵都极易被道德问题所震撼,我们研究人类健康和疾病现象并直接为人服务的医学工作者能不为之心动吗?所以,如何使医学技术进步与医学工作者的道德健全一致起来,应该是医学人文哲学永恒的研究主题。

3.3坚持医学技术进步与卫生事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相一致的原则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健康的价值越来越被重视。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公民的健康得不到基本保障,不但直接影响社会生产力,还会因疾病流行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但是,如果提供卫生服务的水平超出了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负担不起,人民群众承受不了,卫生事业也不可能持续、协调、健康发展。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疾病谱的变化,面对人口增长和老龄化,以及过度追求先进医学技术和药品更新换代等因素形成的卫生费用的攀升不下,卫生资源分配不公,城乡差别拉大等实际情况,我国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必须按照医疗卫生服务的供求规律和基本国情调节供求关系,优先保障基本卫生需求,增大预防投入,体现社会公平;合理、有效地配置大型医学技术设备资源,大力发展适宜技术;展开多层次的卫生服务,以适合群众卫生需求的多样化。当然,也要集中优势医学科技力量和有限经费,瞄准世界医药的前沿,实行相关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基础与应用研究、高技术研究和重大科技攻关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把当代人的满足和后世人的需求统一起来,实现卫生事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也只有这样,现代医学人文精神才能得以重塑,人类才能确立一种理智生存的模式。

医学人文精神的重塑

第3篇: 医学人文精神的800字作文有关新冠疫情

六、临床医学人文精神

　　(一)医学职业素养

　　1.医德规范的基本内容。

　　2.医学专业精神的三项基本原则及十项专业责任。

　　(二)医患关系

　　1.医患关系的性质。

　　2.患者的权利和义务。

　　3.医生的权利和义务。

　　4.医患沟通的基本原则、内容与方法。

　　(三)临床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