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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初诏令对汉初政论散文的促进与影响

    时间:2023-03-10 09:05: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刘秀慧

    (百色学院文学院 广西百色 533000)

    汉初帝王屡屡下诏安天下,选贤良,除峻刑,减徭役:以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等诸多领域的诏令内容,既创设出国家政策开放、包容政治环境,又形成汉初多元、包容、自由社会氛围,让汉初政论散文出现与时政紧密相连的特质,催生了灿烂的汉初政论散文。

    (一)营造汉初稳定、积极的社会舆情。据全汉文对汉初四帝(高帝、惠帝、文帝、景帝)诏书初步统计,约86篇,其中高帝33篇,惠帝1篇,文帝37篇,景帝15篇。总体内容是安定天下,“授官选贤”,体恤百姓,宽刑薄赋等。汉初诏书总体风格如高祖“大风起兮云飞扬气势恢宏,立意高远,霸气十足,充满庄重、庄严、正义与正气的文体特质。如:

    何其刑之楚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今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1(]P13)

    ——《除肉刑诏》

    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1](P11)

    ——《除诽谤妖言法诏》

    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弗取。[1](P11)

    ——《议除连坐诏》

    一系列“除”诏,创设开放、自由、有为、包容的社会氛围,改变臣子士人与专制政治的关系,使士人臣子,释放个性,勇于进言,激发使命感和责任感,共建国家,才能实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封爵誓》)”和“使黄河如带,泰山如砺,汉有宗庙,尔无绝世(《丹书铁券》)”目的。

    (二)布告天下,为国求贤,解除束缚,解放思想,建功立业。《却献千里马诏》,与民同乐;
    还有颇具气势,广布天下人的《布告天下诏》:

    其有一致,上致之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1](P4)

    以求为治国献计献策的“求”诏(含策贤良文学诏):

    皆待贤人而成名……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1](P3)

    ——高帝《求贤诏》

    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3](P10)

    ——文帝《日食求言诏》

    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1](P11)

    ——文帝《除诽谤妖言法诏》

    以选贤良……以匡朕之不逮……悉陈其志,毋有所隐。[1](P14)

    ——文帝《策贤良文学诏》

    高帝《求贤诏》广揽人才、文帝两次《求言诏》,广开言路,由求人到求言,交流思想、表达意愿、政治日趋宽松。继而颁布《除诽谤妖言法诏》《策贤良文学诏》,先秦士人精神得以回归,士人臣子个性得以张扬,自主性得以增强。除精神和刑罚上的桎梏,政治上有更大发展空间,士人臣子跃跃欲试一展才能,为国建言献策,直斥时弊,文以载道,成为汉初社会思想主流。这直接催生了晁错《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解决治国之要理问题,为政论散文时代特质开路。

    (一)群体性过秦呼声和治国之策畅想的政论散文主题。在诏令鼓舞之下,士人臣子充分利用骋才辩博新朝成立初期放他们在建国初期与新生国家休戚相关的政治热情,把所有的关注焦点都集中到过秦和国策制定上来,展现出史无前例的参政热情和治国畅想。

    陆贾亲历秦亡,深受秦暴政的他观察到汉政权的对文化和儒学的急切需求,为汉朝永世统治,陆贾在高帝竖儒的怒骂声中义正词严“居马上得天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2]”凛然抗议,捍卫儒者尊严,直击汉帝国治国之薄弱处。另一方面,刘邦对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古(成败之国。”[3]展开了对汉帝国如何得天下探寻秦所以失天下的探询,拉开了汉帝国过秦的群体呼声和治国之策的畅想。

    陆贾《新语》,总结秦之弊端,对治国表述自己理念,为执政者提供借鉴;
    贾谊作《过秦论》,深刻总结秦失败原因,警醒世人,发人深思;
    贾山作《至言》,总结秦“不笃礼义,天殃已加矣”[3](P145)之误;
    晁错《言守边备塞务农本当世急务二事》总结秦之弊。刘向把陆贾和贾谊的文章结成集子命名为《新书》《新语》,以“新”强调其开创意义。

    总之,诏令推动政论散文繁荣,促进其主题与时政紧密关联,使散文实用功能得以发展,汉初主题具有鲜明时代特征;
    在汉初诏令指引下,体现出汉初的创造激情,开拓精神,这是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

    (二)臣子士人的忧患意识的政论散文主题。忧患意识带来创新的自觉,表现为一种新精神的跃动,蕴含着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汉初士人和先秦士人一样都继承了儒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和君子“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的精神,尤其汉初在诏令奏疏催动下,政论散文“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4](P422)抓住社会问题实质,指责时弊,陈说己见,体现乐观进取精神、充满责任感。《新书·序》中说:“《傅职》《官人》《大政》等篇,皆经济之大略,又有国与天者之所当鉴也”[2](P3)。

    贾谊等人的忧患意识具体表现在:

    1.忧虑国力、无蓄、民贫,和奢侈浪费。在《忧民》中忧虑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对国家安定和政权稳定的威胁:天时不收,请卖爵鬻子,天下无蓄若此……其在王法谓之何?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洋溢于字里行间。“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卒然边境有数十万众聚,天下将何以馈之矣[5](P125),触目惊心的危患而执政者却不自知,贾谊声泪俱下,大声疾呼。

    2.忧虑铸钱会破坏社会经济和陷民于阱。在《铸钱》中具体论述到:为民设阱,孰积于是?[5](P167)关心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制定,为国家深忧。《铜布》中,贾谊看到汉朝的铜散落民间、私人铸钱的危害,用“三祸”阐发其忧患,阐述朝廷收铜禁止私铸的优势,要求执政者善为天下转祸为福,从而把国家掌握铸钱大权对社会的经济发展,国家长治久安具有深远历史意义。

    3.忧患等级制度没完全建立。《等齐》中,忧虑的是无等级规范,轻慢没规矩,纷乱不成体统,会造成僭越之乱,制定尊卑制度,维护统治,要主臣主主的规范。可见贾谊把朝廷稳固与否当作自己职责,国家长治久安当作自己生命。故其忧患深重,思想深邃,洞见精准。

    4.忧虑诸侯势力威胁统一的帝制。面对诸侯的强大,贾谊道:天下倒县甚苦矣,窃为陛下惜[2](P128)。诸侯势足以专制,力(以行逆[2](P64)。从常情,预见刘安必反趋势,这是政治家的高瞻远瞩,是把汉朝长久统治当作自己使命才能拥有的洞察。

    5.忧虑匈奴的威胁。在《威不信》《匈奴》中: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于匈奴,窃为陛下足。[2](P131)忧虑的是汉帝国国势不够强大,同时有“倒县”之患,故作《解县》《权重》《淮难》等。

    汉初文学是社会生活、政治需求和汉初士人臣子关注汉帝国政体建设的政治热情等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时代赋予文学以充实、激昂的内容,欲从理论上构建的治国理论体系,造就汉代辉煌的政论文学。

    (三)充满昂扬阔大的入世情的执着精神的政论散文主题。在帝王诏令激励下,汉代初年发扬儒家昂扬阔大的入世情的执着精神,促进汉初社会群体意识的形成,巩固和整合社会化的统一。汉初,思想家政治家们纷纷过秦,总结秦覆亡的教训,相继提出各自成体系的治国之策,形成这一时期政论共同的主题,参加人数众多,写作者多数是朝廷大臣,藩国国君和依附于藩国的游士,各家论著相继形成,贾山《至言》、陆贾《新语》、贾谊《新书》。自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以经邦济世、建功立业为理想的中国文化传统,汉初士人臣子继承这一优良文化传统,为构建大一统而殚精竭虑。

    (四)积极自信之厚今论,要掌控世界的宏大理想政论散文主题。汉人国家统一,政治强大,经济发达,自然科学发展,疆域辽阔,正是这大汉盛世给予汉人开阔视野,积制胜得昂扬服制胜的昂扬阔大乐观自信精神面貌。贾谊《新书·五美》通过割地定制:诸侯之君敢自杀不敢反,志知必菹醢耳……故天下咸知下之明[2](P67)。晁错《贤良文学对策》称赞道:今陛下……所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者……洋溢于字里行间的积极肯定国力的厚今之论和自信,拥有着感人魅力。

    时代的自豪、自信,使汉初贾谊、陆贾、晁错等人能够综合儒家、道家、法家的思想,熔铸成他们的治国之论:道基、辅政、无为、辨惑、慎微、至德、怀虑、明诫、等和过秦、藩强、等齐、时变、俗激、铸钱、无蓄、礼容等充满实用价值的系统的理论体系。

    (一)汉初政论散文共性突出,实用性强。

    1.诏令激发下,汉初政论散文取材现实,经世济世,开辟散文新时代。汉初是奉行黄老思想,但臣子士人因诏令的鼓舞,仍行儒家进取、自强不息,经世致用,发表治国宏论。汉初政论散文的题材是基于现实的真实,是儒家积极进取精神最好的诠释,汉初政论散文的辉煌是在汉初诏书的激励之下的成果。

    2.政论散文与时代紧密相连,富有时代精神。发扬先秦士人精神,继承先秦散文传统,行文宏大与国势、与时代、与政治紧密相关,推进汉代散文发展,创造文必秦汉的辉煌。

    (二)汉初政论散文情感真实,充满激情,具有诗性特征。

    1.在诏令激发下,汉初政论散文继承先秦纵横之风,内容与国家政治紧密相连,直面社会问题,情感真实、激越、昂扬,与为国而论、为汉帝国万世永续而论,而这都是作者情感和主观情绪真实、自然流露,说理,既有逻辑性、政治性,又文采斐然、情辞恳切。自然篇幅宏伟、气势磅礴、气盛言宜。

    2.在诏令激鼓舞下,朝廷重臣写作视角宏大,文章更具想象力和艺术感受力,体现出散文的文学性,突出散文表现力和社会性,在经世致用中,形成散文的充满恢宏美的理想境界。汉初政论散文文以载道,为唐宋散文发展奠基。

    (三)促进汉初“新的文学现象”生成。

    1.诏令催生汉初臣子士人政论散文文学集团形成。汉初政论散文的作者基本为朝廷重臣,作者群体性,创作特征突出,内容时代性、主题统一性、功能实用性、情感真实性、美学宏大性都非常突出。其旨在构建一个长治久安的治国体系,具有强大的创造力。作者形成一个集团,对汉初政论散文兴盛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2.诏令催生汉初政论散文专题政论生成。汉初政论散文表达作者的政治思想和政见主张:治国安邦、长治久安,每一篇都是结构紧凑,主题突出,成为专论。如《过秦论》《贤良文学对策》等,每篇有专一主题,形成专论,形神相宜。汉初政论散文主题和政治、思想和情感、精神和境界、说理和论证、表达和文体多个层面的整体理论框架的构建,促进散文艺术发展。

    汉帝国初建的百废待兴、万众一心,汉初诏令生成宽松自由,畅所欲言,指斥时弊政治环境,促使汉初政论散文继承先秦散文传统:酣畅淋漓、意气风发、文以载道,以散文形式表现现实政治,体现政论散文的实用性。出现群体性过秦,拥有深刻的批判精神,充满忧患意识、建功立业主题,其功用是巩固当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这让政论散文在文学史上享有很高地位,为唐宋散文兴盛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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