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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图书馆的中国式现代化——广州图书馆转型发展的历程、评估与思考

    时间:2023-04-24 21:35:0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方家忠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转型成为图书馆界关注的问题,而随着步入网络时代,转型发展成为全球图书馆的共同趋势,转型问题成为图书馆界普遍关心的热门话题[1]。在国际上,英国国家图书馆2005-2008年战略规划以“重新定义图书馆”(Redefining the Library)为主题引起世界关注,而图书馆作为“第三空间”理念也逐渐被国际图书馆界广泛接受[2]。比如,2009年国际图联在意大利都灵召开主题为“作为场所与空间的图书馆”卫星会议;
    2010年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发布《2010年学术型图书馆十大趋势调研报告》,其中第十个趋势是“图书馆的定义将随着物理空间的重塑和虚拟空间的拓展而改变”;
    2014年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图书馆转型团队(Libraries Transforming Communities);
    2018年国际图联吉隆坡年会以“图书馆转型,社会转型”(Transform Libraries,Transform Societies)作为大会主题。毫无疑问,转型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全球图书馆事业的主要特征之一[3]。

    在我国,公共图书馆转型发展、公共图书馆作为第三空间的建设持续成为图书馆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回望历史,我国图书馆界对图书馆转型发展的关注主要从2012年中国图书馆东莞年会开始,吴建中在年会上作了题为《新常态新指标新方向》主旨报告,首次在国内学术会议上引介了图书馆作为城市第三空间理念,并介绍了发达国家图书馆面临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和传统服务效益下降的压力所形成的新发展背景[4];
    杭州图书馆组织分主题讨论“第三文化空间”建设。2013年,广州图书馆新馆建成开放时举办“大都市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到以城市第三空间塑造为主题的学术论文11篇,占论文总量16%,令人印象深刻[5]。2015年,吴建中在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发表演讲时断言,未来10年转型将成为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关键词[6]。而从转型发展研究的整体看,研究内容的关键词主要包括信息化、数字图书馆、智慧图书馆、复合图书馆、第三空间、空间建设、空间改造、空间再造、公共知识空间、新型文化空间、转型与创新、重新定义图书馆等。以空间转型发展为例,笔者分别以“公共图书馆”与“转型发展”、“公共图书馆”与“第三空间”两组主题词在CNKI数据库进行检索,分别检出111条、122条文献,代表性成果有国家图书馆原馆长饶权分别于2019年9月9日国家图书馆建馆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11月26日第十五届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城市图书馆馆长联席会议上所作题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历史经验与转型发展》[7]、《回顾与前瞻:图书馆转型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思考》主旨报告[8]。而在2021年,《图书馆学刊》更将“图书馆转型发展专题”纳入年度选题指南[9]。步入2022年后,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如何以转型发展来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便成为公共图书馆站在新的方位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回答的时代命题[10-11]。

    综上所述,转型发展是近10多年国际国内图书馆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是关乎能否顺利应对信息技术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更是公共图书馆中国式现代化要回答的时代命题。笔者认为,该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毋宁说是一个实践问题。因为转型发展能否成功,公共图书馆中国式现代化能否完成,实际上需要前提条件,如符合公共空间特点的新馆建筑或空间条件、图书馆人的认知条件、图书馆持续探索实践的机会,以及较长时期的公共服务结果的检验等。从这个意义来讲,可以作为实证研究的成功案例并不多见。

    广州图书馆建成开放于1982年,是一个与国家改革开放事业几乎同步发展起来的图书馆,虽然历史不长,但一直秉持“开放办馆,创新服务”理念,公共服务与管理充满活力,诸多创新理念、业务建设及服务效益在全国公共图书馆中居于前列。当然,总体而言,在社会功能层面,直到新馆建成开放,广州图书馆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以文献服务为主体的图书馆。2004年广州图书馆新馆立项,应该说,从当时设计功能需求时强调休闲交流功能,以及选定建筑设计方案后,广州图书馆就开始不自觉地为转型发展做准备。新馆在2012年底部分开放后,广州图书馆抓住机遇,主动推动管理和服务创新,10年来在空间建设、规划引领、公共服务、文化活动、信息资源、人才队伍、专业管理、体系建设等各领域进行了探索,其中尤为突出和重要的是广州图书馆自身的转型发展和推动广州“图书馆之城”建设两大主题。期间,我国图书馆行业在服务体系建设、社会化发展、全民阅读推广、政策法律保障等重点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创新服务和社会功能拓展蔚为壮观。回顾新馆10年发展历程,广州图书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充分利用新馆建筑空间条件、不断深化认知与规划引领,到持续推进探索实践,经受了10年的发展成效检验。因此,放在国际国内图书馆转型发展大背景下,广州图书馆新馆10年的实践样本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本文即以近10年为时间范围,以国内国际图书馆事业为观照,以广州图书馆为对象,聚焦转型发展这一核心主题,从实践、理论到绩效进行系统考察,总结事业发展规律,明确事业发展道路,以推动自身在新时代的科学化、专业化、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并为推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中国式现代化公共图书馆事业贡献力量。

    1.1 前期准备

    2004年,广州图书馆新馆建设项目立项,确定的建筑选址、体量、功能需求、建筑设计等为新馆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新馆地处广州新城市中心和中央商务区珠江新城,具有极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公共交通等配套条件;
    与周边的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第二少年宫、广州大剧院、花城广场、花城汇地下商城、广州塔等众多公共空间形成公共服务共同体和服务生态;
    建筑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超大体量将当时世界范围内图书馆界已出现的各种新功能融合到功能需求中,并特别强调开放性和文化休闲要求,因此新馆空间的多元化、开放程度和交流休闲功能可谓首屈一指;
    由著名建筑设计师宫川浩领衔的团队把握时代公共建筑设计潮流,着眼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开放的空间设计、自由的空间体验、连续的内外空间关系等多个方面,设计出了一个与端庄典雅的传统殿堂式图书馆截然不同的现代、时尚、亲民的新图书馆。

    2009-2010年,编制广州图书馆“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多元文化窗口”使命和特色服务发展路径[12]。在制订规划时,广州图书馆人深入思考:即将建成开放的新馆如何能在传统服务基础上形成新的服务特色?选择有两个:一是文化服务;
    二是知识服务。后者要求有一支专业化水平较高的人才队伍,且形成服务能力的周期长,但服务效益难以科学评价,这在当时条件下是门槛较高的一个方向。相对而言,文化服务,更具体的是多元文化服务使命,立足于广州一直作为我国对外开放口岸城市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能够充分利用大量的社会资源,如广州众多的高校与教师资源、大量的文化机构与团体的力量、丰富的外国领事馆资源和众多的国际友好城市资源等,总体上可行性较高。“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实施为广州图书馆发展提出了文化服务的新方向。

    2010-2011年,制定实施新馆专项规划。依据发展规划,在新馆立项的基本功能需求的基础上,细化设计各区域功能,确定服务对象、馆藏结构、资源配置,形成由基本服务、主题服务、对象服务、交流服务四大功能区域组成的功能布局。其中,在以文化服务为主的专题服务区域,细分传统与本土文化、世界多元文化、现代都市文化等三大系列,相应设计了广州人文馆、家谱服务区、多元文化馆、语言学习馆、创意设计馆、多媒体鉴赏区等一系列主题空间和服务平台。在专项规划明确后,又于2011年11月-2012年6月相应进行部门组织架构、岗位资源配置的调整,并于2012年6-12月开展人员岗位竞聘工作,从组织、岗位、人才3个层面落实发展规划。

    1.2 系统开展文化服务

    新馆于2012年底部分开放后,正式开启将文化服务系统引入图书馆并持续推动功能演进历程。位于负一层的交流服务区开始常态化、不间断地组织开展展览、讲座、报告等文化交流活动;
    位于馆内各楼层的广州人文馆、家谱服务区、多元文化馆、语言学习馆、创意设计馆、多媒体鉴赏区等自身配置了小型交流空间的各服务平台,围绕多元文化主题,创立活动品牌,逐步增加文化交流活动。新馆开放时,广州图书馆提出的目标是有效益、有特色、有影响。新馆全面开放次年即2014年,广州图书馆基本服务效益在全国图书馆界跃居第一位,多元文化服务初步形成特色。

    新馆开放后,为探索多元文化窗口使命的实现路径,广州图书馆的馆员们到广州知名地标书店之一方所,现场体验其在书店空间举办交流活动的实际场景,观察读者反应。随后,各部门尤其是文献流通等按传统方式进行资源与服务布局的部门,先后尝试在不同时段、不同区域举办交流活动,现场观察读者反应,开展读者调查,不断改进服务组织,以在传统服务与文化服务、交流活动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经过摸索,逐步明确了在传统的开放服务区域组织文化活动的基本方式。利用传统服务楼层的中间公共区域举办品牌交流活动得到嘉宾的认可和热情参与,并逐步为广大读者认同。

    随着文化活动增多、文化服务持续强化,大众媒体报道量逐年增加,也接待了大量国内外同行和各层面领导、嘉宾参观交流,短短几年,广州图书馆呈现出新平台、新格局、新气象。当然,在文化服务、文化活动逐步成为图书馆基本服务的过程中,也听到有读者质疑并不时见诸报端,认为新图书馆比较“嘈杂”,应该保持传统图书馆的安静阅读环境。就这一问题,笔者反复思考,并跟许多国内外同行交换意见,最终形成普遍共识——图书馆开展丰富的活动、坚持有活力的服务,以及由此带来对公众充分的吸引力比单纯保证安静环境更为重要。当然,笔者也深信,在全市图书馆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后,读者会随之分流,这一问题也将会逐步得到缓解。经过广州图书馆人的坚持和持续的宣传交流,公众逐步接受了新馆形成的新服务、新氛围和新形象。如今回过头看,实践证明当初的选择和坚持是对的、值得的。

    丰富的文化服务、大量的文化交流活动不仅丰富了图书馆的服务内容、资源,而且因大量具有传播动机和能力的社会主体的参与,众多的交流主题与话题、嘉宾又具有传播价值,因此大大增强了图书馆服务的传播价值。根据新馆开放后历年的统计数字,大众媒体对广州图书馆活动的报道占总报道量的比例基本保持在六七成。这对一个新馆迅速提升服务效益、扩大社会影响是一条切实可行、极为有效的路径。广州图书馆在新馆开放之前,为提升服务效益,特别组建社会活动推广部,但实践很快证明,广州图书馆单是接待公众自发到馆就已应接不暇,因此该部门的职责转向为主要组织大型活动和统筹全馆活动。

    1.3 拓展公共交流功能

    2015年,编制“十三五”发展规划,在“多元文化窗口”使命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公共交流平台”使命[13]。这是因为在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过程中,发现各种社会主体有强烈的需求,需要利用公共平台开展社会宣传与交流,参与公共服务、公共事务。这些主体包括个人、各种社会群体和组织,也包括政府各部门。这一时期正是淘宝等互联网平台迅速发展时期,广州图书馆人对马云以解决社会问题作为企业底层发展逻辑、“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理念深为服膺,故在进行深入研究后,将“公共交流平台”作为广州图书馆新的使命纳入发展规划[14]。此后大力推进服务实践,而广州图书馆也被公认为广州最好的公共交流平台,成为省市领导、各政府部门和其他主体开展公共交流、公共服务、宣传活动的首选地,典型项目如省领导指定在广州图书馆举办全省禁毒展,广州市的博物馆日活动也利用图书馆场地举办。因此,广州图书馆超越“城市文化地标”而成为“城市窗口”。

    1.4 强化阅读推广服务

    2017年后,强化全民阅读推广活动。这一时期“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阅读推广在理念层面逐步深入人心,在实践层面日益成为各图书馆的基本服务。广州图书馆此前一直侧重保障和服务读者的自主阅读,但在推进文化服务过程中,越来越认识到文化活动的阅读推广价值。在继续推进文化活动作为间接的阅读推广活动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组织开展越来越多的直接的阅读推广活动,并于2017年牵头组建“广州阅读联盟”推广全民阅读。2018年,大力拓展未成年人、特殊群体阅读服务,并广泛开展与社会主体的合作。在业务统计等专业管理上,逐步将阅读推广活动与文化交流活动区分开来。阅读推广在广州图书馆公共服务整体架构中,成为传统文献服务与新型文化服务的中间连接领域。笔者认为,如果用整体眼光来看待事业发展,阅读推广应是图书馆转型发展的内容之一,一方面它是同期基于强烈的社会需求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新服务,具有相当强的吸引公众利用图书馆的能力;
    另一方面,是因为在逻辑上,它正处于传统服务与文化服务的中间地带,而要完成转型发展过程,必须重构图书馆服务结构,它是新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2019年,广州图书馆在首次编制的《新馆公共服务趋势报告》中指出,以“活动化”为特征的阅读推广服务逐渐成为图书馆的主流服务之一,并通过创建“广州公益阅读”项目等加强社会融合发展,活动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当年的《公共交流活动报告》对基于文献的阅读推广活动进行单独统计,结果表明,相关活动共举办2,063场次,占当年全馆活动总量47.3%[15]。

    1.5 功能平台化和知识服务

    2020年,编制“十四五”规划,既持续推进向公共平台功能转型,也将知识服务作为新时期重点任务之一。

    近年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空间的平台功能已为图书馆业界和社会各界广泛接受。随着图书馆功能与管理的社会化,社会公众、群体对图书馆服务内容、主体、资源、管理等几乎所有领域、所有流程不断扩大参与,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其平台化即开放的、为社会参与提供机会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广州图书馆“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建设“公共交流平台”,“十四五”规划持续强化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进一步推动图书馆机制的性质从中心向平台转型,提出要建设知识、学习、文化、交流4个平台。至此可以说,广州图书馆的发展经历了从公共服务机构到公共空间、从公共服务中心到公共服务平台的过程。

    新时代的主题是高质量发展。广州图书馆新馆经过持续探索,已建立起多样化服务框架,并明确了将基本服务全面转向细分群体、主题服务以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的持续发展路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服务,无疑就进入了知识服务的新层次;
    而新一代智能智慧技术的应用也为图书馆普遍开展知识服务创造了条件。知识服务可以理解为当前公共图书馆服务中专业性最强的部分,要达到这一层次,需要有专业化人才、知识层次资源、相应技术支持等条件。与新馆刚开放服务时相比,通过多年来以文化服务为基础的转型发展和各种拓展,目前广州图书馆已具备了不一样的人、财、物等基础条件。因此,在点上,选择地方文献与地方历史文化领域进行重点探索;
    在面上,争取利用智慧技术提升整体知识服务水平。当然,我们很清楚,在知识服务的新方向、新层次上需要长期努力。

    在加强阅读推广、引领全民阅读方面,“十四五”规划进行了系统性的强化,其中重点行动包括:阅读推广与主题馆基本服务有机结合,加强线上阅读推广,面向重点群体和社区开展阅读推广,打造数字阅读空间,等等[16]。

    随着“十四五”规划的制订和实施,广州图书馆在公共服务领域即横向上,基本完成了从文献信息服务到阅读推广服务、文化交流服务、公共交流服务的实践演进历程,形成以人及人的知识、信息、文化需求为中心,逻辑连续、有机衔接的同心圆服务架构;
    在公共服务层次即纵向上,提出了知识服务的新方向,明确了服务提升的新要求,也基本完成了从文献提供服务、信息咨询服务、参考服务、知识服务的实践演进历程。笔者认为,“十四五”规划的制定实施,可以认为是在图书馆社会功能的顶层设计层面完成了转型发展的工作。

    1.6 管理支撑和管理变革

    一是规划引领。广州图书馆新馆10年的发展历程,依据的是几个五年发展规划的指引。基于科学研究而制定的发展规划的引领发展成为广州图书馆转型发展主要的管理支撑。“十四五”规划提出要进一步强化规划引领的管理特色,并在实质上推动管理变革,以支撑公共服务功能演进。

    二是推进管理社会化,持续推进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试点。广州图书馆从2012年起参与试点,基本契合转型发展的10年历程。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有政策目标,但从图书馆转型发展、功能社会化拓展角度看,理事会制度搭建了一个利益相关方沟通交流、共同治理的平台,在管理层面呼应和支持了社会各界在服务层面对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广泛参与。广州图书馆的试点举措包括:理事会组建的“三三制”原则、年度发展咨询机制、信息公开与年报制度、公共交流服务专家咨询委员会、读者委员会制度等,不断为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服务管理创造条件,推动共建共治共享。

    三是持续推进文化交流、公共交流服务的专业化,即新拓展的社会交流功能的内化,从功能与效能扩张转向核心竞争力建设。广州图书馆在“十三五”期间已提出相关目标,但尚未取得实质性成效。新时期主要考虑从顶层系统设计入手,结合品牌建设、主体与合作伙伴、公共传播、绩效评价、资源保障、知识与技能建设等各个方面,优化、完善交流服务框架,实现社会交流功能在管理、运营方面的专业化。这方面的工作可以用一个笔者时常问同事们的问题作为代表:图书馆举办的展览与博物馆举办的展览有何不同?

    四是推动服务模式调整,从传统图书馆分层次组织服务模式转向对象化、主题化、立体化组织服务模式。传统模式下基本的服务组织是文献流通服务、一般咨询服务、信息参考服务等。新的服务组织则是分众、分主题的细分领域和在此基础上的立体服务,即在所有公众中分出一般公众、未成年人、老年人、残障人士、外来务工人员等不同群体,然后设计提供全面的服务或若干服务项目;
    在由文献信息资源构成的知识体系中分出不同的主题,尤其是识别出公众需求比较集中的主题优先保障服务。对一般公众而言,文学、艺术、科学普及是需求最大的领域。而在服务的纵向上,在同一个对象群体或主题服务平台上,将分层次服务调整为立体化服务,从传统单纯的文献流通服务调整为文献流通、信息咨询、阅读推广、文化交流等多层次、立体化服务。

    五是建立以“人”为中心的业务流程。随着公共交流功能的拓展,公共图书馆以“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逐步确立,服务的逻辑起点从“文献”转移到了“人”,即围绕人的知识、信息、文化需求展开,而相应提供文献、知识、信息、展览、讲座、报告、“真人书”等服务。图书馆的业务流程需要从传统的以文献为起点的采、分、编、服务,调整为以人为起点的界定服务对象、明确服务需求、设计服务项目、组织服务资源、界定服务主体、寻求合作伙伴、开展服务营销、进行评价反馈、开展统计分析等新的流程[17]。

    六是强化人才支撑。人才是推动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随着功能拓展和服务深化,广州图书馆新馆开放以来新入职从业人员的学科专业背景日趋多元化。比如,随着文化功能的拓展,强化了对文史哲、多语种专业背景人才的需求,其中强调策展、主持、对外交流等新能力;
    随着社会化发展,强化了公共关系、新媒体传播等专业人才和相应能力需求;
    随着主题服务的细化,强化了对文学、艺术、科普、法律、心理学等专业人才及其能力的需求;
    随着地方文献与地方历史文化领域服务的深化,强化了对历史学、文献学领域人才及其能力的需求;
    随着未成年人等对象化服务的拓展,强化了对心理学、教育学、特殊教育等专业人才及其能力的需求等[18]。当然,我们也认识到,转型发展所需的人才支撑,其主流是人才学科专业背景的多元化,同时也有一个图书馆人员专业化、职业化的过程。在这方面,广州图书馆采取了经常性举办国内国际学术交流、鼓励攻读专业硕士学位、支持各种形式的学术研究、以“业务工作专业化、专业工作学术化”为思路实施3个系列出版计划等。

    广州图书馆在系统引入文化服务后,很快意识到需要为新服务寻找理论基础。这一时期恰好吴建中开始在国内图书馆界引介美国社会学家雷·奥登伯格的“第三空间”理论,褚树青在大力倡导“第三文化空间”理念。经过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广州图书馆认同第三空间、社会公共空间理论可以作为公共图书馆拓展文化服务、推动转型发展的新的理论基础,在图书馆这个公共空间中,服务围绕人的知识、信息、文化、交流需求展开。

    雷·奥登伯格定义的第三空间是城市中除家庭和办公室以外的公共空间,如酒吧、咖啡店、图书馆、城市公园。在这些摆脱了功利关系限制的空间里,人们的关系是自由平等的,没有职场的上下等级意识,也没有家庭里各种角色的束缚,可以把真正的自我释放出来。在生活节奏紧张、匿名性强的大城市里,这样的空间是人们发展非功利性社会关系的理想场所。从第三空间视角,其特征存在于不同层面,包括城市规划、建筑、设备设施等环境层面,理念、功能与服务层面,用户参与与体验层面等。核心特征体现在:建筑空间以开放为主,空间功能以交流为主,用户体验以自由为主,运营目标以“人气”为主。

    广州图书馆新馆建筑设计较好地契合了第三空间理论,为新馆作为第三空间突出交流功能、获得旺盛的人气创造了硬件条件。新馆建筑具备的相关特征包括:便利的区位条件;
    开放的设计,包括视觉进入、内外空间自然过渡等;
    平等、亲切、吸引人的建筑风格,是世俗化而非令人尊崇的空间;
    以人为本,以用户为中心,关注用户对舒适、安全等需求的感知与体验;
    保障交流功能,有适宜交流休闲的各种形态的空间;
    满足多元需求的、多功能的、弹性的空间设计;
    无障碍设计;
    餐饮等配套服务。与建筑设计相呼应,广州图书馆实施免证入馆、所有空间与资源全开放、对所有人平等服务尤其对残障人士开展主动平等服务等,营造出自由、平等、开放、包容的服务氛围;
    随着活动数量的日益增多,文化服务、公共交流也逐步从特色服务转化为图书馆的基本功能与服务;
    而新馆开放后旺盛的人气,以及在业界遥遥领先的服务效益成为国内外图书馆界现象级的存在。

    放在世界范围看,广州图书馆推动的转型发展是主动转型,而非互联网迅速在公众文化生活中占据显要位置后的被迫转型。2014年,将相应观察纳入年度报告,注意到公众到馆、利用图书馆目的更为多元,公共图书馆成为继家庭、工作单位之后的第三空间,日益成为阅读、交流、分享、文化休闲的重要平台[19]。2015年,借杭州图书馆组织交流的机会,笔者对第三空间理论在公共图书馆领域的应用进行了梳理[20]。2015年底,笔者在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上作了题为《构建城市公共空间——广州图书馆新馆实践》学术报告。至此,广州图书馆基本完成了文化服务功能从实践探索到理论认知的过程。此后,鉴于“多元文化窗口”使命的成功实践,2015年制定的“十三五”发展规划再次予以确认;
    同时基于在实践中感受到的明确而强烈的社会需求,把图书馆在社会交流中的功能再往前推进一步,提出“公共交流平台”的新使命,即要参与承担更多、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交流,为公众和其他各种主体的社会参与提供更多的机会。社会公共空间、第三空间是公共生活展开的舞台。作为公共空间的图书馆,其实质是对公众、社区、城市等社会公共生活的进一步参与,这不仅意味着图书馆业务转型,更意味着接受新的社会责任。

    第三空间理论是广州图书馆转型发展主要的理论基础。当然,对于图书馆的新功能,理论基础往往并非单一的和单层次的。在重新审视图书馆传统的社会交流与信息交流相关理论时,笔者认为可以将此系列理论的内涵稍作延展,以作为图书馆转型功能与传统功能共同的理论基础。谢拉提出“图书馆是社会交流链中的一环”。信息交流理论认为,人类信息交流包括两种形式,即直接交流和间接交流,间接交流是通过文字、文献信息资源等媒介进行的交流,直接交流是通过语言、人际交往进行的交流;
    保藏文献的需要是图书馆产生的直接原因,承担社会文献交流主渠道的功能是图书馆长期存在的依据[21]。笔者以为,信息交流理论大体上可以将图书馆具有的传统功能和交流新功能包含进去。文献交流是间接交流中最早产生的一种形式,而当前图书馆大量开展的讲座、报告、展览等活动是直接信息交流的各种形式;
    在承担社会文献交流(间接交流)主渠道功能的同时,承担进一步的直接信息交流重要渠道的功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可以强化图书馆存在的依据。当然,这会带来如何及能否维持图书馆作为社会文献交流主渠道功能的问题,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与信息交流理论关系比较密切的还有知识交流论,该理论把读者视作交流作用的对象,藏书是交流的媒介,图书馆员是交流的中介,图书馆内部工作是以交流为目的的知识整序过程[22]。可以看到,如果把该理论中交流媒介的外延稍作扩充,即将讲座、报告、展览等形式也视作与藏书一样的交流媒介,将图书馆以这些形式开展的活动也纳入知识交流过程,就可以基本涵盖转型发展中的图书馆的全部服务范围。

    归纳起来,传统图书馆学中社会交流论、信息交流论、知识交流论认为图书馆是社会中文献、知识与信息交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主渠道;
    社会公共空间、第三空间理论可以理解为是促进社会交往的理论;
    两部分理论的交集只能是在交流的主体上,即围绕人的文献、知识、信息、文化、社交需要,开展相应的交流服务,而为了维护社会分工和机制的独特性,其中文化交流、社会交流的内容仍可以尽可能多地与文献、知识、信息相关。

    除上述理论基础以外,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期公众需求层面提出的对更多公共交流空间或更实质的对公共事务参与的需求,近10年来国家在战略层面倡导的全民阅读、在事业单位改革层面推进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在社会建设领域推进的共建共治共享,以及图书馆行业层面推进的阅读推广、创新服务等,构成了图书馆转型发展的社会需求依据、部分法理基础和行业发展环境。

    3.1 为社会创造交流价值:拓展交流功能的直接绩效

    广州图书馆的转型发展以交流功能的拓展为主体内容,故对其成效评估,首先着眼于各种交流活动本身。笔者选择新馆开放以来历年举办交流活动的数量、吸引公众参与活动的数量以及参与活动人次占图书馆接待访问量的比重作为评价指标。由表1可见,广州图书馆新馆开放以来,读者活动量从初值到峰值增长8.6倍,峰值达到4,360场次/年;
    吸引读者参加活动人次增长7.0倍,峰值达到227万人次/年;
    参加活动人次占图书馆接待访问量的比重增长4.0倍,历年均值为21.0%。综合来看,成效显著。

    表1 广州图书馆2013-2021年交流功能效能

    3.2 提升综合服务效能价值:图书馆人气旺盛

    作为社会的第三空间、公共空间,交流是主要功能,人气是管理运营主要目标,并可以通过综合服务效能指标进行评价。由表2可见,广州图书馆新馆开放以来,除2020年和2021年受疫情影响年份外,五大基本服务效益指标呈现快速成长和高位运行两大特点,充分体现了广州图书馆拓展公共空间对综合服务效能的提升作用。

    表2 广州图书馆2013-2021年基本服务效能

    3.3 促进传统服务价值:与传统服务形成有机整体

    图书馆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新的文化服务与传统文献信息服务功能是形成有机整体,发挥互相促进的作用,而不是出现“两张皮”现象,这是评估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广州图书馆选择了“书人比”指标(外借文献册次与进馆人数的比值)来进行观察,并结合全国公共图书馆的均值进行比较分析。笔者此前对美国公共图书馆的研究发现,进入21世纪后,二者长期大体是1∶1的关系。由表3看到,广州图书馆2013-2019年间“书人比”的比值介于1.20~1.66,2020-2021年疫情期间更达到3.93的高值,历年均值达到1.60,是全国图书馆同期均值的约2.05倍。通过这一指标可以判断,广州图书馆拓展的新功能与传统功能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基本建立起既符合社会发展需求,又强化了基本功能,完全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有生命力的服务结构。

    表3 广州图书馆2013-2021年“书人比”数据

    3.4 创造传播与阅读推广价值:图书馆意识传播绩效和阅读推广绩效显著

    广州图书馆新馆开放后系统引入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活动、社会交流活动,很快发现这些活动的传播与阅读推广价值。交流活动对图书馆传播与阅读推广产生价值的路径是:更多的交流活动→吸引更多的媒体报道→推动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图书馆、具备一定图书馆意识→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图书馆→更多走进图书馆的人在了解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后,从活动参与者、传统图书馆意识不强者,转变为具有一定认识、进而转变为图书馆注册读者。交流活动对图书馆传播与阅读推广的价值详见表4。

    表4 广州图书馆2013-2021年读者活动与大众媒体报道量

    很大程度上,图书馆传播价值也可以理解为阅读推广价值。2016年前广州图书馆宣传推广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活动吸引更多人走进图书馆,提高全社会的图书馆意识;
    而在公众阅读行为方面,更多强调服务于公众的自主阅读。2017年后举办了越来越多的文献阅读推广活动,到2019年占到全部活动约半数,阅读推广活动作为基本服务的地位逐步确立起来。如前所述,阅读推广活动的大量开展,从内容上正好填补了从传统文献借阅服务到公共文化活动的中间环节,从而形成了广州图书馆服务结构的整体逻辑。

    阅读推广活动也应该有绩效指标和绩效评估。当然,这一直是图书馆管理中的难题。笔者以为,可以引入商业领域相关指标进行评价,如市场营销领域有客户转化率指标,主要指客户下单量与流量的比值。举个例子,据网络信息,淘宝店铺转化率一般介于3%~5%,即每100个访问的人中有3~5个人会购买淘宝产品。图书馆可尝试构建读者转化率指标,即将阅读推广活动参与人数作为分母、流量,而将注册读者量作为分子、下单量,以此衡量阅读推广活动效益。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化的评价模型,因为注册读者来源不仅仅是阅读推广活动参与者,阅读推广活动的结果指向的也不仅仅是注册读者。但利用这个模型可以对阅读推广活动的基本效益进行一个简单的评价、判断和横向比较。广州图书馆新馆开放以来读者转化率指标情况见表5,其中低值为11.91%,峰值达到140.67%,历年均值达到27.51%,总体上有不错表现。

    表5 广州图书馆2013-2021年读者转化率

    3.5 展现平台价值:图书馆是生长着的有机体

    “图书馆是生长着的有机体”。转型发展使公共图书馆具有越来越强的社会影响力和平台价值,也使公共图书馆成为新世纪国家推动社会建设以来成长性最为突出的公共服务领域之一。其成长性,外在表现为更多的社会功能和服务的多样性、包容性;
    内在表现为更为广泛的与社会母体的联系和更为丰富的资源支撑,如更多的政府投入保障(人员、经费、购书经费等)、更多的与社会合作活动、更多的社会主体成为合作伙伴、更多的志愿者、更多的捐赠等。笔者选取其中部分内容展开评估。

    首先,转型发展形成的新服务结构具有满足不断扩展新功能与新服务的能力。广州图书馆新馆建成开放以来,在政府支持和自身努力下,2014年与市外宣办合作设立“广州之窗”城市形象推广厅;
    2015年成为广州地方立法明确规定的全市体系的中心图书馆,设立广州大典研究中心;
    2018年设立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新馆开放以来交流活动品牌增加到40个以上,如利用人文馆拓展文化名家讲座,利用多元文化馆拓展“环球之旅”活动,利用语言学习馆拓展粤语和主要外语培训活动,利用公共交流区拓展文化艺术鉴赏活动,利用专家咨询区拓展法律、心理咨询等专家志愿者服务。可以看到,这些新功能和新服务都可以较好地纳入新馆形成的多样化服务框架,即围绕人的知识、信息、文化、交流等需求,相应开展文献与知识服务、阅读推广活动、公共文化活动、公共交流活动。也可以说,广州图书馆转型发展形成的新的服务结构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可扩展性。

    其次,选择与图书馆共同开展各种活动的社会主体——合作伙伴的数量进行评估。由表6可见,广州图书馆合作伙伴的数量从低位到高位增长2.9倍,每年保持在300个左右的水平。

    表6 广州图书馆2013-2021年合作伙伴数量

    再次,图书馆功能的转型发展具有更广泛意义上的传播和阅读推广价值。媒体对广州图书馆的大量报道至少还有3个方面的影响:有助于提升图书馆在读者心目中的文化象征形象,有助于培育和形成市民热爱阅读、终身学习的良好氛围,有助于树立政府为公众服务、大力加强文化建设的社会形象[23]。成功的转型发展使广州图书馆人力资源投入得到优先保障,在新馆开放后继续获增80个人员编制;
    运营经费投入大幅增加,新馆投入已相当于旧馆3倍以上,其中购书经费保障从2012年起年新增信息资源50万册件以上,2015年后年新增60万册件以上。广州图书馆的转型发展还为推动制定《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社会环境与舆论氛围,使新时代全市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得到“良法善治”的保障,为其后广州“图书馆之城”迅速建设成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6 结论:广州图书馆形成了转型发展的可行模式

    总体而言,广州图书馆新馆自2012年以来持续的探索实践为公共图书馆的转型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案例,这个转型发展的方向是文化服务及更广义的交流服务;
    主要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学的第三空间或公共空间理论;
    路径是充分利用新馆建筑设计,实施自由、平等、开放、包容的服务政策,通过服务拓展,强化交流功能;
    服务模式是通过引入文化交流、公共交流活动,丰富服务内容,吸引人们因为参加活动的目的利用图书馆,增加服务效能,同时通过公众亲身感受,也通过发挥交流活动的新闻传播与口碑传播价值,提升公众的图书馆意识,促进传统图书馆服务,提升传统图书馆服务效能——既引入新服务,也强化传统服务,共同提升服务效能,扩大社会影响,使图书馆日益成为城市的公共文化中心和城市窗口。

    广州图书馆因新馆建成开放而系统引入文化服务,到不断拓展文化交流、社会交流、阅读推广交流功能,可以说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型发展实践,既能应对因部分传统服务被替代而面临的挑战,又因拓展功能而使公共图书馆转型成为社区文化中心、公共交流平台。笔者以为,广州图书馆的转型发展探索实践,从社会功能、理论基础、服务整合、效能提升、价值获取、服务模式形成等一系列环节上都经受了检验,经过实践和时间的证明是成功的,对国内国际公共图书馆行业的转型发展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当然,我们很清楚,公共图书馆的转型发展是一个尚未完成的、需要持续探索的长期过程,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研究解决,还有许多问题的解决需要外部条件,这还有待于图书馆界与有关各方的持续努力。

    4.1 目标层面:构建以人为中心的图书馆

    随着交流功能引入公共图书馆,图书馆公共服务由“以文献为中心”逐步转向“以人为中心”。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建设“以人为中心的图书馆”[24],这可以理解为图书馆的转型发展提出了新目标,也是新命题。这个命题需要从多个层面去理解。

    一是从哲学或人文层面,“以人为中心的图书馆”是立足于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人性化的图书馆。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同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5]。人文主义强调人的尊严、价值、个性自由、平等、权利、人性,通过人的思想的解放推动文化的发展[26]。《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2022》宣称“社会和个人的自由、繁荣与发展是人类的基本价值”,但只有公民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时,这些价值才得以实现[27]。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有个体、群体、社区、国家等不同面向,但诚如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论断,任何时候,社会成员个体不论以读者、用户、市民、公民等何种身份,始终是图书馆最基础,也是最为主体的服务对象。我们要始终立足于以人为本,通过满足个体需求,保障个体权利,实现个体发展,成就个体梦想,再进而实现社会整体的利益与福祉。图书馆也只有通过服务于个体读者这个主体和群体,才能依次发展成为人民大学、公民机构、家庭场所、社区中心和城市平台。

    二是从科学的层面,“以人为中心的图书馆”是满足人的心理动机、人格养成和人性解放的图书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必然涉及人的行为、心理动机、人生意义的追寻等各层次,故可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指导,从图书馆功能的角度,提供相应服务,发挥相应作用,以满足个体的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认知、审美、自我超越等各层次心理动机与需求[28]。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个体的认知需求、知识需求贯穿于各层次心理动机的实现过程。

    三是从实践的层面,“以人为中心的图书馆”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最高纲领,其出发点、落脚点则是图书馆服务可及的,服务于人、每一个个体对知识、信息、文化的自主选择,其路径是通过对个体阅读、学习、交流、分享等行为需求的满足,保障其基本文化权益,再进一步促进个体对各层面心理动机的满足,最终通过一个个个体的人格养成、个性解放、自我超越实现所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社会整体的发展进步。换言之,对读者用户个体的服务、需求的满足、权利的保障要作为整个图书馆公共服务的基石,尤其要将服务与保障读者个体的自主阅读放在图书馆服务的首要位置,将“培养具有自主阅读能力的人”作为“以人为中心的图书馆”的具体目标[29]。

    4.2 功能层面:强化科学、文化功能

    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社会机构,从根本上讲,它的功能都是时代性的。我们本身就需要从时代出发,从时代的需求、问题、任务、趋势出发,不断反思图书馆的功能,更何况我们正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问题层出不穷。近年来,广州图书馆对自身功能简单地归纳为知识、学习、文化、交流4个方面。其中,关于知识方面,图书馆界先后侧重文献、知识、信息等不同的概念,而在当今时代应强调其中的科学功能。就一般意义上,知识与科学可以并用,但知识概念的历史悠久,外延更为宽广,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知识是一个事实判断、中性概念,科学可用作价值判断,是有主观性、倾向性的概念。对科学功能的强调,是对科学价值的倡导,是强调以科学的理念、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知识作为社会成员个体思维、行动乃至生活方式和整个社会运行的基础,真正落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新的观念和创造相应的社会氛围,相对应的,是对保守、蒙昧、迷信、非理性、盲从等各种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摒弃。从宏观的历史视野来看,我们尚未全面跨越科学发展的阶段,因此,需要包括公共图书馆在内的各种公共服务机构共同倡导。在具体服务的层面,图书馆首先要重视大力推动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普及和服务,如与生态文明建设、与健康生活方式相关的科学知识的普及;
    其次,要同样大力强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普及与服务,广泛利用已有的各学科领域的经典文献提升公众和整个社会的现代人文素养、现代公民素养;
    再次,要大力强化提升公众数字素养、健康素养等时代性的科技素养。

    在作为图书馆转型发展方向之一的文化功能内部,需要进一步认识及拓展阅读推广的内涵,重视和发掘在大众阅读、休闲阅读,尤其是经典阅读中的文化功能。对公共图书馆而言,阅读的主体是大众的休闲阅读,其社会作用是塑造共同的思想观念、习俗习惯,进而塑造文化共同体、社区共同体。公共图书馆的阅读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学阅读,在广州图书馆外借文献中,文学类占比常年占40%以上。文学作品是公众认识和理解时代、世界和人性,理解人类记忆与想象的一个重要视角,尤其是经典作品能够发挥滋养心灵、涵化教育的作用。文学作品的价值形成,需要经过读者和时间的检验,如同科学创造的价值形成,需要得到重复实验的检验。文学经典一旦形成,它将长期发挥作用。我国此前经济社会一直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节奏很快,因此,公众的休闲阅读时代尚未到来,随着全面走向高质量发展时代,公众利用公共图书馆进行文化休闲阅读的需求会明显增加。因而在图书馆的文化功能中,图书馆可以强化引导阅读,尤其推荐文学经典阅读,以此对公众发挥提升修养、滋养心灵的作用。

    4.3 基础层面:持续寻求科学理论的指导

    随着转型实践的持续深入,我们将处在持续地追寻理论基础的过程中。如前所述,在图书馆发展交流功能时引入社会学的第三空间、公共空间理论;
    在与传统功能进行整合中,可以利用社会交流论及相关的信息交流论、知识交流论;
    在思考构建“以人为中心的图书馆”时,我们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哲学及其心理学、人文主义等。

    结合智慧图书馆等领域的新发展,哲学的认识论是图书馆人应该重点关注的理论依据。这是与人类知识体系构建相关的讨论方向。这个体系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化、艺术等主要领域。图书馆服务,就其在社会分工中的定位而言,可以理解为处理人和知识的关系。图书馆通过资源与服务,包括文化交流活动,构建人类知识体系的资源保障,通过公共服务,为读者个体知识框架建构和人格养成提供服务。这样的思考似乎又与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开创的“社会认识论”与哲学传统的个体认识论建立了关联。与哲学认识论直接相关的理论基础自然就延伸到教育学。无论在转型发展的纵深即知识服务领域,还是在智慧图书馆技术为图书馆人提供了强大能力之后——如何主动构建图书馆的知识体系、知识图谱将成为职业领域的核心问题,认识论都将发挥新的作用。

    其他理论基础还有如公共治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空间生产理论[30]等。随着交流功能的拓展和平台功能的丰富,利益相关方参与治理如何能够真正落到实处等现实问题都需要新理论的支持。

    综上所述,在试图重新构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框架中,需要贯通从历史学到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哲学等一系列学科理论。

    4.4 价值层面:坚守人文主义的底色

    回顾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迅速发展以来的历史,图书馆行业的转型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3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技术方向,以高校图书馆为主,其代表性的发展是虚拟图书馆取代实体图书馆或占据主体地位。第二个方向是知识方向,以专业图书馆为主,其代表性的发展是以组织结构变革、学科馆员团队建设为基础的知识服务机制的建立。第三个方向是文化方向,以公共图书馆为主,其代表性的发展是公共空间功能的引入、交流功能的拓展。为了更好地看清历史演变的趋势,还可以选择一个较长程的公共图书馆发展史作为观照。以美国公共图书馆整个发展历史为例,被誉为“美国图书馆史研究的掌门人”的韦恩·A·威甘德教授,把经历了从1730年代会员图书馆时期开始近300年发展演变的公共图书馆,其当代功能总结为在信息、阅读、场所3个方面,其中,信息指从会员图书馆到公共图书馆一直非常明确并坚持的“有用的知识”;
    阅读的早期指向是“最佳读物”,而实际上大部分是小说作品并演变为读者自主选择的读物;
    场所指社交型阅读空间、社区客厅、聚会场所、社会融入与和解场所、构建社区共同体的场所等[31]。后两个方面按我国的话语体系,很大程度上可以纳入文化功能。在信息功能方面,美国公共图书馆的特点,一是建立了专业化的分工体系,其中尤以法律图书馆系统为代表;
    二是与移民国家居民构成的多元化及对全球事务的广泛参与相适应,广泛收集来源于世界各地的各种文献信息资源,为公众各层面的需求提供服务与保障;
    三是基于公众生活需求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因此,结合起来看,对公共图书馆而言,以文化方向作为转型发展的主要方向是一种普遍的趋势。

    根据笔者的长期观察,一代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图书馆服务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移动技术、智能技术先后改变了社会的信息交流渠道、介质媒体、阅读方式,以及公众与图书馆、与社会知识体系的联系机制,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并将持续改变图书馆服务的广度、深度。但美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历史却表明,包括电视、互联网在内的与图书馆相关的重大技术进展却最终并没有给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与活力带来实质的损害。对公共图书馆而言,新技术促成了变革,却并非成为变革的目标;
    新技术为拓展新服务、开发新需求创新了手段、工具,但它无法改变人与社会知识体系之间基于主体的认知、思考、理解、转化的关系,也无法改变人的社会文化属性。王子舟归纳德、英、美、俄、日、印、中等不同国家图书馆学的特点,并将中国的特点归纳为“兼收并蓄风格”,深以为然[32]。笔者认为,中国是泱泱大国,“兼收并蓄”向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个优点,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各行各业都有必要吸收来自各个国家的一切先进理念与经验、成果。同时,应以现实主义、实事求是为原则,即一切吸收的目的都以满足自身需求、解决自身问题、发展自身事业为目标,但更为核心的是要坚守人文主义底色。对任何社会事业而言,问题不会穷尽,发展不会有穷期,理论也永远赶不上实践的变化,唯一能够始终坚守的只有人文主义。我国是深具人文传统的国家,对人的关怀是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之一,人的主体价值的建立是改革开放事业深层次的,也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图书馆人既有“文化强国”、现代化强国的总体目标和方向,也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无论公共图书馆功能如何演变,都要守正,图书馆服务的根本目的始终在于服务于人的价值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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