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时间：2023-04-14 22:45:01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 杨志杰
1931 年11 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下简称“中华苏维埃政府”），建立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一切剥削阶级政权的新型人民政权——工农民主专政。在中华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民族和宗教信仰，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华苏维埃政府及其领导的各级苏维埃政府为工农兵服务。但受传统封建社会恶风陋习影响，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部分工作人员有升官发财的腐朽思想。加之新建立的苏维埃政府的主要精力、主要任务在于应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军事上，在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特别是廉政建设方面难免有疏漏，一些动机不良、思想不纯的人，乘机钻制度的漏洞，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在中央苏区时有发生，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公信力，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强烈不满，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如果不惩治，中国共产党就会失信于民。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事关党和苏维埃政权前途命运的高度，制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反腐败措施。这些措施对于纯洁革命队伍、节约开支、促进干部作风转变、提高党和苏维埃政府威望、巩固革命根据地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当时中央苏区的腐败现象形式多样，主要表现如下。
贪污公款、侵吞公物。各级政府部分工作人员一度“随便可以乱用隐报存款吞没公款，对所没收来的东西（如金器物品等）随便据为己有”（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这些贪污分子在财务登记报账上常以少报多、故意毁掉单据无法对账手段，以达到侵吞公款的目的。如在瑞金县，有一次搬房子实际是1200 余餐伙食，经办人竟然虚报2200 余餐（《瑞金县苏的浪费与贪污 揭发了贪污二千八百二十余元》，载《红色中华》1933 年12 月26 日）。又如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仁达，侵吞群众退回的公债谷票款以及各军政机关上缴的款项，还隐瞒地方上缴的余款2000 余元；
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璧与军事部部长刘仕祥及其部属刘天浩、李步芬等向武装部冒领公款416 元，私自分配使用（杜君、张月晨：《中央苏区的反腐败运动》，载《广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7 期）。
苏区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
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财政部会计处处长许文亮，写私信却滥用特别快信，还在战事紧张期间请长假去汀州看望妻子，更甚者以财政部名义打电话叫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买糖给其妻，并限定星夜送达，这是典型的动用公共资源为个人办差的恶习。一些人在干部选拔与任用上，违背党的组织原则，感情用事，一经熟人推荐便纳入党的干部队伍中。这种以权谋私、任人唯亲的做法，使革命队伍鱼龙混杂，严重地影响了苏区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性。
挪用公款或假借公家名义做私人生意。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璧强借公款50 元做私人生意，致使区、乡负责人都效法他用公款做米谷生意，一时间，党员干部队伍市侩之风盛行。更有甚者，苏维埃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竟然打着合作社旗号，私运大批米谷出口不纳税或免税，以此赚取不菲利润。他们假借公家名义图个人发财之道，严重背离了党的性质和宗旨。
生活腐化，讲排场、摆阔气。一些党员干部受物欲诱惑，利用职权行享乐之欢。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有位事务科科长，平时爱穿皮鞋、呢大衣，出门时还要两个通信员跟在两边走，以显示其威风。宁都县安福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赖进以举办婚礼之名大设筵席，还收取群众送来的鸡、鸭、果等礼物，单礼金就收了72 元。有的干部生活腐化，工作时漫不经心，他们上街吃喝要骑马，回家干农活也要骑马。
中央苏区工农控告箱
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之“衙门作风”有所蔓延。有些干部整日坐在办公室，“始终不肯下到下面去巡视一下，考虑一下事情的真相”（傅克诚主编：《中央苏区廉政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衙门作风”导致强迫群众、命令群众的风气产生。在当时的苏维埃政府中，有的强迫寡妇5 天内嫁人，美其名曰“实行婚姻法”；
有的向群众募捐，其实是让群众为工作人员吃饭买单；
有的在公债推行时搞平均摊派、强制推销，硬性规定筹粮、借谷任务；
有的在合作社创建时，强迫群众入社；
有的在扩充红军队伍时，使用强迫命令或欺骗手段。
铺张浪费之风亦有所滋长。某些浪费情形惊人，“一乡每月可用至数百元，一区可用数千，一县甚至用万元以上”（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中华苏维埃政府总务厅厅长赵宝成不认真做好预算，慷公家之慨，几个月就浮支浪费三四千元，如总务处修建1 个戏台，实际只需20 元至30 元，为了讲究排场却花费了180 元。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事关党和苏维埃政权前途命运的高度，制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反腐败措施。
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和思想政治素质。1932 年3 月2 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第六号命令《政府工作人员要加紧学习》，规定各级干部应加紧学习文化知识，特别是加紧革命理论以及党的策略路线、相关的制度法规方面的学习。中华苏维埃政府在县、区、乡苏维埃开办多期培训班，对干部进行现场教育培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加强反腐倡廉思想教育。为了提高党和苏维埃政府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中央苏区于1933 年3 月创办了一所具有相当规模的苏维埃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用来培训新的工农干部；
4 月9 日，中央苏区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掀起中央苏区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8 月，中央苏区创办苏维埃大学，将党的建设、宣传马克思主义、建设苏维埃作为主要授课内容。
注重并采取有力措施加强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度建设。一是实行苏维埃选举的群众化，保证苏维埃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通过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政府工作人员，不胜任的公职人员可以撤换，人民群众根据其意愿来讨论、解决问题。二是发动广大群众行使监督权和批评权。根据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决定，革命根据地的群众每位成员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有揭发检举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缺点和错误的权利。三是调整行政区划。鉴于旧的基层政权管辖区域过大，不利于联系群众与社会管理，中华苏维埃政府将苏区划分为省、县、区、乡（市）四级行政区域层级，便于加强与群众沟通，群众的意见能迅速反映到苏维埃政府来，使问题得到尽快解决。
发挥舆论与媒体的监督作用，大造反腐之势。在中央苏区，尽管物质条件匮乏，但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舆论阵地的建设，创办了《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斗争》等报刊，辟有“铁锤”“铁棍”“突击队”“轻骑队”“警钟”等专栏，对党员干部中的贪腐现象及不正之风毫不留情地进行揭露与批判，如批评洛口县苏维埃政府，在上级只批20 元房屋维修费的情况下，却大兴土木耗费200元盖了两间新房；
批评中华苏维埃政府总务处，搭一个戏台花费了180 元，这是典型的铺张浪费。
建立统一规范的财政制度。为杜绝财政上的各自为政和各种虚报、作假现象，1931年12 月，中华苏维埃政府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以下简称《财政条例》），对各部门的财政职责、隶属关系、财政纪律作出严格规定。1932 年9 月，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发出训令：对于不遵守《财政条例》的部门，不守规章和财政程序及手续的单位和相关人员，一律不预拨款，并对违令者进行严惩。为进一步严明财政纪律、规范财政制度，中华苏维埃政府又着手制定了统一的预算制度、会计制度、税收制度和国库制度。在预算制度上，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各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将行政费用、军需费用、伙食费用等各项费用按时作出决算，然后交由各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和中央军委总经理部审核，再转报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批准，并规定每月月末及每年年底将执行的预算情况编制成决算表；
在会计制度上，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于1932 年12 月颁布了统一会计制度的训令，制定了会计规则、会计科目表等相关条例，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各部门遵照执行；
在税收制度上，为统一税收规则，中华苏维埃政府于1931 年12 月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规定今后征税统一按照税则进行，不得任意多征或少征；
在国库制度上，1933 年10 月，中华苏维埃政府颁布《国库暂行条例》，国库业务交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以下简称“国家银行”）代理，国家银行负责管理一切款项的出纳事宜，对有关管理制度和收入支出细则作了严格的规定，要求任何收款单位和部门不得虚报、瞒报，否则以贪污罪论处。
建立巡视检察制度。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机关、工厂、学校、街道等单位建立工农通讯员队伍，以“突击队”“轻骑兵”的形式发挥巡视、监察的监督作用。“突击队”在工农检察部指导下，行使对政权的监督权，规定凡有选举权的人都可加入“突击队”，其队员不能脱离生产，利用空余时间完成巡视、监察任务；
“轻骑兵”则是苏区共青团组织领导下的由年轻人组成的监督组织，“轻骑兵”成员对政府机关、企业实施监督，揭露其贪腐行为及官僚主义作风，并交由监察机关处理。
成立审计机构。1933 年9 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第四十九次会议，决定对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相关内设机构进行调整，成立审计委员会。其主要职能是检查各级政府、各部门的收支账目，审查各项预算是否合理。随着审计委员会的成立，与之相对应的下级审计机构也相继成立，这标志着独立的审计监督体系形成，对于消除各级政府及各部门自收自用、套取资金、违规报账等违反财政纪律行为，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立法与严惩并举。1930 年3 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布《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规定“侵吞公款至300 元以上、受贿至50 元以上者实行枪决”。1932 年12 月，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颁布《训令第二号——关于检查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问题》，要求在苏维埃政府机关及地方武装中开展一个“大大的检举运动”，将那些贪腐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洗刷出革命队伍。1933 年12 月15 日，中华苏维埃政府颁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规定贪污浪费的具体量刑标准，如规定贪污500 元以上的实行枪决，500 元以下的或监禁或罚苦工，浪费的亦应按照情节处罚。此训令使惩治腐败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对腐败分子形成了极大的震慑作用。1932 年3 月，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检举委员会，提出“把检举运动造成广大的群众运动”。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与积极参与下，反腐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查处了一批贪污案件，一批违法分子得到应有的惩处。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的制度建设与实践，是早年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革命的伟大尝试，对于纯洁革命队伍、节约开支、促进干部作风转变、提高党和苏维埃政府威望、巩固革命根据地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通过反腐惩贪、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一些重大贪污犯罪分子被查处，有力地震慑了犯罪分子，苏维埃区域的工农群众给予高度评价。混在党和苏维埃政府机关各部门相当一部分比例的坏分子被清除，纯洁了革命队伍，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
节约了一大笔经费，有力地支持了苏区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1934 年9 月，中央审计委员会统计了4月至7 月共4 个月的开支数据，以2 月开支数据为准，共计节省了625876 元（杜君、张月晨：《中央苏区的反腐败运动》，载《广西社会科学》2017 年第7 期），这在当时苏区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对于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起到积极的保障作用。
同时，苏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受到了教育，促进了干部作风的转变，一种崇尚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心系群众的良好风气逐步养成。当时苏区传唱民谣：“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可见，广大干部的作风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与赞扬，人民群众对苏维埃政权认同感大大增强的同时，也提高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威信，提高了广大干部的公仆意识，人民群众倾力支持苏维埃政权，积极参军参战，尽心尽力支持革命战争。
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中央苏区的政治稳定，苏区军民互相支持和配合，达到空前团结的局面，解除了中央苏区的后顾之忧，极大地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猜你喜欢苏维埃政府苏维埃中央苏区苏维埃运动在湖南湘潮(上半月)(2022年8期)2022-12-12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劳动券湘潮(上半月)(2021年10期)2021-12-02从抑制到相对宽松：苏维埃政府对富农政策的转变公关世界(2021年20期)2021-11-09做好革命老区中央苏区脱贫奔小康工作红土地(2019年10期)2019-10-30访三合区苏维埃政府旧址东坡赤壁诗词(2018年6期)2018-12-22新时期学习中央苏区精神内涵的启示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17年1期)2017-05-04漳州:原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老区建设(2016年12期)2017-01-15太行山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公民与法治(2016年11期)2016-05-17苏维埃考公民与法治(2016年9期)2016-05-17茂名:粤西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成立地中国老区建设(2016年7期)2016-0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