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信仰权威与社区治理

罗明军，和光翰

（1.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
2.云南民族博物馆，云南 昆明 650034）

构建社会秩序是人类天生的一种需求。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并非完全是靠权力来治理，也要依靠广大群众的信服和权威的认同。就像卢梭所认为的，“即使最强者也不能总是强大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权力转化为权利以及把服从转化为义务。”[1]权力使用强制力来实现社会控制，是刚性的统治方式；
而权威是柔性的治理方式，因为它隐含着社会的公共认同和个体的自觉服从。权威是社会与国家之间建立的一种信任关系，权力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立即执行”，而权威解决问题的方式则是“商量着来”。因此权威实际就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要求人们无条件地遵从。[2]权威作为权力运作的基础和伦理支撑，在民族地区的村落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民间信仰依托组织机构、信仰精英以及教规和禁忌，在社区树立起一系列的权威。权威成为民间信仰的组成部分，同时，权威反过来又被民间信仰组织或信仰精英所应用，规范成员的行为，维护家庭的关系，调解村落社区的矛盾纠纷，宣传国家法律法规等，进而推动社区的治理。

权威是社区治理的基础和伦理支撑。权威依赖于长时间的信任积累，权威一旦建立，影响力便会长久维持。权威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其威望的发挥的作用也是一种有效力的权力。俞可平认为：“实质上，权威与强制力或强迫等概念是不一样的。权威内涵具有令人服从的属性，是基于受众的理性存在基础上自我选择性的认同，因此与强制、压迫是决然不同的逻辑。”[3]韩兴雨认为：“社区权威是指在社区内享有威望的组织、人或事物。社区权威则是社区事务处理、日常运行、重大事件应对中的中坚力量，发挥着领导、组织、整合各方资源的功能，是社区治理有序开展的重要保证。”[4]权威是在特定的社会资源和资本的基础上，对本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有着决策力和控制力。

（一）社区权威与多元信仰权威

关于权威类型，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明确把权威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权威、个人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传统型权威是建立在遗传下来的（历来就存在的）制度和统治权力的神圣的基础之上”。[5]在具体的村落生活中，权威往往体现在一些具体的人或物上面，这些人或物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领域具有特殊的地位，从而使得这些人或物具有信从的力量，具有特别的威慑力、影响力、号召力和管束力等。肖太陶认为：“构成权威主体内容很多，包括各种偶像、名人、领导者、尊贵者等具有权威的人，也包括语言、宗教、道德、习俗、制度、法令等具有权威的事物。”[6]社区权威利用社区资源、权力、声望等的人或组织，对社区稳定发挥着作用和影响。

王铭铭认为：“基层社会存在民间权威，民间权威作用的发挥存在相应的模式，民间权威是建立某种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7]宗教作为神异性权威，是一种社会群体从内心认可的民间传统力量。它可以内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成为人们的价值观念，从而控制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多元信仰具有道德和行为约束力，为公共领域的稳定和团结发挥积极的作用。国家治理的权威与社区内在的权威共同联动，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正如徐勇认为的：“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权威和秩序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社会内在力量形成的内生性权威和依靠这一权威力量整合社会形成的自然性秩序；
二是外部的国家力量加之于社会的规定性权威及依靠这一权威力量整合社会所形成的建构性秩序。它们的后面蕴含着两种价值取向，一是社会本位，二是国家本位”。[8]社区权威更加体现社区本身的运行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权威是社区治理的一种资本。从多元信仰的视角来看，正如胡必亮认为：“社区中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经营都试图通过宗教路径实现合法化。宗教也通过吸纳、利用上述精英人物来扩展组织资源，从而实现组织功能。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因素，宗教比正式的制度因素更加难以改变，有较大的稳定性。”[9]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容易产生一系列的非正式的制度，这些制度对人们的影响也非常明显。

（二）多元信仰精英的权威

民族地区的权威往往具有一定的神秘性，正如韦伯指出：“传统型权威建立在古老传统和惯例的神圣性之上。”[10]传统权威以习俗或传统为基础，以宗族活动、宗教仪式以及风俗习惯等为载体，通过习惯、习俗、制度、社会或政治体系、价值、信仰等来实现。社区权威的拥有者主要有宗族首领、家族长辈、宗教人物和村寨寨老等传统权威人士，他们运用传统习惯影响着社会群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仅担负着继承传统习俗与领导祭祀活动的重要使命，而且担任着调解群体间纠纷与冲突的主要角色。在多元信仰民族地区，传统型与神异型结合起来的社区权威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民族地区深受传统“人治”思想文化的影响，传统权威力量约束和控制着各个领域和地区，社会秩序依赖于传统的道德、习俗、宗法、礼教以及习惯法则等。在社会的转型时期，传统的宗教精英以宗教权威为手段，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法律发挥着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永宁的关嘉益西活佛作为宗教精英，依托宗教信仰赋予的宗教权威，在民族文化保护和社区治理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他呼吁保护摩梭人的传统文化，他讲到很多村名，内含民族文化与民族历史，例如“巴珠”是指脚印集中的地方，“吉普”是白水的意思，但是这些村名都不用了；
过去作为滇藏茶马古道上重镇的皮匠村改为平静村，把原来的纳西族摩梭人的地名丢掉了，也就丢掉了历史和文化。

关嘉益西活佛进一步讲到摩梭文化融合了汉文化和藏文化。他呼吁保护永宁地区的基本农田，说摩梭人很珍惜土地，土地叫作“虎皮”，人口会增长，土地是不会增长的，这个是两三千年前的祖训，不是摩梭人笨，只会住在山边，而是在保护耕地。他在山上指着永宁坝子，告诉我们过去永宁坝子村庄都分布在山脚，一般都不会在田地上建房子成村落，现在已经有许多房子村落建设在田地中央，这就是格言说的“人有了，土地没得了”。

关嘉益西活佛带领10多个和尚，穿便装到泸沽湖与永宁坝中间的中海子旁修建玛尼堆，为村民的烧香拜佛提供便利。扎美寺每年的“夏安居节”集会一个星期，为众生服务，六道众生凡有生命的都要超度。摩梭每个月每家都要念一次经，大量僧人都在乡下，到百姓家念经祈福，有法会时才集中。关嘉益西活佛每年都率领众多弟子参加永宁摩梭人传统的转山节给格姆女神烧香磕头，祈愿五谷丰登、吉祥如意。达巴念经除秽，迎格姆女神像，活佛念经祈福，群众载歌载舞。①由此看来，神异性的权威也并非是简单地依靠信仰的神秘性或者仅仅通过信仰的说教，而是通过日常的教导有效地嵌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三）多元信仰组织的权威

民族地区的传统权力运行的主要载体是村落公共组织。权威建立在信仰基础上，往往需要具体的组织载体发挥其权威的作用。信仰组织为村民服务，从而建立了威望，树立了威信。反过来，村民也会尊重这种组织机构，认同组织的行为，服从组织的安排，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多元信仰组织的权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西藏芒康县加达村的“五人小组”信仰组织载体，依托宗教权威，在加达村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五人小组”原本是为了祭祀山神“阿尼乃秋”而举行“假结婚”的信仰载体。“五人小组”最重要的任务是要组织承办加达村每年都要举办的“假结婚”集体仪式，在这一过程中要安排活动的内容，召集“新郎”和“新娘”，安排小丑“阿拉卡吉”；
安排不同的人员负责不同的具体事务；
购买集体仪式使用的物品；
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参加集体仪式；
安排组织集体仪式中表演的节目等等。“五人小组”也在社区群众中树立了较高的威望。同时，“五人小组”也协调管理社区家庭和邻里关系，解决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矛盾纠纷，帮助解决村里人家出现的困难，关心老人的生老病死 。“五人小组”还将每年“假结婚”集体仪式后剩余的公款用于村落的公益事业。例如2007年拿出3500元买来木板，更换了加达村澜沧江桥面的木板。组织村民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修通了从尼拉桶到村子里的土路，方便村民拉运盐巴。“五人小组”为村民办实事，并不收取任何报酬。所以，“五人小组”的组织权威不仅具有较强的社区动员能力，还增强了村民的集体意识。②

（四）多元信仰仪式的权威

传统的社区权威往往以信仰体系、非正式制度、村规民约和民族文化等为载体。郭于华认为：“从国家治理的层面来看，民间仪式主要是作为生存的技术而存在的，遵循的是一种生存的逻辑。这样的逻辑体现于村落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其生产活动、交换活动。”[11]宗教仪式强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整合社区集体意识、树立传统权威、维系社会公共秩序等。此外，民间信仰的公共仪式有助于构建社区认同，有效地调节社区日常生活。正如柯恩在《双向度的人》一书中，概括了权力关系与象征行为这两个不可分割的维度（two dimensions），[12]权威作为一种威望的表征与权力关系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

社区公共仪式是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不仅包括族源传说，而且也是公共活动的重要载体。在现代的生产生活中，祭祀仪式依托其神圣性，成为动员集体意识的重要载体，起到了社区权威的巩固或重构的作用。宗教活动庆典对于传统社会生活具有意义，能够有效地维系社区稳定，维克多·特纳指出“任何庆典都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它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将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带进一个单一的社会文化空间，将那些彼此间存在着暂时或长久利害冲突的个人或集团带入一种相似性之中，可以这么说，庆典能够部分地使一个社会中相互冲突的成员暂时处于‘重归于好’的状态中。”[13]

云南省永仁县直苴彝族的赛装节。为了纪念直苴的祖先朝里若、朝拉若两兄弟，每年正月十五，纪念“器西”移交，动员村民开始春耕生产。大家穿上盛装，聚集到赛装场，进行赛装比赛，欢歌跳舞。此外，还交流农耕技术、交换小商品。赛装节不仅是对传统农耕文明的集体记忆，也是传统社区“器西”组织社区治理的展演。赛装节保留着“器西”移交的一些仪式，例如节日的开始必须要由祭祀“器西”的仪式开始，打跳必须要由老年男子来开始。赛装节与农事祭祀密切相关，村落祖先神保护全村农业生产丰产丰收、人畜安全。直苴的彝族把有关祖先的神话故事和传说链接到宗教的祭祀仪式中，体现了对祖先迁徙路线的集体记忆，也构成了族群认同的基础。开发直苴村的两兄弟是村落共同的祖先，在祭祀村落保护神的仪式过程中，祖先创业的神话传说与个人的心理构图相融互动，建构了个人的认同体系，实现了村寨成员的彼此认同，形成村寨的“集体记忆”。通过公共祭祀仪式的反复操演，强化社区权威。人们参与其中不仅是集体认同的表现，也是服从社区权威的一种体现。

民族地区通过集体记忆和族群认同，建构了社区社会本位的权威和公共秩序。一方面，从社区治理的本位来说，社区治理秩序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国家治理的作用也是要与社会治理建立有效的结合的路径和模式。另一方面，国家在场的民间节日能够在其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既可以有效地协调民族地区的群众与政府社会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在国家在场中实现政策的宣传和下达。同时，国家治理的权力主题通过集体公共仪式中的“国家在场”，不仅有效地体现国家的符号，宣传国家各种政策，还可以整合国家与社会的共治的资源，不断拓展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共治的新空间。

云南省宁蒗县永宁纳西族摩梭人传统的转山节。纳西族摩梭人崇拜万物有灵，于是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五在格姆女神山上举行盛大的转山节祭祀仪式。纳西族摩梭人认为格姆神是摩梭女儿国最高保护神，因此把格姆女神山看作是格姆女神的化身，并对其崇拜。纳西族摩梭人认为格姆女神不仅是人类产生的始祖，也是泸沽湖地区的农耕生产的保护神。“转山”节这天一早，四面八方的永宁地区各族人民齐聚狮子山下，在狮子山上悬挂五彩经幡，给格姆女神烧香磕头，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吉祥如意。然后，以家为单位，在山下错落有致支砌火塘，生火做饭，煮水沏茶。饭熟肉熟，再上山献祭熟食，敬献供品。在公共朝拜山神的固定烧香磕头祭祀，祈求女神保佑。扎美寺的喇嘛头带鸡冠佛帽，身披袈裟，随身携带藏传佛教从事活动的各种道具，吹牛角号和唢呐，敲锣打鼓，烧香念经，为各族人民祈求格姆女神保佑人们的生产生活，祈福家人安康、六畜兴旺。普米族的达巴念经除秽纳祥仪式，迎格姆女神像，举行格姆女神画像悬挂仪式。祭祀格姆女神、山神、自然神，各民族念各民族的经文。这一天，永宁坝子各族群众都集体参加转山活动。活动有骑马、狮子舞、摔跤、荡秋千。扎实村的典雅鲁茸讲到：这次我们村集体都会去参加，排练自己特色的节目去，每家都自愿出人，主动参加，一个也好，两三个也行，年龄不限，都是自愿去。服装也是我们自己准备的，村集体组织整个活动。我们排练了大概一个月，每天晚上都练。大家都觉得挺好的，我们都自费的去，所有都是自愿自觉，体现出民族的本性。我们希望把我们最好的节目、最好的民族文化展示给大家。③

正如石义彬等认为：“仪式是符号权力集中运作并发挥效应的最佳场域。”[14]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与自然环境有机地协同。祭祀仪式正是这样象征性的展演，通过神圣与世俗的整合，体现出了社区权威在处理关系上的重要作用，从而实现社区的治理效能。其实，民间信仰群体就是一个权威共同体，通过信仰的教义教规来吸引信众，然后通过信仰活动和信仰仪式来表述信仰权威。宗教权威作为一种能力，它通过信徒的信仰来建构权威，通过宗教仪式来表达这种权威，两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多元信仰通过对人的内心的作用，在面对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赋予人应对这些的内心力量。多元信仰按照信仰的内涵和规范，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寄构建一系列的约束机制，规范人的行为。多元信仰还通过种种祭祀仪式，赋予信仰神圣的力量。多元信仰在集体信仰仪式活动中，塑造了社区的凝聚力，有效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

（一）多元信仰赋予的力量

多元信仰本质也是人们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一切人生大事的组成部分。因此，获得信仰权威赋予的权力能够顺利完成人们的生产生活的全部内容。多元信仰能够给予每一个信仰者从心理到身体，包括对精神和物质的平衡、对个人和家庭的庇荫与保护。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对多元信仰都具有强烈的归属与依附，从而树立了多元信仰为核心的规约、秩序和权威。

云南省贡山县丙中洛的重丁天主教堂参加礼拜仪式。在诵经和讲经的过程中，用汉语表述的主题是“和谐相处、互帮互助、世界和平”。虔诚的善男信女齐声高唱赞美诗。小孩子偶尔发声音，大人立马制止。每一位进来以及离开的信徒都要先鞠躬。在讲经的时候，不同的人们上台，都要用右腿半跪一下再上台诵读经书。在讲经的过程中，丁华作为今天的主持，讲了好几个回合经书，声音洪亮，字正腔圆。显然这与他中专毕业和经常讲经不无关系。④

（二）多元信仰的约束性

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的权力运作基础是社区权威，社区权威能够有效地维系社区稳定。传统社区权威具有传统权力合法化的作用，一方面，国家权力在尚未深入社区或在嵌入社区的过程中，需要社区权威作为有效的载体。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也是制约和规范传统权威的主导性力量。传统的民间组织以协会、委员会、社团等多种形式存在于现代社会，受传统权威的控制和影响，在社区治理中具有积极的作用。例如民族地区的老人协会，老人参与解决日常纠纷和社区治理，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社区发展。

社区权威在多元信仰中运用的手段主要是禁忌。在“熟人社会”中，外来的权力发挥效力需要通过乡规民约等一系列内部机制来实现。人们所居住的范围在权威影响力所及范围内，天然地形成一种隔绝于外的治理体系。在这种治理格局中，基于神圣性的宗教权威能够迅速建立一种社区共同体集体认同的法则，这种法则对社区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约束性。

（三）多元信仰仪式的神圣性

祭祀仪式是处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展演，在特定的场域和时间产生了一系列的神圣感。正是这种神圣性赋予参与者一定的心理暗示或行为限制，从而达到对人行为制约的作用。就像劳埃德·沃纳所说那样，“仪式的主体……一生中不断会有一些重要的转换时刻的出现。对于这样的时刻，所有的社会都会将其仪式化，并且用适宜的关注将其打上公众性的标志，以此来对眼下居住在社区之内的成员强调个人或群体的重要意义”。[15]仪式的神圣性强调了此时此刻的重要意义。

杨懋春先生在山东台头村调查时发现，“在乡村，社会控制是全村性的，主要手段是舆论。”[1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舆论和信仰仪式上产生的约束性的舆论，被社区公共认可的行为，将得到有效的正面作用，而被反对或不赞成也就成为了一种强有力的控制手段。例如禁止女性参加，禁忌外族参加，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多元信仰的神秘色彩，强化了宗教仪式的神圣性，对人们心理暗示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四）多元信仰塑造社区凝聚力

作为集体记忆表征的社区公共信仰仪式，不仅内含了族源传说，而且是公共活动的重要场域。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成为了动员集体意识、强化社区凝聚力的重要载体。

云南省永仁县直苴村对门两个村民小组每年都进行“咪吉毕”（祭祀害虫神），每次祭祀每户都要筹集一定的经费，全村男性成年人全体参加，每个人都分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祭祀活动不仅强化了族源的集体记忆，而且增强了每家每户的参与意识，强化了村落凝聚力。正如对门两个小组的组长李文思所言：“我们村每年都举行‘咪吉毕’，所以村务上的事情，动员村民都非常顺利，每次村委会下达的任务都能够比较好地完成，例如合作医疗的参合率过去几年我们村也是最高的。”对于社区来说，神圣仪式符号系统向人们展示社会的道德规范、行为方式，宗教通过一系列神秘的象征性手段来巩固社会生活。在村落集体祭祀仪式中，两个主要的因素维系了社区的稳定，一方面是仪式中的礼仪、习俗和“阿毕”的祭词，内含了对自然的尊重以及种种禁忌和道德等的教育；
另一方面，通过集体活动，共同参与宗教信仰议程，共同聚餐，强化了社区内部的互动，强化了家庭整合，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⑤仪式权威是一种社会组织力量，但它不是纯粹的民间力量，需要通过国家权力的内置，实现权威在现代农村社区的积极作用。

正是内心的信仰和对民族社区的规范措施，宗教权威成为了民族地区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宗教权威对社区治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规范社区成员个体的行为

惯习（Habitus）是拉丁语，包涵“态度、外表、服装、姿态、习惯、心情及性质”等多种含义。仪式空间张力形成特定场域，在场域中形成一系列的惯习，影响着结构或规则的形成，简单地说具有“仪式空间——场域——惯习——结构或规则”的逻辑。布迪厄就曾指出，没有场域，惯习就没有存在的依据；
场域之所以得以形成，并且产生效应，正是由于惯习的作用；
没有惯习，场域就失去了意义。[17]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建构的、具有独特游戏规则的社会空间。一方面，场域和惯习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制约关系：场域构造了惯习，使之成为其内在需要的外显产物；
另一方面，它们是一种认识的构建关系——惯习将场域构建成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世界。如果没有仪式空间的张力，仪式举行的山，从客位的视角来看就是山。但是在仪式中，这种物的空间产生张力以后，就形成一种场域，那么从主位——仪式的主体来说，某个仪式举行的那座山，再也不是简单的一座山，而是一张社会网络，内涵一系列的规则，具有了一系列的惯习。信仰权威在当前社会中，通常来自社区内部的文化领域，并与社区成员的日常生活和习俗有着密切的联系，对社区成员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具有很强的约束力，从而保证了在乡土社会“封闭”而又“熟悉”的环境中成为社会秩序的维系。

教友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在教堂要忏悔，做错事要忏悔。长老要了解情况，解决矛盾。在教友之间没有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大家都会在《圣经》的指导下，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与非信仰基督教的人之间发生矛盾，信教的人相信《圣经》里所说：人必须要忍耐、宽容和理解。所以别人怎么说，可以不听。不同的教派各有各的信仰道理，各自认为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好的。总体没有什么矛盾，基本是和谐的，有的人也会到别的宗教信仰活动中看看，但是一般是不会参加的。基督教认为喝酒抽烟对身体不好。就基督教信教的情况来说，也有退教的人，一般都是年轻人，他们心理还不稳定，到娱乐场所玩耍，过了三五年有的又回来信教了。这不是宗教信仰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理解不够，学习不够。在担任执事的过程中，困难和压力都是有的，但是没有办法，还得要靠自己的努力。⑥

（二）维护家庭内部的和谐

多元信仰本质上内涵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和道德。人的心理需求的多元性，包括了一系列的道德规范。这些规范在一定的程度上，与信仰宣扬的慈爱、互助、集体主义有一定的切合，这对于和谐家庭的构建也大有裨益。家庭宗教祭祀仪式的过程也是一次重要的家庭聚会，进一步明确了家庭成员各自的地位、家庭分工和责任。

云南省贡山县丙中洛村委会的罗从新老人家里进行叫魂，怒语称“拉故”。村落中人家一般每一两年不等会叫一次魂。举行叫魂仪式，全家人都要回来，亲戚朋友也可以参加，大家吃一顿团圆饭。叫魂的目的是为全家人祈福，在最后环节中喇嘛叫家里每一个人的名字，然后大家喊“加休、加休”（回来、回来）。叫魂仪式主要在家屋空间中举行，涉及三个点：一是楼上的经堂，二是厨房，三是房屋内或上方的“山头”（藏语“煨桑”，烧香的地方）。楼上的经堂是主要仪式场所，陈列为仪式做的各种塑像，请来的和尚在这里念经，大鼓、锣、海螺都在这里吹响。厨房属于女性，各种祭品在这里做好，然后端到经堂中献祭。在仪式中女性只出现在两个环节中，一是献祭的时候，二是最后全家人叫魂的时候。“山头”主要是献祭祭品和贡品。整个祭祀中要祭祀三个回合，最后会留一个糌粑塑像在这里，这里也是家庭向外的一个重要出口。信仰藏传佛教的怒族家庭叫魂仪式中，三个空间上的“点”将家庭聚合在一起。⑦

（三）调节社区内部的矛盾纠纷

多元信仰树立的社区权威，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发端于内心的敬仰，其中隐含了大量民族地区公认的规则和行为规范，能够有效地调解社区内部的矛盾纠纷。基督教每周5次聚会，能及时化解日常生产生活中的邻里矛盾和纠纷。

传道员也会根据一些特殊的情况来决定需要做什么。例如玉米成熟了，我们做了一首歌教大家唱，来赞美和感谢上帝；
例如最近有地震或别的灾难发生，该如何应对和帮助。在汶川和玉树地震时，我们都有捐助；
村子里出现了纠纷，比方说猪跑进别人家院子里吃了菜或拱了地，我们就会根据圣经里的教导来劝解。无论是哪一方的错，圣经里的核心都是饶恕和宽容，所以我们会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包括邻居家庭的角度，来劝他们要邻里和睦，互相宽容。平时信徒家里有纠纷了，传道员和执事会先去他们家里辅导、劝勉，无论哪方对错，都应和睦相处。教会尽量解决和帮助，一般信徒在教会调解下就能解决矛盾了。解决不了的才会到政府那个层面上去。这对促进社会和谐也是有帮助的。⑧

（四）宣传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

多元信仰宗教精英往往也是文化程度比较高、对国家法律法规和各种政策比较了解的人，依托其宗教权威的地位和身份，将国家的意志和价值观通过宣传和动员有效地嵌入到社区内部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宗教权威在民族地区的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教育批评违背宗教伦理道德的人或行为，也能够有效制止违反社区运行规划的行为，进而成为了社区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协调员。宗教权威往往意味着具有话语权，借助宗教教规，或者通过多元信仰仪式，能够有效调解和处理各民族之间的矛盾纠纷，平衡不同利益关系，维持社会秩序。例如：

云南省贡山县丙中洛藏传佛教在初十、初十五、初二十五举行宗教活动，一般在自家或者到普化寺烧香和拜佛。从打拉村走路到普化寺一般需要3个小时，当然，现在大部分人都坐车就很快了。一般情况下，村民每人有1次到普化寺参加佛教活动，每次活动参加的人数都不少。普化寺的喇嘛有的时候在初十的时候，也会到村里开展活动，宣传宗教信仰的同时，也强调必须要“爱国爱教”。还宣传国家的政策方针，有时候还会讲解各种惠农政策。⑨

吴雪梅认为：“国家和民间权威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既相互依赖又矛盾的状态。”[18]国家权威是以国家制度设计安排为主导，在发展资源配置的基础上，不断地强化对社区的治理。国家治理有效地引导社区治理形成善治的格局。当然，传统民间权威是社区治理的基本手段之一，社区权威于国家治理协同起来，有助于社区权威作用的最大化。多元信仰的公共性能够树立社区权威，规约个人行为，满足人们对现世社会运行秩序的心理需求。正是通过神圣化了的行动——祭祀仪式，才产生出“宗教观念是真实的”这样的信念；
通过某种仪式形式，存在于秩序的动机与情绪观念得以形成。正如郭于华所言：“通过祭祀仪式，生存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借助于一组象征形式而融合起来，变为同一个世界，而他们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19]各民族信仰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也建构了一系列的社区权威，树立了公共秩序，同时以禁忌等一系列的规则加以强化。在日常的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关注点，导致人们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情感遭受销蚀；
在宗教仪式里，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又重新凝聚到共同的信仰和共同传统之上，集中到伟大祖先的追忆之上。简而言之，他们完全倾注于社会事物。因此，在每个人意识中所见到的都是社会，这就使社会比平时更加有力，更富有生机，或者说使散而乱的社会重新获得了新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间信仰权威的作用就不言而喻了。

注释：

① 时间：2016年8月20日、21日、27日。地点：扎美寺、中海子、狮子山。访谈人：关嘉益西活佛等。

② 时间：2015年9月30日、10月3日、27日。地点：根堆家里、阿拉卡吉家里。访谈人：根堆、阿拉卡吉等。

③ 时间：2016年8月23日。地点：典雅鲁茸家里。访谈人：典雅鲁茸，男，37岁，摩梭人，大专毕业。

④ 时间：2015年8月9日，地点：重丁天主教堂，参与观察资料。

⑤ 时间：2016年2月19日，地点：直苴对门，访谈人：李文思，男，39岁，彝族，小学毕业。

⑥ 时间：2015年8月23日，地点：纳依朵教堂，访谈人：李维义，男，49岁，傈僳族，小学毕业。

⑦ 时间：2015年8月23日，地点：打拉村罗从新家里。访谈人：罗从新，男，85岁，怒族，小学毕业。

⑧ 时间：2015年8月23日，地点：义巴西宫，访谈人：李春祥，男，30岁，傈僳族，丙中洛镇基督教传道员，初中毕业。

⑨ 时间：2015年8月12日。地点：怒江第一湾农家乐。访谈人：张连华，42岁，怒族，打拉二组组长，初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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