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相到真我——《浮现》小说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民族国家之思想构建

何 燕，赵 谦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后文简称阿特伍德）是加拿大最著名的作家和文化评论家，有“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美誉。四十多年来撰写了多部加拿大文学和文化研究方面的著作，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去透视加拿大文学中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这都源于其自身对于国家和民族深刻而透彻的思考。

加拿大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早期移民拓荒和殖民史在后殖民时代成为特殊的存在形式。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仍带有浓厚的被殖民色彩。在这片土地上，土著文化、移民文化、异域文化交织在一起，使得民众对于国家地位、民族身份缺乏统一的了解。

加拿大文学是加拿大民族身份文化的核心体现，阿特伍德率先质疑“加拿大文学”的缺失，率先意识到加拿大文学存在的意义，以其撰写的小说为檄文，追讨“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要去哪里？”的真谛。国内对阿特伍德的研究偏重从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等视角出发，或基于不同的叙事风格（如身体叙事、创伤叙事等）对其笔下的人物和小说进行宏观和微观研究和分析。而从民族主义、国家思想构建和流变视角分析阿特伍德小说作品的成果则仅有零星几篇。

《浮现》是阿特伍德于20世纪70年代撰写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情节的铺陈和发展先是围绕着主人公回归故乡以寻找父亲失踪的真相，继而逐步探求真我的心路历程。而文明与蛮荒之间的张力、冲突、对峙是阿特伍德文学作品最为常见的主题之一。主人公从都市回归童年的故乡——一座偏远的魁北克小岛，从一个喧嚣繁华，充满诱惑的世界来到另一个真实、自然、纯朴的世界，必将经历一番挣扎与斗争，才可返璞归真，回归本源。《浮现》是小说主人公的真相之旅，也是阿特伍德探求民族真我的伊始。

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仍然是一个对自我身份定位模糊的国家，奋斗在文化创作一线的加拿大作家们，都会不约而同以美国的知名城市作为其故事发生的背景，而非自己的故乡。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高涨，1967年加拿大立国100周年纪念活动和世界博览会的举办大大增强了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彼时哈佛大学的留学经历并未让阿特伍德获得“‘宾至如归’的轻松自在”，反而促使她对自我和国家身份产生困惑，而这种远离他乡的寂寞感，让其对所处的环境产生一种孤独感和自我剥离感，萌生了故国情节，更清醒地认识到加拿大文化是一个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异质，而加拿大国家和民族身份也是有别于他者的独立个体。

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仍旧没有摆脱其作为英国前殖民主义的“前哨心态”。另一方面，美国作为二战战胜国，经过自身多年的发展，其政治影响力、经济和科技实力不容小觑，必然会对其周边的弱国小国产生辐射影响。美国文化作为强势文化，也必然对尚属弱小的加拿大文化产生压倒性的影响。而当时的加拿大民众，由于深藏于心的殖民自卑心态作祟，认为海外“镀金”是其在国内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阿特伍德对此完全不能苟同，她曾说“拒绝自己从何处来……就是在肢解自己，当然你可以四处飘荡，当个世界公民（换了哪个别的国家，这难道可以称得上远大理想），但你得付出你的腿和手，还有你的心，只有找到你的归属，才能找到你自己。”在这段话中，阿特伍德明确表达出对所谓海外“镀金”的鄙视和不屑，这些所谓的世界公民终将会为此付出代价，无论是公民自身的前途还是国家的前途命运都将被缺乏归属所累。因此，阿特伍德提出要找到加拿大的民族身份，她认为“每一个石头都有自己的身份”,更遑论民族和国家。她对加拿大历史、地位、文化和政治的关注与其浓烈而厚重的民族情怀息息相关，其文学创作与“加拿大身份”的构建和塑造有着直接关系。

同年，她所撰写的《幸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可谓是一篇彰显“加拿大文学”自我身份的宣言，也是对自我归属的界定。不同于美国文学中心的拓荒精神和英国文学中心的岛屿精神，加拿大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定位和根源集中体现在个人身份与民族身份与土著居民的关系、与大自然的关系以及移民人口的关系上。阿特伍德认为个人是无法与集体割裂开来的，个人的存在打上了国家和民族生存状态的烙印。她“从未把作家看作完全孤立的个体，而是把他们视作相互关联的社会的一部分”，毅然成为抗争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倾销和侵略，用多重叙述手段表达其独立意识的文学作家中的一员。创作于同时期的《浮现》恰是阿特伍德将其抗争意识烙印小说人物设定和情节铺陈的一篇代表作。

《浮现》有大量对加拿大自然和荒野写实的描述，这是作者依托主人公的亲身经历和沿途所见，以期在陌生而又熟悉的景物中寻找自己内心潜藏已久问题的答案：这里是哪里。阿特伍德在《幸存》一书中提及，“在加拿大……怎么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实际部分上是回答‘这是哪里？’这个问题。在某些国家，‘这里’已经非常明确了，以至于能够超越个体的时候，那么‘我是谁？’就是再适合不过的问题了……但‘这是哪里’却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当一个人发现他深处未知领土的时候，他总会问这个问题”对阿特伍德而言，身份的属地比身份的确认更难回答。

基于自身的童年回忆，《浮现》对加拿大地理环境的描述俯首皆是，如主人公在回乡时，对于沿途路上景色的描写，提及“挂着‘通往北方’的木牌”。这里的北方明显为加拿大魁北克地区。丛林、荒野、岩石、湖泊乃至沿途出现的乡间斑驳的小屋，都是加拿大北方独有的风景。阿特伍德多处提及魁北克地区特有的动植物，杉木、白桦木等高大的北方树木的生长特性。也将她所熟知的“自然界”居民安排到她的小说中，如飞蛾、老鼠、潜鸟等，这与其童年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在6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了她的丛林旅行，年复一年地进入林区，然后又离开林区，在渥太华，圣苏玛丽，多伦多之间的公路上行驶，而这种远离文明，栖居荒野丛林的生活方式像极了加拿大早期移民拓荒者”。阿特伍德都对其十分熟悉，这些地域特色早已融入她的血液中，也真实地再现了加拿大北部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地理位置，凸显出阿特伍德对自然世界和荒野的喜爱，从侧面反映了加拿大这片土地不同于他者的特点。

愈是深爱这片土地，愈是渴望发出声音，得到世界的认可。然而英国殖民主义的“遗产”、美国的影响和遏制如同枷锁一般，牢牢地扼住咽喉。阿特伍德借助书中主人公的对话和旁白，营造出一个深受美国影响，缺乏自身身份认同、处于民族生存危机的一个世界，也借此将内心强烈的觉醒意识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读者与之产生共鸣。关于小说中大量真实的对于加拿大现实的描写，阿特伍德认为“在文学上对民族身份的刻画莫过于生活细节中发掘出加拿大的形象、历史与传统”。进入了魁北克境内后，道路旁边林林总总树立起了不少的标记，除了竞选的口号外，还有如“自由的魁北克”、“可口可乐”，这些杂烩式的标牌折射了当时人们对于魁北克地区归属的不确定性，有的人认为她是自由的，而有的人认为她是深受美国影响的，是美国的文化和消费的“倾销地”。回乡途中看见路边的白桦树即将死去，认为这是感染了从“南方”来的病毒，南方根据地理位置可知是美国。在小说中美国如瘟疫、病毒一般侵蚀着加拿大，人们的言谈举止、生活风格乃至思想都深受美国的影响和挟制。主人公去故乡的小店买肉，因为用了法语，就遭受了嘲弄，她立刻意识到自己应该佯装是美国人，这样就不会让人以为她是来自未有文明的“蛮荒之地”，哪怕这是乡村边缘的一个小镇。人们竞相模仿美国人的口音，以彰显自己心中所谓的“高尚”，丢弃民族自尊，丢弃民族身份。就连阿特伍德深爱的大自然都被美国所谓的“现代化”所腐蚀，树林中掩埋着“又粗又重的电线”，即使有传闻美国人已经离开，也是骗局，因为这些美国人想要长久霸占在此，想要永久主宰加拿大的命运。角色们对于美国露骨的、赤裸裸的咒骂更是将阿特伍德对美国如强盗般行径的厌恶赤裸裸地呈现出来。大卫这一角色，反复诅咒美国是“法西斯蠢猪美国”，并扬言要将他们全部赶回美国，可他话锋一转，自叹到时候加拿大还剩下谁呢？由此可见，大多数的加拿大人缺乏独立意识，没有意识到自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加拿大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哪怕是加拿大本国的居民也认为自己是美国人的附庸，这一想法在人群中的接受度如此之高可见一斑。主人公在为一位名叫帕西沃尔的人创作插画时，尽管希冀在创作中融入加拿大元素，经过不断协商、修改，最终结果仅是为了迎合英国和美国出版商的兴趣。

阿特伍德借助主人公的所见所闻，目睹了后殖民时期加拿大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尴尬而又荒诞的事件。20世纪中期，虽然宗主国英国对加拿大的影响日益减弱，但仍未放弃对加拿大的政治、外交等指手画脚，强加干涉。而美国作为二战战胜国，主导国际格局的演变，对整个国际和外交事务有着绝对的权威。美借助毗邻加拿大的地理优势，以经济为诱，签订所谓的“自由贸易协议”和“北美防空协定”，使得美国有更多的机会插手和影响加拿大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事务。加拿大俨然变成打上英美烙印的傀儡，美国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对加拿大进行殖民，而传统的殖民形式也未完全根除。在资源上对其进行赤裸裸的剥削，在文化上则是倾销美国文化，打压和边缘化加拿大本土文化。小说中提到，对待清澈湖泊的鱼，稍有风声，美国人就可能蜂拥而至，直接使用炸药，以快速而不惜代价的方式攫取加拿大的生态资源，不久的将来可能就面临着水源危机。小说中安娜做出预测，这些美国人一定会不择手段地与加拿大政府做交易，将那些毫无价值的肥皂剧倾销进来，以换取清洁的水资源。阿特伍德通过小说主人公所见、所听、所想、所感，将美国对加拿大的殖民掠夺和强势影响，展现得淋漓尽致。将加拿大虽“不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却是一个被霸权压制的国家”的真实境地血淋淋地展现于读者眼前。虽然她以一种旁边人的心态和视角来阐述故事情节，却从这些鲜明的实例中窥探出阿特伍德内心的呐喊，“我们美丽而又充满生机的荒野是我们民族之根，而在美国的操控和愚弄下，我们身处何地？”

加拿大特殊的历史和国际定位是阿特伍德独立意识觉醒的现实契机，她在异国他乡的留学经历、童年时在加拿大荒野无忧无虑的生活以及她所经历或目睹的那些美国伸向加拿大的“黑爪”的人生阅历与女性自身柔弱、脆弱，缺乏安全感的天赋特性结合在一起促成了其意识觉醒的精神契机。因此，女性主义是阿特伍德的标签。这场旅行以追寻父亲失踪的真相而起，这场真相之旅也是寻根之旅，更是追寻自我、寻求真我的旅程。通过女性自我精神世界的构建，阿特伍德从女性这一性别特点出发，将彼时加拿大民族对于国家、民族身份构建所持态度、观点折射在其小说女性角色的塑造上。女性角色在整个人物设定中处于矛盾的中心，更容易体现加拿大所面临的对身份困惑的境遇，也正是小说中女主人公遭遇的身份危机。小说中主人公被设定为一位职场不顺、婚姻失败、父母子女亲情淡漠的女性。她处于被边缘化和被他者化的状态，且具有一定的精神危机，对“自我的存在和与他者的关系感到困惑与迷茫”，她分不清幻觉和真实，无法对真实作出判断和构建，也处理不了与同伴之间的关系，这种“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关系，隐射的是民族身份的一种矛盾性——“本土国家，异国领土”。

阿特伍德作品中的女性常常通过探索母亲生活经历对自我的现状进行反思。小说主人公回乡之后，开始探索自己与母亲之间的生活历史、重新审视与丈夫、情人之间的关系，试图厘清自己的身份定位，找到自我。母亲的生活方式隐射着主人公找到真我之前的生活方式，是她内心深处对现实生活自我的一种倒影。主人公反复回忆自己母亲的点点滴滴，母亲是一个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人，笔记上除了日期，一片空白。母亲每日的劳作和活动也让她困惑与不解。母亲的行为与行踪总是飘忽不定，毫无目的，无论是喂鸟还是拔草，时间似乎与她没有关系，除此之外，就经常躺卧在床上。主人公总是幻想着，母亲有能力摆脱疾病而逐渐康复，希望她能从这种“无根”的生活状态中振奋起来，寻找自己内心的力量来源——自我和真我，但母亲的去世让她感到非常失望。而母亲跟随父亲到邻居大妈家做客，两个女人坐在一起相对无语，几句简单的问候似乎就是他们聊天的极限了，总是期待着自己的丈夫过来能拉一把他们，帮他们处理这令人尴尬的境地。女人们似乎过于依赖自己的丈夫，哪怕简单的聊天都不能顺利开展。这种所谓的依赖感讽刺地隐射了一种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美国与加拿大。美国对于加拿大各种事物的野蛮干涉，让加拿大在身份上迷失自我，就如同小说中的母亲和邻居大妈一样，没有美国的“指示”，加拿大就无法正常地运转。

阿特伍德作为女性主义作家，在对女性身体进行描绘时，赋予了其独特的概念和定义，就如同著名的文论家弗莱，就曾把加拿大荒野比作“无人占领的处女地”。《浮现》小说对于女性肢体躯干的描写，也体现了阿特伍德独到身体叙事之处。主人公认为自己的脖子有问题，因为脖子给人一种身体与头颅相分离的错觉，若人变得如青蛙一样，没有了脖子，就会变成木偶或者机器人，变得缺乏思想和自我。如同加拿大一样，身体躯干是加拿大的地理空间，而头颅则是暗示美国，身体受制于头颅，而脖子又过于“纤细”，难以抵挡头颅的操控，但若没有了脖子，那就彻底出去了自我。而主人公在商店里碰到的店主大妈，是一个缺了胳膊的中年女性。她唯一仅剩的胳膊的独特造型让主人公印象深刻，但是最让她感兴趣的还是失去胳膊的原因和那只断掉胳膊的去向，这里断掉的胳膊就如同“早年殉难者被肢解的躯体”一般，代表着这位殉难者的身份。同样，作为一个“被肢解”的国家，加拿大主体意识上也需要国家身份的确认和构建，也需要清晰地回答“我是谁？”。

同时对于男女关系的描写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中也频繁出现，通常都用来凸显“伟大的加拿大牺牲情结”——加拿大对世界的心态也是一种常见的女性心态。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处于被支配、被控制的地位，隐射了加拿大在与美国的关系中一直处于弱视地位，而美国则暗指男性，在双边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小说从对男人外貌细节的刻画到对具体事件的阐述，都体现了主人公在两性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在对男人的外貌进行描写时，凸显他的长相透露着浓浓的“美国味”，如同“美国五分硬币上的水牛像”，显得十分愚蠢与傲慢，可窥见阿特伍德对于美国对加拿大的影响是存抵制心态的。主人公逃避婚姻，丢下孩子，她认为孩子是自己愚蠢的负担，孩子不是她一个人的所有物，而是丈夫强加于她的。她在整个婚姻中充当的是“孵蛋器”。他控制她的思想、生活，却自欺欺人地反复强调，这是爱。主人公从侧面表达的是，这是一种施害。这种深层的、弥漫性的企图控制他人思想行为的作为，折射了在加美关系中美国对加拿大的桎梏和控制是全方位的，加拿大已然沦为美国的资源掠夺地、殖民地，丧失了自我的身份。

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加拿大国内政治风云诡谲、激荡起伏的时期。60年代初，加拿大对民族身份的构建聚焦摆脱英美殖民主义的桎梏和影响，以及追求“加拿大性”的统一身份和形象，因此1967年在北方爆发了由独立战线发动的极端暴乱。到70年代初，国内愈演愈烈的极端独立意识和活动（以白人为主）趋于理性，而跨越民族、国家、政治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这一概念开始得以推广并得到众多加拿大民主民族人士的认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加拿大是对多元化、去中心结构、边缘等现象强烈敏感的自我构建的社会”。加拿大民族和人口构成源自多元的历史文化背景，但当他们归属和认可某种固定的核心价值理念，且生活在同一个地理、政治区域和同一个政体下，就隶属同一个民族。《浮现》小说正是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应运而生，小说不可避免地兼具多元化和居间性的特点。

阿特伍德作为加拿大独立意识的代表人物，在小说中借助现实描述、女性叙述等方式，展现和表达了对加拿大民族的忧患意识和对民族独立的渴望，强调对民族身份的构建以及摆脱英美强国殖民、剥削的愿望。在对小说人物的塑造上表现出“文化上的混杂性和后殖民主体的差异性”，超越民族、超越种族和国家的流变意识已初见萌芽。

《浮现》主人公家乡的设定就无法用一个单一的概念去定义，首先在地理定位上是北方，道路旁边林立的标识可知，这是一个被赋予多重文化身份的地区——魁北克。主人公在回乡途中，进入北方的领地时，发现标界的木板标识牌上，有法语、英语两种版本的“欢迎”，反映了在此法语文化和英语文化共存的情况。阿特伍德对该地区有大量的景物描写，凸现了该地区加拿大土著居民的生存环境——荒野、原始和鲜有人迹，但主人公话锋一转，又介绍了小镇上有两家店，一家说的是法语，一家说的是英语。突兀而荒诞的两家店，隐射了彼时加拿大地区的法裔文化和后殖民主义时期遗留的英国文化的多元文化的含混性特点。而作为个体身份的主人公，她提及她的家族有着优良的英国传统，而且地位还不简单。但当她的身份不能简单地界定为归属英国，她的个人身份的设定完全符合“自由的共同体”的一员。她与周围的环境、文化发生广泛联系，处于一种特定“文化居间”。因为，她对自我的认识是不清晰的，与他人的关系也是混乱不明的。而这样的文化居间、多元民族特性萌芽在阿特伍德民族独立意识鲜明的小说中正悄然发生和影响着阿特伍德的民族国家意识，为其后期的跨国家、民族意识，乃至90年代的“后国家时代的意识”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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