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撂荒的区域差异及驱动因素分析*——基于CFD和CHFS农户调查数据的研究
时间：2023-04-09 17:55:0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谢文宝，曹 冲，刘国勇，宋浩楠
(1.皖西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安徽 六安 237012；
2. 新疆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2)
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兼业经营导致部分耕地撂荒，造成我国耕地资源进一步稀缺，严重影响到18亿亩耕地红线。因此，加强耕地撂荒的研究和治理对于我国耕地保护和耕地资源高效利用意义重大。
耕地撂荒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层面和农户层面，数据来源主要是区域的地理遥感数据和对农户的调研数据。区域层面的耕地撂荒研究，山区的研究较为丰富。山区由于受耕地地形限制，机械化发展受阻，78.3%的调查村庄出现耕地撂荒现象[1]，移民搬迁也加剧了山区耕地撂荒[2]，耕地撂荒现象会随海拔高度增加而增加[3]，海拔高且坡度陡的地区耕地撂荒风险等级较高[4]。鄱阳湖平原和关中平原西部耕地撂荒主要为区域性撂荒和季节性撂荒[5-6]。粮食主产区承包地撂荒突出，耕地显性撂荒呈“西南高、东北低”的空间格局[7]，同时粮食主产区发生隐性撂荒的概率较大[8]。
农户层面的研究，家庭农业经营因素是导致耕地撂荒的重要因素，这一方面由于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农业劳动力投入不足[9]，另一方面主要受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的影响。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和非农就业导致农户耕地撂荒[10-12]；
农户兼业会加剧旱地的撂荒，但是农户兼业对水田撂荒的影响不显著[13]，兼业带来的非农收入对农户退耕面积正向显著[14]；
土地转出会降低非农就业对耕地撂荒的正向影响[12]，但是平原地区的土地流转能有效防止土地闲置，而在山区土地流转的影响不明显[15]；
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够显著降低耕地撂荒率[16]。此外，务农机会成本的变化是丘陵、山区农户弃耕的重要原因[17]，耕地细碎化加剧了农地撂荒的发生率[18，19]；
耕地区位条件也是影响耕地撂荒的重要原因[20，21]。
关于耕地撂荒区域分布和驱动因素的研究较为丰富，但目前对耕地抛荒概念、产生原因及其驱动因素尚未达成一致观点[22]。由于研究的区域、层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差异导致耕地撂荒研究结论不一致，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基于CFD和CHFS微观农户数据，对比分析我国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以及东中西部耕地撂荒的区域差异，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研究农户耕地撂荒区域差异的驱动因素，旨在为我国加强耕地保护和出台差异化政策提供参考借鉴。
采用浙江大学“中国家庭大数据库”(Chinese Family Database，CFD)和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中国社区治理调查”(China Community Governance Survey，CCGS)的2017年联合调查数据研究农户耕地撂荒的区域差异。2017年家庭调查数据覆盖全国29个省(市、区)，包括实际居住在农村的12 732个农户家庭和45 067个农村居民个体，社区治理调研数据涉及农户所在行政村的基本情况，数据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根据研究内容对调查数据进行清洗筛选，获取5 951份农户数据为研究样本。
CFD和CHFS数据详细调查农户耕地利用情况，包含农户耕地撂荒(未耕种)数据和家庭承包耕地数据。从农户耕地撂荒模式、撂荒规模和撂荒率三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分析发现，农户耕地撂荒存在差异，部分农户是全部耕地撂荒，部分农户是将部分区位偏远、质量较差、地块规模较小的耕地撂荒。因此，将农户耕地撂荒模式拓展到三个等级，分别为耕地全部未撂荒、部分撂荒和全部撂荒三种模式，以农户耕地撂荒模式为因变量分析耕地撂荒的驱动因素。自变量包括户主特征、家庭农业经营特征、土地特征、交通等村庄特征四个方面15个变量。各特征变量具体定义和统计描述如表1所示。
耕地撂荒模式既能反映农户是否撂荒，又能反映农户耕地撂荒的内部差异，因此以耕地撂荒模式分析农户耕地撂荒的驱动因素。耕地撂荒模式为多元有序离散变量，采用非线性的Ordered Probit回归模型和极大似然估计分析，并采用稳健性估计方法。
(1)
表1 变量定义及统计描述
其中，α1、α2为潜变量的临界值。农户不同撂荒模式取值下的条件概率为：
(2)
其中，Φ(·)为正态的累积分布函数，建立对数似然函数和采取极大似然估计对模型中各参数进行估计。
(一)农户耕地撂荒的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差异
采用列联表统计分析全国、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农户耕地撂荒的区域差异(见表2)。调查农户中，全国范围内，耕地全部未撂荒农户占比为92.88%，部分撂荒农户占比为6.49%，全部撂荒占比为0.64%；
农户撂荒规模平均为0.24亩，撂荒率平均为3.15%。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耕地全部撂荒农户占比差异不大，但是非粮食主产区的部分撂荒农户占比(10.62%)高于粮食主产区(3.69%)，撂荒模式的Peason卡方检验为115.49，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户耕地撂荒模式在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存在显著差别，非粮食主产区少部分农户将一些中低产田撂荒退出农业生产经营。非粮食主产区的撂荒规模(0.36亩)和撂荒率(5.04%)也显著高于粮食主产区(撂荒规模和撂荒率分别为0.17亩、1.89%)，农户耕地撂荒规模的均值T检验为3.02，撂荒率的均值T检验为8.98，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非粮食主产区农户耕地撂荒显著高于粮食主产区。粮食主产区的粮食总产量约占我国粮食产出的四分之三，粮食主产区的耕地撂荒必然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统计发现，粮食主产区耕地撂荒并不突出，但是依然要严格监管，避免随着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导致耕地撂荒的进一步扩大。
表2 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耕地撂荒对比
(二)农户耕地撂荒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差异
采用列联表统计分析东部、中部和西部农户耕地撂荒的区域差异(见表3)。对比发现，耕地全部撂荒农户占比在各地区之间差异依然不大，但是西部地区的部分撂荒农户占比(10.13%)显著高于东部地区(5.04%)和中部地区(4.86%)，撂荒模式的Peason卡方检验为56.80，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户耕地撂荒模式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存在显著差别。耕地撂荒规模从东到西依次为0.11亩、0.26亩、0.35亩，整体呈现增加趋势，耕地撂荒率在西部地区(4.54%)也显著高于东部地区(2.72%)和中部地区(2.47%)。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耕地撂荒规模的均值T检验为2.24，撂荒率的均值T检验为5.22，分别在5%和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西部农户耕地撂荒显著高于东、中部地区，这与我国各地区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西北和西南地区多为山区、高原地区，农业农村整体发展滞后，西部大部分省份是人口和劳动力净流出区域，再加上西部生态环境恶劣导致耕地质量等级偏低，造成西部地区耕地撂荒情况比较严重。
表3 东部、中部和西部耕地撂荒对比
采用多元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耕地撂荒的驱动因素，并对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农户耕地撂荒分别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4。为降低自变量之间共线性问题，在分析之前进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VIF最大值为1.17，平均值为1.06，说明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从全国整体农户的估计结果来看，户主年龄结构和身体健康程度以及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撂荒影响正向显著，农业劳动力规模、土地转出规模和撂荒机会成本对农户耕地撂荒影响负向显著。户主特征中，户主年龄超过60岁显著加剧了耕地撂荒问题，户主身体健康程度越低，农户耕地撂荒的概率越大；
老龄农户由于年龄和身体健康因素，没有充沛的精力和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导致农户耕地撂荒概率增加。家庭农业经营特征方面，耕地地块数量越多，导致耕地地块面积越小，限制了农户土地规模经营和机械化耕作，进而增加农户农业生产成本和地块之间的交通成本，因此，耕地面积较小、土壤肥力较低的地块容易发生撂荒。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多，投入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要素充沛，会显著降低农户耕地撂荒的可能性。土地特征中，土地转出规模对耕地撂荒负向显著，说明农户转出土地可以有效降低耕地弃耕现象，而且耕地撂荒机会成本对农户耕地撂荒负向显著，表明耕地撂荒的机会成本增加有助于降低农户耕地撂荒；
耕地撂荒的机会成本为农户转出土地获得土地租金，土地租金的增加有助于促使农户转出土地而不是撂荒，而且有助于转入农户实现耕地规模经营。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的估计结果显示，户主年龄结构、耕地细碎化和耕地撂荒机会成本对农户耕地撂荒均显著，但是户主身体健康程度、土地转出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对粮食主产区影响显著，而农业劳动力规模和村庄种植结构对非粮食主产区耕地撂荒影响显著。说明户主年龄结构、耕地细碎化均促进了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农户耕地撂荒，撂荒机会成本则降低了农户耕地撂荒的概率。粮食主产区农户身体健康程度越差，越会加剧农户耕地撂荒行为；
粮食主产区农户的土地流转规模越大，以及村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户耕地撂荒的概率越低，其主要原因在于粮食主产区耕地撂荒机会成本(516.81元/亩)显著高于非主产区(456.37元/亩)，而且粮食主产区撂荒机会成本对农户耕地撂荒抑制作用大于非粮食主产区；
本地村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户当地工作就业的概率越大，农户的就近兼业经营降低了农户耕地撂荒弃耕的可能性。非粮食主产区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越大，村庄经济作物种植占比越高，农户从耕地获得更多经济收入，导致耕地撂荒的概率越低。
表4 农户耕地撂荒驱动因素的估计结果
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估计结果显示，农业劳动力规模和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撂荒均显著，表明农业劳动力规模和耕地细碎化是影响东、中、西部农户耕地撂荒的共同因素；
由于西部地区海拔高、多为山区高原地带，农业生产对劳动力需求更大，因此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规模的增加对降低耕地撂荒的作用更大。东部地区人口众多导致耕地细碎化突出，因而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撂荒的作用更为显著。此外，人均耕地面积对东部地区农户影响显著，户主年龄结构和身体健康程度、人均耕地面积、土地转出规模、撂荒机会成本和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对中部地区农户影响显著，而户主年龄结构、土地转出规模、撂荒机会成本和村庄种植结构对西部地区农户影响显著。东部地区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越大，农户耕地撂荒的概率越低。中西部地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突出，户主年龄超过60岁显著加剧了耕地撂荒，但是中西部土地转出和撂荒机会成本显著降低了农户耕地直接撂荒。中部地区村域经济发展抑制了农户耕地撂荒，而在西部地区，经济作物种植比例的增加提高了耕地利用效率和农民收入，进而降低了农户耕地撂荒概率。
从经济学视角分析，农民基于成本收益将部分劣等耕地抛荒，是市场机制作用下农户的理性选择行为，但是一些占地大户的抛荒行为应该受到管控[23]，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和基本农田的撂荒应该受到严格监管。对于非粮食主产区和西部地区，劳动力转移析出促使农户撂荒部分质量差的耕地地块，有助于区域生态环境的自然恢复[24]，不应该受到道德歧视和政策限制。
从社会学视角分析，农户耕地撂荒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农业弱势地位和农民的老龄化问题，耕地撂荒区域差异的原因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各地区农业资源禀赋差异和区位条件导致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发展失衡；
二是人口迁徙导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东南沿海地区转移，以及农民农业兼业经营背景下的城乡迁徙。农村土地弃耕问题出现在乡村，但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乡关系的调整[25]。当前我国形成了庞大的半农半工农民工群体，农业生产的兼业经营非常普遍。统计发现，外出务工或者务商的非农收入占到家庭总收入的42.23%，农民工在工农业之间的工作转换导致他们在城乡之间频繁迁徙，交通成本增加进一步促进了农户耕地撂荒。因此，解决耕地撂荒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转变农业弱势地位和农村衰败现实，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通过产业链的延伸促进农民从价值链中获得更多增值收入，提高耕地撂荒的机会成本，推动农户土地流转等多项措施减缓农户耕地直接撂荒。
乡村振兴的首要条件是人才振兴，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最大的短板。统计发现，农户户主年龄超过60岁的占比为41.01%，文化程度平均处于小学和初中水平，农民农业生产代际传承的意愿较弱[26]，农业劳动力呈现出老龄化和低学历化的趋势。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造成未来适龄农业劳动力规模不足，将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预计未来耕地撂荒的农户数量和撂荒规模将进一步增加，对我国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产生巨大的威胁。农村土地细碎化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负产品”，未来应在土地调整中通过农户互换、村庄层面的先整理后调整等方式，推进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土地整治和“一块田”改革[27]，减少农户耕地地块数量、扩大耕地地块面积实现规模经营。土地流转可实现耕地资源在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近年来各地区土地流转逐年持续上升，未来耕地撂荒治理政策应主要在于建立区域统一土地流转市场，建立土地流转的中介服务组织机构、信息平台[28]，促进土地有序流转。
基于CFD和CHFS微观农户数据，实证分析农户耕地撂荒的区域差异及驱动因素。结果显示：第一，农户耕地撂荒模式主要是部分耕地撂荒，全部撂荒农户比例较低；
撂荒规模平均为0.24亩，撂荒率平均为3.15%。耕地撂荒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非粮食主产区显著高于粮食主产区，西部地区显著高于东中部地区。第二，户主年龄结构和身体健康程度以及耕地细碎化对全国农户耕地撂荒产生正向作用，农业劳动力规模、土地转出规模和撂荒机会成本对全国农户耕地撂荒产生负向作用。第三，驱动各地区农户耕地撂荒的因素存在差别，深层次原因是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劳动力迁徙和“三农”问题，需要通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来解决农户耕地撂荒。
解决耕地撂荒问题不能实行“一刀切”政策，应该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治理方式。针对基本农田和高标准农田的撂荒，要出台与农业补贴相关的惩罚机制，并且将耕地撂荒治理与土地整理、休耕制度相结合；
高海拔地区、生态保护区等地区耕地撂荒是自然现象，不应该受到限制，耕地撂荒有助于这些区域的森林转型、生态修复和生态功能建设。
在劳动力转移和农村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需要引导广大老龄化农村家庭将土地有序转出，加强新生代青年农民的培育和政策支持，促进土地流转农业规模化经营，降低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产成本，增加种粮农户种地收益；
对于非粮食主产区，需要引导农户合理调整种植结构，提高耕地利用价值，促进农民增收。
深层次解决耕地撂荒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转变农业弱势地位和农村衰败现实，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延伸产业链和增值价值链，通过提高耕地撂荒的机会成本推动农户土地流转，减缓耕地直接撂荒。需要对城市非农就业的农民工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促进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推动承包土地逐步有序退出。培育壮大专业化从事农业生产的职业农民，扩大农业经营主体的耕地经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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