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律性探求与内容研究导向的回归——在教育部教指委圆桌会议和中国人民大学信管高端论坛上的发言
时间：2023-04-09 16:30:0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覃兆刿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2022年9月和11月，我先后出席了中国人民大学校庆之信息管理高端论坛和教育部教指委年会的圆桌论坛。不曾想到，本人因会议安排的两次发言，竟能获得不少档案部门领导、高校同行及企业档案同行专家的青睐和鼓励。这两次发言，其实内容相通，档案学研究的关注重心与档案人才培养的理路，实为档案事业发展的战略性话题。兹稍作整理，并借《档案与建设》杂志刊布呈览，以就教于档案同仁。
2022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档案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年会的圆桌会议主题——档案学元问题和“档案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大会主旨高度契合。
档案学元问题的体系性建设，自然是构建档案学中国学派底层逻辑的需要。但是，之所以当下才关注这个话题，可能还因为我们的学科在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困惑，以致前行的方向变得模糊不清。在新的一级学科（信息资源管理）背景下，能有部分同行集中讨论档案学科的“元问题”，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暖个场，这可能比都去关注“元宇宙”更为重要。
1.1 档案学元问题作为哲学话题，是对档案学科的“返本归真”
关于档案学元问题的思考，是一种建立起自明性、公理性知识的努力。档案学需要建立起我们的哲学话语，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形成归约或通识，这是档案学基础理论建设的必要。只有通过对学科和学科对象的深入反思，我们才能从存在意义上把握档案的本质，才能明白与相关学科的天然界划，从而明确档案学科讨论中所谓抱朴守常、持正创新、万变不离其宗的真正内涵。抱什么、守什么，学科独立性以及与相近学科的边界究竟在哪里，都要靠这些研究来回答。否则，在相近学科日益掺杂互渗的环境中，档案学是无法自明其合理性、独特性并行稳致远的。
元问题作为话语体系，一定意义上讲，是对其中真、善、美以及档案学核心概念、原理的“反思归约”。大家要从本体论、认识论和知识起源的视角，讨论“档案”是一种怎样的存在，要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理解其合规律性——“真”，以解决概念和定义冲突；
要从价值论的角度，揭示档案的合目的性——“善”，讨论档案的价值本体与价值客体，讨论其元价值、规范价值和档案价值实现的规律；
“道由情深”“美以储善”，还要从伦理学和美学的视角，将档案纳入人学范畴，讨论其中体现的人与世界的情感关系与合感受性——“美”。我们需要关于档案之“道”的深入思考。这是我们理解档案概念、理解档案价值与社会关系的原点。
1.2 档案学元问题作为学术史话题，是对档案传统的“追根溯源”
这里的学术史当然既指狭义的档案学术史，我们要总结前辈档案学者的研究，也包括作为研究对象的档案事业史，而且是作为人类文明史的档案事业传统。胡适在论国故时说过，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过去似乎更多从强调学科平等来理解这句话，但现在看，其实也是在强调事物探源的重要性，探源才能返本。古汉语的老师常常说“越原始，越深刻”，档案学及对象研究中也莫不如此。作为文化流程的档案事业发展，得追根溯源，理解初衷，观其流变，抽象出规律性的认识，总结其不变之“常”，才能把握其作为行为方式与内容的规律性、时代性。这种纵横结合的考察能使人们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档案传统。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还要期待更多一些档案学的断代史、思想史和专门史研究。
1.3 档案学元问题作为对象的把握，是对档案事业实相的“格物致知”
礼源于俗。元问题虽是务虚的、形而上的，但同时又不可能离开对象和实践半步。现在我们的理论研究、课堂传授的知识体系，与并行的档案事业实践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是相向还是相左的呢？这很值得反思。如果学术界和实践界认知存在严重冲突，就应思考根本的原因在哪里。譬如学科性质从史学学科转向管理学科多年，而当下局馆分设的情形中，综合档案馆的业务势必更进一步体现出以史料工作为主要特质。档案事业实相包括档案管理事业和档案资源实体两个方面，而当下我们的研究和教学已经极少顾及档案内容。这既是学科的元问题，又对档案学教育的内容结构和人才定义有着深刻的影响。我想只有基于档案实践经验之后的抽象，只有贴近档案事物真相的阐释，我们才能解释档案实践、引导档案实践并预测档案实践，也只有针对档案事业实相的人才培养，才能真正贡献于档案事业。我们需要更多系统的案例研究成果，需要关于档案文献内容的规律性总结，需要管理行家也需要内容专家，需要对我国档案实践作更普遍的观照。
1.4 档案学元问题研究是一个漫长的历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档案学元问题研究，是一个长期性的话题。这需要档案学科养成开放且不乏个性的鲜活生态。档案学还有大量的基础性工作要做，包括基本的学科范式建设、学科独具的理论归约和充满理性自觉的学科发展史认知等，这需要我们立足于基础的铺垫，立足于本土对世界档案学的贡献。这一阶段的档案学呼唤深入的、体系化的个性研究。共识的形成，需要建立在不同视角关于“档案”事物的诠注中走向统一。档案学知识体系的中国学派，首先需要国内涌现出具有特色的档案学派。
其次，档案学元问题研究离不开代际的传承。今天参与这个圆桌话题的学者除任越教授尚属年轻外，其余都是本学科资深的老教授，有多位熟悉档案内容研究的专家。这让本话题的讨论从画面上更现出一种庄严感、使命感和紧迫性。我们似有责任在所供职的学校强调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能形成针对档案学元问题研究的各成体系的基础理论成果。如此经年融会，档案学的中国知识体系才有望实现。
正值中国人民大学校庆和档案学科创建70周年纪念，而且恰逢先师孔子的生日，如此的氛围中我们来讨论档案教育话题，实在是太恰当不过了。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来回顾档案学科的发展，缅怀学科前辈，讨论今后档案学科的理论研究和档案专业人才的培养之道，尤其让人生出些使命感来。
“三江水，静园树”，静园指的就是人大校园。这是我在《档案事业三字经》里的两句话，意在说明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档案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的历史地位和广泛影响。我虽然算不上人大正式校友，但总算是负笈受益者。我还清楚记得八十年代在人民大学东门地下室居住的那段进修时光，记得那时上课的教室和老师，有时也会想到那块鲜艳的实事求是碑。
关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成就，前面的专家已经作了充分的总结。现在我想谈几点困惑。
有资深档案专家对我说：“现在咱们专业的毕业生多少有些不伦不类。你说读的档案专业，学的却是信息管理，而信息管理主要又是人家计算机系的东西。毕业生既不懂历史学，又谈不上精通信息技术运用，专业给人一种杂糅的印象，作为独立学科应有的人才核心素养不大明确。”又有资深档案界领导对我说：“感觉近年档案学术共同体的文章，多与业界关系不大。学术应当是为实践服务的，档案人才培养应当把档案实践、档案事业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档案开发利用是档案界的重点和难点，档案内容研究又是档案开发利用的重点和难点。很多档案人，特别是档案学人，对档案内容的研究投入精力太少，使档案深度整理、鉴定和作用发挥一直很难真正体现出来”，甚至直言：“当前不少档案专家，往往是脱离了档案内容的。不像文物界不少专家，对文物相对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的。不少档案专家大多并不关注档案工作中的重大基本问题。” 还有资深央企档案馆长对我说：“现在的档案研究太跟风了，可以说是制造焦虑，又与实际不符，还是要植根内容才好。内容管理才是档案工作的高级形态。”这些意见可以说是极为诚恳的。我想说的正是，档案的业务重心无非是管、用并重，但我们注意到，在当下的档案学研究和档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无论学术话题还是教学课程，关于管理的占了绝大多数，而对于档案内容的关注和关乎档案内容的人才素质培养，也就是关于“收档案”“看档案”“用档案”的知识和研讨，的确是少之又少。尽管关于档案知识管理和数据化管理的讨论涉及到内容，但这仍是基于传统的档案内容之后的话题。档案学应当是管理导向和内容研究导向并重才对。
2.1 在档案学科和人才培养的传统经验中是高度重视档案内容的
档案学科过去属于历史学科，关乎内容的特质更为突出。过去我们的各级档案馆，权威的专家和领导，多是从事档案编研和编史修志的，可以说他们是档案内容的行家里手。那时候档案专业的课程中，关涉档案内容的名目占了相当的比重，譬如文书学之外还有古文书学、清代文书，我所在专业还开设了敦煌文书等。关于历史的课程除公共课相关课程、中外档案事业史外还有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通史、中华民国史、中国革命史等。有些高校更是以地方档案文献为内容建设教材，如川大的档案文献学基本是以巴县档案为例。在西方的档案馆长和档案学专家中，譬如库克、杜兰蒂、戴维·比尔曼、安藤正人这些人，他们个个都是关注档案内容的，他们还都有史学的背景。我们的冯惠玲教授也是史学博士。周总理寄语档案人要学习司马迁。如果我们完全止于档案的载体、形式和流转过程，全然不顾档案的内容并为内容的发现而作相应的人才修养，便会离总理的这种期望越来越远。档案界的诸多老前辈，他们讨论档案的实体整理和信息整理，强调像老子那样守档案，像孔子那样用档案，他们无一不是关注档案内容的。我们在过去的档案学杂志中，也时常可以看到关于档案内容的普遍性问题的讨论。所以说，从学科传统来看，老一辈是重视档案内容的，关注档案内容可以说是我们档案专业的初心。
2.2 高质量的档案管理必须重视档案内容
一段时间以来，雨后春笋般的新一波档案馆建筑拔地而起，档案馆有了更敞亮的环境，也令史学界和公众滋生出更多关于档案开放的期待，而其中档案资源建设和档案开放就离不开档案内容。对区域、行业和社会历史文化遗产的理解和记忆建构重心的把握，直接决定了我们对记忆样本的选取和资源配置策略。兵团史料集成就是一个例子。同时，档案馆的开放满意度提升，得以馆藏内容鉴定为前提。眼下不仅关于记忆样本选择和开放鉴定的研究论述少见，而且在档案人才培养的诸多方案中，也极少见到相关的字眼，这种缺失的消极影响我想会日益显现。我曾在讲座中表达过对当前数字化过程的担忧。说实在的，外包式的档案数字化加工，其中的著录、标题等关乎档案内容的环节，其实才是数字化质量的内涵考量指标。不具有档案阅读能力，不具有一定文史素养的加工团队开展甚至验收，或许正完美地掩盖了档案载体转换过程中对档案内容的深刻伤害。档案学和档案专业注重管理固然是不错的，问题是我们不能顾此失彼，何况这样的重视管理，实则并未切中档案管理的要害。抛开了“用”的档案管理，不过是一种好看的形式主义。
2.3 不重内容的部分原因是学科界限的模糊和过于注重技术的表相，不重内容的结果是档案专业内涵的迷失
不重档案内容和在人才培养中淡化相关素质的培养，其发生是一个日益被强化的过程。这有几个原因。一是学科归宿划分的影响，档案学科从史学类划归管理类，与史学渐行渐远；
二是一级学科的整合，使档案文献的特质变得模糊，不同文献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和教师拿档案作一般文献共性观之待之。当下因为一级学科名称的一统，档案专业教师与图书情报专业教师有可能更多的交互共用，加之档案数字化引起的档案人与档案原件的隔膜，我担心档案内容在未来研究和人才培养中会更进一步、旷日持久地被忽视；
三是数字时代文件介质的显著变化和信息话语的不断更迭，引导更多的研究者关注档案载体转换、运行和新的话语外延拓展而无暇顾及内容的深入。
如此只讲管理不顾内容的结果：一是档案学科会错失一些有关档案内容研究的重大学术和社会参与；
二是用人单位的困惑和档案专业毕业生就业能力的局限，四年档案学甚至硕士博士毕业，却无缘有关档案内容的工作岗位；
三是痛失高端人才成长的跨界优势。业界一些富藏历史档案的综合档案馆领导对我说，欢迎你们历史文化学院的档案专业学生报考档案馆的岗位，其实我是很心虚的。我们虽在历史文化学院，但同学们热衷于管理过程而无法沉浸于档案内容积习已久，以致我想挑选一两个作为直博生的候选都难实现。因为不关注内容以及围绕内容养成人才的文史厚度，使我们的人才只能成为单一的过程管理型人才，而很难成为谙熟内容研究的文献研发和史家型人才；
同时缺乏内容关注热情的管理人才，也难具有资源建设的眼光和管理创新的思想高度。
总之，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档案内容，真正在研究和人才培养中体现管用结合，在研究中多一些关乎档案内容和档案利用的规律性探讨，譬如档案展览如何办得更好，等等。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我们应不时回望传统，切实增加有利于档案内容理解的史学和文献学方面的知识传授。我们常说守正创新，在档案学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中不忘关注档案内容，正是学科“守正”的当然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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