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碎片·溯洄——东北城市空间影像的集体记忆建构

黄一晋

城市作为影视文本的典型叙事空间而存在，与影视作品存在映射与再现的交互性关联，在视听语言叙事、造型、表现的艺术效用之下，再现空间、对接经验、创造想象，以空间塑造情境，用情境摹画空间。东北城市题材影视作品正是通过空间碎片介入记忆，对接认知路径，在受众知觉位置中占据先机，由局部经验记述的富集唤起群体性共同时代记忆，借历史维度微观视角的缩放，为城市的空间框架注入真实情感体验，使之形成盛放情绪与植入记忆的器皿，用城市语法链条编织经验及想象。

东北城市题材影视作品是区域影视的艺术典型，更可被看作承载并运行集体记忆的代表性城市影像。在关停并转大潮涌动、社会转型的后工业时代，城市影像复原着世纪转轨下东北城市居民个体生命状态，重建起时代翻覆间东北城市社群集体记忆，能够在冲击/认知点(studium)的平稳输出同时，给出记忆穿透时间的怀旧“刺点”(punctum)，标注线索、隐喻并引导受众利用个人经验理解影像其后的历史创伤与怀旧性记忆，填补断裂。提及在影视领域引发受众的广泛共鸣，东北城市题材影视作品的空间影像建构可谓是其引起重大反响的要素之一：物象符号的设置与镜像空间的构型展现特定时空局域内饱含区域特色的地缘风土，给受众以怀旧情感来源为回忆铺设轨道，寻求认同与归属空间的搭建。这也正是“在地”生产的效用具现：“在地(localization)”来自英文In-site的转译，原意为在场制造，强调建筑、空间本体与所处的区域以及形成于其上的地缘文化、风土民情等地域特性的依附关系，关注文本与地方的相互依存。东北城市题材影视作品正是对空间内每一褶皱地轻揉释放，触摸城市肌理，拼接工业碎片化想象，在过去与现在的断裂中，借助感官与观感的在场，实现时空连续与自我统一，追溯空间记忆，与地方产生直观共存的感受与情绪。因此，对空间影像的在地策略分析更能够用集体记忆的落点韵律敲去东北城市的斑驳铁锈，重现工业精神的内里本质。

在历史际遇与特定时段的文化想象中，东北影像呈现已然形成符号化定式，打造出以东北为指涉对象的叙事表述系统，由影像碎片构成影视整体景观，塑造出一个真正具有延展性内涵的“东北主体”。作为描摹东北工业生产者生活内容与东北城市社会状貌的影像资料，东北城市题材影视作品以个体生命记忆为框架，以自我生活经验为材质，提炼和撷取社群共性的影视意象，作为解释社会的文化符号，在达成创作者自我个人化历史记忆的输出同时，也实现了更广泛受众集体记忆的再度唤起，借助城市的时代符号，筑成记忆话语的城市。

在东北城市题材影视作品中，附带有时代印记的物质载体成了意义特殊的物象符号。这些看似寻常的生活物件于特定时间局域被赋予了丰富的时代含义与象征功能，隐含着人物身份特征与时代走向，化为受众知觉感官的溯洄触点。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提到，他在品尝了泡在茶里的小玛德莱娜蛋糕之后，童年回忆便如潮水般涌现。不仅仅是味道，只要对人的感官有过强烈的冲击的知觉感受，比如听觉、嗅觉、视觉，人们就会在心里形成对应并深刻留存。而当再次获得体验契机时，即触发情感、勾起回忆，与之密切关联的曾经回忆就会立刻涌现，产生相应心理活动。在这个记忆悬虚与现实之间的缓冲地带，人们能够从特定回忆中获得短暂心理逃离，这就是能够用感官跨越时空，唤醒记忆的“普鲁斯特时刻”。而被赋予特定意义的时代气息与时代印记则能够对含有共性生命体验的广泛人群产生相应的深层集体心理映射。

在深层集体心理回溯与反馈机制的构建中，情感先验地传导关联尤为重要：以张猛导演作品《耳朵大有福》为例，雪花啤酒、暖壶、老台式电视机、立柜、塑料瓜果盘、铝合金饭盒、瓷缸、高压电饭煲，甚至衬裤皮带、澡堂……这些现实中极为常见的生活物件、家居陈设随镜头、场景位移构成了极富象征意义的时代记忆特定程式，如“接头暗号”一般，与怀揣相近经验的观众一拍即合，沿价值序列形成内部空间载体中回忆与形象的共同。承载着时代重要记忆节点的电视剧《人世间》搭建的“光字片”空间对艰难岁月记忆重点的还原也成为触及观众内心柔软的显著要领：普通工人家庭的岁月颠簸融入场景，火炕、木餐桌等主要陈设构建空间核心，炕桌、枕巾、被套等生活物件成为记忆溯洄的要诀，情节带动视像运转的同时为空间提供更多经验符号补充，视觉、听觉牵动味觉、嗅觉，为阵痛中的温馨或凉薄盖上历史的厚重印戳。镜像中快速切换滚动的符号拼贴，将破碎的时空经验整合，填充着记忆的缝隙，使东北工业城市居民的情感先验具象化，完成“物质现实的复原”。影像的一切细节，甚至于《钢的琴》男主人公陈桂林在影片中更换的工装、棉服、毛衫、呢子大衣、老式西装等衣物穿着成为沟通时间与环境的介质，借助场面调度为观众提供历史时段的判断依据，将时代的细节表象融入视觉空间影像，为记忆回溯添注真实感与亲切感，调整跨越坡度，以平和现实的背景、极富内涵深意的时代性表意符号，体现特定现实阶段社群的心理情绪，使观众的自我回忆代入。

特定时间阶段的空间场所也成为东北城市影像的记忆定点：工厂原景覆满镜头，颓唐的烟囱竖立、破败的工人宿舍、杂乱的街边饭馆、烟雾缭绕的麻将馆，均如同被时代淘汰的符号印记，由视觉复刻心理映射。在褪色的商铺招牌下，底边群体的个性化生存体验也形塑着萧条昏暗下的矛盾空间：例如《耳朵大有福》《钢的琴》《白日焰火》等影视作品中灯光暧昧、声色摇曳的歌舞厅即是时代表述的重要呈现，灰暗与空间外的无限愁苦在灯柱闪耀的一刻中化为举杯的潇洒，空间内的年代感歌曲与程式般衣着相撞，搭配成为时代印记的符号元素，城市题材影视作品通过叙述时间接触空间形式、从身体空间到城市建筑空间的全面覆盖，梳理转型跃迁，为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互动构造出无限可能，实现时代集体记忆的同频运作，激发出强烈的怀旧审美意识。

影视文本和文字文本最大的区别是其解码的直接性，不同于文本材料的阅读，观众在观览影视作品时能够在视听感官的第一反应中形成直观的印象，而经验与想象的填充则顶替文本留白的自我发挥，成为共鸣的赋予。在时空经验的唤起中，以本地逻辑编织符码线络，在共时与历时的轴线交点对接记忆与现实，获取“译本”的深层意义。利用风格化的镜头语言与符号表征在有限的篇幅内突出典型视觉影像印记，完成最大限度的本地元素富集，同时在时空两大轴线的坐标标示下精准定位，实现对受众临境的观感，完成欣赏主体的自觉接受与情境代入，引发共鸣与共情。在特殊时间节点的空间系统内部，含有特殊标识的物象符号因其自然、中立且约定俗成而在主体表达中不落痕迹，但在直觉感官的回溯与记忆连通中，影像符号的自然融入构造开放的影视文本，延展镜头边缘，有效弥合虚拟与现实边界。以符号的秩序，构造话语、文本、逻辑与空间系统的双向互动，实现“东北主体”母题下细致枝节的意义诠释。

在中国影视研究空间转向的语境参照下，地缘文化特质与影视创作的互动关联愈发为学界关注。作为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存在，东北影视作品在艺术创作对历史现实进行加工的同时，借助城市意象，完成对东北当代城市生活的摹写，在与东北地理环境特征、城市布景、东北民俗文化、人物职能身份塑造、地方性方言特色、原生态人文符号的有机相融间，构建地域与时代的关联，立足现实，在对区域美学的挖掘、地方审美意识的增强、地域生活现代性符号的时代审美的多元化需求下，实现影视艺术内涵的提升，将处在后工业时代复杂社会生活状态下的中国东北城镇居民生活如实且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并在其中形成极富地域特色的类型化艺术表现手法及特有艺术风格，构筑主要受众的本地经验、接受视野与审美取向的三方平衡。

在越发趋同的文化与观念借助多样媒介进行遍及现今时代全球传输的同时，文化差异与身份认同的浪潮正逆潮流而上，以多元共存理念求得地方特性保留，构筑在地创作的文化艺术实践。尽管城市化进程中时间节律的明显加快缩短了空间变动的速率，正碎裂着空间经验的稳固，但旧工业组织形式的反差却恰恰可以实现经验更迭节奏频次以外集体记忆的在场，在文本生产中呼唤经验记忆，实现情感认同的贯通。东北地区所具备的显著的地域普遍特征与共性，正成为在地性营设的有利条件，并以此成为其文艺创作与艺术表达的特质之一，完成对当代东北城市社会状况的摹写，平衡时空界域，助力受众代入在地经验。在东北城市题材影视作品中，其在地性方向可以化简归类为三大主题：地域风貌、区域文化及东北在长期重工业生产生活所汇集的工业元素，在社会现象与文化表征的覆盖与牵引下直抵东北城市的精神内核，实现在地经验对地域特质的线程式串联。

在东北城市题材影视作品中，作为最显著的地域物候特征，影视创作者在对文本背景的选择上做出了冬季的表述倾向。在东北城市题材影视作品中，东北冬季寒冷漫长的自然特征展现偏冷偏暗的视觉色彩、塑造影像空间的同时，转化成为重要的影视意象，冬季有漫天飞雪，有雪后洁白，有雪融泥泞，有凛冽与肃杀，也有冬日煦暖，更充盈着对春的无限希望，洽自如“关停并转”大潮下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东北城市一般，以物候景象承接联想。寒冬的自然视觉呈现成就了东北城市影像空间的基础背景调配，棉服、毛衣、火炉、锅炉房及至哈气等冬季特有物象的聚合则将温度的知觉感受交付给受众，从地域性抽象符号转化为冷暖并融的经验具现，归纳代入视觉单调的严冬情境，注入人文气息。地势平坦开阔亦是东北地区的重要地理特征，并在镜头所及上升为场景特征：屋舍排布、厂房纵横、道路平展，平原的绵延更衬出厂区的宏大，传达给观众以视效冲击。文化地理学认为，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地理因素，对于一个地域的集体性格和民族心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集体心理对于一个地域的艺术文化也会产生反哺作用。东北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也影响了空间内居民的心理背景与习得，初创地域风尚习俗，并牵引出东北区域民俗文化，真实地呈现居民生活经验习惯。

区域文化方面，影视作品中广泛采用东北方言，在还原生存状态、真实性刻画之外，更可作为一方符号标记加以明示，对具有本地经验的观众而言，能够缩进距离感，营造文化认同，对区域外部的观众，则可通过言语形式的陌生化剥离，塑造地方性文本生产下的视听统一，提供区域真实社会图景的认知纽带，完成审美的地域转化，感受东北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气息。在下岗的压抑氛围中，东北方言是人物精神品质的直接外现，同时承载的是使用者最真实的情绪状态：情绪的积压、诙谐的疏解、自嘲的无奈、举杯的豪爽、时而仗义又时而计较……东北方言与东北人的彼此配合、民俗文化与城市空间的相互应和，将文本细节与琐碎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息浑然相融，在街巷、厂区、民居等文本背景的转换中、空间处所的挪移间，跟随文本情节的推进，在场景段落的截取中塑造不同的情绪氛围。东北方言更是底边社群身份的潜在表达，与普通话共同语的强势作比，方言作为一种边缘性的语言类别和信息载体，也象征着使用者边缘身份，成为生活化言语载体，为更广大具有相似社会背景与文化共识的社会群落所集中应用，方言所隐含的是区域文化传统、社会心理、风貌习俗等多元的文化信息，是文化认同的通衢，东北原生态语言特色的地域性加工更是对一元化价值观念的突破，唤起对东北民俗文化的关注，以符号标记充实东北文化想象，迎合观众审美期待。

秧歌戏、群舞等民俗艺术表现形式亦同此理，在舒缓影视作品叙事节奏的同时，以平实质朴的地域民俗展示，标示文化根脉的隐喻，共筑地方性特质，参与在地性营设，通过地域文化符号的沿承，明示影像的空间归属。《钢的琴》中破旧的废弃厂房内，制造钢琴的老工友们齐聚共赴邀约，穿插着动作整齐、激情洋溢的歌舞，蓄积着生产的高度热情，同样更是民俗艺术的影像表达。东北民俗艺术是区域民族性格与文化气质的生动诠释，形式特征的明丽且奔放对照的正是影视作品反映人群的自由与不拘。对于典型人物的塑造，影视作品的创作者也选择了极具地域代表性的东北式人物形象，豁达且乐观的人物个性，辅以幽默言谈、粗犷行为、自尊心理，将地域性极强的人像认知要素调动集合为漫画式处理，形成附着于东北区域社会的典型形象，并通过人像展览的叙述呈现，标示时代变迁、社会转型宏观视角下微观的个体生命状态，以立体与鲜活，给予社会群落的地域辨识。

在城市空间对工业元素的有机整合间，转换身份的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形态依然附着于大工业组织的空间逻辑和指示内涵，张猛导演的《耳朵大有福》《钢的琴》等影视作品中，主人公的主要社会关系网络均与原单位生产关系相绑定，当现实问题出现时，也首先想到老工友寻求帮助与支持，并将文本的叙事场景安置在熟悉的固定地点。身份变动与关系不变相交织，拴住逃离与固执的两端，积攒矛盾、推进情节，更催生出观众对质朴纯真交往方式的怀念，因此，文本与视觉影像中工业要素的符码象征涵义，同样可化为地域话语和城市经验，标识物像与其背景的地域归属。

东北城市题材影视作品在自然地理特征的展示中融入由此而生且以此为依托的区域文化特征与人文要素，达成东北特质的总体覆盖，规避符号的单一突兀，由点连线，由线至面，东北自然地理风貌、东北区域文化、工业元素汇集的三维交叉形成立体景观。在已知地域性素材的分析间，通过控制东北城市影像的地域风貌与地缘文化自变，引起情感与记忆因变，在受众多元认知的点状离散中，创造出空间想象的无限多种可能，逼近地域特性的记忆回归线程，形成东北地域特征的拟合性表达，参与东北城市空间影像的整体构建，通过影像创作对地域特征的优度摹画，精准预测受众的视听识别轨道与在地经验，揭开极度贴合受众固有认知的东北想象。

综合性是电影艺术的重要美学特性，同样也是东北城市题材影视作品对在地经验认同的构筑策略，在蒙太奇对东北美学逻辑的遵循下，以声画的互融共通，构造影视作品符号的能指，承递意义的所指，达成观众对东北特质视觉、听觉的直接感知。

在东北城市题材影视作品中，声画元素的镜像组接将符号的孤立与零散统一为经验记忆与现实感官的集合，以符号串联的表意功能参与形成转型期东北城市空间的经验轨道铺设，唤起受众认同的回馈。东北城市题材影视作品的经验轨道建立于视听效果的直观真实基础之上，在城市意象、时代符号、地域特征的环境造型逼真之外，声音造型的感通更能构建出本质的真实，形成声画互补，更能通过经验图式提供不同的审美理解，增强受众经验的代入性。在《耳朵大有福》中，王抗美全片都在展示演绎的《长征组歌》，配合社会转型期、消费时代《隐形的翅膀》《天路》《月亮之上》《眉飞色舞》等彩铃和热歌，甚至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联播、天气预报的背景播报音，连同在叙事脉络节点中直戳人心的经典歌曲，都能对观众形成听觉感官刺激，形成经验记忆的启发。电影《钢的琴》中，导演王猛更是用《张三的歌》《玛奇朵漂浮》《心恋》《三套车》《步步高》《天鹅湖》等二十余种现实性或功能性音乐对影片进行填充，音乐作为一种集体记忆，附带的象征意义在平衡叙事节奏、贴合剧情设置的同时，更明晰着时空归属特性，以记忆刻印的迂回与触碰，牵动情感本能，定位时空局域。

影视作品中声画要素的整合同样具有地域时空背景下的社会引申义，当《长征组歌》《三套车》《山楂树》《怀念战友》等具有集体主义意味的工业建设时期革命歌曲与娱乐流行热歌同期并存，是对社会转型期大众心理的潜在表述。音乐的多样性意味着经验记忆的矛盾性，工业生产时代的产业工人在失去了原有工人身份后，以个体形式融入到消费时代的浪潮中，但陈桂林手持手风琴、王抗美唱响《长征组歌》的激昂背后，是自我意识仍然朝向集体化工人身份的价值倾向，也是边缘性身份对社会转型的疏离，将苦痛中的浪漫与理想宣泄至极致。陈桂林与王抗美皆为工业组织文艺骨干，自我绑定于工业体制文艺团体，这也是产业工人在文艺领域的集体倾向——对旧有工业组织怀有眷恋，却不能完全接受消费时代的冲击，这也正是转型期下岗工人群体的普遍心理状态。音乐调配被赋予了隐藏寓意，是浪漫情怀对历时经典的致敬，更成就特有时代的多元并存与交融，达成综合性表述。

东北特质在影视作品中的体现并未仅限于元素的拼接，更体现在影视文本与艺术表达形式的互动，例如，《钢的琴》及《耳朵大有福》等影视作品借助荒诞的情节设置与角色的出色演绎，深入融合东北二人转、小品等受到群众广泛追捧与喜爱的喜剧艺术表现，呈现着抖包袱式的喜剧效果。在《钢的琴》钢琴制造与歌舞表演的蒙太奇创作中，陈桂林与工友吹拉弹奏起乐器，淑娴一袭红衣热情舞蹈，随后车间厂房内瞬时涌出数十位工人加入表演，动作浮夸却整齐划一，犹如大幕拉开、群舞献礼，颇有对歌舞剧的致敬意味……尽管影视文本背景沉重，却无法掩饰东北居民幽默、诙谐、洒脱的性格特质，民俗艺术与本地文化嫁接，亦碰撞出内外审美意蕴与文化气质的互文之美、多样艺术形式的拼贴之趣。

东北城市题材影视作品的在地性营设在时空影像对文本背景与叙事的代入之外，也是一种影视作品创作主体与欣赏主体的双向互动，在价值传输与审美接受的包容与抵触间实现情感的反馈与交融，构造出东北城市的全景画面与情感记忆反馈轨道，回应记忆空间的象征意义标记，达成外延概念对内涵意义的显著通达。在观看影视作品时，观众不再局限于从传统媒介中约束空间所获得的有限感知与被动接受，而是在城市镜像空间中发掘记忆、重塑感官、搭建认同。通过综合调和，后工业时代东北城市题材影视作品在文本叙事中放置设定，通过蒙太奇驾驭时间、操纵空间，并在镜头语言、声画表达中满足设定，迎合观众接受视野下的定向期待，借助观众的已有感知认定，形成艺术形象的全方位认同。

在《空间的诗学》中，加斯东·巴什拉认为，空间并非填充物体的物理容器，而是人类意识的居所，充斥着人们的记忆和想象。在身体与地方全方位勾连的综合感受中，人们对于感官世界相近的理解与形同的经验认知来源于共享着的空间：在空间的指示标记与约束中，通过依附的记录，抵达对地方的归属与认同；
在空间的关联互动与体验中，通过身体在场的直观感受，获取生命状态的呈现，并以此为基准，生发想象。东北城市题材影视作品的核心布景正是城市空间的全方位展示，特定时空局域内的空间形塑着社群的集体记忆框架，同时，空间容器内部的一切组成也将参与地方性文本生产，借助光影手段，还原记忆的空间载体，建立城市镜像系统，给空间以深邃，给地方以厚重，重构经验认同。

城市作为现代影视叙事的基本载体和故事发生的特定空间以及视听语言的重要造型元素，配合当下传播媒介的参与，正逐渐摆脱其作为生产、生活空间的单一属性，通过影像再现，与地缘文化特质共生并对其给予艺术表现的深刻改造，成为独特的记忆承载容器与文化价值符号。东北城市题材影视作品正是架构于东北城市空间场景的镜像系统表达，并因于东北城市与工业组织逻辑的关联，构造出城市生活景观与工业生产空间的脉络相连。城市镜像正如城市立体设计一样，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层通达，但镜头局限难以呈现出城市空间的全部场景，因此对于含有鲜明突出地缘文化特质的城市空间影像的阐释，仍将依据影视作品的空间呈现方式，根源历史境遇，阐发艺术想象，聚焦于工业轮廓下的东北化场景碎片叠加。

不同于其他大多数地区城市生产生活空间的分离，工业生产造成大规模的工人聚集，成了东北工业城市空间布局集中的基础，东北老工业区的一大特征即是生产空间对生活空间的包容与共生，城市布局和道路规划在工业组织下存在空间逻辑、区域辨识度和指示内涵，附带有较强工业色彩、历史印记，成为东北工业区内部近似的典型化城市造型空间。因此，工业元素、工业图景在东北城市题材影视作品中的运用并非道具或背景，而是空间逻辑的整合与互动，形成城市空间标志的认知绘图。东北城市题材影视作品在取景地的选择上并未专注于同一城市光影的反复开掘，而是在沈阳(《铁西区》)、长春(《人世间》)、哈尔滨(《白日焰火》)、鞍山(《钢的琴》《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胆小鬼》)、本溪(《跟踪孔令学》)、集安(《耳朵大有福》)、鹤岗(《烧烤》《锤子镰刀都休息》《东北虎》)、临江(《花山道口》)、齐齐哈尔(《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等诸多工业城市都有所覆盖。城市的类型化与统一特征淹没了城市突出个性，将焦点一致安置在转型与淘汰的适中区间，通过在城市景观的穿梭毫不避讳地展示着城市的衰败与失落，甚至形成了主动且自发的“纪实冲动”，直面社会时弊，力主还原客观，并在真实记录中发动了三维镜像空间的“纪实性”搜寻：长镜头、全景深镜头、真实街景、画外自然杂音、非职业演员、方言及日常用语等纪录片手法在影视作品中得到了广泛运用，镜头对准身处城市空间的边缘人群，分割场景遭遇，拼接整体空间。

在国有工业组织瓦解、工人由集体归散至个体的现实背景下，雄浑悲壮的“元叙事”失去了其宏观概览的基础性依托，主动从一体化叙事话语结构中剥离，转向对于现实处境下个体生命状态的关怀，以微观叙事视角，将东北国企改制时期面临身份置换与个人抉择的产业工人作为影像资料的主要反映对象，其生产生活空间是为镜头覆盖的主要目标物，工业物像与工业元素也因此生成空间主体内部的固定所指。镜头跟随主人公在街巷与建筑物中的游走行进，穿行而过的密集而典型的景观编织起城市系统的空间网络，并通过画格的相对位置与相对运动打造出空间的纵深。在东北城市题材诸多类型影视作品中，无论是《铁西区》《花山道口》等据实记录底层边缘群体在下岗大潮中生存状况的纪录片，还是《耳朵大有福》《钢的琴》等以黑色幽默反映下岗工人在国企改制进程中的迷茫与找寻的喜剧影片，抑或是《白日焰火》《胆小鬼》等悬疑犯罪类影视作品，甚至于《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的校园爱情片，都对东北工业城市的空间想象进行了整体与细微的呈现，并对空间内符号意旨给予包容与收拢：《耳朵大有福》中，王抗美所尝试的三轮车夫体验，正是下岗工人在失去原有薪资收入与职工身份后，极为普遍的职业选择，穿行而过城市大街小巷，扩充镜像系统中城市的空间容积；
《白日焰火》中，抛尸案发现地点正是沿铁路线工业组织分工的脉络所在，连同城市诡秘而破败的生活空间，共同构成悬疑的空间体感；
《钢的琴》中到处可见的废弃厂区、道路两侧的工业遗迹更是随陈桂林电动车的行进被完整记录……切片式的镜头深处，是空间碎片的典型扩张，城市话语与影像系统共生于创作者与受众的经验互动，浓缩的城市版图借助影像人物的行动与空间遭遇带给观众切实的“体感”经验，在审美依托的主动选择中，带动观众采取“地方认同”的价值感受。

东北城市题材影视作品中的城市空间具有极高的可识别特征，分别指向经验记忆与现实要素，并对文本背景形成映射：影片中随处可见旧有工业组织形态生产生活的建筑遗存，在空间容器的物理约束下营造怀旧氛围，激发记忆冲动、感染观众情绪，同时街巷、闹市等生活空间又孕育着现代性的萌芽，充斥着推翻过去、追求流行的躁动，两种矛盾特质彼此排斥、相互对峙，撕扯着城市空间的原有秩序，空间内部声画各执一端，更是为两股新旧势力加注。一方向新，一方怀旧，这是陡转与翻覆中东北城市居民心理的迷茫与矛盾，也是转型期东北城市社会的现实，因此随镜头横移，东北城市空间交会着“旧”的凝滞与“新”的涌动，对照着“过去与现在两种现实并存”的时代空间感，在社会转型的隐喻呈现中填平怀旧的失落，唤起、聚拢、凝结记忆。

追随东北城市题材影视作品的原初定点，时间轴线与空间向度的横纵交汇搭建起东北工业城市的镜像系统，为东北城市居民的集体记忆提供“物”的参考、“质”的归属、“像”的依托，破碎的城市空间在时空经验的黏合下化整归一，为记忆的洄游提供穿梭的廊道。工业元素留存的视觉印记和记忆惯性往复唤起着工人群体及其家庭的在地经验，对照转型时期心理嬗变，拼凑起空间实践、空间再现、再现空间三方维度互补互嵌的城市记忆空间。经济体制的飞速变革留给城市与其社会群体的是相对滞后的个性化记忆体验，尽管工业符号已然被不断向前的时代所淘汰，但旧工人群体从集体生活方式到个体化时代的心理体验无法在短时期内完成重构，而造成游离于现实外的迷失与不断强调记忆的主动倾向性选择，产生波动极大的情绪舒张，并逐渐随群体的汇集而成为显著的社会症候。东北城市题材影视作品正是依照此社会心理，在影视作品中注入浓烈的工业元素与工业空间场景，配以运用地域文化、富含年代感的建筑、陈旧的场景布置、怀旧的心理暗示及大量长镜头，局部修饰强化了空间的整体触觉，确立指向于工业元素的东北城市影视的镜头语言风格，联结经验世界与记忆系统。崩塌、颠覆、衰落、失序、麻木、关怀、召唤等指示正寓于城市题材影视作品的工业元素与城市时空综合性意象特征中，承递工业时代历史遗产的象征符码，用场景与图像接纳受众的怀旧心理倾向，将城市变迁的构型赋予群体处境的社会意义。

在“东北文艺复兴”的浪潮与“新东北问题”的阻滞之间的矛盾激化之下，历史车辙滚滚碾过的城市工业空间影像再次被看作为区域凝聚力与文化归属感的发端衍生，从工人文艺到工业文学艺术，从历史书写到现代经验，一个独特的历史空间符号投射出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与伤痕，而对工业文化集体记忆的呈现与记述在极大程度上意味着东北人民已经以勇气跨越磨难，与时代同向发展。可以说，城市影像与工业空间，既是东北民俗文化与工业信仰的归宿，更是群体身份的归属，是对辉煌的“念中犹记”，是对苦痛的“往事销沉”，是白茫茫中凌寒不畏的花枝暗香，是承载着工业建设时代生产激情的炉火正旺，是扭转宿命冷峻而饱含温情的凝钢千炼，是空间之“美”、城市之“爱”互相成就，更是东北城市居民跨越世纪的家园守望与恒久的工业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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