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军工企业国际合作科技成果转化探索研究
时间：2023-02-15 08:25:08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王颖昕等＊ /中国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出体现在国际体系加速重构、民粹主义不断泛滥、国际治理凸显脆弱。而新冠疫情进一步强化了国际形势业已显现的若干趋势，加剧了国际关系中既有矛盾。此外，美国对我国科技政策的基本导向是中美科技脱钩，从单点对高科技企业的封锁制裁扩大到涵盖技术管控、交流阻断、人才封锁等多手段组合，且在政策设计上越来越精准，目的在于阻断我国高科技尤其是前沿科技的研发根基、成长空间以及国际合作与交流渠道，对我国军工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和未来发展带来较大影响。
国际合作背景下的科技成果转化是在国际科技合作研发取得成果后，为研发成果获取专利等知识产出或产品经济产出的活动。国际合作科技成果转化按照创新研发的阶段分为2种类型：一是以共享全球技术资源、加快技术攻关、提高创新成果质量为目的的技术研发转化；
二是以推动科研成果商品化、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收益为目的的成果效益转化。因此，国际合作研发是国际科技成果转化开展的前提，国际合作研发的影响因素、成果转化的模式与机制也决定着转化的效能。
1.新时期影响国际合作科技成果转化的因素分析
传统国际合作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是在数十年发展中不断探索、调整和逐步固化的，因此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大国博弈加剧激烈，“科技势力范围”正发生着此消彼长、动态变化，世界范围内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也将有所调整，可以预见部分因素将会对国际合作科技成果转化带来深刻的影响，既有负面影响，也有积极效果。
（1）政治因素
国际方面，大国博弈日益加剧，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异常激烈，并有政治化倾向，一定程度上的科技“脱钩”难以避免，严重限制了我国科技成果“走出去”“引进来”。国内方面，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外循环”依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促进“内循环”的重要支撑，有利于健全内循环体系下的科研攻关、成果转化，促进技术创新，提升自主可控能力，有助于以我为主服务国家战略部署，促进科技成果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服务“走出去”战略，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竞争中化解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实现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乃至产品链的安全性与畅通性，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助推实现“请进来”。
（2）政策因素
我国国内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完善，风险投资体系日益建立健全，国内逐步建立起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同时，空间科学、生命医药等新兴领域大科学装置计划或项目将带动一大批国际合作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3）技术因素
新时期背景下，前沿关键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成果转化受到国外更加严格的管控，中方高科技企业与机构将受到大范围的围堵打压。主要管控手段是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方“敏感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重大工业技术”领域的投资并购活动。
2.国外传统国际合作科技成果转化模式与机制
（1）政府宏观引导模式与机制
政府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和实施法规，引导企业与产业部门合作，共建由企业出资、高校与科研单位提供技术的产学研合作中心，并引导建立各类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通过建立风险投资资金、代理中介机构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其中，政府出台政策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是推动和引导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保障。
（2）校企联合研发模式与机制
校企联合研发模式是指高校通过投资兴办产业，以控股或占有部分股权的形式与企业共同合作研发来促进科研成果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分为企业或高校主导直接转化类型、中介间接转化类型、政府引导以及合资共建转化类型。主要以美国、英国为代表。
（3）中介机构转化模式与机制
中介机构转化模式主要是利用“中介组织”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中介机构在各国的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连接科研成果与科技产业之间的重要桥梁。为促进科技成果向产业的转化，各国都设立了政府主导的、民间自发的、盈利性的以及非盈利性的等各类中介机构。
（4）孵化器培育模式与机制
孵化器模式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经济组织，是新生中小企业聚集地，含有生存与成长所需的共享服务项目的系统空间。通过为创业者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条件，帮助创业者把发明和成果尽快形成商品进入市场，使新兴小企业迅速成长形成规模，为社会培养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因此，企业孵化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小企业的存活率，也极大地提升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
（5）产学研合作模式与机制
在技术成果转化过程中，存在多个利益主体往往是导致成果转化不畅的一个重要因素。产学研合作模式是由政府、企业、高校等共同参与，以平等互利、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为原则，与社会其他主体进行的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发展相结合的多角度、多形式的交流与合作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主要以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为代表。
孵化器模式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经济组织，是新生中小企业聚集地，含有生存与成长所需的共享服务项目的系统空间。通过为创业者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条件，帮助创业者把发明和成果尽快形成商品进入市场，使新兴小企业迅速成长形成规模，为社会培养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因此，企业孵化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小企业的存活率，也极大地提升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
我国国际合作成果转化在“变”与“不变”的抉择中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机遇与挑战并存，这将催生出国际合作科技成果转化的新模式。本文结合军工企业特点，从项目牵引、人才培养、产学研合作等方面提出3种创新模式。
1.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牵引模式
尽管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倾向造成许多不利影响，但面向人类发展重大需求，聚焦和强化全球性重大议题仍然是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由此产生了由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或议题牵引的合作模式。例如，我国空间科学先导专项通过建立双边战略研讨机制、共建国际研究机构、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化任务的国际论证、以及优选先进的科学探测仪器，确保科学目标的原创性和重大性。通过加强合作任务的工程管理和科学管理，实行“项目双首席科学家”等模式，促进重大成果产出及转化。
2.阶梯式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
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计划，加大培养力度，拓宽了人才成长的通道，取得较好的成效。例如面向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计划/项目/工程，包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基金项目、卓越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青年千人计划”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等。这些阶梯式分层分段的人才计划年龄要求都在45岁以下，有的青年人才计划对年龄要求更为严格。
3. 国际政产学研用合作模式
国际政产学研合作模式中，政府在助力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引导、应用服务等科技活动的全链条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由此，基于发挥政府作用、更好服务用户的新模式应运而生。例如，在中国和以色列双方政府的推动下，中以（上海）创新园围绕“人工智能特色产业集聚区”和“国际创新城”的定位，通过双城机制，以“哑铃状”服务结构串联起中国与以色列的创新要素互通互动，吸纳和集聚了更多国家科技创新先进成果和海外人才队伍，助推了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国际合作态势，有助于国家间的互信与合作，促进全球产业链的优化布局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军工企业目前在国际合作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军工企业主要针对国内军事装备研制生产，与外方需求沟通较少，产品外部性不强，难以在国际合作研发中孵化出大研发项目；
二是由于行业壁垒、内容敏感等，军工企业研发较难吸引国际化人才参与；
三是国际合作科技成果转化的管理机制仍在摸索，具体实现路径尚不清晰。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本文提出的新时期国际合作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模式，对军工企业开展国际合作科技成果转化提出以下4点建议。
一是开源创新，开拓国际科技合作新渠道。当今，前沿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范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倒逼我国更快地走向自主可控的开源创新和“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化解科技脱钩困境的同时，还能有效破解我国科研体系与国际主流割裂的困局，优化重塑国家科技创新生态，实现对美国的赶超。在此发展格局下，军工企业更应抓住我国“一带一路”发展契机，服务国家内政外交和“双循环”发展大局。一方面对接联盟成员单位的国际合作需求，梳理需要政府、科研院所或高校、企业开展的基础研发和产业项目；
另一方面依托军工企业技术优势，尽快补齐和完善供应链，形成军工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不可替代的核心产品，从而开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阔市场，共同推动国际市场成果应用转化，实现以内带外、以外促内的“双循环”发展格局。
二是利用产学研用合作优势，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面对后疫情时期更加收紧的国际发展环境，军工企业应加速合作模式创新，在已有的国际科技合作基础上，一方面探索与欧洲发达国家非政府层面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国际合作新路径，例如，在已有联合实验室合作的基础上，扩展到产业园转化应用等；
另一方面探索与友好国家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合作共赢之路，通过政府的推动，形成双城机制，以“哑铃状”服务结构促进中外双方的创新要素互通互动，吸纳和集聚先进的科技创新技术、成果和人才，服务国家政治外交大局，助推区域和企业长远发展。
三是吸引全球顶级科学家，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人才储备。在美强制与中方进行科技脱钩的大背景下，我国可以把注意力更多地从获得科技转向获得战略科学家及领军科学家。当前，军工企业可探索多途径、阶梯式高层次人才培养新模式，扩大选择范围和规模，一方面在发挥研究生院等教育培养师资优势的基础上，借鉴校企联合培养、从业人员在职培训等培养模式，丰富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内涵；
另一方面通过国际联合实验室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引进海外创新创业人才和团队，建立“直通车”机制，特别是在美被打压的中国籍或华裔科技人员，把美国等对中方的人才封锁转化为中国引进人才的机会，为他们提供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科研政策，长远来看为科技成果转化及应用提供人才储备。
四是拥抱新技术，搭建国际科技合作与转化应用平台。后疫情时代，以大数据、云平台、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加速应用，国际科技合作领域的竞争更加激烈，对此，军工企业应主动拥抱新技术，采取新路径，探索并推动线上科技合作平台建设，加强平台的顶层设计，完善平台管理治理机制，突出“先进知识引进”和“先进经验流动”，使平台既可以服务线下合作，提升合作成效和合作周期节点、流程化及信息化的管理能力，也可以发挥平台信息化的特点，实现远程合作，加速科技成果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转化应用。
新时期催生新机遇，新机遇带动新发展。在国内外复杂的形势背景下，军工企业应持续发挥专业技术优势，借助广大专家和人才资源，探索基于云端的国际合作与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新模式，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水平，逐步形成基于数据平台的国际合作“先进经验流动”中心，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助力我国科技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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