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黑土区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研究*——基于政府规制的调节效应分析
时间：2023-02-10 17:40: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郭翔宇，刘二阳，王淇韬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30）
耕地作为粮食生产的主要载体，其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粮食产量的高低[1]。目前，由于我国长期的高投入高产出生产模式导致黑土区耕地质量遭到破坏，耕地质量退化问题日益严重，对国家粮食安全造成威胁[2]。为了保护黑土地，防止耕地质量进一步遭到破坏，国家出台多个保护性耕作的文件。2020年农业农村部为加快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出台了《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2020—2025年）》，2021年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7个部门联合印发《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2021—2025年）》。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指出“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推广保护性耕作模式”等内容。通过学习上述相关文件精神可以了解到，推广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应有之义。
农户作为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终端受体之一，是否采用该技术对土地保护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那么影响农户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行为的因素有哪些？目前学术界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进行了大量研究。刘丽等[4]基于农户的技术认知，通过社会资本的5个维度对不同区域的农户少免耕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农户采用少免耕技术存在区域差异；
仇焕广等[5]以水稻和玉米种植户为例，通过风险偏好和风险感知两个角度分析了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行为的异同，结果揭示了存在感知风险的农户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比例较高；
张永强等[6]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政策支持、知觉行为控制、土地经营规模等方面对黑龙江省黑土区农户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政策支持、土地规模等因素正向影响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
盖豪等[7]从社会嵌入视角验证了政府支持、农户特征等方面的因素对农户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马橙等[8]通过Heckman模型对陕西省果农种植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果农禀赋等因素对果农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具有显著影响；
李卫等[9]通关样本选择模型对黄土高原农户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农户间的交流等因素对是否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有显著影响；
朱萌等[10]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对传统散户和大户两类稻农在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差异方面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受教育程度、是否参加了技术培训、以及家庭人均年收入3个因素对两类农户是否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都有显著影响。
已有文献多数是通过农户特征[9,11]、家庭特征[7,12]、技术特征[4,13]和政策支持[6,8]等相关指标对农户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意愿和行为决策结果做回归分析，探讨农户采用行为的相关影响因素，还有部分学者通过环境责任认知[14]、风险认知[15]、风险偏好[5]、感知利益[16]等角度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进行分析，较少在整体感知价值基础上从政府规制方面对农户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行为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鉴于此，文章结合东北黑土区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现状，从农户整体感知价值视角出发，构建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分析框架，利用东北黑土区733份农户调研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政府规制在农户感知价值与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以期为政府合理制定促进农户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1.1 理论分析
随着农户的兼业化发展，农户针对某项技术的采纳与否，其行为决策不仅仅是过去理性经济人假设下的完全基于经济最大化的考虑，而是基于技术采用可能产生的各方面价值的感知做出的综合评判[17]，同时还会受到政府制度规范下的激励和约束政策的影响[18]。因此，在感知价值的基础之上分析政府规制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的调节作用，将更加有助于剖析农户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
感知价值理论最初主要用于研究产品营销领域[19]。该理论认为顾客的消费意愿和行为取决于其对产品的感知价值，而感知价值是顾客在对产品心理感受的基础上，对其形成的主观综合感受。目前，学者针对感知价值理论建立了不同的研究模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层次模型和权衡模型。层次模型认为，感知价值是人们对获得信息的处理，即通过顾客对消费产品的认知逻辑，将行为前的期望与行为后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20]。权衡模型认为，感知价值理论的核心是感知风险和感知利益之间的权衡，即感知利益大于感知风险越多时，个体的感知价值水平就越高[21]。因此，基于感知价值理论，农户技术采用行为逻辑路径上遵循“认知层次→认知权衡→感知价值→行为意愿→行为响应”的范式，另农户是否采用一项技术将还受其对该技术的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大小的影响，即农户是否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将通过农户对该技术感知到的利益和风险权衡后进行决策。而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一般是由多维度构成的，根据不同的研究内容，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22]。结合该文研究内容，该文将农户感知利益和农户感知风险分别分为感知经济利益（Perceived Economic Benefit，PEB）、感知生态利益（Perceived Ecological Benefit，PCB①为避免与感知经济利益的英文缩写重复，“感知生态利益”进行英文缩写时，“生态—Ecological”一词选取第二位英文字母“C”代替）、感知社会利益（Perceived Social Benefit，PSB）和感知经济风险（Perceived Economic Risk，PER）、感知技术风险（Perceived Technology Risk，PTR）、感知情境风险（Perceived Situational Risk，PSR）。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界首先提出规制理论，其主要研究内容是指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干预和改善公共机制的公共政策[23]。政府规制一般是指政府行政机构根据法律授权，采取行政手段，对企业、消费者等的行为实施控制的活动[24]。政府规制的作用范围主要在微观经济领域，其干预途径分为直接规制和间接规制[25]。政府规制对农户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对农户行为进行培训、对农户的行为进行规范约束和激励农户采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行为等方式。基于政府规制理论，该文分析了政策规制在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感知价值与采用行为发生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与其他农业技术推广的政策差别不大，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实施的相关的政策大体上可以分为激励型政策和约束性政策两类，主要包括政策宣传、技术补贴、项目扶持、行政管制等等，而且政策制定过程中，无论是激励型还是约束型政策，初衷都是为了引导农户接受并采用技术。已有研究认为，农户获得政府补贴金额是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最重要的影响因素[26]，另有学者通过仿真建模得出政府补贴、管制和农技推广3种政策对农户采用行为的影响机制各不相同[27]。该文认为，政策宣传、技术补贴、项目扶持等一系列激励措施是从正面显化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的发生过程，而严格监管和行政处罚等约束举措则是反向抑制不利于保护性耕作技术实施的负面行为发生。为保证合理的政策组合对农户采用行为能够产生最佳的激励效果，应注意区分不同的政策环境在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发生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因此，该文将从政府激励型政策和政府约束型政策两个维度，分析政策环境变量在农户感知价值与技术采用行为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1.2 模型设计与指标选取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构建“东北黑土区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的决策模型”，如图1所示，该模型包含了农户感知利益（Farmer Perceived Benefit，FPB）、农户感知风险（Farmer Perceived Risk，FPR）、农户感知价值（Farmer Perceived Values，FPV）、采用意愿（Adopt Intend，AI）、采用行为（Adoption Behavior，AB）5个主题变量和政府激励型政策（Government Incentive Policy，GIP）、政府约束型政策（Government Binding Policy，GBP）2个调节变量，5个主体变量之间的9条因果路径关系构成了农户农地投入行为决策的内在逻辑机理，此外，基于理论分析，各变量之间路径系数在理论上的正、负方向如图1。
图1 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模型
借鉴已有文献研究变量设计[28]，在该文作者团队对农户感知价值变量已有研究设计的基础上[22]，结合上述理论分析，开发政府规制变量量表（表1）。通过Likert五级打分法，对具体变量进行测度，“1～5”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通过对保护性耕作技术概念的文献梳理，该文主要考察免（少）耕播种、秸秆覆盖还田、深松3项核心保护性耕作技术[29,30]。因此，对于农户采用行为这一变量，根据农户采用项数多少分别由低到高进行赋值0～3。
表1 政府规制变量选取
2.1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该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2020年6月和2020年8月3次对黑土地分布较为广泛的黑龙江省黑土区农户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进行的深度访谈调研，按照随机抽样法，选取宾县、庆安县等11个县（区）作为调查样本区，3次调研共获取733份为有效问卷。
通过对样本数据统计分析可得，对于保护性耕作技术的了解情况方面，了解深松和秸秆还田覆盖技术的农户较多，分别有605人和669人，分别占样本总量的82.54%和91.27%；
了解免耕播种技术的有316人，不到样本总量的一半。值得注意的是，听说过保护性耕作技术这一整体概念的农户仅有192人，仅占样本总量的26.19%，说明多数农户对深松、秸秆覆盖还田技术较为熟悉，但对免耕播种技术以及保护性耕作这一整体技术的了解还有待加强。农户对激励型政策各个题项同意度大小排序为：政府应该持续加大对保护性耕作技术运用的相关补贴＞政府应该加强对农户技术运用的相关培训和指导＞政府应该加强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宣传力度＞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技术应用的保险支持力度；
农户对约束型政策各个题项同意度大小排序为：政府应该对浅耕、旋耕等耕作方式在特定区域适当限制＞政府应该加强监管促进秸秆还田＞政府应该借助法律法规加强对耕地非保护行为的管制＞政府应该加大对秸秆焚烧的处罚力度。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感知利益水平为3.35，其中感知生态利益水平＞感知经济利益水平＞感知社会利益水平；
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感知风险水平为2.73，其中感知技术风险水平＞感知情境风险水平＞感知经济风险水平；
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感知价值水平为2.87，感知利益水平高于感知风险水平。
2.2 研究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SEM）相比传统计量方法，它可以同时处理观察变量、潜变量和误差变量之间的关系[31]。该文所构建的“东北黑土区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的决策模型”研究的是技术采用行为决策中各个抽象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故采取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为检验外生潜变量（PB、PR、PV、AI）与内生潜变量（AB）之间的关系，建立结构方程为：
式（1）中，B是反映内生潜变量之间互相影响的待估参数矩阵，Γ是反映外生潜变量ξ对内生潜变量η影响的待估参数，δ是结构方程的测量误差向量。
由于外生潜变量PB、PR、PV、AI等难以直接测量，但可以借助观察变量来加以测量，且内生潜变量AB也需要根据农户的多种保护措施进行综合测度，故建立结构方程模型为：
式（2）（3）中，x表示外生测量变量，y表示内生测量变量，Λx、Λy为外生与内生潜变量与其观测变量的关联关系矩阵，δ和ε均表示测量误差向量。
3.1 感知价值视角下农户采用行为
（1）信度、效度与模型适配性检验。该文利用SPSS22.0软件对问卷调研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信效度检验中各个潜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KMO值均大于0.7，另外，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说明数据具有较好的信效度。通过AMOS22.0软件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理论模型进行适配性检验，在初始模型拟合指标中GFI低于0.9的模型拟合标准。增加e3～e6，e16～e17，e24～e25的残差相关，修正模型CMIN值为55，牺牲2个自由度得到修正后的模型。最终模型的所有指标通过适配标准（表3），表明模型与样本数据的拟合度良好。
表2 样本信效度检验
表3 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模型拟合度检验
（2）农户采用行为结果分析。通过AMOS22.0软件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模型参数的标准估计结果见图2。通过图2可以看出，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感知利益对其感知价值、采用意愿和采用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农户保护性耕作生产感知风险对其感知价值、采用意愿和采用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农户感知价值对其采用意愿和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意愿对其采用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9条路径间的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
图2 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模型路径检验
表4中各个潜在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可直观地解释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感知价值对其采用意愿和采用行为的影响程度。
表4 感知价值相关变量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意愿—行为的影响效应
3.2 政府规制对农户感知价值与采用行为的调节效应分析
根据该文理论分析，将问卷中政府规制变量的8个测量题项划分为两组，分别是激励型政策组和约束型政策组，将两组变量的调研数据分别求得总分，然后做标准化处理，进一步比较激励型政策组和约束型政策组的平均值。由于激励型政策组的和值大于约束型政策组的和值，所以将激励型政策组划定为高值组，将约束型政策组划定为低值组。在两组不同政策环境的农户样本中，其中激励型政策组包括468个样本，占样本总量的63.85%；
约束型政策组包括265个样本，占样本总量的36.15%。说明希望政府通过激励型政策促进保护性耕作的农户占比更多，但具体哪种政策在农户感知价值与技术采用行为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还应视多群组模型实证结果而定。
（1）信度、效度与模型适配性检验。从表5可以看出，政策环境变量各维度的信度值均大于0.7，说明变量内部一致性结果较好，同时得到CITC（项总相关）该值大于0.5，说明题目与维度关联程度较高。在删除项后的信度值结果中可以看到，不存在题目删除后的信度结果大于该维度的信度情况，因此各维度题项的信度质量较好。此外，各维度的KMO值均大于0.7，说明变量内部的题目具备较好的结构效度，同时巴特利检验显著说明变量内部题目的偏相关较小，故模型结构效度较好。各条路径的多群组SEM分析模型适配性检验的相关指标CMIN/DF、GFI、CFI、RM-SEA值均通过适配标准，说明模型与样本数据的拟合度良好。
表5 政策环境变量数据信效度检验
（2）调节结果分析。对感知价值与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之间的9条路径进行多群组分析，采用“平行模型”，即设定各条路径在限制模型和非限制模型中路径强制相等，进而对两模型结果估计进行对比。通过结果的对比发现，不同政策环境群组样本在路径关系PR→AI、AI→AB这两条路径中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证明政府规制在农户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发生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为精简表述，其他不具有显著差异的路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均不再展示。具体结果如表6。
表6 以政府规制为调节变量的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估计
在农户感知风险→农户技术采用意愿（PR→AI）的影响路径中，采用平行模型进行检验，设定限制模型和非限制模型中路径强制相等，将两模型的开方值与自由度进行差值后比较，求得△df值为1，△CMIN值为9.172，对比模型的P值为0.002，说明限制模型和非限制模型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可以判断，不同政策环境在农户感知风险对技术采用意愿的估计中存在显著差异。具体看：在约束型政策组，PR→AI的标准化估计系数为-0.3，P＜0.001；
在激励型政策组，PR→AI的标准化估计系数为-0.007，P=0.928＞0.1。从两组PR对AI的估计系数来看，约束型政策组的估计系数低于激励型政策组，说明约束型政策的实施，可能会扩大农户感知风险对技术采用意愿的负向影响，而激励性政策对该路径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在农户技术采用意愿→农户技术采用行为（AI→AB）的影响路径中，采用平行模型进行检验，设定限制模型和非限制模型中路径强制相等，将两模型的开方值与自由度进行差值后比较，求得△df值为1，△CMIN值为4.341，对比模型的P值为0.037，说明限制模型和非限制模型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可以判断，不同政策环境在农户技术采用意愿对技术采用行为的估计中存在显著差异。具体看：在约束型政策组，AI→AB的标准化估计系数为0.142，P=0.022＜0.05；
在激励型政策组，AI→AB的标准化估计系数为0.241，P＜0.001。从两组AI对AB的估计系数来看，激励型政策组的估计系数高于约束型政策组，说明通过实施一系列激励型政策，农户技术采用意愿转化为采用行为的可能性将增大，而约束型政策对该路径的调节作用不明显。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在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过程中，不同类型政策的实施能够在农户感知价值与技术采用行为的关系中产生不同的调节作用。第一，激励型政策的实施能够促进农户技术采用意愿向采用行为的转化，即政府通过宣传指导、发放补贴、完善农业保险等相关措施，能够增强技术采用信心，减少技术采用顾虑，从而改善农户对于保护性耕作技术“想用而不敢用”的局面。第二，约束型政策的实施扩大了农户感知风险对技术采用意愿的负向影响，然而实际政策制定过程中，无论是激励型还是约束型政策，初衷都是为了引导农户接受并采用技术，故这一结果显然与政策设计初衷存在矛盾。对此可能的解释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约束型政策加强对农户行为管制的同时，可能会引起农户对技术产生排斥心理，导致不采用该技术。
4.1 结论
该文结合东北黑土区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现状，从农户整体感知价值视角出发，利用东北黑土区733份农户调研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政府规制在农户感知价值与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1）农户的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对农户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意愿和行为都具有直接和间接的显著影响，其中感知利益对农户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意愿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感知风险对农户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行为的负向影响程度最大。
（2）农户对激励型和约束型两类政策中各个题项同意程度大小排序分别为：政府应该持续加大对保护性耕作技术运用的相关补贴＞政府应该加强对农户技术运用的相关培训和指导＞政府应该加强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宣传力度＞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技术应用的保险支持力度；
政府应该对浅耕、旋耕等耕作方式在特定区域适当限制＞政府应该加强监管促进秸秆还田＞政府应该借助法律法规加强对耕地非保护行为的管制＞政府应该加大对秸秆焚烧的处罚力度。
（3）政府规制在农户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发生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不同类型政策的实施能够在农户感知价值与技术采用行为的关系中产生不同的调节作用，激励型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农户技术采用意愿向采用行为的转化；
约束型政策的实施扩大了农户感知风险对技术采用意愿的负向影响，与政策设计初衷存在矛盾。
4.2 政策建议
（1）多渠道提升农户感知利益，减弱感知风险。建立示范田与普通田长期测产对比数据库，直观展现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经济效应，发挥经济利益感知对技术采用行为的最大促进作用。另外，通过农业技术人员下乡实地指导，针对农户不同的需求对保护性耕作的农机具进行一对一推荐，从而降低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风险的感知水平，促进农户采用保护性耕作行为。
（2）加大农户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生产的政策激励力度。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提高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补贴、举办保护性耕作技术培训、加强宣传指导、健全农业保险等相关措施，完善东北黑土区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的激励机制，增强农户技术采用信心，减少技术采用顾虑，从而改善农户对于保护性耕作技术“想用而不敢用”的局面。
（3）合理调整约束型政策，减弱农户的“行为叛逆”。政府既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偷烧秸秆等行为进行处罚，在黑土耕作层呈现“破皮黄”的地区，甚至要对浅旋等不利于黑土资源保护的耕作方式加以管控；
但同时应该认识到，耕作制度变革是一个漫长过程，应该循序渐进，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谨慎运用约束型政策，避免采取约束型政策对农户行为管制的同时，引起农户对技术的排斥，而产生“行为叛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