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三河地区”与西北经济往来述论——以汉简为中心的考察

苗润洁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48)

西北汉简中有明确名籍记录的人可以按照其社会身份和从事工作的不同大致分为两大类：戍卒和非戍卒。其中对边地戍卒的籍贯等资料记载的比较明确和详细，戍卒们到西北地区的原因和目的明确单一，是以屯戍防务为主，这与西北地区出土汉简的性质和所处位置有关。而长期在西北边地居住的除了这些戍卒以外，还有大量的非戍卒人口，比如：当地的民众、外来定居人口、来往行人和戍卒家属等。从这部分人的籍贯分布来看，三河地区占据了很大比重。

“三河”这一概念由来已久，《史记·田叔列传》：“其后使刺举三河。”案：“三河，河南、河东、河内也”[1]2778，即“三河”地区包括河南郡、河内郡、河东郡三部分。根据《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和《盐铁论》记载，西汉前期全国已经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其中就包括三河地区。由于经济文化传统和自然地理条件不同，各经济区域发展很不平衡。三河地区是两汉时期统治的核心区，而西北地区开发时间较晚，经济落后，两区域距离遥远，发展程度相差大，因而这些三河籍的民众长途远涉西北一定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

根据对西北汉简中相关内容的整理，这些三河籍的非戍卒人口在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地域集中性，籍贯主要分布于以下几县：河内郡温县；
河南郡雒阳、荥阳、河南(县)、缑氏；
河东郡则集中在皮氏、安邑。几个郡县在经济特点上具有很强的共通性，反映了很多区域经济问题。而学界对这部分的研究较少且不够深入。本文利用西北汉简的相关资料，以三河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区域背景为核心，对两地区间产生经济联系的原因动力进行探讨，敬请方家指正。

《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三河”地区：“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1]3262“三河”地区地处“天下之中”，四通八达，地狭人稠，豪富巨贾遍布，繁华异常，是秦汉时期的经济核心区，地位极其重要。

简1：地节二年八月辛卯朔壬辰，西乡有秩安敢告尉史，温夕阿里上造桃禹与葆同里龚县自言取传为家私市张掖郡中。案毋官狱征事，当为传。谒移过所县邑侯国，以律令从事。敢告尉史/有秩安八月壬辰尉史弘敢言之。①

章曰温之丞印

(肩水金关汉简 73EJT25:7AB)[2]31

简2：□/史王佐赦敢告之尉史，浥城陬里大夫张恢自言群父骑将为居延司马取传与葆

□/往遗衣，用乘家所占畜马二匹。案毋官狱征事，当为传，谒移过所县邑

□/有秩□王

(肩水金关汉简73EJT24:249)[3]155

简3：地节三年正月戊午朔辛酉，居延军候世谓过所，遣私从者河内郡温庠里左通私市张掖郡中。谒移过

章曰军候印

(肩水金关汉简73EJT24：267AB)[3]156

简1、2、3都是籍贯为温县的人在西北地区的过关记录②，简牍内容大多与“私市”有关，带有明显的经济目的。

这些记载有明确籍贯的简牍多出于肩水金关汉简中，肩水金关位于甘肃省金塔县城东北152公里的黑河东岸，周围都是戈壁荒漠，肩水金关为汉代烽塞关城，是当时进出西北、南北交通的咽喉，取名金关，是一出重要的关卡，含有“固若金汤”之意，关卡出入检查严格，因此肩水金关汉简中记录了大量来往行人的详细信息。简1是河内郡温县夕阿里的桃禹和他的“葆”到张掖郡为家私市的过关记录，根据起点“温县”和路线方向推测，目的地应是肩水金关北边的居延。简2上端残，从内容形制来看也是一份关传，赵海龙在《〈肩水金关汉简(贰)〉“浥城陬里”释读》一文里提到：“浥”字应当为“温”字的变形，应当是书写时存在的问题③。因此简2记载的事件是与温县一位叫做“张恢”的大夫有关，他的“葆”要到西北地区为人送衣物，途径肩水金关关塞，这种长途送物的形式也是当时区域间物资交流的一种方式。因为西北边境地区异常苦寒，物资缺乏，布匹价格相对较贵，所以往来为家人朋友送御寒衣物的事情很常见，简牍也有大量相关的记载。如敦煌汉简796：“元康元年七月壬寅甲辰，官啬夫广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寿陵里赵负，趣自言，夫欣为千秋隧长，往遗衣，用以令出关，敢言之”[4]250，这段记载是赵负为其丈夫(时官职为千秋隧长)送衣物的通关记录；
另有肩水金关汉简73EJT23:237，“乘故隧昌念，毋钱衣寒昆弟不肯来相视，恐冻寒冻死等死不所归死”[3]74，简文大意是戍守西北边塞的一位戍卒在极为苦寒的环境里，没钱没衣物，挨冷受冻，兄弟也不肯来相见送衣物，说明在当时的西北地区，依靠外地输送东西是获取日常物资的最常见方式。简3是居延军候派遣左通(其身份是军候的“私从者”)去张掖“私市”购物，左通的籍贯也是温县。这种在西北地区和三河地区之间往来沟通、买卖东西的行为在当时很常见，这与三河地区尤其是温县的历史传统和繁荣的商业经济有关。

首先，整个三河地区历史上就有“好商贾”的传统。《史记·货殖列传》称“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1]3270，即使是在汉代“以农为本”的社会环境中，“三河”依然因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传统，成为当时农业、商业都很发达的地区，这里的民众“好商贾”，且一直都保留有重视商业贸易的传统。其次，史书记载：“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师古曰：“高平曰陆，关中地高故称耳。海者，万物所出，言关中山川物产饶富，是以谓之陆海也。”[5]7三河核心地区被称为“陆海”，乃“万物所出”之地，物产丰饶，物阜民丰，这也是三河地区各郡县喜好商贾、往来贸易的经济和物质基础。历史上交通的发达以及核心的地理位置也促使了温县经济的繁荣。河内郡温县南临黄河，北依太行，地处四通八达的交汇要地，春秋战国时期，温地就是各国争夺的要地，也是晋国争霸中原的主门户，可见其位置的重要性。两汉时期依然如此，《后汉书·寇恂传》记载“失温则郡不可守”[6]622，直言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也正是这样核心的地理位置带动了温县经济的发展以及商业贸易的繁荣。温县“居五诸之冲，跨街衢之路”的核心位置造就了其富冠海内的经济地位，也带动了温县商人的活跃。《史记·货殖列传》就有记载：“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1]3263，温城商贾自古有经商的传统，常年奔波于各郡之间贸易周转，西至上党郡，北到赵国、中山国，都有温县大小商人活跃的身影，贸易范围很大。

简4：河南郡雒阳归德里公乘□汉，年六十四岁，长七尺二寸，二月庚子入，□□弩一车一两牛二剑一

(肩水金关汉简73EJT10：129)[7]137

简5：河南郡雒阳南胡里史高，年十五岁□/

(肩水金关汉简73EJT10：182)[7]140

简6：雒阳西猛里公乘尹自为，年廿二岁，长七尺二寸黑□/

史刑年廿八岁

(肩水金关汉简73EJT10：190)[7]140

简7：河南郡雒阳充鱼里张宽，牛车一两，弩一矢廿四，剑一□/

(肩水金关汉简73EJT21：16)[3]10

简8：河南郡雒阳邸里赵世，牛车一两，十二月壬子入，剑一，□车一两……

(肩水金关汉简73EJT21：49)[3]13

简9：河南雒阳西成里左世(肩水金关汉简73EJT21：55)[3]13

(肩水金关汉简73EJT23：974)[3]127

简11：河南郡雒阳常富里大夫张益众，年廿六岁，黑色，长七尺二寸，四月甲辰入，牛车一两

(肩水金关汉简73EJT24：50)[3]140

简12：河南郡雒阳雨石里张汤，牛车一两，弩一，矢十二

(肩水金关汉简73EJT24：242)[3]154

简13：河南郡缑氏武平里程宗年，七尺二寸，黑色，牛二车一两

(肩水金关汉简73EJT4：52)[7]41

简14：缑氏县□□里□□□卅二黑□/

(肩水金关汉简73EJT8：25)[7]94

简15：缑氏闲里杨玄成年卅，字君光氏，正月壬申出，三月丙寅

(肩水金关汉简73EJT23：146)[3]67

简16：河南郡缑氏武平里程宗

(肩水金关汉简73EJT31：38)[2]128

简4—12的内容均是籍贯为河南郡雒阳的民众过关记录，简13—16记载的是籍贯为河南郡缑氏的出入关者。雒阳、缑氏原属周地，“周地，柳、七星、张之分野也。今之河南洛阳、谷成、平阴、偃师、巩、缑氏，是其分也”[8]1650，“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1]2241；
“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憙为商贾，不好仕宦”[8]1651，从文献记载来看，周地一直以来就有经商的传统，这已经成为当地的一种习俗，当地从事商贾、常年在各地周转贸易的人不在少数。“周人以商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可见周地有很多大商人，资产极为丰厚。大商人师史就是周人，他常年在各郡国间进行贸易周转，积累了很多财富。除了这些富可敌国的富商巨贾外，“周人之俗”的说法则说明了即使是在周地的普通民众中亦有经商驱利的风俗遗留，因此这些周地郡县的民众前往西北地区极有可能与经商、贩卖或交换的目的有关。正是这样悠久的经商传统和经济地位带动了三河地区雒阳、缑氏等地与西北地区间的区域经济联系。

这种长途奔波于两地区之间的行为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沿途经过层层关卡，安全也不能保证，所以单纯为了探亲送物的较少，更多是带有一定的贸易或获取物资的目的。这种长途贩运的贸易方式在汉代时期是比较普遍的，除了一些大商贾外，更多的是普通农户为了自家生计的需要，贸易规模较小。《史记·货殖列传》言：“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1]3263；
“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1]3263，可见这种远途贸易不是个别现象，是一种常见的谋生方式。究其原因与当时社会经济落后、各地民风不同、物产不均、特色不一有关，很多物资在当地市场上获得较难，需要有物资周转的渠道。文献就有记载：“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1]3263，种、代之地因靠近胡地，种植业商业都不发达，且民风剽悍，不爱农商，所以物产缺乏，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而温、轵可以“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的前提,也同样是源于中山等地的自然条件和风俗：“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1]3263，这里土地贫瘠，崇尚游艺之风，仰仗投机取巧之利，因此需要大量其他地区的物产供应。

三河和西北地区之间的联系和流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员技能和物品之间的经济交流。西北地区经济落后，农产品少，手工制品缺乏，手工业者少，所以长途远涉去其他地区购买手工制品的现象很常见，西北汉简中就有大量长途跋涉到中原地区购买手工业器物的记载。肩水金关汉简73EJT32:20，“□/□调为官市杯器长□□□□轺车一乘”[2]144，这段简文是记录某人因公要到长安购买杯器的事件，可见西北地区对于手工制品的需求量很大，而当地的制作工艺水平比较低，手工业工人少，所以还需要依靠到外地购买来补充所需。而这种对手工制品和手工业者的需求带动了繁荣的三河地区与偏远的西北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

在古代，手工业发展对于经济繁荣、人口流动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尤其是盐铁业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有极为重要的联系。一个地区盐铁业繁盛能极大带动当地农耕业水平和社会经济繁荣，拉动区域间人员流动和物资交换。控制盐铁就相当于控制了社会经济的命脉，因此汉代盐铁业也长期被政府垄断控制。

温县属于河内郡，在传世文献记载中，河内郡设有铁官的只有隆虑，但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温县发现一处大型铸铁作坊④，说明温县在汉代也是重要的产铁地。而且从考古遗址来看当时的铁器制作工艺精细，技术成熟，充分说明了温县手工业的繁荣。跟温县相似的还有荥阳，虽然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荥阳设铁官，但是据考古发现，这里也有大型冶铁遗址。考古工作者在古荥冶铁遗址中发现了炼铁炉和残破的陶鼓风管，这是已知汉代炼铁炉中最大的⑤，说明在汉代时期其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是远超其他地区的。

简1：皮氏阳里靳于年廿八□/

(肩水金关汉简73EJT3:69)[7]82

(肩水金关汉简73EJT3:88)[7]83

简3：河东皮氏富里公乘孙盖年廿八,长七尺二寸□/

(肩水金关汉简 73EJT14:5)[3]4

简4：□/河东郡皮氏

□/里王殷昌衣装橐

(居延新简EPT59:363)[9]383

简1—4是籍贯为河东郡皮氏的部分行人过关记录，说明当时皮氏和西北地区之间也有大量的来往沟通。“皮氏，耿乡，故耿国，晋献公灭之，以赐大夫赵夙。后十世献侯徙中牟。有铁官。”[8]1550文献记载汉代政府在皮氏设有铁官，有发达的冶铁业，大量铁器的生产制造，尤其对铁农具的生产和推广，促进了当地农业发展，当地农民也更懂得如何使用新型农具、经营田亩。皮氏手工业和农业的双重繁荣，带动了人口流动，尤其是一些懂得手工业制作，有一定技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流动性较高。

简5：□/安邑万年里公乘段□/

(肩水金关汉简73EJT14:40)[3]6

简6：□/郡安邑女阳里上造奇丰

(居延新简EPT59:276)[10]377

安邑是河东郡的郡治所在，物产丰富、经济繁荣。安邑城西北与涑水相望，西南有河东盐池，南望中条山，北有鸣条岗，东南和西南部均为平地，整个城址地势稍倾斜，北面较高，南面较低。青龙河自南墙东部偏东处进入城内，穿城自东墙北部流出城址，向东汇入白沙河⑥，地理位置优越。“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谓夏都安邑，殷都朝歌，周都洛阳”[8]1205；
“平丘，济阳，莽曰济前。浚仪。故大梁。魏惠王自安邑徙此”[8]1560，安邑曾作为夏都、战国时期魏都，政治经济地位可见一斑。

“安邑，巫咸山在南，盐池在西南。魏绛自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有铁官、盐官。莽曰河东”[8]1550，文献记载汉代在安邑设有铁官、盐官，说明这里盐铁资源丰富，手工业发达。20世纪90年代对运城地区夏县禹王城汉代铸铁遗址进行发掘时, 认定这里为西汉时河东郡治安邑的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大批用于铸铁的陶范，其中包括铧范、铲范等铁农具的范等[10]，可见当时冶铁业的发展不仅为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且极大地带动了农具和农业技术的推广，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精于农耕和农具制作的手工业者。

安邑盐池的规模也很大，《后汉书》记载：“秋八月乙丑，幸安邑，观盐池”。许慎云：“河东盐池，袤五十一里，广七里，周百一十六里。”[6]156广袤的盐池带动了当地煮盐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繁荣，也为安邑带去了大量资源和财富。大商人猗顿就是靠贩卖盐业来积累财富，[1]3259猗顿贩卖的盐的来源就是河东的池盐，而安邑就是河东盐池所在。盐自古至今都是生活饮食的必需品，使用量大，猗顿用河东地区的盐在各地之间交换买卖，贸易周转范围之大，很多偏远地区也能到达，因此获得了巨额财富。而在汉代主要的贸易形式也正是类似于这种以北地牧产换河东食盐，通过周转各地特有物资来获利的形式。

手工业经济繁荣，作坊规模大，数量多，当地就会出现很多手工业工人。“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已上”[8]3075，文献记载铸造钱币每年所需要的工人就达十万人之多。山东滕县宏道院的汉代冶铁和锻铁石刻画像中也生动描绘了当时冶铁业的规模，经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推测,每一铁官有鼓风炉八十座,每座以十三人计，每一大作坊应有工人一千多人。[11]可见冶铁业需要的“吏卒徒”规模很大。“吏”是管理冶铁作坊里事务的，“卒”是从各地征调服役来的农民，还有一些被罚来做苦役的刑徒称为“徒”。对于其中手艺高超精湛的还会被授予官职。所以有手工业作坊的地区往往有大量熟悉相关技艺的工匠。而这些具有技能的手工业工人正是落后偏远的西北地区所需要的。他们经过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对相关领域比较了解，也有的工人会在服役结束后到其他地区从事相关的手工业劳动，煮盐、铸铁或者其他工作，这些有技能的手工业者对于经济落后、开发较晚的西北地区来说都是宝贵的资源，因此一个地区手工业经济的繁荣也带动了不同区域间的人口流动。

除了盐铁业之外，其他的手工业行业例如纺织业、酿酒等也是类似的情况，政府对于这类手工业的管控没有盐铁业那么严格，因此这类手工业者和私人作坊也相对较多，丝织作坊、酿酒作坊尤其常见。《史记·平准书》：“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集解》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卖之。”[1]1430高敏在《秦汉时期的官私手工业》中认为：“末作”指的是一些城市手工业者，如淳释“以手力所作而卖之”指的是以手工方式为市场而生产的独立手工业者[12]，说明两汉时期依靠手工技能经商获利是很普遍的现象，而在小农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不够发达的背景下，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平时兼营手工业的更是数不胜数。

以酿酒业为例，酒在汉初是“禁民酤酿，独官开置”的，汉昭帝期间废专卖制为课税制，“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废酒榷后，民间酿酒卖酒更为普及，酿酤业更为繁荣，民间产生了很多酿酒的手工业者。汉代社会上对酒的需求量很大，饮酒之风盛行，很多仪式场合也都需要酒。即使是在偏远的西北地区也有饮酒之风。西北汉简当中也有记载戍边官吏宴饮喝酒的内容，居延新简EPT51：224AB，“戎具少酒，谨请邑大夫官仄，中功仄君，都谢敖等三人同食，五大夫幸临。戎，戎叩头，幸甚幸甚。第七，三大夫；
第六，三大夫；
第五，三大夫；
第四，三大夫；
第三，三大夫。谨会月廿四日日中，毋忽。何君、刑褚、刑房。”[9]192李均明认为这是一封宴请信，设宴人“戎”邀请八人出席，即“邑大夫官”三人、另有五人作陪。[13]因此西北地区对能够酿酒的手工业者应该是非常需要的，具有技能的手工业者在当地很受欢迎。

从西北地区出土简牍的内容来看，即使是在西北边塞的屯戍系统中，吏卒们在日常从事工作的分配上也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充分考虑了戍卒们的能力和特长。

简7：治渠河渠卒河东安邑贾里公乘王

(肩水金关汉简73EJT7：33)[7]80

简8：河渠卒河东解监里傅章，年廿六□□□

(肩水金关汉简73EJT7：41)[7]80

简9：治渠卒河东狐胡山里董凡，年廿五，长七尺，黑色(竹简)

(肩水金关汉简73EJT9：27)[7]103

简10：卒河东皮氏还利里公乘□□□，年卅，长七尺四寸(竹简)

(肩水金关汉简73EJT7：2)[7]79

简7—10都是关于“治渠卒”的记载，他们的籍贯多是来自河东地区，河东地区水灾发生较频繁，且修建的水利工程也多，因此水利技术相对成熟，籍贯是这里的戍卒更有日常治理的经验。所以大量河东郡县的戍卒在西北边塞屯戍区内从事水利修建的工作，很可能是当地官员根据其特长进行分配的，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孙闻博在《西北汉塞“河渠卒”为“治渠卒”辨》中也认为：传统认识上的“河渠卒”，实际名称似应订正为“治渠卒”。“治渠卒”籍贯多在河东郡各县临河的地区，或与他们临河居住，与水利接触较多有关。[14]西北地区地处干旱少雨区，气候恶劣、自然灾害多，为了巩固西北边防，汉代在西北有大量屯田，因此水利工程的修建、灌溉技术的应用就成了当地建设的重中之重，汉简当中频繁出现的“治渠卒”“监渠佐史”以及水利工程建设的记载都印证了这一点。

简11：田卒河南新郑富里公乘孙章年廿九

(肩水金关汉简73EJT37:452)[15]43

简12：田卒河南郡新郑武成里公乘左奉年卅卩

(肩水金关汉简73EJT37:982)[15]82

简13：田卒河南郡新郑章阳里公乘朱兄年卅

(肩水金关汉简73EJT37:1459)[15]115

简11—13是关于“田卒”的简文记载。从籍贯来看，田卒多是来自于三河或周边地区，这或与三河地区农业技术发达、农具推广普及程度高有关。这也说明开发较晚的西北地区确实更需要一些有技能有特长的人。

同时，在汉代西北地区，以衣物、布料、纺织品等这类手工制品作为交易中介的现象很常见，也说明了在当地市场上手工制品的宝贵和紧缺。西北汉简中有很多基层戍卒以及当地居民交换购买手工制品的记载。

简14：元平元年七月庚子，禽寇卒冯时卖橐络六枚杨卿，所约至八月十日与时小麦七石六斗，过月十五日以日斗计。盖卿任曲小麦。

(77.J.H.S:2AB)[16]28

简15：临木隧卒程当，受阁帛一匹，甲渠尉取直，谷卅三石。出谷十六石五斗五升布买绛，出谷三石三斗买□三斤庄，出谷三石五斗买履一两。●凡出谷廿三石三斗五升。当已给。今余谷九石六斗五升。主

(居延新简 EPT65: 330A)[9]441

简16：□鄣卒王□出帛一丈，买韦绛一，出帛一丈买□八斤，今毋余帛

(居延新简EPT65：107)[9]427

简14是冯时七月庚子卖橐络六枚给杨卿，实际上是以物易物的方式，因为交易的内容是约定到八月十日杨卿还给冯时小麦七石六斗，而且如果不能如期交付的话，过了十五日就要每天加一斗作为赔偿。这是典型的用橐络换小麦的例子。李伟和晋文在《玉门花海汉简中的经济史料》一文中认为：“橐络”不应该简单的套用学界普遍认为的“丝絮”“橐絮”概念，亦很可能是指“驼络”，是一种专门用于骆驼的网络织品，或即络子和络头。[17]可能麦子在当地是比较常见的农产品，而“橐络”这种手工织品在偏远的西北地区相对难以获得或购买，所以不得不以麦子来进行交易，还可以一定程度上讨价还价，换取生活中所需的物品。西北地区以袍、襦、裘、绔、履、絮、缣等作为交易中介的现象很常见，原因是西北地区尤其是地处边境的居延边塞、肩水金关等地天寒干燥、环境恶劣，不适合种植棉麻以及养蚕，手工业很落后，所以衣物原料很难获得，懂得纺织的手工业者也很少，导致丝织品、织物、布帛等物资相对较少，因此这种生活必需品就常常用来作为交换中介。而三河是物资充沛的地区，手工制品也很丰富，因此从三河地区过去的人也会常常以这种以物易物的形式与当地居民交易。同样，西北地区也有一些物品是经济富庶、消费力强的三河地区所需要的，比如中原地区少见的胡物，皮毛、美玉珠宝等。

简17：胡豆三

(居延汉简 488.1)[18]590

简18：胡豆四石七斗

(居延汉简 310.2)[18]505

简19：永始二年五月中,张禹病。禹弟张宗自将驿牝胡马一匹来视禹

(居延汉简229.1,229.2)[18]371

简20：张千人舍器记 胡狗一

(居延汉简 455.2)[18]567

因为距离胡地较近，西北地区的市场上以及平民当中都会有一些胡地物资，而这些物资是内地紧缺的，所以很多内地的人也会长途去进行交易，尤其是三河地区这些经济繁华、消费力强的城市，对这些胡物的需求更大。

在以农为本的汉代，区域间农业经济交流也是经济联系的重要表现。两汉时期，很多外地籍贯的人主动到西北地区是以占田为目的，汉简中有关占田、客田的记载有很多。

简1：五凤三年十月甲辰朔癸酉，西乡啬夫安世敢言之：陇西西始昌里知实自言以令占田居延，以令予传，与大奴谨从者平里季奉家市田器张掖武威金城天水界中，车一乘、马二匹，谒移过所河津关，毋苛留止，如律令，敢言之。

十月癸酉，居延令弘、守丞安世移过所，如律令。/掾忠佐定

(肩水金关汉简73EJT37:524)[15]49

简2：神爵二年十二月壬申朔辛卯，东乡啬夫生敢言之：昌乐里韩忠自言以令占田居延，与子女婢温、小男…… 乘占用马四匹、轺车三乘，谒移肩水金关，出入复传，毋苛留止，如律令，敢言之。

(肩水金关汉简73EJT37:871)[15]75

简3：嚣陵里男子杨谭自言，欲取偃检客田张掖居延南□亭部，谨案谭等皆非亡人命者，当得取偃检父老尹褒证也移居延，如律令，敢言之

(肩水金关汉简73EJT37:147+417+974+1252)⑦

简4：子女呈配年六小，神爵五年二月庚寅朔辛卯，骏乡啬夫仁敢言之，道德里樵威自言田张掖居延界中□ ……印曰霸陵右尉

(肩水金关汉简73EJT37:1380AB)[15]101

简5：建平五年八月戊□□□□广明乡啬夫宏假佐玄敢言之，善居里男子丘张自言与家买客田居延都亭部，欲取检谨案张等，更赋皆给，当得取检，谒移居延，如律令敢言之……放行

(居延汉简505.37AB)[18]453

简6：居延二年田占五百余家，田四百余顷,今年占田三百余家，田五百余顷

(肩水金关汉简72EDIC:3)[19]138

简1—2反映了这些前去占田的人的路线以及相关情况，从简文内容来看西北地区耕作劳动需要经过检查并获得相关的允许才能合法占田耕作。而政府颁布这种法令，应该也是支持这种前往西北耕作的行为。简6的数据也说明了居延地区占田数量之巨，外地前往占田的人不在少数。

简3—5是有关外地人到张掖居延地区“客田”的记载，王子今认为“客田”应是由外来的“客”从事耕作的田地。[20]这些记载的皆是由外地前去西北地区耕作的人，可见这是普遍的现象，也是不同区域间人口流动的原因之一，在人口流动过程中促进了不同区域间农业经济的交流。尤其是像地狭人稠的三河地区,对土地需求量大，农民精于田亩耕作，因此占田的需求也更大。

简7：甘露元年六月甲子朔癸巳，北乡啬夫富成、佐昌敢言之，廷令曰：“诸辞者事不在辞，官移书在所，在所以次治。”谨移民自言一事，谒移悬泉置，书到，验问禹，审如道，富成言，为收责报，敢言之。

(悬泉汉简Ⅱ90DXTl004③：464)[20]

王子今认为，所谓“移民自言”“诸辞者事不在辞，官移书在所，在所以次治”，体现了在西北地区流动人口、外来人员数量激增，涉及地域幅面也空前宽广的情况下，司法和行政管理制度方面对应的治理方式[20]。“移民”一词正是西北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人口流动的一种反映。

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交通对区域联系和经济沟通的重要性。管子说,“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21]在西北汉简中也常有过关者带牛车长途出行的记载。《盐铁论·力耕》中提到：“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5]4，很多城市能够成为“殷富大都”是因为其地处咽喉要道，“街衢五通”，周转方便，更容易跟其他地区发生经济联系。借助于便利的交通，这些地区人口流动量大，来往出行多，物资周转灵活，所以发展迅速，因此贸易繁荣的大都市多是道路通达的核心要地。到汉代，衡量一个城市的繁荣也优先取决于它的通达度，比如《史记》记载长安诸陵邑：“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1]1205，突出强调了诸陵邑的繁华是得益于其“四方辐凑”的优越条件。

简1：河南郡荥阳桃邮里公乘庄盱，年廿八，长七尺二寸黑色

四月癸卯□/

(居延汉简43.16+18)[18]75

简2：荥阳宜秋里杜宣年廿八，字中叔□十二月

(居延汉简62.24)[18]109

简3：荥阳□乐李□年卅八□/

(肩水金关汉简73EJT3:37)[7]32

简4：□/郡荥阳宜秋里公乘□/

(肩水金关汉简73EJT9:244)[7]117

简5：河南郡荥阳谷京里公乘董置，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

(肩水金关汉简73EJT10:148)[7]138

简6：河南郡荥阳槐里公乘虞千秋，年卌八，长七尺三寸黑□/

(肩水金关汉简73EJT10:176)[7]139

简7：河南郡荥阳成阴里公乘孙德，年卅三，马一匹车□/

(肩水金关汉简73EJT10:427)[7]158

简8：荥阳始成里成武，年卌三，字恩，方箱车，骓牝马齿十五岁，五月壬子出

(肩水金关汉简73EJT23:58)[3]61

(肩水金关汉简73EJT23:108)[3]64

简10：□/将车河南郡荥阳

(居延汉简346.39)[18]538

简1—10是西北地区来往关卡的行人记录，籍贯都是河南郡荥阳，简文详细记载了行人的姓名年龄、体貌特征以及随行物品、乘坐的交通工具等，简10是某人驱车前往荥阳的记录。因此在两汉时期人们来往于荥阳和西北地区之间的不在少数，两地区交流较为频繁。

自战国时期，荥阳就是魏国重要的城市，《史记》记载张仪复说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1]2285可见魏地虽然面积小，但是繁荣通达，去往其他地区很方便。正是它独特而优越的地理位置，奠定了荥阳核心的政治经济地位。随着魏惠王在荥阳北开鸿沟，使荥阳的便利条件和核心位置优势进一步放大，水运更为通达，影响深远。《史记》亦记述：“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1]1407。鸿沟开通后不仅用于灌溉、利于农业，还能够利用水运沟通各地，使荥阳成为极为重要的水运枢纽城市，与宋、郑、陈、蔡、曹、卫等国的重要城市都能相通，并与济水、汝水、淮水、泗水等汇合，把周边各地连成了一个大的商业贸易网络，而荥阳地处核心，地位日益上升，一直到秦汉时期都是中原地区的中心城市，也是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

而后秦利用荥阳位于中原水运枢纽中心位置的优势，在此建敖仓，更加巩固了荥阳经济中心的地位。《汉书·地理志》：“荥阳，卞水、冯池皆在西南。有狼汤渠，首受泲，东南至陈入颍，过郡四，行七百八十里”；
“建荥阳，扶河东，南北千里以为关，而入敖仓。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娱”[8]3176。古代战争后勤补给至关重要，楚汉在荥阳相持四年之久，选择这里有重要的背景因素，首先荥阳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而建敖仓后荥阳又成为中原的后勤供应站，物资充足，能够对战局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水运中心的位置和敖仓的设置使得荥阳在秦汉交通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物资周转方便，粮食储量丰富，人口流动性强，经济富庶。西汉时期桑弘羊就把荥阳与蓟、邯郸、温等城市并列，并称为“天下名都”，《盐铁论·通有》：“……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5]7

同样地理位置优越的还有河南郡的缑氏，“时赵别将司马卬，方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绝河津。南，战洛阳东，军不利，从轘辕。[8]19又《汉书·严延年传》：“延年报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余毙。’”[8]3670严延年直言河南郡是天下咽喉之地，也是原西周、东周的旧地，而缑氏则地处咽喉的核心，据险道，守要路，逐渐发展成政治经济的核心城市。

此外，安邑是夏都，也曾是春秋战国时期魏国的都城，它坐落于黄河北岸，地处黄河与汾水的交汇处，易守难攻，交通便捷，农耕发达，经济繁荣。因而这些与西北地区交往较多、人口流动较频繁的城市，往往都是地理位置核心，交通通达度高的地区。

而西北地区，尤其是河西地区，亦是沟通中西的咽喉要地，这里是连接西域和汉王朝的重要通道，汇聚有多民族的文化和东西方稀有的物产，因此也吸引了各地的人前来贸易周转。文献记载：“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8]1645；
光武帝也听闻“西北完富，地接陇、蜀”；
在中原地区陷于战乱、百业凋敝之时，西北地区依然经济繁荣，商业发达，“通货羌胡，市日四合，……今既人货殷繁，故一日四合也。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6]2098。从大量的简牍资料记载中可知，西北地区有民间的交易市场也有军市，还有一些专门性的市场，比如药市等，市场内交易量很大，因此“市日四合”。当地市场上交易的物品有牲畜、粮食布帛、兵器车辆以及奴婢等，也有来自西域的苜蓿、葡萄、石榴、胡桃以及珍奇珠宝、良驹宝马等，商品种类繁多，因此吸引了中原地区尤其是经济繁荣地区的人来往贸易，各地商贾汇聚。加之经济繁荣区尤其是富庶的三河地区，对这些珍奇的需求度高，因而吸引了众多商贾来往频繁。《盐铁论·散不足》记载：“古者，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后，大夫士狐貉缝腋，羔麑豹袪。庶人则毛绔衳彤，羝襆皮禣。今富者鼲貂，狐白凫翁。中者罽衣金缕，燕鼦代黄。”[5]68《盐铁论》中记载的中原贵族使用的很多器具物品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并非一地之物，像皮毛制品，银质马饰，珠宝首饰等多是遥远的西域之物。这反映了当时人员与物品流通是普遍的，尤其在一些交通方便，地处交汇之地的大都市，这些来自西域的珍奇物品也能在当地市场上轻易获得。同样的，在西北地区的市场上也经常能看到由内地运去的一些物品，比如布帛、粮食、器具等，但价格往往高于内地，这与西北地区不适合发展种植业和纺织业，导致粮食布帛紧缺有关，这些相对稀缺的物资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内地的供给运输。

在两汉时期，三河地区和西北地区存在着紧密的区域经济联系，尤其是三河地区的部分郡县与西北地区沟通频繁。虽然两地距离遥远，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但人员、物资间的交流一直存在，简牍资料当中有很多相关记载。这种经济联系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首先，三河地区历史上就有“好商贾”的传统，商业发达，物资丰富，民间大小商贾较多，长途贩运贸易繁荣，消费力强，有着长途出行的内在驱动力。其次，三河地区一些郡县的手工业经济兴盛，尤其是盐铁业，因此这些地区内有大量有技能的工匠。一些手工制品和具备手工技能的工匠正是偏远落后的西北地区所需要的重要资源。而手工业者在不同地区间的流动则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沟通。再次，在小农经济主导的汉代，不同地区间农业经济的交流对于整体经济的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西北地区因为开发时间晚，闲置土地较多，吸引了很多其他地区的人前去占田，尤其是像三河地区地狭人稠，对土地需求量大，农民又精于田亩。因此在西北地区出现了很多客田，即外地人过来经营耕作的田地。这样的方式带动了不同地区间农业经济和技术的交流，实现了农业资源的重新配置。最后，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地区间能够实现区域间经济沟通的前提因素。三河地区地处天下之中，交通通达度高，物资周转灵活；
西北地区尤其是河西也是沟通中西的交通要道，来往行人络绎不绝，因此两地区之间的沟通相对频繁。

注释：

①原整理本无标点，标点为笔者所加，为便于理解。

②相关简牍较多，文中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简文。

③参见赵海龙：《〈肩水金关汉简(贰)〉“浥城陬里”释读》，简帛网《肩水金關漢簡(貳)》“浥城陬里”釋讀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63，2014年8月28日。

④考古工作者在古温城(今招贤西北的高地)发现一处面积达一万平方米的汉代铁器冶铸遗址，这一座烘范窑，灰层厚一米半至二米。参见河南省博物馆、新乡地区博物馆、温县文化馆，《河南省温县汉代烘范窑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9期，第66页。

⑤参见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2期，第28-43页。

⑥参见葛奇峰：《魏国历史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5月，第18页。

⑦参见姚磊：《肩水金关汉简(肆)缀合(十九)》，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52，2016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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