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形象污名化阅读的辨析与反思

王以兴

（潍坊学院 文史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作为《水浒传》的灵魂人物，宋江无疑是我们深入小说文本深处与把握作品思想精髓的一把金钥匙，对其形象的解读和阐释直接关乎到《水浒传》的价值评价与小说史定位。历来评论者、读者的个人立场和解读策略的差异性，导致了关于宋江形象批评与定位的多元化甚至对立化态势，而宋江也成为古代小说接受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典型之一。然而，如若带着先入为主的主观偏见进行脱离文本描写实际的引申、发挥，那么任何视角下的异读论争都会演变为一种悖离作者本意、遮蔽作品题旨的误读和曲解；
在笔者看来，明代以来宋江身上被贴上的诸如虚伪阴险、愚忠迂腐的负面标签就是如此，甚至可以说是对小说人物最大的亵渎。由于今天学界从阅读史和学术史角度对宋江形象接受过程中的污名化阅读现象及原因进行思辨者尚不多见。故本文试重新从这些争议性问题本身出发，立足于文本，将之放在整体性阅读视野下进行正反两个角度的情理辨析和逻辑推论，并从中总结和提炼出关于小说人物批评的数条路径和方法，以求教于方家。

对宋江人格进行极度贬低、矮化，视其为自私虚伪、阴险狡诈的卑鄙小人者，以金圣叹和容本评点者为代表。张政烺《宋江考》、杨柳《论宋江的典型形象》等文亦持类似观点。其实若要判断宋江是否虚伪狡诈，可从如下几个角度加以辨析和论证。

首先，宋江积极主张接受朝廷招安的出发点和主观意图是为己，还是为人？如若打着为众人谋出路寻归宿的口号和旗帜，借大家之智力、武力为一己之前途利益的话，那么他就是不折不扣的卑鄙伪君子。但事实并非如此。第三十二回写他流亡江湖时就曾诚恳劝诫即将入伙二龙山的武松：

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1]432

此时宋江正被官府追捕，尚未聚义梁山。可知他的劝告完全是一片真诚好意，绝无私心。

假如宋江真是卑鄙伪善之徒的话，即使武松、李逵等粗鲁好汉觉察不出，那么吴用、公孙胜等聪明如神者难道也被蒙蔽以至终身不觉吗？此大不合情理！恰恰相反，与宋江关系密切的吴用和花荣，非常清醒并感动于宋江带给他们的人生荣耀，遂决定慷慨殉义，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在宋江坟前，吴用哭诉平生道：“吴用是一村中学究，始随晁盖，后遇仁兄，救护一命，坐享荣华，到今数十余载，皆赖兄长之德。”[1]1390（第一百回）花荣亦有此意。如此看来，宋江主张招安完全是真心实意地为众兄弟谋划一条光明大道的无私之举，并非为一己之荣华，称其虚伪有失公允。

当然，有学者认为李俊、燕青等人于功成之际的离开是对宋江招安政策的不满：“可见李俊等头领反对招安是一贯的、彻底的。”[2]此论忽略了他们的归去都是在积极参加宋江领导的征辽、征方腊并取得成功之后，尤其李俊更是在费保的一番点拨下才幡然醒悟的；
即使如此，他对宋江的情义感念至深，不忍遽离：“只是方腊未曾剿得，宋公明恩义难抛，行此一步未得。”[1]1283（第九十四回）燕青同样感于兄弟情深，知宋江“他是个义重的人，必不肯放”[1]1371（第九十九回），故留字而别。可见，对于李俊、燕青及征辽后辞去的公孙胜，作者赞赏他们“了身达命”的智慧和勇气：“若燕青者，可谓知进退存亡之机矣。”[1]1370却毫无借此否定宋江招安的意思在。

其次，宋江所谓仗义疏财是真的性情所在，还是拉拢人心的特殊手段？在金钱方面，不管认识与否，或认识时间的长与短，只要对方需要，他都毫不吝啬地双手奉送，对武松、李忠和李逵等人无不如此。有评论家则认为这是宋江收买人心的套路和手段，“容眉”于宋江赠银武松一节时有云：“这十两银子又买了武松，贼贼。”[3]418对此该如何理解和判断呢？其实作者在宋江出场时就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明确交代了他仗义疏财、济人所难的侠义品格：

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
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1]229（第十八回）

作者态度和立场既已如此明朗，我们为何还非要穿凿附会地过度解读呢？周知慷慨豪爽是梁山好汉们的共性特征，他们看重的是彼此肝胆相照的侠气，而钱财则只是他们追求快意人生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晁盖、柴进为天下好汉所敬仰毋庸赘言，其他如鲁智深搭救金翠莲父女及对李忠、周通为人悭吝小气的鄙视；
张青夫妇对武松的救助等，都彰显了好汉们共有的轻财尚义之品格。再结合宋江私放晁天王、救济阎婆，与朱仝私放宋江、雷横等见义勇为之事，更可知宋江与其他好汉在用钱财或武力、甚至性命以救人、助人的侠义精神上并无二致，读者何必厚此薄彼呢？

再次，宋江一再坚决拒绝梁山好汉的入伙邀请，是真心流露，还是装模作样？金圣叹及容本评点者认为这是宋江行权诈之术以博忠孝之名。第三十六回写在行解途中，面对前来迎接的刘唐等人，宋江以死相拒：“把刀望喉下自刎。”[1]486金圣叹批评道：“直意原本忠孝，是宋江好处；
处处以权诈行忠孝，是宋江不好处。”[3]662“容眉”亦云：“到底此人有些贼智。”[3]662对于在聚义厅上宋江向晁盖表明若逼其入伙宁愿乞死一事，“容眉”有“的确是个假道学”[3]664的评语。而在“说罢，泪如雨下。便拜倒在地”一句下，金圣叹总结道：

极写宋江权术，何也？忠孝之性，生于心，发于色，诚不可夺，虽用三军夺一匹夫而不可得也，如之何其至于哭乎？哭者，人生畅遂之情，非此时之所得来也。[3]664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些都是评点者极为偏颇的恶意曲解，带有强烈的主观化色彩。其实从一般情理就很容易推断出宋江抢刀自刎并非演戏。因为，果真在表演的话，起码要有两个前提条件：逼真和安全。那么，既要表演逼真瞒得过众人，又要确保自己安全，这就需要当事人之一刘唐的默契配合，或者提前沟通排练。然而在字里行间里丝毫看不出来这样的痕迹和线索。

至于他的自刎之举如何理解，又须还原当时的具体语境。宋江虽知梁山兄弟的挽留乃是出于义气的一片好意，但是在父亲和自己视为人生准则的忠孝大节面前，他绝不敢越雷池一步。对于发配江州，宋江之所以心甘情愿的领受，就在于他能够保全性命，归来后还可以尽忠行孝，故在面对赵能、赵得的围捕时劝慰父亲：“官司见了，倒是有幸……便断配在他州外府，也须有程限。日后归来负农时，也得早晚伏侍父亲终身。”[1]484（第三十六回）对宋江而言，人生的荣耀和生命的灿烂必须依托于忠孝才能绽放，而梁山兄弟的不理解和诚心挽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万劫埋沉”[1]486。如此一来，与其“不忠不孝”的活着不如全忠全孝的死去，同样是孔、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理念的形象化。

可见，宋江这种以死明志之举，正是其强大的儒学信仰和君子人格力量在绝望无助心理状态下，近乎本能的应急表现和激情流露；
读者大可不必去深究和计较他对于死亡想不想或怕不怕的问题。他在晁盖面前“泪如雨下”的哭诉、“乞死”亦当作如是观。结合最后被高俅等人陷害却宁死不反一事做综合考量，则更能看出宋江在面对生命与忠孝“二者不可得兼”的尖锐矛盾之时，其立场和选择的一惯性。[4]

最后，面对前来征讨的朝廷将官，宋江自称罪人的小心卑躬，是否也是虚伪狡诈呢？明清评论家认为宋江同样以此来招降和笼络朝廷将官。李贽《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有云：

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是假道学真强盗，然能以此收拾人心，亦非无用人也。[3]26

如何理解宋江的这种表现和李贽的评价呢？其实，面对朝廷命官宋江自称“小吏”“罪人”，乃是其站在封建正统立场对聚义性质的自我定位和客观评价，完全符合他平素以忠臣自许却此时作为贼首盗魁的身份错位，及其带来的谦恭卑微心态；
如实解释为奸人所逼的社会原因，则是希望得到对方（一定程度上代表朝廷）的体谅和理解；
暂居梁山替天行道的自辩，亦有大量事实为依据，所谓“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1]241（第十九回阮小五唱词）是也；
为壮大梁山力量，他诚邀对方入伙，并无任何的虚情假意，且去留自愿，如对关胜云：“将军倘蒙不弃微贱，一同替天行道。若是不肯，不敢苦留，只今便送回京。”[1]899（第六十四回）听其言观其行，从后面积极推动诏安一事看，宋江心口相应、言行一致，何来虚伪做作呢？

另如第六十四回宋江欲招揽“一表非俗”的“忠勇之将”关胜入伙而主动鸣金收兵，并对林冲、秦明二将解释道：“若得此人上山，宋江情愿让位。”[1]896面对肝胆相照的生死兄弟，果真使“诈”（“容夹”）的话，一无必要，二则结果适得其反：“林冲、秦明都不喜欢。”[1]896何况，这又是自家兄弟间的私下交谈，对于不在场的关胜而言毫无意义。以此反观宋江在俘虏呼延灼和关胜、董平时，亲自解傅，扶上尊位，叩拜乞罪，且经常主动让出第一把交椅作为挽留条件之举动，就会明白评论者的嘲讽过于苛责和偏激了。这实乃宋江识英雄、重英雄的真实表现，重在表达一种诚恳和尊重的姿态，以及希望对方留下来的迫切心情。

此外，我们还需对宋江形象批评中的阴谋论进行深度辨析以正视听。虚伪自私的极致就是阴谋奸诈，二者只是程度有别。金圣叹认定宋江一直有着觊觎并试图篡夺寨主的野心。作为阴谋论的始作俑者，他在第五十九回回评中曾详尽阐述道：

今我即不能知其事之如何，然而君子观其书法，推其情状，引许世子不尝药之经以继斯狱，盖宋江弑晁盖之一笔为绝不可宥也。此非谓史文恭之箭，乃真出于宋江之手也；
亦非谓宋江明知曾头市五虎能死晁盖，而坐不救援也。夫今日之晁盖之死，即诚非宋江所料，然而宋江之以晁盖之死为利，则固非一日之心矣。吾于何知之？于晁盖之每欲下山，宋江必劝知之。夫宋江之必不许晁盖下山者，不欲令晁盖能有山寨也，又不欲令众人尚有晁盖也……

通篇皆用深文曲笔，以深明宋江之弑晁盖……[3]1084

为了进一步坐实宋江弑杀晁盖的卑鄙意图和罪名，金圣叹在后面的评点中多次加以申明和阐述，不赘。对此，王望如在其回末总评中早就加以反驳和否定，如第六十四回：

王望如曰：晁盖于宋江，有恩可感，无怨可修，梦中救江之语，依然庄上救盖之语。两人情义笃坚，故死生不忘。金圣叹欲正宋江之罪，每谓不为晁盖报仇，使晁盖果有憾于公明，当作厉鬼报之，又安肯先示指南耶？宋江放晁盖曰：“三十六条，走为上策。”今晁盖梦中亦如此言。[3]1189

林宪亮同样例举晁盖托梦显圣一节以论证二人的亲密之情，颇有说服力。[5]

当然，读者的疑惑主要源于晁盖对寨主继承问题的临终交代：“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1]839（第六十回）言语中似乎流露出他对宋江的不信任；
为了强化这种误解，金圣叹特意将此句前的“贤弟保重”（容本）改为“贤弟莫怪我说”[3]1094。对此，我们从晁盖一贯的为人风格和秉性气质入手就极易理解了。晁盖是一位“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1]174（第十四回）的江湖豪杰，他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义薄云天、恩怨分明。第四十一回宋江被迫上梁山后，他主动让贤就是为报答救命之恩：

晁盖便请宋江为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晁盖道：“贤弟如何这般说？当初若不是贤弟担着那血海般干系，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众？你正是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谁坐？”[1]573

可见，他临终交代为己报仇者为寨主自然也出于同样的心理动机。读者完全没有必要将此视为二人情义业已分裂的证据。“容夹”对晁盖遗言给予“英雄”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

至于容本评点者和金圣叹为何不吝笔墨地高度赞许鲁智深、武松、李逵等人，却偏偏竭力贬低宋江，鲁德才《金圣叹何以讨厌宋江》和许勇强、李蕊芹《〈水浒传〉研究史》等大作从金圣叹、李贽或叶昼的叛逆精神和独立人格角度作了深度阐发。此外，起码还有两种原因值得反思。其一，宋江不仅是“义”的化身，更是“忠”的代言。由于“义”在多数情况下象征着对正统秩序、主流观念的大胆反叛和肆意突破；
而“忠”则意味着对理想和规则的自觉践行与积极维护。所以，他热切希望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实现亲密无间的对接与融合，但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面对不同对象时，却总是既表现出坦诚、真挚地一面，同时又似乎畏首畏尾放不开手脚，不像鲁智深等人那样的洒脱和随性。其二，读者的误解或许还有着类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成分在内。因为爱财惜命是人之本性，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很难做到仗义疏财和杀身成仁，故当看到宋江的所作所为时会习惯性地怀疑他别有用心。

总之，宋江是一位兼具侠义精神和坦荡人格的好汉与君子的合体形象，他对江湖兄弟一视同仁、以诚相待，也赢得了后者发自肺腑的尊敬和拥戴。据此我们当可廓清虚伪论和阴谋论长期盛行所带来的误导和遮蔽了。

在宋江是否为“愚忠”问题上，人们似乎极易达成一致。石麟指出：“宋江的‘忠’最终竟至发展到愚忠的地步，说出了‘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话来，把对皇帝的一片忠心带进了坟墓。”[6]⑥程毅中亦认同宋江为投靠朝廷、毒死结义兄弟的“投降派”。[7]此种论调更常见于各种网络论坛。多数论者认为宋江主张投靠朝廷、接受诏安，结果却害死了众多兄弟，尤其是被人下毒也宁死不反，且还要搭上李逵性命，实乃愚蠢顽固之极。今天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审视和传播、发扬已经离不开日益发达的互联网技术和自媒体平台，因此对于宋江是否愚忠一问，则大有为之一辨的必要。

所谓愚忠，是指臣子在履行忠君义务和责任时，不分是非曲直，完全以君主的个人意愿为依从的愚蠢和盲目，即使君王暴虐失德、昏聩无能，仍心甘情愿的尽节效忠、九死不悔。在中国古代君权高度集中的专制政治体制下，统治者为了政权的稳定和权威的树立而不遗余力地宣扬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思想，希望臣民能够做到无条件的绝对服从，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也。[8]但孔、孟等原始儒家绝非愚忠观念的提倡者。在他们心目中，忠君爱国自是臣子从一而终坚定不移的处世原则和政治立场，与个人生命相比，此乃人生大义；
在不违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灵活保命就是可以被允许的权变和通达。若国家利益与个人性命发生尖锐矛盾不可调和时，孔子所肯定的“杀身成仁”也就势在必行了，亦如孟子所言：“生，亦我所欲也；
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只有在此辩证视野下，我们才能明白孔子对“殷之三仁”（《论语·微子》）的赞誉和古人对文天祥杀身报国及“文死谏、武死战”人生信条的极力提倡的意义所在。据此看来，积极主张投靠朝廷的宋江就绝非愚忠式的投降派了。

首先，宋江对于梁山聚义的性质和结局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这是他积极主张接受招安的必要前提。虽说啸聚梁山乃是奸逼民反的无奈之举，但在朝廷和普通大众眼里依然是大逆不道的造反行为。对此宋江心知肚明，所以对于宋太公的教诲不仅心领神会，且严格执行。面对晁盖等人的诚恳挽留，他一再坚辞不从，甚至不惜以死相拒，正因为他同样将落草为寇视为“不忠不孝”之举。在大闹江州真正被逼上梁山后，每有朝廷军官前来围剿，宋江都卑躬屈膝自称“罪臣”，实是出于自知之明的真情流露。另外，宋江去东京赏玩元宵灯会时，柴进混进皇宫禁院，看到皇帝御书的四大寇以“山东宋江”为首时遂用暗器刻下来带回，“与宋江看罢，叹息不已”[1]992（第七十二回）。在此，宋江与柴进所叹息的，自然是他们虽忠心可鉴，但因不可避免的扰害国家而被视为贼寇的命运。可见，宋江自始至终都清醒地认识到聚义梁山虽情有可原，但国法难逃的事实。对他而言，聚义梁山只是一个暂且借以保命的权宜而非长久之计。否则最终的结局，要么是被朝廷剿灭，要么是公开反抗朝廷，自立为王如方腊；
这两种结局都无法为宋江所接受。所以，极力鼓动并带领大家接受朝廷招安，就成为最实际且最具光明前景的道路选择。

其次，判断宋江愚忠与否，还需了解尽忠对象，即宋朝天子的德行和能力如何，以及在此基础上考察他对天子品行、能力的认知是否客观和理性。在儒家看来，臣子造反是否有理的关键取决于天子德行的有无、高下。《尚书》将残暴无道之君称为“独夫”：“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泰誓下》）且常借“天命”的权威性为反抗暴虐的正义行为提供法理依据，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汤誓》）“商罪贯盈，天命诛之。”（《泰誓上》）在此基础上，孟子关于武王伐纣合理性问题的阐述最为人所熟知：“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如此看来，对于一个被天命所弃、“失道寡助”的暴戾恣睢之君，臣子若依然不分是非的言听计从，则为愚忠无疑；
若为匡扶社稷而直言甚至以死进谏，如上文提及的“殷之三仁”中比干（《论语·微子》），则可谓千古流芳的忠臣烈士。

具体到宋徽宗，其书画才艺之高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亦难得一见，虽无政治建树，正如巎巎评价其“诸事皆能”而“独不能为君耳”[9]（《元史·巎巎传》），但算不上昏庸暴虐。《宋史·徽宗本纪》文末“赞曰”将其视为“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的典型，所谓“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10]。可知宋徽宗的玩物丧志以致败政亡国，有其个人性格因素，更有佞臣小人的引诱和蒙蔽，其中臭名昭著者无过于蔡京、童贯等“六贼”。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水浒传》基本的政治立场和情感基调。

作者于第七十回、第八十五回分别借宋江和吴用之口评价徽宗“至圣至明”而被奸臣所蒙蔽之事，甚至最后自己站出来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加以定性和总结：

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深可悯念。当此之时，却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1]1384（第一百回）

而且也的确交代了徽宗如何被奸臣花言巧语所蒙蔽的事实。这种附议和重复清晰说明了宋江对徽宗判断的客观与准确，而他投靠朝廷为国效忠也自非愚忠之举。

最后，我们需从宋江甘心赴死一节来辨析他“愚忠”与否。宋江之死固然令人不愤；
但他最后的选择是否为愚忠，则还应结合李俊、燕青等人的全身而退进行对比考察和综合思索。李、燕二人为避免重蹈韩信、彭越等人覆辙，见机而作，乃英明之举；
但作者却非借以反衬宋江的冥顽迂腐。小说结尾有诗云：“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鸱夷泛钓船。”[1]1394一般都以为这是作者在将宋江、卢俊义与燕青、李俊的结局做对照。但“早知”云云其实是说宋江、卢俊义之前对奸臣的认知和判断有误才导致了如此悲剧；
反之，宋江、卢俊义也会如燕青等人那般辞官归隐。何况早在八十回罗真人就曾暗示宋江“得意浓时便当退步，勿以久恋富贵”，燕青辞别前也这般善意提醒卢俊义。其实，宋、卢二人并非不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教训和道理，这在宋江虽不舍但依旧送别公孙胜和理解且祝福戴宗出家可看出。只是与李俊、燕青等人的唯一区别在于：二人真切感受到了天子、朝廷的信任，卢俊义即云：“我不曾存半点异心，朝廷如何负我？”[1]1370（第九十九回）而朝廷也果然没有辜负他们的功劳和忠心：“上皇敕命各各正偏将佐，封官授职，谢恩听命，给付赏赐。”[1]1377更有“太平设宴，显皇上不负功臣”[1]1378；
但他们却严重低估了奸贼的卑鄙狠毒和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这只能说明他们极度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和能力，却不应简单视为迂腐顽固！

在最后生死关头，宋江依然清楚这“必是贼臣们下了药酒”[1]1387（第一百回），而毫不怀疑天子的圣明。只因担心李逵日后造反而导致梁山兄弟们经过千辛万苦赢得的自我救赎的机会就此落空，于是骗其喝下药酒一同赴死：“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因此请将你来相见一面……”[1]1388（第一百回）宋江并非不知生之可贵和死之无奈，也不是没有“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满腔悲愤，“言讫，堕泪如雨”的细节已形象地说明了一切。相反恰是其对当时情势的清醒判断和理性抉择才造就了慷慨赴死的悲壮。宋江心知奸臣毕竟是打着天子的旗号，若造反报仇则为不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面对恶毒迫害会一味地逆来顺受、任人宰割。他们死后魂聚蓼儿洼，即使受玉帝敕命封神，也未停止抗争和申诉，而是通过托梦将徽宗引至梁山泊自剖冤屈。作者显然无意将宋江塑造成冥顽不化、固执偏激的愚忠形象！

至于读者误解之缘由，笔者认为最主要在于他们未从小说的主题表达策略和叙述思路切入，且常代之以基于个人喜好、生命体验等而来的先入为主式的武断和臆测。其实，作者特意将宋江等好汉的命运放在“乱自上作”的政治背景下，以儒家执经达权的辩证思维对处于忠君爱国和生命冲突中的孝子义士如何抉择进行审视和观照；
通过渲染宋江最后舍命全忠的慷慨悲壮，使得蕴含其中的忠君主题带有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动人效果。此或许又与反元复宋的元末社会情势和民族情绪紧密相关。[4]但是，多数读者对此不明就里。而且，个人的喜恶、爱恨又往往不受理智的约束，一如孔子在答子张“辨惑”之问时所云：“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论语·颜渊》）但事实却是“《水浒》把招安的结局写得十分悲惨”[2]。加之好生恶死乃人之常情，所以当大家看到宋江最后哄骗李逵与之一同赴死时，遂情绪化地将如许“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李贽语）的死亡视为令人难以接受的悲剧，并归咎于宋江的愚忠愚孝。

但读者常忽略了关键一点，即归顺朝廷建功立业既然是宋江竭力为大家谋求的一条改邪归正的光明之路。那么，作为忠勇武将，血洒疆场、马革裹尸本是不可避免的常有之事，乃其职责所使，有不得不然者，正所谓“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何况他们不管生死，最终都实现了光耀门庭、青史留名的初衷，如上述。因此，读者为好汉们个人生命的消逝而伤感难过实为正常，而一概视作悲剧则过于简单，为此耿耿于怀更是不必。

综上，宋江是一位对国家竭心尽力、至死不渝的纯粹完美的忠贞之臣。他非常清楚当朝天子并非如夏桀、商纣那般昏庸暴虐，只是被小人奸臣所蒙蔽；
梁山实力再强大，也不能造反为王；
促成朝廷招安则成为他与众多好汉的唯一出路和最好归宿。至于最终被奸人所害本属意外，却忠心不改、宁死不反，乃是杀身成仁之孔孟思想的形象图解和具体践行，而在忠君信仰的主导因素之外，还有着现实利弊的权衡考量。

通过对上述关于宋江污名化阅读的辨析及其原因的考察，我们可从正反两个角度得到若干关于小说人物批评的思路启示和方法总结。

首先，一部叙事文学作品的人物、情节、结构和线索等无不受制于且服务于作者的主观命意或作品的题旨表达，二者是一对密不可分的表里关系。因此，我们不仅要从形象塑造、情节设计等角度入手去梳理作者的叙述思路，以提炼和探究作品的思想意旨；
反之，也须站在作者的创作动机、构思机制、表达策略等视角以考察和评析人物形象的基本特征和性格内涵。如李渔《闲情偶寄》就曾明确指出，优秀传奇作品在作者构思和创作之初，必先“立主脑”：“主脑非也，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11]其中“一人一事”实际就是为表达作者“本意”而着意安排、设计的关键事件和核心人物。具体到《水浒传》而言，所谓“作者立言之本意”，在笔者看来就是通过宋江以死全忠的悲壮结局来颂扬对大宋王朝和天子无限赤诚的忠爱之情；
而“一人一事”显然是指宋江与“私放晁天王”一节。所以，只要能够将作者的叙事思路与主观命意加以清晰梳理和提炼，那么宋江作为孔孟“执经达权”辩证思维下忠义信仰的化身与代言，而非迂腐不化的愚忠愚孝的形象定位也就极易洞察知晓了。

其次，从学术立场和主观态度而言，面对古人尤其学术权威，我们须保持理性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审慎的批判立场。既要充分吸纳和积极借鉴其中的合理内容，又要时刻具备问题意识、反思精神，做到不盲从、不迷信，尽量避免被流行观点、惯常视角所蒙蔽。因为，先达时贤虽多高言妙论，常有醍醐灌顶之效，但也不乏偏颇短视之处。尤其明清“文人型”小说理论家或评点者在品鉴点评小说人物时具有显著的主体意识，往往习惯性地从自身立场出发，带着先入为主的个人偏见进行感悟性的，甚至是情绪化的而非严谨系统性的考证和思辨，如谭帆所云：“他们的小说评点在揭示小说内涵的同时，更注重通过小说的规定情景来抒发自身的情感思想、现实感慨乃至政治理想。”[12]如金圣叹等人关于宋江虚伪狡诈的批评即是如此。

再次，与上相关的是，从具体策略看，我们要引以为戒，规避个人情感、立场的消极干扰，真正立足于小说文本、回归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与小说人物进行平等且深度的对话，切实做到对历史的“了解之同情”。广大读者不应像金圣叹、李贽那样以自己的主观好恶对人物形象的品性、人格进行选择性的随意引申和发挥，而是尽量消弭与小说人物之间的身份、性格的差别，将自己想象成小说人物，客观还原文本所设置的具体情境之中，细腻体贴和揣摩人物心理活动的深微之处，充分、全面、真切地把握他们特有的性格特质、心灵世界；
同时，我们还要能够从浓郁炽烈的情感共鸣和交流中抽身而出，站在一定的旁观距离，对其复杂成因进行理性追问和冷静思索，“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最后，在进行小说人物的批评解读时，采用假设前提、推导矛盾的反证法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若想在众口一词的喧嚣中不被裹挟和干扰，而保持理智清醒以探索真相，那么反面视角和逆向思维往往会出奇制胜，成为检验和判断某一观点之真伪的利器。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苏格拉底就非常擅长反证法，曾论证“骗人不道德”等命题之真伪；
而无神论者伊壁鸠鲁在论证“上帝是不存在的”命题时也采用了反证法。同理，当我们面对一些关于小说人物看似不容置喙的褒贬评价时，也完全可以借用反证法对其进行逻辑推敲和情理求证。上文对宋江虚伪论和阴谋论的否定论述就是典型之例。

通过如上数种阅读思路和批评方法的综合运用，我们对宋江形象接受过程中两类主要的污名化现象做了细致辨正和原因阐释。可看出，在作者的构思和心目当中，宋江被定义为一位忠肝义胆、孝义两全的完美形象，是孔孟思想的虔诚信奉者和坚定执行者，且对于天子德行、政治环境、梁山命运都有着极为清醒的洞察和理智的判断；
他以执经达权的儒家辩证思维作为领好汉聚义梁山—归顺朝廷—尽忠报国，甚至至杀身成仁的行为依据。因此，视宋江为虚伪狡诈的伪君子或愚忠愚孝的迂执者的污名化阅读或可以休矣。以上论述若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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