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地农户返贫风险的识别与评估——以恩施州为例

郭子钰，谢双玉*，乔花芳，许建波，贾垚焱

（1.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湖北 武汉 430079；
2. 山西财经大学文化旅游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1）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进入“后精准扶贫时代”。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乡村旅游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与乡村振兴目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但旅游业具有脆弱性，加上部分乡村地区处在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重点地区，导致农户仍面临着返贫风险[2]。只有准确识别与评估导致农户返贫的风险因素，才能更好地落实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提升农户的风险抵御能力[3]。因此，对于乡村旅游地而言，农户面临哪些潜在的返贫风险、不同风险的威胁程度如何、不同类型农户的返贫风险有何差异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返贫指的是已经脱贫的人口因某种原因, 不能维持正常的生存状况, 又重新陷入贫困状态，其实质就是贫困[4]，除表现为收入重新回到贫困线之下外，还反映在健康状况恶化，生活质量和发展能力下降等多个方面[5]。返贫问题始终贯穿在我国脱贫攻坚的历程中，国内学者在返贫的理论建构[6]、诱发因素[7]和防控对策[8]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近5年来，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推进，农户的返贫风险逐渐成为焦点议题。学者们参考风险的概念[9]，将返贫风险界定为已脱贫农户再次陷入贫困的可能性[10]，并探讨了返贫风险预警/监测机制的构建[11-12]。也有研究评估了农户的返贫风险，主要包括三种做法：一是基于脆弱性[13]或可持续生计[14]分析框架，评估农户的返贫风险[10,15-17]、脱贫稳定性[18-19]；
二是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多维贫困理论[20]，采用A-F法测度农户多维返贫发生率[5,21]；
三是利用逻辑回归模型、蒙特卡洛模拟法等计算农户未来陷入返贫的概率[22-23]。研究尺度从微观到宏观均有涉及，其中县域尺度最多[18-19,21]。

可见，学者已针对农户返贫风险评估进行了有益探索，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仍存在一定不足。首先，未能准确识别农户面临的各类潜在返贫风险，并准确评估不同风险的威胁程度。基于脆弱性或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进行的“返贫风险”识别与评估，实际上属于生计脆弱性评价，因为他们的评估体系囊括了遭受风险冲击的可能性、风险冲击的影响程度和风险抵御力三个方面[10,15-17]，而返贫风险应属于遭受风险冲击的可能性（即暴露度），是生计脆弱性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评估结果也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返贫风险。而基于计量模型测度农户返贫风险发生率，结果较抽象，同样不利于识别农户面临的返贫风险类型并评估其威胁程度[21-23]。其次，较少关注乡村旅游地农户的返贫风险，虽然发展乡村旅游是扶贫的重要方式[24]，但是否能阻断农户返贫的诱发因素，有待进一步研究。陈超群和罗芬[15]的研究仍属于生计脆弱性评价；
罗玉杰等[25]虽识别出了乡村旅游地农户面临的4类返贫风险，但未进行风险评估。此外，未能深入分析不同类型农户之间返贫风险的内部差异。除李雅婧等[16]对比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返贫风险程度外，其他学者均将农户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估，不利于因人施策阻断返贫。

鉴于此，本文以湖北省恩施州18个乡村旅游地为案例，识别农户面临的各类潜在返贫风险，构建返贫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实地入户问卷调查获取第一手数据，采用加权求和指数法评估农户的总体及不同维度返贫风险；
并进一步将农户划分为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利用方差分析比较其返贫风险差异；
以期为恩施州乡村旅游地在“后精准扶贫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阻断农户返贫风险提供政策建议。

1.1 案例地概况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恩施州）地处湖北 省 西 南 部（29°07′10″~31°24′13″ N，108°23′12″~110°38′08″ E）、武陵山区腹地，是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所辖的恩施、利川两市和宣恩、来凤、鹤峰、巴东、建始、咸丰县2019年前均为国家级贫困县，是湖北省唯一一个全域贫困地区。州内自然景观独特，民族文化丰富，共有222个国家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旅游业被政府视为具有当地比较优势的富民产业。近年来，恩施州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和全域贫困实际，把旅游作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重要途径，探索出一条以全域旅游破解全域贫困的新路子，提前完成脱贫攻坚任务。2019年恩施州累计接待游客7 1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30亿元，占全年GDP的46%，表明旅游业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虽然恩施州已实现全面脱贫，但仍存在生态环境脆弱、区位条件欠佳、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等短板，使返贫问题成为损害脱贫攻坚战果的一大顽疾[26]，需引起高度重视。

为兼顾典型性和交通便捷性，选取恩施州下属的恩施市、利川市、建始县、宣恩县共18个乡村旅游地作为研究样本。其中，12个村是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关于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通知》中公布的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6个村是经专家推荐筛选的发展较好的乡村旅游地，分别为恩施市的木贡村、宣恩县的锣圈岩村、利川市的新桥村、狮子村、白鹊山村和马前村。村民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参与旅游：一是将自有住宅打造成民宿农家乐用于接待游客；
二是受雇于附近的景区从事安保、保洁、餐饮等服务行业。

1.2 研究框架

世界银行在2000/200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认为，贫困人口除了收入低，缺乏满足生存的基本条件之外，还容易受到健康、财产等不利的外部冲击，即因缺乏风险抵御能力导致脆弱性较高[27]，表明脆弱性与贫困关系密切。而在国际上应用较为广泛的脆弱性分析框架中，如Polsky等[13]的暴露—敏感—适应分析框架、Dercon[28]的风险—生计脆弱性分析框架，风险暴露度是重要组成部分。返贫的本质上是贫困退出不彻底或不可持续[29]，根本原因在于贫困主体具有脆弱性[27]，因此科学识别导致恩施州乡村旅游地农户返贫的潜在风险因素，既是返贫风险评估的基础，也是脆弱性分析的先决条件。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农户面临的致贫/返贫风险主要包括各类灾害、健康、失业市场不稳定、家庭结构变化等多种类型[8,17,30]，同时结合研究区特质，识别出恩施州乡村旅游地农户面临的潜在返贫风险包括自然风险、消费风险、教育风险、收入风险和健康风险5个维度，以此作为农户返贫风险研究框架。

1）自然风险。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农村地区，自然灾害频发，且大部分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差，一旦遭遇自然灾害，容易因经济损失较大而导致返贫[7]。恩施州以山地地形为主，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与冻虫害等生物灾害并存，对农作物收成和农户生命财产安全产生较大威胁。

2）消费风险。受需求层次变化规律制约，脱贫者往往倾向于增加改善性基本生活支出，尤其是房屋改造大额支出[31]；
同时，部分农村地区受传统陋习影响，红白喜事等人情开支高昂[32]；
此外，乡村旅游的发展可能会造成物价上涨，导致生活成本上升[33]。这些都会使家庭消费支出迅速上升，造成收支失衡，加上产生的负债，会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成为返贫的巨大隐患。

3）教育风险。教育本应是提升个人能力、改善家庭环境的有效工具，但较高的教育成本短期内无法得到回报，会加重农村中、低收入家庭的负担[34]。已有研究表明教育费用增长是农户最担心的生计风险之一[35]，表明因教育开支产生的家庭经济压力会显著增加返贫的发生概率。

4）收入风险。脱贫成果能否得到稳固和拓展关键在于脱贫户能否持续稳定增收[36]。外出务工是农户增收的重要方式，但农民工受制于文化程度低和专业技能缺乏，往往会出现就业难，收入增长具有不稳定性。此外，外部危机事件导致的农产品滞销、乡村旅游停摆、返岗受阻等会直接降低农户的就业收入[8]。当收入下降时，农户将不得不减少日常生活消费来维持收支平衡，返贫发生率随之上升。

5）健康风险。健康问题一直都是导致农户返贫的重要诱发因素[7]，农民长期从事体力劳动，往往面临诸多健康问题，而健康水平越低，贫困发生率就会升高[37]。虽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已经实现全覆盖，但实际报销比例较低，农户仍需承担较多医疗费用[38]，无法有效缓解医疗负担。

综上所述，5个维度风险对农户造成的冲击一方面体现在家庭收入减少或支出增加，影响当期乃至下期的消费水平，进而降低生活质量；
另一方面则是削弱人力资本质量，导致农户从事生产活动获得持续稳定收入的机会被剥夺，造成发展能力以及权力的贫困。农户在遭受风险冲击时，一旦缺乏足够的风险耐受力，将导致返贫现象的发生。

2.1 指标体系构建

依据研究框架，结合研究区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已有研究[16,39-40]，选取自然灾害的易发性和所造成的破坏性作为自然风险的观测指标，选取建房与婚丧嫁娶等重大事件开支、物价上涨程度、债务负担作为消费风险的观测指标，选取受教育子女数和教育负担作为教育风险的观测指标，选取非农就业能力、非农收入损失和农产品销售情况作为收入风险的观测指标，选取病残程度和医疗负担作为健康风险的观测指标。最后，将5个维度的返贫风险作为一级指标，12个观测指标作为二级指标，构建起农户返贫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乡村旅游地农户返贫风险评价指标体系Table 1 Indicators for evaluating the poverty-returning risks of households in rural tourism sites

2.2 数据来源

根据构建的农户返贫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进行问卷设计，将每个指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问卷问题以询问农户，此外还将询问农户的年龄、民族、家庭总收入及主要收入来源等基本情况。课题组分成两组于2021年7月10—20日分别前往恩施市和建始县、宣恩县和利川市各样本村开展调研。每组4名调研员听取并记录村干部、旅游企业负责人对村的基本概况、脱贫概况、可能存在的返贫风险和旅游发展状况的介绍；
6名调研员随机入户进行面对面交谈式问卷调查，当场回收问卷，共完成问卷456份，剔除回答不完整的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432份，有效率为94.74%。有效样本特征显示，男女比例相当，以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为主，以土家族占绝对多数，多数只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家庭成员多为4~5人，多数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表2）。样本结构特征与恩施州的基本情况相符，具有代表性。

表2 样本的基本特征Table 2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s

2.3 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划分

在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划分上，以家庭主要收入及其比重作为划分依据[17,35]，并根据刘倩等[41]、黎洁和高岚[42]的划分方式，将未参与旅游的受访农户分为务农主导型、务工主导型和补贴依赖型3类，而将参与旅游的农户分为旅游主导型和旅游兼营型2类，5种生计策略农户划分标准及结果见表3。

表3 农户生计策略划分依据Table 3 Standards used to classify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2.4 返贫风险指数计算方法

由于评价指标存在量纲差异，在评价样本农户的返贫风险之前，首先对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采用最大最小值标准化处理[18]，使标准化后的所有指标数据值均介于0~1之间，以便进行对比分析。其次运用客观赋值的熵值法[10]计算各指标的权重（表1）。最后使用加权求和指数法计算总体及各维度返贫风险指数，以反映样本农户返贫风险的相对大小。计算方法为：

式中：R为农户的综合返贫风险指数，Ri为第i维度返贫风险指数，取值范围均介于0~100；
Wij为第i维度下第j项指标的权重；
Yij为乡村旅游地农户第i维度下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3.1 农户返贫风险的总体评价

总体来看，样本农户返贫风险指数位于2.910~47.270之间，均值为16.737（表4），处于较低水平。5个维度返贫风险从高到低依次为收入风险、教育风险、自然风险、消费风险和健康风险。

表4 样本村农户总体及各维度的返贫风险指数Table 4 Basic statistics of the synthesized poverty-returning risk and its five dimensions of the surveyed households in the rural tourism sites of Enshi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农户自然风险指数位于0.090~9.220之间，均值为3.117，在5个维度中得分处于中等水平，说明自然灾害对农户返贫仍有一定威胁。通过村干部介绍及入户调查，虽然采取了异地搬迁、普及农作物保险、完善各类灾害防治工作，并及时发放受灾补贴等，一定程度降低了自然灾害的威胁。但自然灾害多发的大环境无法改善，因此家中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户仍反映自然灾害会造成一定经济损失。

农户消费风险指数位于0.420~31.920之间，均值为2.614，在5个维度中得分相对较低，说明乡风文明建设有效遏制了因民间习俗引发大额开支进而导致返贫的概率。入户调查发现，农户普遍表示在做消费决策（尤其是万元以上的大额开支）时会充分考虑家中经济条件，以免造成过大的经济负担；
此外也说明农户总体上认为旅游发展未带来消极经济影响，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43]。

农户教育风险指数位于0.130~13.330之间，均值为4.095，在5个维度中得分相对较高，说明子女教育是家庭经济负担的主要来源，成为返贫的重要诱因。入户调查发现，农户普遍重视教育，希望子女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教育开支普遍较高。因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虽无需缴纳学费，但仍需生活、陪读等附加开支；
而高中、大学教育阶段的子女则需要更高的学费和生活费。

农户收入风险指数位于0.160~12.260之间，均值为4.682，在5个维度中得分最高，说明危机事件影响、就业能力欠缺等原因无法实现稳定增收将成为“后精准扶贫”时期农户返贫的首要威胁。入户调查发现，农户家中的劳动力多数仅为初中及以下学历，非农就业能力较低，导致其多在工地、工厂等打零工，难以获得持续稳定的收入。此外，农户普遍反映危机事件爆发导致的长时间无法返岗、失业和农产品销路受阻等问题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收入下降。

农户健康风险指数位于0.200~16.720之间，均值为2.230，在5个维度中得分最低，说明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有效降低了农户因病返贫的发生率。根据村干部介绍，村委会极为重视防止因病返贫工作，病残程度较高的农户已被列为返贫监测的重点对象，能享受额外的救助和兜底。此外，在村干部的倡导下，越来越多农户购买了商业保险，有效减轻了医疗负担。

综上所述，导致恩施州乡村旅游地农户返贫的主要风险因素可分为内因和外因，外部因素来源于自然灾害等危机事件，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11,25,30]；
内部因素一是农户知识技能水平不足，二是教育负担普遍较重。虽然印证了已有研究[6,12,21]普遍认同的农户技能缺失是返贫的重要风险因素，但在健康风险的威胁程度上与已有研究存在一定分歧，比如尚海洋和宋妮妮[17]研究认为健康风险是最主要的返贫风险，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案例地祁连山国家公园地处高寒区，感冒等常见病同样具有较大的威胁，增加了健康风险的威胁程度。

3.2 农户返贫风险的差异分析

根据表3的划分依据，计算不同生计策略农户总体及各维度返贫风险指数的均值，并进行方差分析；
进一步，基于方差分析结果进行最小显著差异检验（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LSD），得到不同类型农户之间返贫风险指数的两两比较结果。

1）总体差异分析。从表5可以看出，不同生计策略农户在总体及5个维度返贫风险上均具有显著差异。总体返贫风险方面，旅游主导型（20.366）、务农主导型（19.047）农户均值较高，旅游兼营型（17.157）农户处于中等水平，务工主导型（16.120）、补贴依赖型（14.355）农户均值相对较低。自然风险方面：务农主导型农户均值最高，而旅游主导型农户最低；
消费风险方面，旅游主导型农户均值最高，务农主导型和补贴依赖型农户较低；
教育风险方面，除补贴依赖型农户均值最低外，其余四类农户均值较为接近；
收入风险方面，旅游主导型农户均值最高、补贴依赖型农户次之；
健康风险方面：补贴依赖型农户均值最高，旅游生计策略农户则相对较低。

表5 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总体及各维度返贫风险的方差分析结果Table 5 Results of variance analysis on the synthesized poverty-returning risk and its five dimensions of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2）两两比较分析。从表6可以看出，在总体返贫风险方面，旅游主导型农户的均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高于务工主导型、旅游兼营型和补贴依赖型农户，旅游兼营型农户的均值在5%的水平上显著高于补贴依赖型农户，表明总体上旅游生计策略农户（含旅游主导型和旅游兼营型农户，下同）的返贫风险要高于非旅游生计策略农户；
另外，务农主导型农户的均值显著高于务工主导型和补贴依赖型农户。在自然风险方面，务农主导型农户的均值在1%水平上显著高于其他生计策略农户，说明务农主导型农户因灾返贫的风险仍较高；
而旅游主导型农户的均值在5%或1%的水平上显著小于务农、务工主导型农户，说明参与旅游降低了自然灾害的威胁程度。在消费风险方面，旅游生计策略农户的均值在5%或1%的水平上显著高于非旅游生计策略农户，说明虽然整体上农户面临的消费风险不高，但旅游生计策略农户却面临较高的消费风险，这是导致其总体返贫风险较高的原因之一。在教育风险方面，旅游主导型农户的均值虽然最高，但只在1%的水平上显著高于补贴依赖型农户，而补贴依赖型农户的均值在1%水平上显著低于其他生计策略农户，说明虽然整体上教育风险是农户返贫的主要威胁，但补贴依赖型农户的教育风险较低，是该类农户返贫风险较低的重要原因。在收入风险方面，旅游主导型和补贴依赖型农户的均值在5%或1%的水平上显著高于务工主导型和旅游兼营型农户。在健康风险方面，补贴依赖型农户的均值在5%或1%的水平上显著高于其他生计策略农户，说明虽然整体上农户健康风险不高，但补贴依赖型农户却面临较高的因病致贫风险；
同时，旅游兼营型农户的均值显著低于务农主导型农户，说明通过参与旅游提升家庭收入能够有效降低因病致贫的发生率。

表6 不同生计策略农户总体及其各维度返贫风险的两两比较结果Table 6 Results of pairwise comparison of the synthesized poverty-returning risk and its five dimensions of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3.3 农户返贫风险差异的原因解析

为进一步探析不同生计策略农户之间返贫风险存在上述差异的原因，对返贫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中的题项进行方差分析（表7），并同样基于分析结果进行LSD检验（由于篇幅限制，且除显著水平外，其他结果均能通过表7得知，两两比较结果表不单独在文中展示）。

表7 不同生计策略农户各维度返贫风险指标得分的方差分析结果Table 7 Results of variance analysis on the indicators of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在自然风险方面，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自然灾害易发性和自然灾害破坏性得分在1%的水平上有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务农主导型农户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策略农户。入户调查发现，对于务农主导型农户，风灾等自然灾害不仅会导致农作物减产，导致农作物销售收入下降，而且会增加购买食物的支出，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

在消费风险方面，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重大事件开支和债务负担得分在1%的水平上有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旅游生计策略农户的得分显著高于非旅游生计策略农户。入户调查发现，旅游生计策略农户普遍存在大额开支和负债，为家庭经济带来较大负担，容易引致返贫，因此，未来需要缩减日常开支应对收支失衡。

在教育风险方面，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在校学生数和教育负担得分在1%的水平上有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补贴依赖型农户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其他农户。入户调查发现，补贴依赖型农户多为独居或空巢老人，通常无需承担教育开支。

在收入风险方面，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非农就业能力和非农收入损失得分在1%的水平上有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旅游生计策略农户的非农收入损失得分显著高于非旅游生计策略农户；
补贴依赖型、务农主导型农户的非农就业能力负向标准化得分高于其他农户。入户调查发现，旅游生计策略农户经营的乡村旅游容易受到外部危机事件冲击而停业，带来较大收入损失；
补贴依赖型农户因自身劳动能力有限以及家中缺少青壮年劳动力而就业能力低。

在健康风险方面，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医疗负担得分在1%的水平上有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补贴依赖型农户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农户。入户调查发现，补贴依赖型农户年龄较大，健康问题突出，而且家庭收入相对较低更加重了其医疗负担。

4.1 结论

研究表明，现阶段恩施州乡村旅游地农户的总体返贫风险较低，但不同维度风险对农户返贫的威胁具有显著差异。因此恩施州要在“后精准扶贫”时期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就必须高度重视，并及时阻断对农户威胁程度相对较高的收入风险、教育风险和自然风险。

不同类型农户的返贫风险具有显著差异，说明农户的生计策略是返贫风险的重要影响因素。差异主要表现为：旅游生计策略农户的返贫风险高于非旅游生计策略农户，因为前者面临较高的消费和收入风险，而自然风险、健康风险对前者的威胁程度不大。表明参与旅游虽有利于农户增收，且阻断了诱发返贫的部分风险因素，但危机事件冲击导致的收入降低，以及非理性消费导致的开支上升共同引发的收支失衡问题却阻碍了返贫风险的降低。此外，务农主导型农户因灾、补贴依赖型农户因病返贫的风险仍较高。可见，同一地方不同农户的返贫风险也存在内部差异；
这不仅弥补了以往研究忽视不同类型农户之间返贫风险差异的问题，而且为高效准确地因贫施策、因人施策来阻断返贫发生提供了参考依据。

4.2 建议

1）设立巩固脱贫成果专项资金，因户制宜制定帮扶措施。不同生计策略农户面临的返贫风险具有显著的内部差异，因此各村需要设立巩固脱贫成果专项资金，对返贫风险高的农户实行“靶向救治”。如针对旅游生计策略农户，应确保他们及时获得小额信贷，帮助其在危机事件发生后顺利度过难关；
对于务农主导型农户，需进一步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工作，并将其作为灾后损失补偿的重点对象；
对于补贴依赖型农户，增加乡村医生入户问诊频率，实时监测其健康状况，还可适当提高医疗报销比例，发挥保障兜底功能；
对于务工主导型农户，需着重保障其就业机会。此外，由于研究区农户普遍面临较高的教育负担，因此还需要加大对教育扶贫的投入，进一步提高农户子女上学补助金额。

2）完善技能培训体系，提升农户非农就业能力。收入风险对返贫的威胁程度最高，因此需通过各类技能培训切实提高农户的非农就业能力，进而增强应对返贫风险冲击的能力。应在充分调研农户培训需求与意愿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农户开展精准化培训，比如对务农主导型农户，除强化农业技术培训外，还应针对加强符合市场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鼓励青壮年从事非农就业，提升生计多样性；
对于补贴依赖型农户，则应以促进中老年人再就业为目标开展相应的服务业技能培训；
对于旅游主导型农户，除进一步开展提升农家乐接待能力、服务质量的培训外，同样需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以更好地应对外部风险对旅游业的冲击。此外还需建立培训评估机制，对培训者与受训者进行及时评价，对培训效果进行验收[44]。

3）持续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树立理性消费理念。旅游生计策略农户因消费风险较高而面临较高的返贫风险，部分已脱贫农户仍受民间陈规陋习的影响，因此，各村应继续狠抓精神文化和乡风文明建设，倡导新风新俗，改变农户落后的婚丧、生育和消费等观念。尤其需要关注因参与旅游而显著提升家庭收入的农户群体，引导和指导他们理性消费，避免因非生产性大额开支导致收支失衡，进而引致返贫，导致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战果被破坏。只有从文化因素方面入手，促进乡风文明，才能真正实现防范返贫风险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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