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劳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姜英华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70 页。现在，这一关系由于数字技术体系和平台组织的兴起而被改变、重塑和加固。对资本而言，2008 年金融危机后，资本急需寻找新的增殖领域和增殖路径以释放过剩资本的能量和满足自身的增殖欲求，信息技术领域和数字化技术作为资本新的利润空间和增殖出口，一时间集结了大量的投资资本；
就劳动力而言，经济的“失业性复苏”使失业现状和就业压力成为劳动力遭遇的巨大生存难题，平台经济以数字技术体系和平台组织为依托，调动了失业劳动力，整合唤醒了沉淀的劳动力资源，从而被冠以共享经济的希望和美誉。平台经济是否真正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和劳动力之间传统的雇佣关系？是否颠覆了传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控制关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穿透共享经济的浅表形式深入到其内在运作机理，从而以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方法厘清平台经济和平台经济下劳资之间的真正关系。

技术是影响资本主义生产运行的关键性线索和核心要素，技术能够赋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变革的适应性，从而使其在危机倒逼机制下不断在被动中寻求主动，找到价值增殖和利润实现的新路径和新出口。因此，“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92 页。。机器是因应资本价值增殖和积累的需要而得以产生和应用的。机器一经应用于资本主义生产，便以其对劳动力的替代力和对生产效率的增强力大大提升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盈利性和竞争力。技术发展跃迁到数字技术阶段，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兴起，一方面沿袭和赓续了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目的和使命，使资本价值创造和增殖积累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超脱时空的刚性限制进入弹性化积累阶段，同时也催生和创制了一种基于互联网在线结构的崭新的数字化活动框架和交往结构。数字技术变革了我们的工作性质和经济结构，并为“我们的工作方式、社交方式、经济价值创造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润竞争方式的根本改变开辟了道路”(3)Martin K, John Z, "The Rise of the Platform Economy",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32, 2016,p.61.。平台和平台组织正是在数字技术体系全面渗透和改造经济社会生活和组织架构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平台是数字技术体系下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它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能够使包括客户、广告商、供应商、生产商、服务提供商甚至实物在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进行互动。平台的定位在用户之间，平台是用户活动的基础(4)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50 页。。数字技术虽然是决定平台商业模式出现的关键先决条件，但是数字技术本身并不是孤立的，它的性质是由我们所做的经济、政治和商业选择决定的，必须将其放入社会关系尤其是财产关系的变化中加以剖析，才能真正理解平台经济模式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动能作用。一方面，平台和平台组织的出现和发展不是与资本主义历史脱节的特殊事件或独立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发展链条的延续、普遍规则的通例和发展模式的响应(5)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50 页。。20 世纪70 年代，面对由于福特主义劳动过程和赢利方式的内在缺陷所造成的生产低迷和利润率全面下降的危机，资本主义要求企业转向互联网、平台和数据，把它作为维持经济增长活力和资本增殖积累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因此，平台经济建立在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过渡进阶的发展基础上，兼具后福特主义和新福特主义积累体系折中的特征(6)肖潇：《“分享经济”背景下劳资关系的演变趋势探析》，《探索》2018 年第2 期。。另一方面，平台经济一经产生，便以其敏感的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发达的算力和功能强大的数据处理算法为基础，以数字平台为核心，实现了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信息的跨时空跨国界跨部门集成，从而重组了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7)谢富胜、吴越、王生升：《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12 期。。平台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它已经使很多公司（如技术公司，Google、Facebook、Amazon；
初创企业，Uber、Airbnb；
工业领袖，GE、Siemens；
农业巨头，Monsanto、John Deere）融入其中，从而扩展了这些模式的功能，而且还因为作为新兴商业模式的前沿，平台已经扩大到整个经济体系，并越来越多地设定了进入市场的条件。例如，Airbnb 给传统酒店带来了巨大压力，而沃尔玛和梅西百货等其他传统零售商只有模仿Amazon 模式的核心功能才能生存(8)Sabeel K R, Kathleen T, "The Rise of the Platform Business Mode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m",Politics＆ Society, vol.47, 2019, pp.177-204.。平台越来越由一种纯粹技术性的、完全辅助性的中介变成影响和决定企业生存的主导性和决定性的力量。

平台作为决定性的力量，其结构和功能各不相同，这就涉及了平台的分类。平台的分类关涉到相异平台组织本身的质性特点描述和盈利模式总结，是进一步厘定和解析平台经济劳资关系的关键环节。综合学界已有研究观点，结合平台经济最新发展现实，文本将平台组织主要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广告平台。支持免费的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以广告为主要收入来源。Google 和Facebook 作为典型的广告平台，Google 有86% 的营收来自广告业务，而Facebook 广告业务的营收更是高达99%。Google 占有全球搜索引擎服务近88% 的市场份额，作为搜索引擎的典型代表，Google 通过开发搜索算法、优化智能排序和自动拍卖系统向广告商出售目标广告空间。Facebook 是一种典型的基于用户主导生成内容的社交媒体，Facebook 支持用户创建自己的虚拟页面并与其他虚拟身份建立聊天和朋友关系，用户发送的图片、浏览的信息和分享的内容等都是Facebook 搜集提取数据的对象，这些全面的数据对广告商而言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能够帮助广告商进行精准有效的广告投放。

第二种类型是按需平台。提供产品和劳务交易的中介服务，以抽成为主要收入来源，“这些平台的范围，从专业化公司如保洁服务、医生上门、百货购物、修理管道等，到更一般的市场比如跑腿兔和土耳其机器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9)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84 页。。以Uber 和Airbnb 为典型代表。Uber 是一家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即时用车的创意打车软件，它通过线上到线下（O2O）的链接，消除用户和司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客户端，Uber 可以按照客户需要为其提供方便、舒适和快捷的乘车体验。在司机端，Uber 同时也使私家车以较低的门槛进入市场，从而使原本的闲置资源得以利用来增加收入。Airbnb 作为全球最大的共享住宿平台，其所谓“共享模式”与Uber 的交易运行逻辑相似，以互联网技术为前提，以数字化平台为基础，集结和整合住宿房源，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和体验式的定制住宿服务。“作为回报，爱彼迎对平台上的每一次租房交易收取9%～15% 的佣金（平均值为11%）。”(10)杰奥夫雷G.帕克、马歇尔W.范·埃尔斯泰恩、桑基特·保罗·邱达利：《平台革命：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志鹏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年，第9 页。

第三种类型是云平台。出租数字化基础设施、软硬件系统或者应用程序，以租金为主要收入来源，比如Amazon 和Microsoft。Amazon 建立新服务所需的数字基础设施并通过向其他企业开展租赁服务而获取租金。“实际上，AWS 出租云计算服务，包括服务器的按需服务、存储和计算的能力、软件开发工具和操作系统以及现成的应用程序。”(11)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69 页。AWS 为Amazon 带来的利润已经超过了它核心的零售业务。Microsoft 率先建立了人工智能平台，为企业提供软件开发工具，并从中获取租金。比尔·盖茨无需压低软件价格或实行更残酷的剥削就能成为最富有的人，原因就在于通过率先建立人工智能平台实现私有化，为微软建立一个伪--普遍性的标准并实现垄断，微软能够源源不断地向租赁者收取租金(12)Slovaj Z, "The Relevance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Polity,2019,p.14．。

第四种类型是工业平台。将平台引入传统的生产制造领域，打造“工业互联网”或实现“工业革命4.0”，比如GE（通用电气）。这些平台提供操作工业网所需的存储、服务器等所需的硬件设备，并将自己界定为工人、消费者和应用程序开发人员之间的中介，通过中介作用的发挥，工业平台能够监控全球制造业的运转情况①。

总之，无论平台组织的类型和盈利方式如何，都在数字技术的加盟和平台组织的作用下对企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越来越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拥有数据、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的垄断权就意味着控制了众多企业的生产和运行。因此，平台组织不仅改造了资本主义传统的生产方式，而且也改变了资本的盈利模式和运行方式，这些变革使资本能够最大化占有社会生产力实现价值积累和增值。

平台组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改变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数字化阶段和条件下劳资关系和劳动力共同活动的方式，体现在诸如劳动范围扩大、劳动形式灵活、劳动过程自主和劳动结构分化等多维变化方面。

（一）劳动范围扩大

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生产同种商品，曾被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和概念上的起点(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374 页。。今天，平台组织利用自身网络化的虚拟性和平台化的联动性，打破了资本主义在生产时间和空间上的固定限制，从而使资本积累更具时间上的灵活性和空间上的伸张性。生产活动的网络化和平台化在生产程式上用时间压缩和消灭了空间，因而将世界范围内的活劳动最大限度地纳入资本并转化为资本的生产力。同时，生产活动的网络化和平台化在生产组合上保留了生产的层级嵌套结构，对一部分劳动力而言，网络化和平台并没有改变个人的劳动形式和传统的劳动框架，只是在现有条件下把已有的、现存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模式从分散状态集合链接起来，从而以强大的产业网络联动力形成更大的劳动合力和创造更高的劳动效率。“一位刚果民主共和国北基伍省矿区的工人开采着专供生产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的矿产，而位于东南亚的富士康的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必须牺牲周末，没日没夜地加班生产着各种新型手机和智能设备的配件，然后装船送往太平洋的彼岸，而位于旧金山硅谷附近的装配工人（多半为西班牙裔的移民和女性）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原件装配成手机、笔记本、平板电脑的成品，而在印度的班加罗尔，一些软件工程师加班赶写着新的升级版本的程序，为的是能赶上在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的新品发布会。”(14)蓝江：《交往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加速主义——数字时代对资本主义的新思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4 期。借助数字化技术，网络平台能够以全球化的视野发掘低工资和高技术的完美结合，从而为资本营造“一种能够把最廉价的劳动力、最好的生产资料、最新的技术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巨大利润的氛围”(15)提姆·鲁克：《应对数字鸿沟——计算机世界里的严峻现实》，《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 年第6 期。。此外，平台组织和平台经济还创生了不同于传统劳动的数字劳动形式，从而补充和丰富了劳动内涵，延伸和扩展了劳动范围。“资本主义是一个将劳动力、原材料、土地及信息等资本转化为有利可图的、能够为投资这些资源的资本赚取利润的商品化系统。”(16)姚建华：《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119 页。商品化和商品形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底，平台使商品化借助数字技术渗入到文化、信息和传播过程并形成新的受众劳动，创建新的受众商品。最后，平台经济通过调动和利用闲置资源使一部分使用价值转化成交换价值，从而将一部分独立的具体劳动形式纳入平台劳动关系之中。劳动范围扩大化是商品化借助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达到的最直接、最显著的变动。

（二）劳动关系灵活

劳动力商品化确立了资本家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和主导权，传统的规模化生产和流水线作业形成了福特制条件下长期稳定的雇佣劳动关系。多元化、精细化和个性化生产的出场使福特制长期稳定的单一雇佣劳动模式不能适应生产方式变革的需要，主张和宣扬用兼职工或临时工替代全日制工人的弹性化工资制度和劳动关系的后福特主义出场。“后福特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减少所有不能增加产品最终价值的间接劳动形式，……企业将注意力集中在具备核心竞争力的生产区域，其他活动则通过各种转包合同安排、合资企业外包给其他企业。”(17)谢富胜：《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 年第2 期。平台经济在后福特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向劳动力传导压力、转嫁风险成本和压缩劳动力支出等系列方式进一步丰富和活化了劳动关系，从而不断满足动态化、弹性化的资本积累要求。外包、众包等多种模式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助力下进一步改良和优化。以按需平台的外包模式为例，传统的劳动外包“主要发生在制造业、管理业和酒店业，但如今它延伸到了一系列新的工作岗位，如出租车、理发、造型师、保洁、管道工、油漆工、搬家、内容审核等。它甚至还在推进白领工作，比如编辑、编程和管理。而且在劳动力市场方面，精益平台将曾经的不可交易服务变成了可交易的服务，有效地将劳动力供应扩大到几乎遍及全球的水平。现在人们可以通过土耳其机器人和类似的平台，在网上发布大量的新任务。这使企业能够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剥削廉价劳动力，从而消减成本，并通过将这些工作纳入全球劳动力市场，从而降低工资水平”(18)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91 页。。与追求优势互补的外包模式相比，众包通过给劳动力营造一种不断竞争的氛围而为资本增殖准备和制造重组的劳动力条件。众包是基于网络的分布式问题解决和生产模式。简单地说，众包是公司或机构把曾经可以由员工完成的任务职能以公开招募的方式外包给一个大型的未确定的人际网络的行为。它可以以同级机构合作的方式完成，也可以由单独的个体承担，关键的先决条件是使用公开招募的方式和庞大的潜在劳动力网络。众包体现了分布式、多元、协作的理念(19)Daren C, "Brabham Crowd Sourcing as a Model For Problem Solving: An Introduction and Cases",Convergence,vol.14,2008.pp.75-76.。按需平台是众包模式的重要代表，事实上，Uber 并不拥有汽车，Airbnb 并不拥有住房，Facebook没有生产任何内容，Alibaba 没有一件商品库存，平台和平台组织越来越靠向劳动力转嫁成本实现资本的增殖。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互联网平台使全球范围的净就业增长率几乎完全依靠“承包商和随叫随到的工人”等非传统就业领域，“一次性员工”、不稳定和非正式的按需工作成为劳动常态，由此一种基于互联网平台、根据市场走向和资本弹性积累动态需要的灵活性非正式雇佣关系与传统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并驾齐驱，并不断跨越式增长。

（三）劳动过程自主

互联网平台的组织架构使传统的大工业生产条件下同一时间、同一空间、“皮鞭加大棒”的过程集中和可视监督让位于相异时间、不同空间、“胡萝卜加绩效”的过程分散和隐匿监督。工厂的物质形态和实体边界越来越模糊甚至消失，劳动者摆脱了单一计时工资的工作模式，外包、众包等计件形式代替了计时形式。计件工资是计时工资智能化的巧妙转化形式(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633 页。，它在不改变和撼动工资资本的基础上，确保了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劳动质量，同时节省了固定资本投资和劳动管理的费用。与计时工资相比，计件工资给个性提供了更大的活动场所，促进了工人自由精神、独立性和自我监督能力的发展，符合资本最大化利润、最小化费用支出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计件工资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640 页。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按需平台和零工经济是计件工资在平台组织上的形态变种，其工资计算和支付方式依然是以件计算的，但是在形式上给予了劳动力更强的自主选择性、时间灵活性和空间机动性。以Uber 为例，其将“司机是Uber 的老板”作为宣传策略，指出选择Uber 就选择了“一种弹性的、可选择的工作方式”。Uber 司机不仅“拥有自己的时间”，“是自己时间的管理者”，同时还拥有Uber 软件的使用权，可以不断完善、壮大和推广软件以获得相应报酬(22)曹磊、柴燕菲、沈云云等：《Uber：开启“共享经济”时代》，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年，第77-91 页。。由此，零工、兼职等劳动形式作为劳动收入的“增量”成为劳动者主体的自主选择，除了数字化仪表和平台辅助，劳动过程察觉不到任何监视和强制。除了多种劳动关系所带来的劳动过程的自主性之外，互联网平台还通过娱乐化的轻松方式将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纳入资本增殖的循环中(23)谢富胜、吴越、王生升：《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12 期。，从而通过模糊工作与娱乐、工作与休闲以及工作与睡眠的时间划分来最大化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时间，24 小时无间歇的工作模式在平台全面商品化的过程中成为现实，而这一殖民化过程在一种看似自由、自主和轻松的娱乐氛围中悄然进行。劳动者在分散化的时间和离散化的空间中自主而自律地完成为资本积累服务的终极使命。

（四）劳动结构分化

技术是影响劳动力结构的重要变量，技术对劳动技能的影响首先在于机器设备等对劳动力职能的代替，在这一过程中，基于技术权重的不断加大，劳动者逐渐由生产的主观因素降格为客观因素，劳动过程由劳动者使用劳动条件翻转为生产条件支配劳动者，“正如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被看做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物质表现一样，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可以被看做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的物质表现”(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109 页。。当下，技术对工作技能的重塑借由平台市场而全面扩大和强化：一方面，平台市场延续了已有的自下而上和中心——外围的劳动结构格局，处于中心地位拥有核心竞争技术和相对稳定地位的劳动力由于具有专有的技术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软技能而获得相对丰厚的收入。处于发达经济体和中等收入国家制造业领域中的“从事可被编码的重复性工作”的劳动力由于自动化而面临大范围的失业，因而获得微薄的工资收入。尤其在按需平台和零工经济中，劳动力就业的低准入和去技能化更是增加了日益庞大的相对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零工经济以网络化平台为基础对劳动力的实时把握和动态监控进一步加剧了低水平劳动力的逐底竞争，恶化了劳动者的劳动条件，降低了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弱化了劳动者利益博弈和集体谈判的能力，使这些劳动者始终处于不稳定和过度流动的风险状态。而在IT 业，不断变化的市场结构还塑造了频繁流动的、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和劳动力市场，软件开发人员和知识工作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常被称为知产阶级或智产阶级，相较传统劳动，他们获得相对丰厚的收入。然而，近些年来，“更广泛的工作和就业变化（如分包或外包）、标准劳动合同的下降、自营职业的增加和不安全感的增加在软件工作中显得尤为明显”(25)Bergvall B K,Howcroft D, "The Future′s Bright, the Future′s Mobile: A Study of Apple and Google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ers",Work,Employment and Society,vol.27,2013.pp.964-965.。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以及软件工作离岸外包的冲击使知识劳动者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自我控制、自我商业化和自我合理化”的高强度紧张状态。以微软公司为例，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先锋，微软在高科技公司中率先采取了“全职临时工”的就业形式，它用一种随时能够在短时间内毫不费力解雇员工的方式将资本增殖和竞争的压力转向和内化为软件开发者的压力，以使他们始终处于过度劳动的状态。尽管资本借助平台形塑了从知识劳动到传统劳动再到一种非正式临时劳动的垂直金字塔结构，但是自动化、内卷竞争和过度流动仍然随时威胁任何一个劳动层级的任何一个劳动者。

平台经济由于扩大和改造了劳动关系，因而在全社会营造了一种“无摩擦资本主义”（比尔·盖茨语）的表象，平台运行的共享化特征和矛盾的散点化分布使得要想判断是否是真正的“无摩擦资本主义”不能仅仅停留在平台内容共享化呈现的表面，而要深入到平台经济内部，考察所有权、控制权和剩余价值生产这些根本问题。

（一）隐蔽的所有权

所有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是资本关系诞生的前提，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底色。在资本主义生产站稳脚跟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和劳动条件所有权的分离也随之不断地扩大和固化。所有权不是自然权力，而是社会历史权力，在所有权关系中，折射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和调控适应性。所有权本身具有排他性，但是数字化平台运转具有非线性、网络化和多向度流动的特点，数字内容也可以以最小的、近乎为零的成本被无穷尽地复制、传播和使用，数字内容的这些特点使它们被当作“非排他性的共享物品（non-rival goods）……被一个人使用时并不妨碍其他人使用同一物品”(26)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文森特·莫斯可：《马克思归来》上，“传播驿站”工作坊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486 页。。这种使用权上的非排他性特征遮蔽了所有权上的专有性和排他性，对所有权的遮蔽制造了一种共享经济的氛围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当然同意。事实上，共享经济的原意是分享沉淀资源以提高消费品的使用效率，在共享经济中，得到永远多于付出的(27)罗宾·蔡斯：《别了——共享经济让我们步入富足时代》，杨意译，《博鳌观察》2016 年第4 期。。但是，平台构筑的共享经济从其前提看，虽然部分劳动者拥有一些生产资料，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所有权关系的实质，最重要和最核心的生产资料——劳动者离开平台这一劳动条件没有办法从事生产——平台依然由资产阶级占有。平台只是将剩余资本与劳动有机对接的一种新的资本增殖和积累的运行方式，共享只是使用权的再分配和共享而不撼动和改变资产阶级对平台的所有权。资本所有权的前提和资本增殖的初衷使平台构筑的共享经济最终只是资本扩张逻辑的贯彻，互联网平台是名副其实的赚钱机器，它使几乎无限的扩张成为可能，因此缓解了资本积累与扩张的压力。比如，通过大规模的市场渗透、智能多样化以及产品向服务的转变，苹果、微软、亚马孙和谷歌的市值已经远远超过1.5 万亿美元。根据Mackeeper 最近的一项多家科技巨头的市值与其他各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对比报告显示，苹果以超过2.1 万亿美元的市值超过了96% 的国家GDP，其中包括意大利、巴西、加拿大和俄罗斯，事实上，世界上只有7个国家的GDP 高于苹果的市值。紧随其后的是微软，它以超过1.9 万亿美元的市值超过了全球强国巴西、加拿大、俄罗斯和韩国的GDP，如果市值等于GDP，微软将成为世界上第10 富有的国家。尽管所有科技巨头在新冠疫情期间都表现良好，但亚马孙的情况依然可圈可点。由于在线零售和网络服务需求旺盛，亚马孙的市值已增至1.7 万亿美元，超过全国GDP 的92%。这些富可敌国的平台巨头的所有权全部被资本家牢牢地垄断。

（二）隐蔽的控制权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确定本质是同时掩饰和赢得剩余价值。”由于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科技进步的替代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资本在实现自身价值增殖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从专制统治到霸权统治的、从通过强制和畏惧来榨取成果到通过同意的组织来榨取成果的连续过程”(28)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页。。平台的产生在满足资本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全景监视主义的柔性控制要求的同时，也最大化满足了资本价值增殖和积累的需要。平台利用隐性的策略原则“生产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的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表现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422 页。。以零工经济为例，斯尔尼塞克指出，零工经济只是将传统劳动力市场转移到互联网平台上，只是在它传统可见的有限监控模式下增加了一层看不见却实时探测的全景监视，零工经济实质是“一种生存工具被硅谷作为解放的工具进行营销”(30)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87 页。。具体而言，零工经济的劳动者被认为是能够控制自己工作进度和工作强度的独立承包商和自雇工人，零工工作机会的增加对那些拥有适销对路技能、希望对工作时间有更大控制权、在选择工作地点和同事方面有更大自由度以及对不同和新的工作表现模式持开放态度的人来说是有利的。但是零工经济的劳动者也被称为“短期工作人员”或“一次性员工”，他们没有工作保障或福利，如医疗保险、病假和车辆维修费用报销。零工工作由雇主规定，工人在工作描述、薪酬、绩效评估、纪律处分或任何管理决策中的发言权相对为零(31)Kenneth R Himes,"′Rerum Novarum′ is 130 Years Old,What Would Leo XIII Say About Today′s Gig Economy?",America, vol.225, 2021.pp.1-7.。以Uber 平台为例，注册成为Uber 司机一员的潜台词就是对Uber 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原则以及市场互动规则设定的同意和服从。同时这种同意和服从也成功规避了规则最初被建构以回应的资本的生产关系，这种同意产生了资本和劳动之间所谓的利益和谐。比如Uber 实施错峰定价和实时更新的奖励政策鼓励司机接单。在与其他专车类竞品抢私家车司机的阶段，Uber 司机的收入每单至少是平常的2 倍，高峰期可达3倍。为了发展用户和占领市场份额，Uber 以“让司机永远在路上多跑”作为运营政策的重中之重，为此设置了高峰段奖励和冲单奖励，对评星4.8，接单率80% 的Uber 司机采取高额的双倍以上补贴加超额接单奖励的政策，北京的Uber 司机利用奖励政策可以做到周入7000 元(32)曹磊、柴燕菲、沈云云等：《Uber：开启“共享经济”时代》，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年，第114-115 页。。这种计件工作率体系的目的是通过货币刺激引发劳工的额外努力，以确保资方的财政利益(33)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年，第91 页。。Uber 司机认为自己不仅是自己的老板，而且自己额外的努力和付出全部用来增加了自己额外的收入。但是他们忘记了，Uber 实行上述补贴奖励的前提条件是司机千万不要对既有的规则设定有异议并去找Uber 平台辩论，持异议和辩论者将终止合作。这种没有任何议价空间的强制条款被一种柔性隐匿的操控方式含混和稀释。

（三）隐蔽的剩余价值生产

以隐蔽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为基础，平台借助多重隐秘面纱最终实现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价值积累的隐蔽化。第一，马克思指出，“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191 页。。平台经济时代，劳动者分散化的娱乐时间、碎片化的劳动时间和再生产劳动力的休闲时间借助于平台全部都转化为剩余价值生产的无酬劳动时间，以至于开启了一种破坏和混淆白天与黑夜、光明与黑暗、行动与休息的全天候提供服务的24/7 模式(35)乔纳森·克拉里：《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许多、沈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年，第21 页。。有数据显示，2015 年，美国工人年平均雇佣劳动时间为1778 小时，共完成总量为2320 亿小时的雇佣劳动，其中剩余劳动时间为1130 亿小时，必要劳动时间为1190 亿小时，不考虑非雇佣劳动后的剩余价值率（剥削率）为0.942。2015年，美国劳动力的有机构成为5.8，这表示，每小时的雇佣劳动要完成5.8 小时的无偿再生产劳动，再生产劳动占所有无偿劳动时间的83.7%，占劳动力剩余劳动时间的16.3%。2015 年美国人均每周的再生产劳动时间是44.53 小时，平均而言，4.9小时用于观看广告，12.4 小时用于使用商业社交媒体。受众劳动和数字劳动构成了再生产劳动时间的巨大份额(36)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大数据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罗铮译，《国外理论动态》2020 年第4 期。。第二，通过外包和将普通劳动者泛化为“独立承包商”，资本最大化节省了成本支出。只要“快速浏览一下美国劳工部，就会发现大量的非优步案例涉及将员工错误地标示为独立承包商，如建筑工人、保安、咖啡师、管道工和餐馆服务员”(37)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86 页。。通过将员工解释为“独立的承包商，可以解除工作的标准化职责与福利的捆绑式固定关系，从而可以为企业消减诸如加班费、福利、病假补贴等大约30% 的劳动力成本。而且为了延续劳动力和成本消减策略，平台公司在延续外包形式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加速了劳动力成本的压缩，并通过完全放弃劳动合同将这些战略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依靠独立承包商，公司对这些承包商不承担工资、工时、福利或其他任何责任(38)Sabeel K R, Kathleen T, "The Rise of the Platform Business Mode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m",Politics ＆ Society, vol.47, 2019, p.183.。第三，透过共享经济、零工经济表面宣传策略深入到其内在运行机理，可以发现，“预付资本的价值增殖是全部过程的目的”(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113 页。，这使得对于一般劳动者而言，他们的付出远远大于他们的收获。而对于消费者的受众劳动而言，尽管“庞大的人群通过网络提供了惊人的价值。但是财富的绝大部分流向了数据的集合者和分流者，而不是‘原始数据’的提供者”(40)杰伦·拉尼尔：《互联网冲击：互联网思维与我们的未来》，李龙泉、祝朝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第5 页。。因此，出现了一种经济“有增长而无工作”的失业性繁荣悖论，亚马孙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2017年成为全球首富，净资产超过1000 亿美元，而亚马孙有好几万名员工需要食品券才能维持生计。事实上，数字化生产寻求降低工资、资本和间接成本——最终实现耐克公司所称的“从产品中挤出劳动力”。比如，2011 年，苹果公司在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建造了一个价值10 亿美元的数据中心，其全职职位只有50 个。在菲律宾，10 万名外包工人通过在社交媒体（如谷歌和Facebook）和云存储中搜索内容来删除攻击性图像，每月可赚取数百美元。然而，和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同行一样，他们和全世界数百万呼叫中心、数据输入和软件工作者也将被数字技术所取代(41)William I. Robinson, "The Next Economic Crisis: Digital Capitalism and Global Police State",Race ＆Class, vol.60, 2018, pp.83-84.。借助于数字技术、自动化和平台，资本成功将风险、成本和压力全部施压在劳动者身上，隐蔽的剩余价值生产大大加深了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夺。

总之，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现代生产体系的中轴和核心，在平台经济时代，借助数字化技术和平台组织，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发生了转变。在这一变化中，由各种劳动组合所激发和产生的社会生产力都表现为资本独占的生产力(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417 页。，从而将社会劳动的力量转化为资本增殖积累的动能。同时，借助于数字技术的不对称和平台组织的垄断性，使资本和平台经济“具有更强的将劳资冲突整合为劳资双方在资方控制下进行‘合作’的能力”(43)谢富胜：《控制和效率：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与当代实践》，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200 页。，制造了平台参与者对平台规则和盈利策略的自愿同意和自觉遵从，导致剩余价值不断“从雇佣劳动者到财产所有者的重新分配”(44)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杨立平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282 页。。由此劳动力挤出和劳动者贫困必将成为平台经济发展的伴生物。发挥经济增长对劳动者就业的正向功能，实现“有工作的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突破点和首要前提就是使劳动者认清平台的本质和平台经济的真相，从而规制和引导平台经济朝向有利于人民和劳动者就业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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