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时期京兆仇氏家族考

□陈虹伊

女真是辽、夏、宋、金、元时期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少数民族。金朝前、中期推行的“猛安谋克南下”政策和后期的宣宗完颜珣“贞祐南迁”事件，使得为数不少的女真人南迁至中原定居。陕西关中地区作为金朝前期南下伐宋、北上克夏和后期抵抗蒙古军队的战略重地，也迁入一批女真人家族。这些迁入关中地区的女真人家族在金元石刻史料中有所记载，如《少中大夫嘉定路总管赵（玉）公神道碑铭》［1］57中的赵氏家族、《大元故宣差万户奥屯（世英）公神道碑铭》［2］45中的奥屯家族，以及本文探讨的仇氏家族。

京兆仇氏是金元易代之际京兆地区较为重要的女真人官宦家族之一。由于《金史》《元史》中皆无该家族人物传记，且家族人物相关资料分散在方志、文人文集和碑刻中，故学界对其研究并不充分，目前仅见陈菁《元赵孟頫页楷书〈仇锷墓碑铭〉卷考》［3］27-34涉及其家族成员仇锷生平与交游，但该文的研究重点是墓志书写者赵孟頫页的书法风格及其创作背景。笔者不揣浅陋，梳理京兆仇氏家族世系，并探究其族人仕进事迹、婚姻关系及社会交往活动，以增补金元之际关中地区女真人官宦家族的研究。

京兆仇氏于史有载的世系自金朝第一代先祖仇辅起，到元朝中晚期仇朴、仇格凡七代，共21人，其中出仕者共11人。有关这个家族的史料记载，以《元文类》卷六十六的《有元故奉议大夫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副使仇君（仇锷）墓碑铭并序》①（以下简称《仇锷墓志铭》）与《燕石集》卷十四的《大中大夫陕西诸道行御史台治书侍御史仇公墓志铭有序》［4］（以下简称《仇濬墓志铭》）这两方墓志铭记载最为完整，现将其该家族世系、婚姻关系列表展示。

表1 京兆仇氏家族世系表

关于京兆仇氏的族属，《仇锷墓志铭》载“仇氏望陈留，谱云宋大夫牧之”，言仇氏家谱中记载族人为春秋时期宋国大夫仇牧之后。由此来看，仇氏似是汉人。然从宋到明，受欧氏谱和苏氏谱影响，士大夫家族多以小宗宗法为基础编纂宗谱，族谱中常常只能记录五代以内的先祖世系［5］93，谱中记录的春秋时期远代先祖，因年代过远多不可信。京兆仇氏在仇辅以前的祖先很可能已不可考，便只能根据金元时所使用的姓氏去追溯遥不可及的远代始祖。唐代以来编撰的姓氏系录，也为宋明后人追溯远祖提供了文献依据［4］9，促使同姓之家族祖先认同趋于一致。唐《元和姓纂》言“仇，宋大夫仇牧之后”［6］715，故唐郑熏撰宦官仇士良墓志铭时称“宋大夫牧以忠烈正直书于春秋，公实其裔焉”［7］4903。《仇锷墓志铭》亦将先祖与春秋时期名士仇牧相联系，至多只能说明该家族对仇姓起源的认可与当时社会流传的各类姓氏书记记载趋同，但并不能证明仇氏家族为汉人。

笔者认为京兆仇氏更可能是女真人，理由有二。其一，金朝确有一支改从汉姓仇氏的女真人。仇知罗、仇罗、仇尼道即从女真姓改为仇姓［8］，只是由于史料不详，其族已不可考。其二，仇氏家族最早定居在临潢，仇锷之高祖仇辅曾任金朝临潢县令。临潢为金五京之一，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突出，按照金朝任官“有兵权、钱谷，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的原则，选用族属为女真的仇辅较为合理。因此，京兆仇氏为女真人家族的可能性较大。

京兆仇氏前三代人物——仇辅、仇忠源、仇福皆生活于金朝，前述两方墓志对三人生平记载较略，仅存姓名与官职，下面略作考证。

第一代仇辅官任“朔平、临潢二县令”。金代朔平、临潢二县县令品级为从七品［9］1315。朔平县（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白塔子），属庆州管辖。临潢县（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为临潢府的倚郭县，属北京路［9］562。

第二代仇忠源任金定远大将军、兰州司法。第三代仇福则任金明威将军。定远大将军、明威将军分别是金朝从四品中武散官、正五品下武散官［9］1222。司法一职未见于《金史·百官志》，但金朝曾在各州置知法，掌断案刑名。兰州作为刺史州，管理旧“宋金城郡军事”［9］654，按制应有知法一名。宋代在地方设有“司法参军”官职，掌议法断刑，墓志撰写者赵孟頫页自幼生活在南宋故地，或许是因为对金朝官职不熟悉，才误将“知法”写成“司法”。

金元时期，仇氏家族的居住地经过了多次变迁。排除不可信的郡望“陈留”，京兆仇氏家族于史有证的第一个居住地是临潢，这里也是仇辅的任职地。到第二代、第三代的仇忠源、仇福时，这个家族可能居于兰州。兰州属金临洮路管辖，靠近西夏边界，为金夏战略争夺要地，战争频繁。金朝为了巩固已占领的兰州地区和防御西夏，组织女真人南迁，仇忠源、仇福可能因此南迁于兰州，并在兰州立下军功，从而得封武散官。到第四代仇德明时，为了躲避蒙金战乱而迁到京兆地区。此外，仇锷去世后，葬于大都宛平路夏庄，“其域距祖茔五里”。“祖茔”的存在，说明在仇锷之前仇氏家族应有其他分支葬于元大都地区或金中都周边地区。仇锷之子仇濬亦葬于大都以及仇济被称为“燕人”［10］431的记载，说明大都也是仇氏家族在元代中期较为重要的的定居地之一。

与曾祖、祖父和父亲分别在金朝出任文武官员不同，仇氏家族第四代人物仇德明未出仕，隐居于京兆城南的樊川（今西安市少陵原与神禾原间），自号“樊川处士”。据其子仇锷生年推测，仇德明在世年代应为13世纪上半叶，正值蒙古灭金前后。或许是出于遗民心态，仇德明不愿意出仕蒙古，但这并不影响其子孙在元朝入仕为官。现据墓志铭并结合现有仇氏家族成员仕进史料，对元朝仇氏家族成员的任职经历列表展示。

表2 元代京兆仇氏家族仕进表

如上表所示，京兆仇氏仕元者一共8人，其中第五代仇锷兄弟3人，第六代仇治兄弟4人皆入仕。诸位家族成员的入仕渠道不一，至少有受人举荐，学官入仕与国子监释褐三种途径。

仇氏家族成员举荐入仕途径有两种。第一种是由诸王举荐入仕，仇锷便是以布衣身份受安西王征召入仕。《仇锷墓志铭》载“至元八年，安西王时以亲王镇京兆，喜优纳人士”［18］456，而《元史·诸王表》载“忙哥剌，至元九年封（安西王）”［19］2736，从侧面印证忙哥剌在正式册封为安西王之前，便以忽必烈嫡子亲王的身份在京兆征召人才。仇锷因才能获得安西王赏识，“即试公武备寺寿武库使”［18］2285。武备寺“掌缮治戎器，兼典受给”［19］2284，武备寺寿武库使为正六品官职②。寿武库是至元十年（1273）由衣甲库改置［19］2285，因此仇锷由安西王属官入仕，应不早于至元十年。

至元十年四月，陕西四川行省废罢［19］1479，安西王府相府成为陕西和川蜀地区的最高军事行政机构，统辖在川蜀战场对宋作战的元军，对衣甲武器的需求量较大。安西王将能力突出的仇锷推荐至寿武库管理衣甲，确保了军事后勤物资的供应环节有自己的亲信参与。同时，据元廷“国家初以武定天下，故于甲兵所藏不轻授人”［20］281的原则，表明仇锷已获得朝廷的信任，从而完成了从诸王僚属到元朝正六品官员身份的转变。

除诸王举荐之外，亦有仇氏家族成员受朝廷重臣举荐而入仕。譬如仇濬于大德十一年（1307）受太保曲枢举荐而入仕。曲枢是爱育黎拔力八达的保傅，武宗继位后，晋封为太子太保，领典医院事。曲枢举荐仇濬，一方面可能是因其才学出众，“涉猎经史，通吏术”，有能力担任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的说书官，另一方面可能与仇濬时任中书参知政事的舅舅郝彬有关。

学官入仕是指地方学官任满且在经过考课后，出任非学官官职。仇浩早年曾任闻喜县学教谕和蔚州学正，教谕和学正作为“学官”，需处理州县学事和为学生授课。学官一般按直学—教谕、学录—学正、山长—府、州教授—诸路教授的路线升迁［21］67。各府州教授经两考六年任满后，按例迁转可出任县官或是诸路教授［22］303。从仇浩任职经历来看，他应是至正七年左右，经学官系统考核迁转为厌次县尹［16］。

与父祖不同，仇格极有可能通过国子生释褐而授官。至顺三年（1332），仇格为国子生，仇濬此时官至从二品。元朝规定从七品官员的子孙可入学国子监，仇格以父荫入国子学。国子生可通过国子学的公试而释褐出仕，选为六部令史，仇格有可能借此入仕任利用库副使。

从任职领域来看，京兆仇氏家族成员皆在行政与监察领域任职，暂无军事领域任职的记载。在元台察机构实行“自选”官员的背景下，仇氏家族政绩突出，清廉有望，促使台察机构官员多次推荐、选用该家族成员，如“御史廉得公（仇锷）威州巩昌数事，荐诸朝”。除仇锷以外，第五代仇铎、仇锐分别担任过云南、岭南广西等道的肃政、廉访副使，第六代仇濬官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从二品），可见该家族在地方监察领域任职经历丰富。

在官员品级上，第五代家族成员最高是正四品的官职，到第六代家族成员仇济、仇濬二人已官至正三品，属高级官僚，展现了元朝京兆仇氏家族政治地位逐步上升的趋势，但除二人之外，其他家族成员多担任地方或中央中品级职务，因此整体上来看京兆仇氏仍为元朝常见的中级文官官僚家族。

仇氏族人无论在地方或是在中央任职，都有较为突出的政绩，为官尽职尽责，深受朝野称赞，其政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宽政爱民、莅政有方。仇氏家族成员在处理或监察地方事务时展现出为政爱民的政治才干，关心民生，爱护地方百姓。仇锷于至元十五年（1278）任威州知州时，曾阻止县吏李子秀对疑犯施笞刑，争取三日时间，调查真相为其正名。在福建任职时，“行省臣有以采银为利献上者，朝廷下其事，设官赋民，而地实无矿”，行省官员欺上瞒下使得当地民众不得不“贵市入输”，仇锷“急劾闻”，上书朝廷，要求罢免该役，减轻了百姓负担。

仇治在至元初年任嵊县尹时，达鲁花赤马合麻纵容暴吏伤人，他惩治暴吏，“治逮逋数十辈械府，悉论罪”，最终被马合麻诬告而免官［11］726，为政“折豪右，扶细弱”。仇治改任德清尹时，“前政纰缪，邑无善状”［12］347，革除弊政，整顿刑狱，以身作则，廉慎自持，一心为公，《德清县志》叹其“颇有包孝肃之风”［12］347。

仇济任黄陂县尹期间，“以清慎著名，事无大小，决断如流，邑人思之祀”［13］463，使得黄陂人民感念其恩德，为其立碑记事。

第二，纠察不法、不畏权贵。仇氏家族成员多人在监察领域任职，担任过地方的提刑按察副使或肃政廉访副使，其中以仇濬从事监察事务的记载最详。泰定元年（1324），仇濬以从五品奉直大夫拜监察御史，逢当朝参知政事杨廷玉贪污，台臣在朝廷上逮捕杨廷玉。时宰相倒剌沙专权，想要包庇其党羽杨廷玉，“悉诬台臣罔上，欲置之重辟（台臣）”［19］4194，仇濬不畏权势，上言抗疏：“御史台职专纠劾，今宰相欲变乱祖宗法，不可。”元代名儒张起岩亦因此事多次陈奏，为台臣辩解，“事乃得释，犹皆坐罢免还乡里”［19］4194。

泰定二年（1325），多地大雨，“会地震、蝗旱，灾异逾甚”［4］219，元廷因灾议政，御史大夫仇濬与同僚上书言“陈缺政”，弹劾宰相倒剌沙专权，执政有失，倒剌沙不悦，“激天子怒”，逮捕“治书侍御史苗某、治书侍御史蔡某”入狱，反而使得监察系统官员遭受沉重打击［23］9，仇濬上交印信，戴罪在家，“泰然以处”，后被释放。

第三，化民有礼、兴办学校。至正二年（1342）前后，仇济任晋宁路总管时主持重修了本路庙学，“今总管仇侯理棼举坠，劭晨教学”［10］431，同时他还设立了乡贤祠，以宣扬儒家礼学。

此外，仇济还参与了元朝岳镇海渎祭祀。元制，岳镇海渎所在地由地方每年举行一次祭祀［24］138，地点较远的山川河海则采用遥祭方式进行祭祀。怀庆路孟州济源县是祭祀济水和遥祭北海的地点之一，“立冬日遥祭北海于登州界，济渎于济源县。祀官，以所在守土官为之”［19］1902。仇济身为怀庆路总管，负有祭祀的职责，曾与奉旨代祀北岳北海济渎南镇的使臣、翰林侍讲学士爱牙赤，集贤直讲学士揭傒斯共同祭祀济水与北海，“以羊一豕一祭于济渎，仍以是日望秩北海于庙之北，如济礼”［15］522。

总的来说，仇氏家族成员都有较好的政治才干和个人修养，在处理地方行政事务时，恪尽职守，为人公正，特别是仇治任德清县尹和仇济任黄陂县尹时的所作所为，让当地人民为他们树立了去思碑。

社交网络是衡量一个家族社会和政治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包括同乡、同门、同僚、师生、婚姻等关系。限于资料，本文主要从交游与婚姻两方面探讨京兆仇氏家族的社交网络。京兆仇氏作为元朝文官家族，其交游对象主要是在朝文官，其中不乏元朝著名的文人士大夫。

元朝初年，“异时论至元间，中州人物极盛，由去金亡未远，而宋之故老遗民往往多在”［25］374，江南地区金宋遗民常举办文人雅集活动。仇锷于至元末赴闽海任职，道经江南，弃官后留居高邮一带，于时积极参与文人雅集，与当时江南文坛大家交往唱和，其交游对象知名者有鲜于枢、赵孟頫页、柳贯。

鲜于枢（1257—1302），字伯机，至元间以材选为浙东宣慰司经历，后改江浙行省都事。鲜于枢常在其寓所举行文人雅集，仇锷专为其在江浙停留数月，“彦中（仇锷字彦中）廉访公还自南闽，尝为伯机留连旬月”［25］374。

赵孟頫页（1254—1322），字子昂，元世祖时被授予兵部郎中一职，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仇锷在浙江停留期间应该与赵孟頫有过交集，时逢赵孟頫页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回到吴兴［19］4021，“时赵子昂解齐州归吴兴，颇亦来从诸君宴集”。元中丞王士熙《题鲜于伯机与仇廉访帖》亦言“赵公子明日欲过寒舍看书画，廉访（仇锷）相公能一来焚香弹琴亦佳”［26］544，两人一起鉴赏书画，弹琴聊天。延祐六年（1319），即仇锷去世8年后，仇治请托赵孟頫页撰墓志时，赵孟頫页言“矧专记撰，尚何容辞”。

柳贯（1270—1342），字道传，“始用察举为江山县儒学教谕”［19］4189，至正元年被召为翰林院待制。柳贯与仇锷相识交好，对其致仕生活有所了解，言“廉访公居高邮，疾病，舁医扬州，死”［25］374。在柳贯所著《柳待制文集》中也收藏一篇《福建仇公墓志铭》，内容较之赵孟頫页文略有差异。

仇氏家族第六代仇济、仇濬也都是较为出名的文人，二人与文坛名流交往地点主要是在定居地大都，交往较密切的人物则有许有壬、胡助、宋褧等。

许有壬（1286—1364），字可用。大德十一年（1307），许有壬至京师，“识仇濬公哲于京”，“继识其兄济公度，与之交如其弟，久益厚”［14］434。许有壬应是在仇濬游历京师时与之结交。之后，许有壬又因仇濬缘故结交其兄仇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仇济与许有壬常在一起鉴赏画作并多次为画作题词。许有壬先后为仇济所藏《李伯时六骏图》《首阳采薇图》题词，并为《奎章阁记赐本》题款。许有壬还曾为仇济作画像赞。［14］722此外，仇济在晋宁路总管任内主持修建了晋宁路乡贤祠堂，许有壬为之撰写了《晋宁路乡贤祠堂记》，足见二人情谊深厚。

胡助，字履信，一字古愚，号纯白道人，官至太常博士。胡助“少年读书山中，尝顔所居之斋曰古愚”［27］669，在京师时停留期间，“与今平阳守仇公公度相知甚厚，公是时亦号古愚”［27］669，与仇济相识相知。仇济后更号为如愚，“谓以古之愚号独归于其友胡助”。胡助曾分别为仇济、仇濬两兄弟作画像赞［27］668-669。在胡助致仕归家时，仇济亦做诗相赠［27］668，曰：

先生名遂几人似，不忍分襟出国门。

屡典文衡承大惠，常挥史笔被皇恩。

乾坤清气词章灿，馆阁香风姓字存。

今日荣归居远碧，好传道业付儿孙。

宋褧，字显夫，大都人，泰定元年中进士，官至翰林直学士，文学造诣与其兄宋本齐名，时称“二宋”。在仇济寻访朝中名流为仇氏《训子诗》作评价时，自然不会忽略宋褧，宋褧便言“公度（仇济）持以求诗”。仇濬去世后，宋褧应仇濬之子撰写墓志铭的请求，“予不文，哀存殁义，诺之”［4］219。

除了宋褧，还有其他元代文人曾为仇氏《训子诗》撰序跋诗文。如戴表元言仇氏族人“携其祖云轩仇先生训子诗卷见示叩之”［28］373，作《题陈留仇公训子诗后》。马祖常作诗《题仇公度所藏先世家训手泽》，对仇氏家族子孙和传承赞叹道：

斗南人物论，仇氏尔为先，

晔晔文华在，绵绵世美传。

庭趋元猎较，禄养有圭田，

感慕吾亲志，临书泪迸泉。

上述这些关于仇氏《训子诗》序跋诗文的创作，一方面扩大了仇氏家族的交友圈，与名人雅士形成唱和之谊；
另一方面可展现仇氏家族的家学深厚，彰显家族底蕴。

封建时期，官僚家族的婚姻往往能够反映其家族地位和社会关系［29］114。在娶妻方面，从《仇锷墓志铭》可知，仇锷本人凡两娶，先夫人为霸州郝氏，郝德义之女——“赠荣禄大夫、大司徒、蓟国公、谥孝懿，讳德义女”。元朝名臣郝彬墓志记载“考赠荣禄大夫、司徒，谥孝懿，并追封蓟国”［30］226，可知仇锷妻郝氏应是郝彬的姐妹。

郝彬，字景文，霸州人，年少为真金宿卫，“世祖初，年十六，充太子宿卫”［19］4000，历任扬州路治中、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后因改革盐法有功，大德八年（1304），“正授工部尚书，改户部尚书。至大元年（1308），拜中书参知政事”［30］226。大德十一年（1307），身无官职的外甥仇濬去投奔时任户部尚书的舅舅郝彬，“会舅氏故中书参知政事郝公拜户部尚书，挈还京师”。或是因为郝彬的照拂，仇濬继而得到太保曲枢引荐，“太保曲枢引见便殿，有旨侍仁宗，说书东宫”［4］219，仇濬得以侍奉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

仇锷继夫人为粘合氏。粘合又称粘割、粘哥、粘葛［31］125，为金朝女真黑号姓氏之一［9］1230。元初中原地区仍有粘合氏，著名人物便是元初左丞相粘合重山，“粘合重山，金源贵族也”［19］3465。据此推测仇锷继夫人粘合氏应是女真人。

在嫁女方面，第五代仇锷共有五女，除一女未婚配外，其余四婿的姓名与官职均被记载在墓志中，分别为：“程博，组锦局使；
吴焘，中书省掾；
卢亘，翰林待制、承务郎、兼国史院编修官；
姚庸，奉训大夫、户部员外郎。”［18］465

程博，任组锦局使。《元史·百官志》中未有“组锦局”这一机构，却载有“绫锦局”与“纹锦局”，两局均“秩从七品，大使一员”［19］2263。墓志作者可能误写了程博的官职名，笔者推测程博为从七品官员，但不能判断真正的任职机构。

卢亘，字彦威，濮阳人，为卢克柔长子。年幼好学，二十四岁时“以拟著《滕王阁记》受知姚牧庵，荐为国史院编修官”［26］325，受姚燧推荐为国史院编修官，历任翰林应奉、修撰，丁父忧后除翰林待 制，“文 章 事 艺 见 称 一 时”［32］753。延 祐 元 年（1314）卒，早逝。

姚庸，任奉训大夫、户部员外郎。奉训大夫为从五品文散官，户部员外郎为从六品官职。柳贯文集中记载姚庸为“承德郎中书省检校官”［18］465。中书省检校官，“至元二十八年立”［33］，为正七品官职，“掌检校左右司、六部公事程期、文牍稽失之事”，说明姚庸官职应经历了升迁。

第六代仇济将女儿许配给许有壬之子许桢，“有壬亦投劾归，不揆非偶，为小儿请婚。公度（仇济）不鄙，二姓之好遂合”［14］434。许桢，又名燕山，字元干，至正年间任秘书郎，应在1353年与仇氏结婚，育有一子寿，一女福润［34］33。

据京兆仇氏的通婚情况可知，京兆仇氏比较看重通婚对象的政治地位，但不限制通婚对象的族属，如仇锷先娶汉人郝氏，后娶女真人粘合氏。在嫁女方面，仇氏之女的婚姻对象皆在元朝担任文官职务，卢亘与许桢都有较高的文学造诣，许桢之父许有壬更是元朝的儒学大家，表明仇氏家族在元朝文人群体中有一定的地位。

京兆仇氏的交游网络和婚姻关系皆与元代文人官僚联系紧密，京兆仇氏是元朝士人文化圈的重要参与者。仇氏家族将文人官僚作为主要社交对象有利于维系其家族在元代文人群体中的地位和声望，扩大在元代士人文化圈中的影响力。

京兆仇氏是金元之际女真人家族，表现出较多汉化和儒化迹象。京兆仇氏原居临潢，后迁徙至京兆，与汉人杂居。入元后，京兆仇氏将汉人仇牧作为始祖认同，其交游与通婚对象也多是汉人，在与汉人长期交往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受汉文化熏陶，从姓名、取字、丧葬等方面接受了汉习俗，作为女真人家族的京兆仇氏渐渐融入汉族群体，是元代民族大融合的例证之一。

注释：

①孙宝文编《赵孟頫页书〈仇锷墓志铭〉》，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该书“出版说明”提到该墓志铭是赵孟頫页流传至今的楷书作品之一，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仇锷墓志铭》具体内容详见苏天爵编《元文类》，安徽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331页；
赵孟頫页：《赵孟頫页集·福建廉访副使仇公神道碑》，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65页。

②《元史·百官志》载“至元二十一年，改（武备）监为（武备）寺”，武备寺这一机构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前还未设立，但至元十五年（1278）仇锷便由此转任威州知州，应是墓志撰者沿用当时的机构名称。见宋濂等撰《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2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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