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媒介逻辑探赜

董扣艳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总会受到客观现实条件制约。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综合介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了意识形态治理的手段、方法和理念，促使数智赋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路径。笔者拟从治理现代化视角出发，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意涵及其媒介向度，着重把握媒介技术运用与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耦合关系，并揭示数字中国建设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媒介逻辑的发展走向。

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的现实要求，也是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媒介逻辑，首先应在学理层面阐释清楚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动因和基本意涵。

(一)科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哲学思维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通常会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是指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方法和途径，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效果的治理实践。根据唯物史观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认识，不同历史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现实条件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形成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逻辑的不同认识。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规律，就是揭示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实践特征和发展走向。

首先，应树立生成性思维，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实践和理论创新。“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1]26。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成果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实践逻辑在整体上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和协同化等新的特征，促进互联互通、整体智治和协同增效已成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基本趋势。与之相应，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学理探究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治理实践的创新不断向前推进。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思想政治教育范畴[2]和范式[3]创新发展、区块链技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预测力[4]以及大数据分析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5]等方面展开了前瞻性研究，形成了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理论成果，为进一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实践创新和效能提升指明了发展的方向、思路和着力点。

其次，应树立系统性思维，将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纳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观框架中进行整体考量与推进。一直以来，思想政治工作在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都发挥着生命线作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不仅关涉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创新发展，更关涉国家治理的整体效能提升，强调通过思想文化领域的治理，来促进其他各个领域治理效能的跃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1]23作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19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创新社会治理结构，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也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还要吸纳新理念、新思路，善用新技术、新手段，“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6]。

再次，应树立辩证性思维，全面把握数字智能技术给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顶层设计和具体实践中，要坚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既要看到数字智能技术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其不利的一面；
既要看到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优势，也要看到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既要看到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媒介化发展的机遇，也要看到其存在的风险和挑战。准确把握数字智能技术运用和意识形态治理的内在联系，聚焦意识形态治理的主要任务，发挥数字智能技术的传播优势，以数字智能技术赋能意识形态治理水平的提升。正确认识数字智能技术影响下意识形态治理的复杂性，加强意识形态的风险预测和监控，把握意识形态治理规律，建立健全意识形态治理机制，有效规避技术风险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立足新发展阶段的意识形态安全要求，找准意识形态治理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重视社会生活不同领域意识形态治理的差异性，把握治理重点，在意识形态风险关键点和症结点上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智能数字化情境下对社会成员的有效思想政治引领。

最后，应树立科学性思维，以数字智能技术为支撑，在整体上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科学化水平。思想政治教育的施教者和受教者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体，是社会生活中的人。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施教者的思想、意志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实践的发展走向，而受教者的性格特征和需求偏好也会影响教育实践的呈现样态。在这个意义上，“人治”是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显著特征。作为一项“做人”的思想工作的特殊教育实践，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必然围绕着人的需求展开，并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遵循。同时，也应注意到“人治”也存在着随意性和多变性等弊端，在以“人治”为主的阶段，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极易受到施教者的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克服“人治”的弊端，利用数字智能技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科学性。当前，大数据、区块链和云计算正在不断被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决策的过程中，大规模的数据集成和数据共享实践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治理边界，从中析出有价值的信息，帮助形成科学的教育决策，有效避免“人治”的弊端。

(二)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要义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和新挑战。需要从治理目标、治理任务和治理结构等多方面着手，全面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要义。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促进实现人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价值指向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导向是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将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作为手段，推动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强调物质文明的现代化，而且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重视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实现人的精神富足。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要重视解决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社会思想问题，促进提升人的精神幸福指数。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展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和丰富性等特征，不仅对文化产品的数量和种类的要求越来越多，而且对文化产品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快捷，其从海量信息中获得精神满足感的重要路径就是超越信息内容本身，过渡至更深层次的解疑、释惑层面，进而弄懂“为什么”和“怎么办”。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特别是更高水平、更加多样的精神文化需要，如何通过有效治理进一步推进人的思想观念现代化、培育涵养文明理性的现代人格，是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当前，中国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再加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形势，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复杂多变。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打着“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旗号对中国实施“污名化”攻击。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各国人民正在努力携手共同抗击疫情。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和中国效率，以及为维护全世界人民健康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与此同时，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毫无根据地将新冠病毒命名为“武汉病毒”和“中国病毒”，并据此提出“中国道歉论”，要求中国为全球疫情“买单”，妄图借此机会再次抹黑中国。究其本质，“中国道歉论”是“中国威胁论”的翻版，既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感到恐慌的表现，也是其借助污名化言论抹黑中国意识形态的操弄策略。如何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了解并理解中国，如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效抵御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渗透，是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必须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在国内意识形态斗争方面，社会全面转型所造成的利益格局调整加剧了思想观念碰撞和价值观念冲突。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泛娱乐主义、网络民粹主义和科技本位主义等多元社会思潮通过各种途径对社会思想文化进行渗透，特别是由于移动互联网普及而形成的便捷化信息传播格局，加剧了多元文化和多元思想的大碰撞，使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在人人拥有话语权的互联网时代，文化生产的主体和诉求表达的渠道日益多样化，加剧了社会舆情监测和舆论引导的难度，迫切需要意识形态工作的思维理念和实践策略来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尽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但是这种斗争却在无形中助力形成了一种促进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危机倒逼机制。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和改革开放史，“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运动，实际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念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动力”[7]。掌握“危”与“机”的辩证法，善于将一时的危机处境转化为长远的发展机遇，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断与时俱进、提质增效的制胜法宝。面对新形势下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局面，要继续用好这一思想法宝，将危机转化为推进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新机遇和新创造，不断开拓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的新业绩和新境界。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是实现治理结构转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在内的社会治理体系逐渐呈现出结构导向型特征，更加强调治理方式的多样性、治理结构的合理性以及治理过程的科学性。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不仅是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更是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由于数字智能技术为社会公众创造了表达思想观点的渠道，导致传统金字塔型的信息传播“把关人”机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灵”。如何有效应对网络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和去层级性特征，在畅通多元价值表达的同时维护好意识形态安全，是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结构转型必须有效应对和处理的关键问题。从实践进路上来看，科学合理的治理结构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手段，也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预期价值目标的条件保障。随着数字智能技术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结构科学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数字化转型，即通过综合运用数字智能技术加强科学管理和精准施策，整体提升实际治理效能。

在数字中国建设进程中，媒介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深刻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实践逻辑。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媒介化发展，以数字智能技术为牵引来推动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

(一)数字中国战略与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数字转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发挥数字智能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制定了一系列以数字驱动社会治理转型的政策。2016年，党和国家基于全球信息化浪潮向全面渗透、跨界融合、加速创新和引领发展阶段过渡的新形势，深刻预见到一个国家能否在信息化上占据制高点，决定了其能否在国家综合实力竞争中掌握先机、把握主动和赢得优势。出于这一考量，中国把信息化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将信息化贯穿我国现代化进程始终，加快释放信息化发展的巨大潜能，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加快建设网络强国”[8]。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科技对于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建设的战略意义，要“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9]，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科技支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单列出来，将技术和数据放在同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强调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9]，助力政府提升行政管理效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秉持以数字化驱动现代化的逻辑，将数字中国建设正式确立为“十四五”期间的重要任务，提出要“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10]。纵观上述政策的发展与演进历程，数字智能技术在中国社会治理中的战略作用日益突出，由数据驱动的社会治理不断向更加科学的智能化水平过渡，成为国家推动实现社会高效治理的重要举措。

在这一进程中，作为社会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也充分运用了数字智能技术，有序推动了整个治理过程的现代化转型。在治理理念方面，更加强调互联互通、整体智治和协同增效。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也是成就“中国之治”的重要法宝。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过程要继续传承好、发扬好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良传统，系统树立“大社会观”和“大治理观”，促进线上线下各方社会资源协同联动，充分实现治理效能的最大化，将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治理优势。在治理手段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更加注重运用新的数字化技术，更加重视发挥新一轮科技革命成果在增强教育过程生动性、吸引力和参与度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不断尝试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来营造沉浸式体验，在激发教育实践者情感共鸣的基础上提高教育实效性。同时，不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逐渐探索将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技术运用于教育实践的群体画像、需求分析、信息匹配和舆情监测等教育管理过程中，有效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科学化水平。

(二)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效度

以数字智能技术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实现治理效能的整体提升，首先需要从理论层面阐释清楚技术赋能教育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第一，技术能够以外在的方式驱动教育对象朝着教育目标预期的方向发展。在全媒体传播场景下，信息传播超越了时空限制，数字智能技术极大地拓展了教育施教者和受教者的能动性，为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创造了条件。第二，技术更新了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资源和条件，深刻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治理的广度、深度和方向。当前，数字智能技术正逐渐嵌入国家治理的整体架构中，推动智能治理贯穿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数据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资源。经过对数据的采集、分析和研判，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过程将更加科学化、精准化和高效化。

在实践层面，加快数字中国建设的基本前提是，社会系统具有可以通达全民的基础性设施。当前，互联网发展已进入移动化、个性化和智能化的Web 3.0时代，5G、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技术逐渐成为社会“新基建”，全面融入社会生活，深刻影响着社会公众的思想观念和行动逻辑。“国家治理现代化，需利用技术的杠杆撬动作用，实现对国家治理效率和效果的优化，达致公共利益最大限度的善治。”[11]以数字智能技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显著优势在于，能够充分发挥数字化媒介作为基础设施的服务功能，优化意识形态治理的结构和体系，提升意识形态治理的能力和品质，最大限度地实现“善治”目标。意识形态治理的“善治”，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底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不优越，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过程公平不公平、效果好不好，群众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二是坚持把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化解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利用数字智能技术的精细管理和精准监测等优势，预先感知、及时发现、实时监测并有效化解各种潜在的意识形态风险，筑牢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制度之基。同时，以意识形态安全为保障，以数字化赋能为牵引，不断开创“中国之治”的新境界。

(三)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限度

尽管数字智能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但是技术治理与治理现代化并不是两个直接对等的概念。“技术治理作为推动治理现代化、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工具，其本身并不必然具备现代化特征。”[12]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实践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科学高效的技术手段支撑，技术治理是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然而，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和模式，技术治理并不是万能的，其间也可能会存在由于技术失效而导致治理偏差等问题。基于这一认识，通过数字智能技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势必会存在一定限度。在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实践中，就出现了一些由于过度推崇技术工具理性而出现的治理新困境。以大数据的算法推荐技术为例，算法根据个体的信息接受偏好有针对性地推荐信息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教育信息传达的精准度和匹配度；
但是，基于算法推荐的信息内容高度同质化，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受众的信息“审美疲劳”，使受众困于算法推荐技术营造的“信息茧房”之中。这种单一化的信息内容接触还可能致使受众视野窄化和观念固化，不利于多元社会价值观念的有效整合。

英国著名技术哲学家Pacey指出，只要认识到技术是非中性的，总是涉及价值观，“我们就能更好地看到技术的哪些方面与文化价值相联系，哪些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是独立于价值的，我们就能更好地把技术看作一种人类活动，而且还可以认为它涉及组织的和非精确的价值观所特有的模式”[13]。因此，在理解技术治理时，不仅要看到自然科学层面的技术，更要认识到其中也蕴含着人文社会层面的治理技术。作为一种以意识形态教化为基本任务的特殊教育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活动的显著特征就在其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这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不是单单强调数字智能技术手段的应用，而是要将人文关怀和政治价值传播贯穿始终。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要避免以单一工具理性来审视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区块链等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的应用，注重从社会意义层面考察数字智能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的深刻影响，特别是给意识形态治理带来的新变化和新挑战。在全球信息化和数字中国建设的背景下，意识形态治理面临着复杂的风险与挑战，需要进一步探索超越技术治理的单一工具理性限度的有效路径，利用数字智能技术的超前预测、精细管理和精准施策等优势，更好地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媒介逻辑是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实践逻辑在数字化生存背景下的具象体现。随着数字中国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整体智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确立媒介逻辑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趋势。

(一)克服两种错误的技术认识倾向

根据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人们对技术的认识会反作用于社会实践。有什么样的技术观，就有什么样的治理观。人们对于数字智能技术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实践思路和实际效果。因此，确立整体智治的媒介逻辑，要克服两种错误的技术认知倾向，理性看待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治理中的作用。

第一，克服“重价值、轻工具”倾向。自现代信息技术引进教育实践之日起，社会各界关于技术工具理性掩盖教育价值理性的批判就不绝于耳。尽管教育信息化实践不断发展，教育理论的发展却并未跟上实践发展的步伐。受人本主义教育理念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实践中仍存在着一种只强调人文价值而排斥技术手段应用的倾向，忽视甚至无视技术元素对教育过程的深刻影响。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大规模的在线教学成为一种新的教学形态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直以来人们忽视技术在教育价值发挥中的重要作用的现状。越来越多的教育实践者认识到了以教育信息化驱动教育现代化的可行性，尝试借助数字智能技术的传播优势来改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说教意味浓、互动性不高以及体验感不强等问题，以促进意识形态教化效果的提升。

第二，克服“重数据、轻人文”倾向。在社会整体智治的发展趋势下，数据是教育实践者进行精准研判和精细管理的重要依据，也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治理的重要资源。尽管如此，仍需客观理性地看待数据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的作用，不能陷入“数据至上”或“唯数据论”的误区。归根结底，这种由于对数据的绝对推崇所导致的“唯数据论”现象是技术中心主义思想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数据逻辑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使得人类开始面临高度依赖数据的技术异化风险，同时还很有可能引发“数据独裁”风险。一旦把数据作为制定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方案的唯一决策依据，那么数据指标将取代人的体验；
一旦把数据是否“可观”作为衡量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效果的首要依据，那么人文价值将被数据逻辑所遮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需要从量和质两个层面入手，充分用好数据资源。在量的层面，要确保数据采集的精当性，避免因为错误或无效的数据采集而误导决策；
同时，还要避免因过度的数值崇拜而导致的技术异化现象。在质的层面，要认识到数据之间充满着质的差异，能够透过表面的数据语言洞察其背后蕴含的人文价值，充分发挥数字智能技术在提升意识形态教化吸引力、体验感和实效性中的作用。

(二)构建柔性的意识形态治理范式

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是一种柔性的治理方式，解决的是社会公众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一 种意识形态治理，这种治理方式对于其他治理方式而言是具有引领性的。何为意识形态治理？就是基于信仰、价值观和伦理的一种软治理方式。”[14]在去层级化的网络信息传播格局下，要实现预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能仅依靠经济规律或政治动员，还要借助各种柔性的治理方法和手段。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向纵深发展的基本态势下，社会治理越来越强调发挥柔性机制的重要作用，强调借助软治理方式来加强对社会公众政治理想、思想道德和文化观念等方面的柔性约束与引导。整体而言，柔性的意识形态治理范式是自治、德治和法治有机融合与相互作用的产物。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治理意味着把自治、法治和德治有机融为一体，构建起一种更加高效的柔性意识形态治理范式。

在上述治理手段中，自治和德治是柔性的治理手段，而法治作为法律强制力的体现，则更多作为刚性的治理手段来发挥作用。近年来，随着数字智能技术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广泛渗透，隐私泄漏、网络诈骗和直播乱象等社会问题频现，一些严重的网络意识形态问题甚至危及国家安全，对此，迫切需要从法律层面明确意识形态治理的主体责任，加大对网络违法问题的惩治力度，利用法律威慑力为柔性的自治和德治保驾护航。与此同时，法治本身也蕴含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需要在自治和德治的支持下进一步提升治理温度。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参与法治过程的程序是否公正、流程是否便捷以及利益关切是否得到满足等，都将影响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通过大数据技术的精准定位和数据集成共享功能，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由“大水漫灌”模式逐渐向“精准滴灌”模式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要不断探索把当前社会基层治理中的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的建设经验应用到虚拟空间中，用活用好大数据技术，建立健全虚拟空间的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于细微处了解群众需求，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提升群众对柔性意识形态治理的认同度、支持度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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