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中国行动——以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外捐赠为例

尉建文， 马京莎， 白云真， 韩自强

(1.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 北京 100875；
2.中央财经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1；
3.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 青岛 266200)

在风险全球化时代，全球公共卫生事件频发，尤其是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甲型H1N1流感、埃博拉等病毒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主要非传统安全挑战。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演变为一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极大地威胁着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然而，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在疫情应对过程中，表现出反应迟缓、合作困难、成效有限等问题，凸显了解决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世界各国需要站在全球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生命健康问题，需要反思如何加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以更好地确保人类生命安全，形成一个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1-5]。

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2020年5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一充满民本关怀和智慧的中国理念，科学回答了当前如何开展抗疫的国际合作、未来全球公共卫生如何治理的重大时代之问(1)习近平，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http:∥www.people.cn。。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具体体现，承继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思想，将人类卫生健康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保障全人类共同的卫生健康福祉，是新时期全球卫生治理进程中奋发有为的中国行动[6-10]。

中国政府倡导的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不仅仅是理念和行动倡议，更表现在富有成效的具体实际行动中。中国在国内疫情率先得到有效控制后，主动从全球抗击疫情的最前线转变为医疗资源生产的大后方，在抗疫经验分享、医疗物资援助、科研攻关等方面积极行动，努力推动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据《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显示(2)截至2020年5月底，中国共向27个国家派出29支医疗专家组，已经或正在向15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
指导长期派驻在56个国家的援外医疗队协助驻在国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向驻在国民众和华侨华人提供技术咨询和健康教育，举办线上线下培训400余场；
地方政府、企业和民间机构、个人通过各种渠道，向15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捐赠抗疫物资。，中国政府量力而行，在国际社会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刻，积极对外开展了各类捐赠和援助，体现出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但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一些人士对中国提出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存有质疑或芥蒂，或甚认为中国试图以此输出中国价值观，误认为中国的援助实际是为满足自身战略目标和经济需求，无视中国“不干涉内政”“不附加条件”等原则，漠视守望相助的生命关怀。某些国家以“零和思维”(3)零和思维(zero-sum mentality)是博弈论里的一个概念，意思是双方博弈，一方得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吃亏，将胜负双方的“得”与“失”相加，总数为零。看待此次疫情，指责中国借机施加影响力，高调宣传“要争夺世界领导权”，将新冠病毒与特定地域相联系，对中国加以“污名化”，给中国对外援助贴上“抗疫政治化标签”[11-12]。

面对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和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学界亟需努力构建对外援助话语体系，不断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让全世界不仅“听到”“听清”，还要“听懂”中国援助故事，增进世界对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理解和认同。基于此，本研究使用中国外交部等官方公开数据，采用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从生命安全观和正确义利观的角度，探究中国政府对外捐赠的主要影响机制，分析其背后隐含的内在逻辑，讲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外捐赠的中国故事。同时，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对外捐赠，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中国行动，既是对生命安全观的最好诠释，也是对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交往理念的具体反映，并为全球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提供了中国方案。

全球化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不仅是刻不容缓的治理实践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理论创新问题。为此，本研究聚焦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历史性进程中的中国援助实践经验，既要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挑战提供智力支持，也要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理论与方法创新。唯物史观强调从主体意义上把握作为类本质的人所处的客观现实，注重人的基本需要、生命再生产以及知识再生产等[13]，而生命安全需求正是人类最基础需求，包括对外援助在内的人类行为必须着眼于解决生命性存在及其物质生活之间、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正确义利观是中华民族践行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利益观的新发展[7]。

(一)生命安全观

全球化时代的生命安全治理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进行的总体性治理。生命安全不仅是个体健康问题，同时也是国家安全问题。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共同的安全威胁，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14]。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正式提出之前，中国政府已经积极践行生命安全观理念，帮助世界各国应对公共卫生事件。1963年始，中国政府就以援外医疗队等方式开展跨国卫生合作与健康援助；
至1978年底，中国已向30个非洲国家派遣了医疗队[15]。近年来，伴随全球诸多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中国政府对外援助在应对全球卫生危机中的作用日益凸显。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传播以来，中东地区受疫情影响严重；
同时，由于其自身应对公共卫生危机能力不足，面对有限的医疗资源和疾病防控能力困境，中国等国家先后向中东地区提供了医疗卫生援助。2014年，埃博拉疫情在西非地区蔓延，表明了脆弱的公共卫生体系和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其难以满足人类生命安全的基本需求，成为影响国家对外援助的重要因素[16]。

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地冲击和威胁着人类生命健康和安全。在这场全人类与病毒的战争中，中国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17]。2019年6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致信中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景，也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4)习近平致信祝贺博鳌亚州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开幕，http:∥hea/th.people/com/cn/nl/。。把人类健康利益放在第一位，维护中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尊重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是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实质上是在全球价值取向的基础上，让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人们能够更好地聚合起来，参与到人类生命安全问题的治理中[7]。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蕴含人类健康的价值旨趣，旨在推进人类健康平等，增进人类健康福祉。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成为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挑战之时，中国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是对人类生命安全的回应，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定位，力尽所能地使人民获得高水平的医疗保健和实现健康权利所需的基础条件。因此，中国一直积极向世界各国提供抗疫物资和人力支持，主动分享抗疫经验和知识，在联合抗疫中推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18]。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

研究假设1：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越严重、生命安全需求越强烈的国家，中国政府越倾向对其进行援助。

(二)正确义利观

正确义利观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和丰富，在经济全球化、区域发展一体化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中国正处在从地区大国迈向全球大国，进而迈向世界大国的征程之中，必须正确处理和对待“义”与“利”的关系，重视道义与责任，而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身处全球风险社会，维护全球共同利益和自身国家利益，已成为影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形塑着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格局。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运行的基础，是满足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需求，体现了民族国家对自身收益和权利的追求，同时，不同的国家利益观及其概念性内涵，是解释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依据，是影响政府对外援助行为的关键，是服务于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目标——国家利益的合理化[19-22]。中国只有恪守互利共赢原则，找到利益的交汇点和共同点，秉持正确义利观，才能使国家发展之路走得更远。

正确义利观强调义利相兼、以义为先，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坚持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义”反映的核心理念是，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23]。在对外关系中，中国始终坚持友好互助原则，充分体现出情感逻辑在国家间交往行为中的作用[24-25]。在公共卫生领域，中日韩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在应对非典和禽流感疫情中，建立起共同应对流感大流行的区域合作机制，相互援助以减轻传染病大规模蔓延带来的影响[26]。在西非地区出现埃博拉疫情以后，由于中非双方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往来，中国向非洲提供了大量物资支持，维护了国家间友好与信任关系。基于此，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华民族是懂得感恩、投桃报李的民族，始终铭记国际社会对中国抗击疫情的理解和援助，积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提供支持[17]。中国政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积极开展对外援助，与世界各国携手面对这场危机与挑战。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

研究假设2：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与中国有援助关系的国家，中国政府越倾向对其进行援助。

中国政府坚持正确义利观，恪守互利共赢原则，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27]，并在全球变局下，全方位构建“利益汇合点”“利益共同体”，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特色。中国政府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卫生健康共同体，强调维护人类共同健康和安全，更强调要将本国利益、他国利益与人类利益更好地结合，寻求在各国国家安全利益、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等利益交汇点中，不仅形成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更形成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8]。面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国家援助成为应对危机的重要方式。基于共同利益的考量，中国对外援助更倾向集中在与援助国地缘联系紧密、有良好国际交往关系的国家[28-29]。2014年，西非地区出现埃博拉疫情以后，各国向非洲提供了物资现汇和人力援助，因为任何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都不得不面对传染病大规模蔓延的风险，出于自身安全利益的考虑，对外援助是降低风险的最有效路径[30]。

研究假设3：与中国利益联系越密切的国家，疫情期间中国政府越倾向对其进行援助。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各类公开数据库及官方网站，其中的捐赠信息来自中国驻各国大使馆、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及人民日报(5)指除中国以外的世界196个国家及地区，包括192个联合国成员国，以及梵蒂冈、纽埃、巴勒斯坦、库克群岛；
中国政府对外捐赠数据来源于中国外交部官网中国驻各国大使馆官网，https:∥www.fmprc.gov.cn/web/zwjg_674741/zwsg_674743/yz_674745/。。新冠肺炎患者确诊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全球卫生安全指数、全球治理指数、大洲、各国同中国进出口占该国进出口总额比、伙伴关系，以及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该国有无向中国进行物质型捐赠的数据等，分别来自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中国国家统计局、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外交部、中国驻各国大使馆。这些数据在国际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有效性，为本研究提供了统计分析基础。

(二)研究变量

1.因变量

本研究因变量是中国政府对外捐赠行为，主要从捐赠类型、捐赠频次、捐赠速度三个维度进行测量。捐赠类型包括物质型捐赠与情感型捐赠，通过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无向该国进行此类捐赠进行测量(1=有，0=无)(6)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捐赠行为指从2020年1月23日至2020年5月31日。；
物质型捐赠指防疫物资、生活物资、资金支持或派遣医疗专家组；
情感型捐赠指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最高领导人有无同该国最高领导人通话；
捐赠频次即“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向该国进行物质型捐赠的抵达次数”，为计数变量；
捐赠速度即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从中国政府向首个国家进行物质型捐赠，到中国政府向其他各国首次进行物质型捐赠的时长(7)中国对外首个物质型捐赠国家为巴基斯坦，报道时间为2月初，研究选取2月10日为向首个国家进行物质型捐赠时间，其中捐赠速度的分析样本量为139。。

2.自变量

本研究主要从生命安全观和正确义利观的角度分析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外捐赠行为的影响机制。(1)生命安全观强调关注各国生命安全基本需求和满足需求能力。本研究分别选取了各国全球大流行病时新冠患者确诊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公共卫生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四个指标来测量。各国全球大流行病时新冠肺炎患者确诊数，则选取2020年3月11日该国新冠患者的确诊个数进行测量；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选取2018年人均GDP(现价亿美元)进行测量；
国家公共卫生能力使用的是2018年全球卫生安全指数，即评估195个与世界卫生组织缔约国家应对传染病的综合能力指数；
国家治理能力采用2018年全球治理指数，由话语权和责任、政治稳定性和不存在暴力、政府效率、规管质量、法制、腐败控制六个全球治理指数组成，每个估计值取值范围从弱到强为-2.5～2.5。本研究基于对六个全球治理指数的加总和标准化处理，得到了各国的综合全球治理指数(8)全球治理指数=((综合全球治理指数-综合全球治理指数最小值)/(综合全球治理指数最大值-综合全球治理指数最小值))*99+1。。(2)正确义利观中的“义”主要通过互惠关系进行测量，即该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无向中国进行物质型捐赠(1=有，0=无)。(3)正确义利观中的“利”主要通过地缘、经济、政治三个维度测量。地缘采用被捐赠国所在大洲进行测量(9)研究中大洲采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类标准，基于对地理距离的考量，将东南亚和西太平洋进行了合并。(1=非洲，2=美洲，3=东南亚与西太平洋，4=欧洲，5=东地中海)；
经济利益是指经济依赖程度，采用2018年同中国进出口占该国进出口总额比进行测量；
政治利益采用中国与被捐赠国是否存在伙伴关系进行测量(1=有，0=无)。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外捐赠的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1。

表1 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外捐赠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N=186)

3.相关系数

表2显示了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外捐赠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系数。

表2 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外捐赠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N=186)

(一)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外捐赠的具体状况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全球196个国家及地区进行了捐赠，占比达79.59%，中国对外捐赠以物质型捐赠为主，占比达76.53%。其中，中国政府对外只进行物质型捐赠的国家占58.67%，同时进行物质型与情感型捐赠的占17.86%，而仅进行情感型捐赠的只占 3.06%(10)数据来源：中国驻各国大使馆官网、中国外交部官网，https:∥www.fmprc.gov.cn/web/zwjg_674741/zwsg_674743/yz_674745/。。

本研究统计了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外物质型捐赠时间。2020年2月初，中国政府就已开始提供捐赠。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成为全球大流行病以后，中国政府对外物质型捐赠的国家数量持续增长，主要集中于3月中下旬至5月初；
3月23日起，中国政府对外物质型捐赠国家数量明显上升，至5月1日，中国政府对外物质型捐赠国家比例由16.84%上升至68.37%；
自5月1日后，获得物质型捐赠的国家数量保持相对平缓增长态势(11)中国政府对外捐赠数据来自中国驻各国大使馆、中国外交部官网，https:∥www.fmprc.gov.cn/web/zwjg_674741/zwsg_674743/yz_674745/；
疫情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situation-reports。(详见图1)。

图1 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期间首次对外物质型捐赠抵达时间

(二)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外捐赠的影响因素

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外捐赠的回归分析结果(详见表3)。模型1显示了中国政府物质型捐赠的回归分析结果。从生命安全观角度来看，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对物质型捐赠的需求越强，人均GDP对中国政府物质型捐赠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水平越低，中国政府向该国进行物质型捐赠的机率越高。从正确义利观“义”的角度来看，互惠关系会影响疫情下中国政府的物质型捐赠。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无向中国进行物质型捐赠，对中国政府物质型捐赠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相比未向中国捐赠的国家，中国政府更倾向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中国捐赠过的国家进行物质型捐赠；
从正确义利观“利”的角度看，地缘会影响疫情下中国政府的物质型捐赠。大洲对中国政府物质型捐赠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相比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国家，中国政府更倾向对非洲国家进行物质型捐赠。

表3 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外捐赠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2显示了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情感型捐赠的回归分析结果。从生命安全观角度看，国家公共卫生能力越强，对情感型捐赠的需求越强；
而国家治理能力越强，对情感型捐赠的需求越低。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指数对中国对外情感型捐赠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安全指数越高，中国政府向该国进行情感型捐赠的机率也越高。全球治理指数对中国对外情感型捐赠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一个国家的全球治理指数越高，中国政府向该国进行情感型捐赠的机率越低。从正确义利观“义”的角度看，互惠关系会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政府的情感型捐赠。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无向中国进行物质型捐赠对中国对外情感型捐赠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相比未向中国捐赠的国家，中国政府更倾向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中国捐赠过的国家进行情感型捐赠。从正确义利观“利”的角度看，政治利益会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政府的情感型捐赠。伙伴关系对中国对外情感型捐赠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相比无伙伴关系国家，中国政府更倾向对伙伴关系国家进行情感型捐赠。

模型3显示了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物质型捐赠频次的回归分析结果。从正确义利观“义”的角度看，互惠关系会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政府的物质型捐赠频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无向中国进行物质型捐赠对中国政府物质型捐赠频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相比未向中国捐赠的国家，中国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向中国捐赠过国家进行物质型捐赠的发生率越高。从正确义利观“利”的角度看，地缘会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政府捐赠频次。大洲对中国物质型捐赠频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相比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国家，中国政府向欧洲和东地中海国家进行物质型捐赠的发生率更低。

模型4显示了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物质型捐赠速度的回归分析结果。从生命安全角度看，全球大流行病时疫情越严重，对于物质型捐赠的需求越强。全球大流行病时，新冠患者确诊数对中国政府物质型捐赠速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一个国家在全球大流行病时新冠患者确诊数越高，中国政府物质型捐赠的危险率越高，即中国政府向其进行捐赠的时间更早。从正确义利观“利”的角度来看，地缘会影响疫情下中国政府捐赠速度。大洲对中国政府物质型捐赠速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相比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国家，中国政府对东地中海国家物质型捐赠的危险率更低，即中国政府对其进行捐赠的时间更晚。

(一)结论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时代中国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重要策略。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受到巨大威胁之际，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对外援助，既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也是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对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阐释。基于此，本研究基于生命安全观和正确义利观，运用官方公开统计数据，描述了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外捐赠基本情况，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外捐赠的行为逻辑。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外捐赠体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

1.捐赠范围广、速度快且以物质型捐赠为主

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外捐赠体现出捐赠范围广、速度快、以物质型捐赠为主的特征。本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向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提供了捐赠且捐赠速度快。在疫情成为全球大流行病后，中国政府迅速向各国捐赠并运抵物资，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充足的物资储备是保障生命健康安全的基础。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对外捐赠主要以物质型捐赠为主。

2.“生命至上”的生命安全观

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外捐赠体现出“生命至上”的生命安全观，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要以全人类共同享有平等健康权为基础，有效增进人类健康福祉。本研究发现，受疫情影响越严重、生命安全需求越强烈的国家，中国政府越倾向在疫情期间对其进行捐赠。在生命安全需求层面，全球大流行病时新冠患者确诊数对中国政府向外捐赠有正向显著影响。一个国家在全球大流行病时确诊数越高，中国政府对其发生物质型捐赠的时间越早。从自身能力角度来看，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公共卫生能力、国家治理能力对中国政府向外捐赠有显著影响。一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越低，中国政府越倾向于对其进行物质型捐赠。全球公共卫生指数越高、全球治理指数越低，中国政府越倾向于对其进行情感型捐赠。

3.中国特色的正确义利观

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外捐赠表现出中国特色的正确义利观，坚持以正确义利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强调义利相兼、以义为先，要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也强调人类享有共同的健康和安全，关注本国利益、他国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结合，在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等国家利益中解释对外交往行为。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与中国有友好援助关系的国家，中国政府越倾向对其进行援助，互惠关系对中国政府对外捐赠有显著正向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更倾向向疫情期间对中国捐赠过的国家进行物质型和情感型捐赠，且捐赠频次更高；
此外，与中国利益联系越紧密的国家，中国政府越倾向于对其进行捐赠。从地缘角度来看，相比东南亚与西太平洋国家，中国政府更倾向对非洲国家进行物质型捐赠；
在捐赠频次上，中国政府向欧洲、东地中海国家物质型捐赠发生次数低于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国家；
在捐赠速度上，中国政府对东地中海国家进行物质型捐赠的时间更晚。从政治利益角度来看，中国政府更倾向对同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国家进行情感型捐赠，但其对中国政府对外进行物质型捐赠并无显著影响。

(二)讨论

本研究认为，中国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过程中，强调人类享有共同的生命健康安全是共同体建立的应有之意。人类命运休戚相关，面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国对外援助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阐释。中国政府在援助过程中，关注受援国的生命安全需求，积极为有需求的国家提供援助。但在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过程中，中国对外援助也是在正确义利观指导下，坚持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基本原则。新冠肺炎疫情这场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发生以后，国际社会向中国提供了医疗物资援助，同时，为维护国家间互惠与友好关系，中国也向这些国家提供了援助。在风险全球化时代，中国面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共同挑战，采取了积极果断行动，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传播蔓延，向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既源于中国人民的古道热肠，也源于对其他国家人民遭受疫情苦难的感同身受，源于面对灾难同舟共济的人道主义精神，更源于大国的责任和担当，绝非输出中国模式，也绝非为谋求所谓地缘政治利益[17]。在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下，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挑战，如何进一步建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学术话语体系，增强世界各国对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认同，这仍是有待探究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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