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创新中“产学研”模式的协同性研究
时间：2022-12-02 20:20:0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刘 涛 崔怡心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产学研结合和技术成果转化，强化对创新的激励和创新成果的应用［1］。产学研协同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产学研耦合程度，加强合作主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2］。通过深化产学研协同发展，加速创新体系内的资源流动、信息共享和知识扩散，克服单一主体独立创新面临的资金、技术、人才困境，充分发挥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优势和作用，带动区域创新系统的演化升级，最终推动社会整体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然而，在产学研协同发展实践中，由于企业、高校、研究机构三类创新主体间的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差异［3-4］，使得产学研协同发展的可持续性及规模受到制约，进而增大区域创新的成本及风险，影响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
另一方面，我国区域间的经济条件、政策红利、资源配置等方面各有差异，创新效率存在区域差异［5］，从而使得区域间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不平衡［6］。因此，在区域创新背景下对产学研模式的协同性研究，可以发现区域产学研协同发展中的差异及不足。通过三类主体的互补协调并形成合力，更好地推动区域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现有研究对产学研耦合协调的机理、协同作用及协调状态已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敦实的理论基础。但少有学者从阻碍度这一视角来具体辨析产学研协同发展过程中的阻碍因素，来明确其中的哪些因素阻碍了产学研的良性协调。因此本文在创新资源流通顺差的基础上厘清了产学研创新系统的耦合协调机理，构建了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三大子系统创新能力指标评价体系，以求为提升区域产学研创新系统的创新能力及协同发展水平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与经验参考。
（一）指标选取
在杨伟等［7］和刘伟等［8］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兼顾子系统间指标的一致性和可比性，从创新投入与产出等方面选取了15个代表产学研创新系统发展水平的一级指标构建产学研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所列。
表1 产学研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指标评价体系
（二）指标与耦合协调度测算
本文选用熵值法来计算产学研创新系统中的各项子指标的权重，具体测算步骤参考徐延利等［9］的做法，在确定各指标权重后，通过加权得到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得分u1、u2、u3，根据耦合模型计算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三大创新子系统间的耦合度，其公式为：
其中，C代表三个子系统间的耦合度。此外，由于耦合度指标反映的主要是各子系统间的相似性，难以体现出三者之间协调发展程度［10］，且耦合度指标在评价时容易出现序参量较小而耦合度较高的情况［11］。因此，为了更好地展现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本文在耦合度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耦合协调度模型，从而更好地分析产学研三个子系统间的协同发展程度。计算如下：
D为产学研创新系统的耦合协调度，T则代表三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度。其中a、b、c分别为产、学、研创新发展能力的待定系数，代表子系统对系统层的贡献度，a+b+c=1。由于本文试图探究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三个创新子系统之间的真实协同状况，三者皆为产学研创新系统中重要的转换节点，各自承担着内部链接系统、外部资源交流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将a、b、c均设置为1/3。为了展现全国及各省、市、自治区的耦合协调状况，参考王伟等的做法，将产学研创新系统的耦合协调类别划分为低度耦合协调（0＜D≤0.3）、中度耦合协调（0.3＜D≤0.5）、高度耦合协调（0.5＜D≤0.8）与极度耦合协调（0.8＜D≤1）［12］。
此外，在产学研创新系统的评价过程中，不仅要对各子系统的创新水平进行测度，也需要辨析在产学研协同发展中的阻碍因素。因此本文借鉴范斐等［13］的方法建立阻碍评价模型，从而进一步确定影响产学研创新系统协同发展的因素。
（三）数据来源
由于港澳台地区部分指标数据缺失，因此本文没有将其加入测度范围。本文将研究对象定为2009—2020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来源于EPS全球统计数据库、《中国科技统计年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一）产学研创新水平测度与分析
基于表1和图1可以看出，2009—2011年产学研创新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低于3，处于低度耦合阶段；
从2014年开始，三个子系统之间开始进入中度耦合协调阶段。这是由于样本期初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创新发展水平处于一个较低的状态，但随着2010年中国大型企业开始将研发创新作为战略发展目标，不断扩充研发人员团队、增加R&D项目申请以及加大经费投入，发展态势与持续增长的高校创新水平保持相对一致，因此产学研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能够保持一个持续上升的态势。但其中科研机构子系统的增幅较缓，存在方位模糊、定位不清的问题。
图1 产学研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
对企业来说，研发人员强度（0.253）与R&D经费支出（0.269）等创新投入能力对其长期发展水平贡献最大，反映出了在现阶段企业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过程中加强企业创新活动中的人才储备以及研发资金投入是提升企业创新发展水平的重要措施。通过计算各省、市、自治区2009—2020年企业创新发展水平评价指数可以看出，企业创新发展水平除2010年有小幅回落以外，在样本期内基本处于稳定上升的态势。此外，R&D项目申报等创新投入的快速增长也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知识储备，提高了企业研发活动的基础实力，增加了企业的创新产出。
相比于企业的逐利性而言，高校与科研机构则是创新成果与创新人才的孵化基地。课题数（0.231）与论文发表数（0.272）对高校创新发展水平的影响最为显著；
研发人员数（0.250）与论文发表数（0.220）则是科研机构创新发展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表明科研成果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是实现高校与科研机构创新水平提升的关键一环。样本期内高校发展水平从2009年的0.122增长到2020年的0.281，反映出了近年来高校通过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推进优质资源建设共享、提高人才培养标准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高校创新人才的补充以及创新实力的增强。相比而言，科研机构的创新发展水平较高校而言尚存在差距，科研机构的资金与政策扶持力度较低，人才储备量相对匮乏，因此创新活动与创新能力稍显不足。但总体上升的态势反映出了近年来高校与科研机构创新环境的优化创新潜力的提升在我国区域创新系统中的贡献度逐步增强。对比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创新发展水平后，可以看出高校在产学研创新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这主要是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高校的人才与智力优势使得近年来教育服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与贡献率逐步提升，教育成果满足国家与地方发展的战略需求度、学科链与产业链对接程度逐年提高，故而成为区域产学研系统中的核心力量。
（二）影响因素分析
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样本期内阻碍度排名第一的子系统序参量为高校创新发展水平，这表明高校创新活动是产学研协同发展的最大阻碍。可能的原因：相比于企业而言，高校的创新活动具有更强的社会性，其课题申报与成果产出更多地服务于区域性发展战略与重点社会性问题，多为现实意义较强的实质性创新，但同时也会受到科研经费、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制约，由此带来的创新激励的欠缺会导致高校创新数量较低；
相比科研机构而言，科研机构的创新活动更多地表现为专识性较强的基础性研究，而高校创新活动为了迎合地方经济的需要，更多地表现为通识性较强的应用性研究，不免会造成创新成果鱼龙混杂、创新质量良莠不齐的现象。因此，高校创新活动在数量和质量上处于相对的劣势地位。此外，经济下行压力下就业市场的日趋饱和与高校毕业生屡创新高间的矛盾、科技基础与科技环境竞争等因素都会导致高校对产学研协同发展的阻碍程度较高。但随着近年来国家“双一流”高校建设方案落地、高校科研水平的日益提高，样本期内高校创新活动的阻碍度不断下降。
图2 产业、高校、科研系统序参量的阻碍度变化
企业的阻碍度介于二者之间，其创新活动主要是以盈利为目的一种策略性创新，通过其创新活动的数量而非质量去迎合财税扶持政策，以获得更多的研发补贴与税收优惠。由此带来的创新成果多为研发周期较短、技术含量较低、对企业乃至区域综合价值提升贡献较小的非发明型创新专利。因此相比于科研机构，在企业逐利性的影响下，其创新活动对产学研创新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较大。而科研机构的政策红利与目标导向较为单一，较多地从事航天、军事等国家核心技术的研发活动，其创新产出虽“稀”但“贵”，因此其创新发展水平始终保持一个较低的比重，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中的阻碍度较低。但从二者变动趋势来看，企业创新活动“保量不保质”的现象与科研机构在产学研系统中的日益脱节等现象，都使得二者的阻碍度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一）区域产学研创新系统研发能力演化
为了将各省份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创新发展水平可视化，本文选取2009年与2020年三个时间截面来展示各省份子系统的创新发展水平得分（图3）。2009年企业创新发展水平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与上海，其他得分较高的省份也多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省份。经过十余年的发展，2020年企业创新发展水平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与北京。此外，安徽、湖北、湖南等中部省份的企业创新发展水平也都达到了0.15以上，从中下游逐步跻身至中上游行列。而企业创新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多分布于西南、西北等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的地区。
图3 中国产学研系统研发能力演化
2009年高校创新发展水平排名前五位的是北京、江苏、上海、湖北、广东，且得分超过0.2的省份多为“双一流”高校与优质教育资源聚集的东部地区，相比而言，西部地区的得分较低。2020年排名前五位的省份为北京、江苏、广东、上海、浙江。青海、西藏等西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区域得分不足0.1，两极分化现象严重。
2009年科研机构创新发展水平排名前五位的是北京、上海、陕西、江苏、四川。2020年排名前五位的依旧为这五个省份，只有内部排序发生了变化。由于科研机构的设立与高校等教育资源分布相关性较高，因此除教育资源优势区外，其余地区科研机构创新发展水平的两极分化现象更为严重。西部地区如青海、西藏等省份得分均不足0.01。
综合来看，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企业的创新发展水平增速较快，得分呈现出东、中、西由高至低的阶梯型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分布相近。但随着《中部经济崛起计划》的提出，东、中部地区的差距逐步缩短。高校创新发展水平的基数较高，且呈不断发展的态势，但由于教育资源分布等先天因素的存在，两极分化程度较大。科研机构创新发展水平相较于企业与高校更低，发展滞缓，且区域间差异更加明显。
（二）区域产学研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演化分析
根据前文耦合协调度的测算模型，得到2009—2020年我国各省市及自治区产学研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测算结果。通过表2可以看出，样本期内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区域产学研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总体呈波动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我国各省市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创新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但除了像北京、江苏、广东、上海、浙江、山东等经济发达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处于较高水平外，其他省份耦合协调度基本都处于中低度耦合协调区间，且区域间差距较大。其中，北京的产学研创新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最高，且根据子系统得分来看属于“高校——科研机构驱动型创新系统”。这是由于作为首都的北京汇聚了全国多数“双一流”重点高校与科研机构，具有雄厚的国内外科研团队与创新动力；
中关村产业园区以及国家名企总部的存在也为一批批创新型企业的孵化与成熟提供了良好的营商环境，知识、人才、技术、资金能够实现良好的沟通与融合，从而实现了产学研创新系统的良好耦合。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份是我国的传统经济强省，多位于东部及东南沿海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企业在产学研创新系统中占据较大比重，属于“产业——高校驱动型创新系统”。排名次之的四川、湖北、陕西等省市则凭借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建立了多所重点高校，教育资源丰富，因此属于“高校驱动型创新系统”。排名垫底的省份有西藏、宁夏、青海，耦合协调度在0.01至0.11之间，属于低度耦合状态。这三个省份的产业结构单一且多以第一产业为主，创新性企业孵化平台较少，且少有重点高校与研究机构来培育研发人员，人才引进政策力度不足，因此产学研协同发展的状况并不理想。
表2 2009—2016年各省市及自治区产学研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
为了可视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图4展示样本期内各省市耦合协调度的阶段划分，可以明显地看出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同样呈现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的阶梯型分布。纵向来看，处于低度耦合协调的地区数在不断减少，中度、高度耦合协调的地区数逐步增加。横向来看，属于高度耦合协同的省市全部位于东部，到2017年，东部地区已无低度耦合协调地区，到2019年，已有一半的省市跃居高度耦合协调阶段。中部地区在2011年实现了中度耦合协调地区“零”的突破，而随着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到2016年已有36.4%的省份达到了中度耦合协调。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滞后于中部地区，且具有两极分化趋势。自2011年陕西与四川两个地区达到中度耦合协调状态后，随后的7年时间其分布状态保持不变，直到2018年重庆市成为第三个中度耦合协调地区。其余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的省份耦合协调度增长缓慢，基本都处于低度耦合协调状态。
图4 区域产学研创新系统耦合协调状态
（三）区域产学研创新系统阻碍度演化分析
图5展示了我国三大经济区产学研协同发展的阻碍度变化。可以看出中部与西部地区的阻碍度分布及变动趋势与全国平均水平及走势相对一致，即高校子系统的阻碍度最高、企业次之、科研机构最低。这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的教育资源与人才流动较东部地区而言还具有较大差距，且教育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因此高校的创新活动仍旧是中西部地区的主要阻碍因素。反观东部地区，在近年来高校子系统的阻碍度在样本期内有明显的降低趋势，而企业与科研机构子系统的阻碍度在逐步提高。这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流入高校的教育投入与科研资金越来越多，且东部地区的高校数量更多、人才流动与学科交流更加频繁，因此高校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中的积极作用日趋增大。同样的，东部地区民营经济更为发达，而企业创新具有较强的逐利性，因此其创新行为中“策略性”创新占比较大，不利于产学研协同发展。而科研机构则较多地从事科技导向型创新和活动，研发投入以及创新成本较高，从而更容易在产学研创新系统中出现脱节，不利于产学研内部的协作联动。
图5 东、中、西部地区产学研系统序参量的阻碍度变化
本文在构建产学研三大子系统创新能力指标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阻碍度模型对我国各省市及自治区产学研子系统的研发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及其中的阻碍因素进行了研究。整体而言，我国区域产学研创新系统的研发能力与协同状态在稳步提升，但仍有较大发展空间。首先，重视阻碍度排名第一的企业部门的创新活动，其中应重点关注创新投入层面，如改革研发型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加大研发项目的执行力度等；
在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利用知识与资金顺差加强企业与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对接，提高企业“实质性”创新的自主性，将知识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其次，针对区域间阶梯化、极差化的分布差异，要打破资源壁垒，根据各地区特有的优质资源发展区域间创新发展联盟。此外，中西部地区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应着重关注创新型企业的培育与扶持；
东部地区则应重点关注科研机构的经费支持与政策保障，促进其研发能力与企业、高校间良性协调。最后，政府与市场监管部门要为产学研协同发展建立起适宜的发展秩序。政府部门应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政策扶持保障高校、科研机构中科研人员的合法权益，并为其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市场监管部门则应注重创新型专利与产权的保护，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引导市场良性竞争，从而实现“知识—科学—技术—产业—市场”的路径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