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清时期晋商对武术的贡献:明清时期是武术集大成的发展时期

　　摘要：本文从历史学和社会学视角出发，在探究晋商的性格特质和晋商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把武术发展放入晋商发展特定的生存环境中考察，对明清时期晋商、镖局对三晋地方性武术的贡献作粗浅探讨，以期扩大武术研究的视野，就教于读者，进而为代中国武术的发展提供一个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晋商；镖局；明清时期；山西；武术；形意拳
　　中图分类号：G8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3-0067-04
　　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和“山贾”，始于明代，鼎盛于清代。在长达五个多世纪的经营中，晋商在繁荣一方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着传统武术的发展。明清时期山西武术官办和民办两翼并行，众多的武术流派的涌现，使得山西在明清武术发展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而多数拳种的兴盛与晋商的辉煌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同步性，也说明了武术和晋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因此本研究力图借鉴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相关成熟理论，把武术发展置于晋商发展特定的生存环境中考察，梳理武术发展的历程，探究武术兴盛之缘由，释读明清时期晋商对三晋地方性武术的贡献，以期扩大武术研究的视野。
　　1 晋商孕育了明清时代三晋新的武术拳种的发祥
　　明清时期是山西传统武术集大成的阶段，形意拳、弓力拳、通背拳、傅拳及鞭杆等一批富含地方浓郁特色的传统拳械相继在这一时期产生并通过多种渠道得以走向社会、广为传播。山西武术目前共有拳种65种，而流传分布在晋中地区的就有38种之多，这些拳种发祥与发展或多或少的都受到了晋商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形意拳和鞭杆。形意拳土生土长于山西太谷县，道光二十九年（1849），直隶深州李老农被当时太谷富商孟綍如请来看家护院，期间，李氏将自学的心意拳悉心传授给孟綍如、车毅斋、贺运恒、李广亨等人，随后师徒通过对原有心意拳的改革创新，并融合各家拳术之所长，创编出了形意拳的雏形。该拳以三体式为基本桩功，有机结合了五行拳和十二形拳的特点，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其拳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象形取意，取法为拳”，讲究“心意成于中，肢体形于外”。［1］ 拳法在技术上因不流于形式，动作强调严谨朴实、内外兼修、攻防兼备、灵活多变，具备了较强的实战实用性，“打通了晋商镖路上的三大死穴, 可谓是得形意镖师者得商路”，［2］所以在明清时期备受商贾们的钟爱和信赖。有研究指出“镖局创始人张黑五得以率先创立镖局，就是因为山西是‘形意拳故乡’，培养众多武艺高手，使拳弄枪（矛），可以与盗贼搏斗，为商户提供旅途安全服务。”［3］时至今日，形意拳能够历经短短的150多年就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四大名拳之一，并仍以其独特的魅力远播遐迩，与其在明清特殊时期能为晋商大贾保驾护航是分不开的。笔者在走访形意拳发祥地山西太谷县时，有幸见到了晋中市武术协会副会长的布秉全先生(已故形意拳著名拳师布学宽之子)，布先生曾提及：“形意拳之所以能有今天，与明、清及民国初年山西晋中祁县、太谷等县兴盛的商业是分不开的。”鞭杆则是山西商人出于自卫防身的考虑，同时为避免携带传统武器招人耳目，在吸收和借鉴了武术长短器械的多种运动方法的基础上，就地取材，用货物运输中马帮和驼队随身携带赶车用的短棍创编出的极具地方特色的民间传统拳械，其技法要求“鞭贴身，手沾鞭，走鞭换手务须干净利落，身械协调相随，切忌拖泥带水”，强调“勿使笨劲，勿用蛮力，不即不离，灵活敏捷”。［4］拳种所表现出的朴实矫健，方便实用，简洁无华的特点恰恰又与晋商含蓄、内敛、务实的性格特点不谋而合，也是三晋文化的沉积与反映。
　　2 明清时期晋商尚武、习武的缘由
　　
　　晋商推动武术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主要是由内、外多方面动因促成。首先，晋商尚武源自淳朴好勇的三晋民风。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地方长久以来所形成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可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进而塑造社会成员的人格特征，并促使民众人格结构朝着相似性方向发展。土瘠天寒、生物鲜少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让一辈辈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山西人学会了坚韧和刚烈；由于地处拱卫京师要地，使山西成为兵家历来必争之地，连年战事所形成的充满硝烟的人文社会环境必然塑造了山西人尚武好勇的性格特质。班固在《汉书·赵充国传》中论述“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5］从战国时的廉颇到官制骠骑将军的西汉卫青，从蜀汉的关云长到唐朝九虎将薛仁贵、北宋抗辽名将杨业，山西可谓名家辈出、蜚声华夏。到了明清时期，山西在兴武举、办武学之中更是人才辈出，清代就有6位武状元出自于山西，［6］而仅平遥一个县在清初到光绪的八年间就5人中过武进士、55人成为武举人，这恰恰正是历朝历代山西人尚武、勇武、习武这一性格特征不折不扣的真实写照；而山西历来淳厚尚礼的民风则可以通过大量的古籍史册和地方县志的描述得到印证。从古籍县志中整理有关山西人性格词目出现的频数和频率可以看出，朴直厚道和礼让文雅占到了山西人性格特质的38.5%，［7］张正明在《明清晋商及民风》一书中也用“民风淳朴，勤俭不华，力田务实，因北临边塞，民尚习武”［8］来形容明清时期山西的民风特点。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坚韧刚烈、尚武好勇、淳厚尚礼就是山西人的性格特质。而此种人格魅力恰恰正是中华武术武德所要求的品质，与武术在中国几千年绵延的历史中所强调的，重礼仪、讲道德，先学礼再学艺，先习德再习武的特质不谋而合，这对山西武术的蔚然成风是大有裨益的。因此，传统武术便与山西有了不解的历史渊源，山西人顺其自然的成为了武术文化传播的合适人选。行龙在《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晋商与地方社会》一文中说到，山西“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精武者代不乏人，甚至有的乡村凡男儿就有几分功夫。在这样浓厚的习武氛围中，山西各地也出现了丰富多彩的武术流派和拳种。”［9］晋商作为土生土长的山西商帮，每一个商贾都根扎在山西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血脉里都秉承着山西人淳朴而好勇的性格特质，无疑激发了他们习武的热情。
　　其次，晋商习武内因源自尚武崇德的人格特质，外因源于严酷恶劣的经营环境。山西具有表里山河、四关锁土的地貌特点，晋商贸迁四方，行走于千里之外，不免会遇到交通阻梗，甚至盗匪横行的险境，但此种残酷的现实也恰恰历练了商贾们大无畏的精神和坚韧顽强的阳刚之气。在尚武精神和不安定的经营环境这两个内外因素的共同驱动之下，激发了商贾们掌握一定的搏斗和自卫能力的需求，而在明清冷兵器时代，具备攻防技击功能的武术格斗技艺无疑是满足这一需求最为有效的手段。有不少人商人自觉习武以强身和防卫盗贼袭击，当中也不乏精武之辈，如清代忻州商贾卢英锐凭借一身好武艺，在道光六年协助清军平定张格尔叛乱，被清政府授予蓝翎五品衔，当上了武官。清末民初祁县巨商乔家掌家人乔映霞，从小好武，习得各路拳械，后拜于自家护院拳师形意拳第三代传人李复祯门下，并得到车氏形意拳鼻祖车毅斋的点拨，苦心练习，终成一代名家，江湖人称“云中雁”，后以其字乔锦堂闯荡江湖，也为武术史留下了几段掌故逸闻，晚年的乔锦堂体格硬朗，直到80多岁时还坚持压腿锻炼，同时为了推动传统武术的发展，他还在老家祁县乔家堡创办学堂，并聘请了拳师，向乡邻子弟传授武学。与此同时，武术悦心悦志、实现道德净化的功能，也使得商贾们通过习武汲取了一种精神营养而立德、立功，实现了高品质人格的塑造，这种崇高武德在国之危难之际，更体现为以义为上，前赴后继，挺身而出。如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山陕盐商曾选500名善射晓勇者和扬州驻守官兵一同抗击倭寇海盗的入侵，隆庆元年(1567年)，江苏松江楼寇压境，山陕诸商晓勇者也曾与当地官兵一同奋起抗战。
　　再者，关公文化中的“信”和“义”是晋商和武术共同的精神信仰。晋商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用一种精神信仰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作为一个地道的儒商商帮，因晋商在经营理念上承袭了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所以对山西老乡武圣关公有着一片虔诚之心，凡所到之处，必兴建关帝庙，奉关云长为武财神，以关公的“义”来团结同仁；以关公的“信”来取信于社会。此种经晋商文化诠释的“关公文化”也将商贾、镖局和习武者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镖局作为一个武术结社，其成员作为习武之人在出远门的时候为讲究“忠义”二字都要行祭拜关公的礼仪；而镖局作为一种商号，其经营理念中也始终贯彻讲武德、守信誉和重义气，因此成为了晋商在发展中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笔者在实地考证山西平遥县内唯一现存的一家镖局旧址“同兴公镖局”时发现，其正厅中间供奉的画像便是关公，在访谈曾在镖局从事伙计的张永昌(山西平遥人)时，张永昌回忆说：“镖局出镖前也会进行祭祀祖师的仪式，上座的便是武圣人”，可见关公文化是镖局与晋商共同的精神信仰。说到习武者对关公的信仰，则淋漓尽致体现在他们内敛与心、外化为行的侠义精神之中，担任社会责任是习武者侠义精神的外在表现，而恪守信义、重诺轻死、重义轻利的秉性修养则是侠义精神的内在渊源所在，两者结合塑造了武者完美的人格特征。镖师们所承继这种武侠传统，不仅仅规范了镖局的行业精神和行业秩序，同时一代代镖师的侠勇行为也为镖行以及武林增添了光彩。可见，有了关公文化中的“信”与“义”，习武者可以将谋生和行侠结合在一起，镖局可以找到武艺高强且武德高尚的镖师，晋商也在镖局和镖师的护卫下达到商业生涯的制高点。
　　3 晋商积极推动了明清时期武术的交流与传播
　　3.1 晋商的“车辙马迹遍天下”推动了地域间传统武术文化交流与传播
　　面对山西土地贫瘠、务农受阻的现实，晋商并没有任天由命，而是凭借着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摒弃重农抑商旧俗，褒商扬贾，不辞劳苦，塞外淘金，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踏破千里荒漠，北越长城，穿蒙藏边疆，深入西伯利亚，达欧洲腹地；辟开万顷波涛，东渡日本，南达香港和加尔格达［10］的万里商路，可以说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长江口起锚出海的商船，到处都留下了晋商沟通四海财富的足迹。凡经商活动的主要城镇和地区，晋商都建有会馆和关帝庙。目前全国尚存的70多处晋商会馆遗址，是明清时期商贾们祭祀神灵、娱乐庆典、交友聚会、联系业务、共叙乡情的重要场所，是山西人在异乡的“家”，更是地域间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载体。随着晋商经营范围的四通八达，也带动了山西镖局业务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如当时心意拳大师戴隆邦父子在河南、河北、内蒙、北京等地创办了广盛镖局，弓力拳名家安晋元在张家口开办了三合镖局，以绵掌和谭腿著称的左昌德在苏州开设有昌隆镖局，等等。鳞次栉比的镖局秉承以镖护商、以商养武、以武交友、结友壮镖的宗旨，自然成为明清时期武术发展和交流最为重要的载体（后详述）。有研究显示，山西有20余种拳械的发祥和传播与晋商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10］。晋商和镖师们在所到之处通常都会通过以武会友的形式，将自己所钟爱和力捧的武术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与交流，不仅推广了山西本土的特有拳种，还不断引进诸多南北拳械套路，并加以实践、创造和发展，致使风格迥异、五花八门的武术种类扎根于民间。现流传于山西的弓力拳就是一个例证，此拳博采众家之长，既有太极拳的粘绵柔圆缠丝劲，又有少林拳的闪展腾挪、抡扫甩跌冲撞劲，是清光绪年间由河北开设镖局的山西榆次人安晋源通过结交武林朋友习得，后带回山西并收徒授艺，将此拳广为传播。
　　3.2 晋商在明清时期的特殊地位促进了武术的传播
　　由于明清时期特殊的经济制度和社会背景，使得晋商自出现就积极地依附于政府，结交各级官吏。明代，政府为防御漠北蒙元残余势力的伺机南下，用重兵把守边镇，为解决庞大的驻军部队的军需供应，推行了招商输粮而与之盐的政策，晋商便以极临边境的地理优势，凭借同官府的密切关系，承办军需物资而大获其利。清代，从获得恩赐部票垄断对蒙贸易市场，到庚子战争中结交慈禧，促使晋商票号汇兑官款业务完全合法化，不胜枚举的历史事实，都见证了晋商与明清政府密切的合作关系。而晋商之所以积极投资于官商关系，不仅可以依赖皇帝和官府的倚重，获得特许经营资格，增强经营中的竞争力，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且可以通过受封的官商、皇商的身份将自己融入上层主流社会，切实改变和提升了社会地位，有的甚至还实现了仕途。晋商依靠其在明清时期显赫的经济地位，以及和封建政府之间这种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地方武术的传播，如清政府几乎历朝历代都对武术的管制极其严格，曾下令严禁民间习学拳棒，［11］不允许民间存置各种兵器，但如果有当地豪绅巨贾作保，武术教师就可以传授棍棒拳术。［12］另外，晋商也通过自己的政治关系使民间武术这一当时非主流文化融入到上层社会之中，大大提高了其社会的影响力。据车毅斋的墓碑志记载，车毅斋早年在祁县乔家担任护院拳师时，因富贾乔致庸与醇亲王载沣（末代皇帝溥仪之父）交情甚厚，遂经乔致庸引荐到北京醇亲王府与八旗武术教头比武，几个回合就将对方击败，当时载沣非但没有责怪，反而赏识有加，后来车氏为了国家荣誉在天津以形意剑术大败日本人板山太郎之后，醇亲王载沣还亲自上奏光绪皇帝恩准，授予车永宏“花翎五品军功”，以示嘉奖。至此，车毅斋名声大震，而他所代表的地方特色拳种形意拳也得到了全国社会各界的认可而广为传播。
　　3.3 晋商推动了地方武术传承模式的变革
　　通过梳理地方武术的传承历程，可以清晰的看到凭借血缘关系进行传播是早期武术传承的根基，如发源于晋中祁县的心意拳，最初是戴家家拳，只对内授子侄及内亲，绝不外传。此种发展途径虽保证了独家绝学的世代相传，形成族有世业的状况，但其封闭与保守的特点也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局限了拳种之间的融摄取补，成为武术文化传播的瓶颈。随着拳种自身发展的需要，在晋商的积极作用之下，拳种的传承制度突破了门派封闭的陋习，逐渐扩展为家族外的传承，一个拳种在一个村落、一个区域或者一个行业内传习，呈现出鲜明的地缘性和业缘性的特征。如李老农将心意拳改名为形意拳，在太谷富商孟如的帮助之下，打破门规，广收门徒，培养出车毅斋、宋世荣、李广亨、贺永恒等五位高徒，民间有五星聚太谷之称，晚清时期，五人在太谷县积极推广和传授形意拳，使得太谷成为形意名流荟萃之地，有了形意拳之乡的美誉。另外，由于社会动荡和治安混乱，晋商的商号和家宅遇到诸如偷、盗、抢、赖、仇人报复等意外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商人们多会请成名武师为其看家护院，保障后勤，并以上宾之礼相待，而拳师们也可借此机会通过业缘的传承方式进行武术的推广。如当时山西太谷北光村富商曹氏的三多堂按照东南两局，各设护院拳师一人，又在南山青龙寨设守寨拳师一人，一些形意拳高手如李老农、申天宝、冯克智、胡铎等都在曹氏三多堂担任过护院拳师，使得曹家家丁 500余人都成了地方传统武术的弟子。［10］
　　4 晋商为习武者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和理论支持
　　俗语说“穷文富武”， 意为清寒贫苦多造就文人，富裕才容易让人尚武，习武者要衣食无忧，一般还要出资延师、置办装备器具，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明清时期的晋商以海内最富而著称，晋中平原腹地祁县——太谷——平遥地区因其商铺林立，钱庄、票号不计其数而远近闻名，成为了晋商商业的中心。多财善贾的晋商为武术的发展、传承和繁荣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也使得晋中地区成为了山西地方特色拳种心意拳和形意拳的发祥地。
　　武术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因素。明清山西武术的发展是以大量武术人口为基础的，而大量武术人口的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商贾富户的发展与当地习武者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习武者为晋商提供安全的保障，晋商通过聘请习武者坐阵自家宅院保一方安全或传授家人武艺的方式，为武术人口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使得习武者学有所用，使武术成为一项生存的技能，进而带动地方尚武、习武之风气，驱使着更多被从土地上驱赶出来的农村人口加入了习武的行列。
　　晋商也为习武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封建社会士、农、工、商四民的排序道出了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而明清时期的晋商多有把家族中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才子纷纷投入了商海的现象。当他们与习武者交流沟通时，自然会从理论上推动武术文化的发展与完善。如，太谷富商孟如，系太谷县四大县绅之一，出生于书香门第，精通史书，学识渊博，形意拳创始人李老农在孟家护院授艺的时，得到孟如理论上的支持，制定了“三传”“三义务”“六不传”的武德规范，让大家共同遵守。［10］另外，晋商在习武过程中，也会凭借自身深厚的文化功底，对拳种进行创新研究，从而加速武术流派的形成，精益求精地促进了地方传统武术的发展。现今盛行的形意拳主要有车氏、宋氏和布氏形意拳三大流派，其中宋氏形意拳就是晋商宋世荣在继承了原有形意拳风格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太极、八卦诸拳而独创的。
　　5 镖局是晋商推动武术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
　　 “镖局者既非殷实商家，又无充裕资本，都是几位武术家( 俗名把式匠) 组织而成，并雇用把式匠数十人，为之轮流保护运输车辆而已。此种人员，即名曰镖客。”［13］镖局是在自由商贸经济的发展的前提下产生的，虽然目前尚无资料证明镖局的产生源于晋商，但从二者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彼此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动荡的明清社会环境下 “非有特殊武艺之人一路护卫，势难保行旅平安”，［14］晋商也不可能将自身的安危和大量货物贩运、资金运输中的安全完全委托于单个的习武者，而受到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明清政府也没有为商人的商业运输提供安全保障的职能机构，因此，民间组织形式的镖局逢时而生。镖局作为一种危险性极高的诚信行业，以武术为基本生存手段，将武术作为商品进行经营，以保护商人人身、家宅、经营场所安全和保障货物、资金流通运输中的安全为职能，其运营中的核心必备条件是具有较强攻防技击风格的拳种和大批武德高尚且武艺高强的拳师。即便是在晋商创立山西票号的晚清后期，虽然票号在部分功能上替代了镖局运现，但“各地现金的盈绌，少量现金的调运是不可避免”，［15］镖局依然通过武装押运调拨资金的形式来保障晋商贸易的正常运营。可以说晋商的汇通天下带动了镖局的产生与兴盛，而镖局在为晋商提供必需的安全保障的同时，其运营中的核心技术支撑条件又决定了必然与当地武术流派以及习武者存在着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至此，可以认为镖局实际上就是晋商推动武术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晋商通过一定形式的物质支持，使镖局有了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而镖局的兴盛，又直接对传统武术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没有镖局，明清时代的武术也不可能大规模地服务于晋商，实现其自身的社会价值功能。
　　5.1 晋商为镖局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物质保证
　　晋商为镖局提供了可观的利润。在晋商创立票号之前，金属货币作为资本其流通的现实情况是“国人的银钱转移，小量可以自行揣带，稍多的话，比如说可兑十两银子的铜钱( 约一万枚)，或一千两的银锭，就得车载马驮。”［14］晋商通过彼此信任机制，将货物、现金运输与安保工作全权交与镖局负责，镖局在规定的镖期内完成走镖任务从而得到一定数目的佣金，可想而知，随着晋商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的逐步过大，镖局的业务必然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从中得到报酬数量是不言而喻的。据《晋商的过镖制度》一文中描述当时镖局业务在鼎盛时期“每当过镖，运载现银的镖车到达，那些过元宝的驴队、驼队, 首尾相连, 逶迤不断, 过了两天两夜还没有过完……”［16］也正因如此，大大小小的镖局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范围内大批出现，作为一个专门为习武者提供体面而稳定的工作的商业性民间营利组织，镖局的兴盛必然会为武者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更好的营造出民众尚武、习武的风气，进而推动武术的发展与繁荣。
　　5.2 镖局对传统武术发展的贡献
　　首先，镖局以商养武模式实现了武术文化社会功能的扩大化。镖局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服务的同时，将民间武术作为商品进行运营，在明清时代赋予了武术文化新的商业职能。
　　其次，镖局为拳种间的交流提供了平台，推动了武术与社会生态的接轨。清代以前，民间武术各门各派视自家绝学为独得之秘，一般不会轻易传于外人，此种凭借血缘关系进行传承的方式，呈现出明显的“秘密、直线、内向、封闭”［17］的特点，直接决定了习武者无法将一身本事转化为生存本领。在晋商活动的影响之下，特别是镖局脱颖而出成为当时武术文化传播的重要承载体之后，地方传统武术的职业背景和传承形式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从职业背景上看有拜师授徒的、有经营镖局的、有学堂授课的、也有为巨富商贾看家护院的；从传承形式上看，也有了横向和纵向两种方式，纵向传播主要体现在一个镖局内镖师之间大多是师徒、师兄弟或是师叔、师伯、师祖的关系，传授武艺仍然延续了口传身受、耳提面命式的家庭式传播关系，我们说此种方式继承了传统武术传播的优势，有利于加强对习武者武技和武德的控制，实现了镖局内武技交流的最优化，也满足了镖局生存的现实需要。18岁加入会友镖局的李尧臣在回忆保镖生活时提及：“镖局规矩，和一般商号不同，都是师徒关系。那时，南北各地，师兄、师弟、师叔、师大爷，共有1000多人……人多了，总有师傅或师叔、师大爷们带着，一切听他指挥”。［18］从横向上来说，晋商为了在竞争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常常以联合商帮的形式，采取团队化的经营模式，商帮的联合也促成了镖局间联合走镖的形式，加之，镖师因职业需要，多性情豪爽，愿广交天下武林朋友，所以联镖制也为身怀不同绝技的镖师们提供了一个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取长补短的良好机会和环境，促进了各拳种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民间唱出了一句顺口溜:“王家的枪(平遥)、戴家的手(祁县)，左家的弹腿天下走(文水)，安家的大弓(榆次弓力拳)射出口(东口)，大盛魁的镖师(西口)不用吼(有镖旗亮相不必喊镖)”［19］就是各个拳种联合走镖的真实写照。明清时期，祁县的戴龙邦、平遥的王正卿和文水的左昌德被世人并称为“华北三杰”，其中人送绰号“神枪面王”的王正卿于咸丰五年，在平遥城内开设了同兴公镖局，而左昌德也开设了昌隆镖局，二人在走镖期间，义气相投，结为金兰之好，共同切磋武艺，王氏向左学习绵掌、弹腿，左氏向王习练大枪、信拳，在彼此交流中，取长补短、进取不息。
　　再次，镖局通过走镖和坐镖两种业务职能，为身怀绝技的武者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就业机会。通过考证众多武术流派大师的生平事迹（见表1），可以清晰的看到，他们都有在镖局任职的经历，习武者在保镖促商的社会活动之中，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而尊敬有加，从而具备了走镖和坐镖所需的社会活动能量，也实现了个人的社会价值。如太谷形意拳大师车毅斋，早年出生寒门，是太谷积安堂商号的马车夫，后经人介绍于咸丰六年(1856年)拜李老农为师学习心意拳，武艺学成后，以保镖为生，并习武不辍，广收门徒，得到“通天教主”的美誉而声震武林，闻名遐迩。
　　6 结语
　　统而言之，当把武术和晋商放在明清时期的社会背景中，会发现二者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并在各取所需中实现了共同的发展。武术通过镖局和习武者为晋商提供了安全保障服务，促进了晋商的繁荣发展，而晋商则从自身需求出发成为了同期地方武术发展的最大驱动力。商贾们在尚武、习武的同时，积极给予镖局和习武者必要的物质和理论支持，直接或间接的为地方传统武术拳种风格的形成、技术体系的完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以及武术文化的传播与推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晋商与武术的这种共融与共荣的现象，是地域文化、经济文化等综合因素作用下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三晋历史上一个值得考究的文化现象，更是当今推动中华武术文化发展中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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