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贷款【不良贷款来了】

　　不期然之间，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已经悄然回升。不期然中有必然。在完成四大行改制上市以后，中国银行业基本保持了连续近十年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双降。转折发生在2011年底，那时的银行业整体不良资产率不到1%。至少从那时起，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从余额到比率，必将回升，已不再有争议。以西班牙银行业危机前无比健康的财务数据在一夜之间恶变为最新样板，中国银行业的不良，似乎怎么想象都存在可能。
　　外界惟一未能达成共识的是，中国的银行业不良资产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和程度再度涌现。悬剑在顶，近几年来，在业绩持续高增长的同时，中国银行股的估值却一蹶不振，甚至出现个别银行股PB（市净率）值接近破1的尴尬场面。
　　中国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在卸任前曾预测，以当下银行业的体量，不良贷款翻番，不良贷款率达到2%左右，是个正常可接受的水平。
　　不过，短短几个月，他的这一预言已经在银行业最发达、历史上资产质量最好的浙江省应验了。
　　“去年8月总理到温州考察时，当地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仅0.37%，属全国最低。但如今温州的不良率已经接近2%。”浙江银监有关高层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浙江多位银行业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截至今年4月，除了政策性银行，浙江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已全面上升。个别大行如建行浙江分行，不良率已骤升至2%。
　　工行浙江分行一位人士表示：“估计浙江是前奏，恐怕这一趋势会蔓延到东部整个地区，以及中西部，今年很可能中国整个银行业不良贷款都是双升。”
　　不良贷款就这样来了。
　　这到底是经济增速放缓下的必然结果，还是2008年信贷狂飙后的苦果？是因地方经济转型不力，还是宏观经济政策不当带来的后遗症？这也许都需要反思。从金融改革的角度，中国银行业自身的行为方式经过近十年的改革，是否有了质的改变？面对这一轮不良贷款，他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免责？
　　不良骤升
　　不良贷款和不良率双双骤升，四大行中，建行浙江分行的情况最严重
　　“从去年10月开始，浙江银行业不良率就开始一直上升。到去年底，浙江银行业不良率还是单升，即不良率下降，不良额上升。今年，浙江银行业整体不良贷款率都涨得挺快。年初浙江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是0.93%,到5月至少上升了0.5%。”一位工行浙江分行人士对财新记者透露。
　　“不良骤升的趋势比较明显。我了解现在各家都挺高的。” 杭州一家商业银行中小企业一线信贷主管说。
　　“在浙的国有银行当中，建行问题相对比较严重，因为有个别项目显得很突出。总体来看，建行和中行的情况比工行、农行严重。”接近央行浙江分行的人士称。
　　来自监管部门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建行和中行不良率上升最快，建行最为严重。截至今年4月底，建行不良贷款率为1.78%，较去年底上升0.45%；中行不良率0.91%，较去年底上升0.34%；农行和工行不良率分别为0.97%和0.91%，分别较上年末上升了0.06%和0.13%，农行上升最少。
　　建行浙江分行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建行浙江分行现在的不良率已经达到2%，不良贷款余额达100亿元。
　　股份制银行中，在浙浦发银行、深发展、广发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比较严重。其中广发银行不良率上升最多。股份制银行不良率上升前四名为：广发银行不良率为 2.89%，比上年末上升1.13%；深发展不良率为2%，比上年末上升0.9%；浦发银行不良率1.25%，比上年末上升0.61%；民生银行不良率为1.3%，比上年末上升0.59%。
　　在去年8月温州地区爆发金融风波之后，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出面关照下，大部分银行均将小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提高了0.5个-1个百分点，达2％左右。
　　多位当地监管人士分析认为，今年浙江银行业不良贷款双升的导火索之一是民间借贷的退潮，融资中介市场出现萎缩。“温州危机之后，现在民间借贷很谨慎。”一位银行人士称。
　　“不良贷款为什么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升高？”央行温州支行相关负责人士解答，原因是浙江地区民间融资发达，以前企业出现资金缺口，可以通过民间借贷进行融通，垫资、过桥等方式，但是去年以来，民间资金融通开始不活跃。从统计上看，新发生的垫资、民间借贷一直在下降。
　　“民间借贷规模明显下降。”温州银监局人士证实。温州金融监管部门抽样调查显示，当前温州民间借贷规模比去年8月缩水30%左右，其中个人借给个人及个人借给企业的融资规模缩水均在50%以上。
　　央行温州支行的数据，亦证实民间借贷利率已经大幅回落。自5月开始，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正式向社会公布温州市民间借贷监测利率。根据对4月收集到的600多笔监测样本的综合分析显示，2011年上半年，温州民间借贷利率水平，仅次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为十年以来最高水平，其中借贷风波爆发前的2011年8月，综合利率达到25.4%的峰值。风波发生后，利率逐步下行。
　　央行温州支行在温州的140个民间借贷利率监测体系显示，4月民间借贷综合利率为21.58%，同比下降3.02个百分点。其中直接借贷利率、社会中介利率有所下降，分别为17.75%和 30.4%，同比跌 0.21个和6.34个百分点。
　　工行浙江分行人士认为，经济下行期，不良资产处置变困难，一方面资产价格缩水，另一方面地方法院案件受理放慢，因为涉及企业破产、债务重组，影响稳定。“银行只能把不良贷款挂在账上，不良率降不下来。”
　　危险的运营
　　2008年后信贷狂飙，企业扩张，主要投资房地产，放弃了实业、产业空心化。最终银行业的风险最大
　　财新记者采访获知，鉴于当地不良贷款反弹严重，建行浙江分行已经上收了分支机构的审贷权。建行内部不乏有高层观点认为，浙江的问题主要是宏观经济问题，是大环境使然。
　　多位当地银行业人士反思了根源：一是浙江民营经济受宏观经济形势杀伤比较厉害。浙江的产业结构主要靠出口，在这种形势下比较脆弱，国外需求下降导致进一步恶化。二是各方面成本都在上涨，浙江是资源小省，从产业高地变成了产业洼地。三是企业主营业务在微利运营，一旦应收款收不回来，会带动一连串资产出现风险。 　　“企业主出走，为不良贷款大幅上升的最主要原因。” 在今年一季度末温州召开的温州金融工作座谈会上，温州银监局人士透露，温州因此形成的不良贷款已占全部不良贷款近40%。
　　“这次一个总的趋势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多的地方，影响较大，比如温州和台州；而在浙江绍兴，上市公司、大型企业多、国有企业多，现在看情况稍好一点。”一位接近央行温州支行的人士说。
　　建行浙江分行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如果跑路的成本不高，示范效应就更强，这已经构成了骗贷行为。”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企业转型不成功，后续资金跟不上，这与整个宏观经济比较疲软有关。
　　央行温州支行相关负责人士举例说明，比如一个温州企业实施产业转型的同时又投房地产，如果地产投资出现了资金困难，会直接影响其转型行业的资金投入。如果这个企业同时存在民间借贷，当其房地产业务收益率覆盖不了民间借贷的高利率时，问题就来了。
　　“一些企业运营完全靠融资，说难听点就是空手套白狼。”一位当地银行的信贷主管说，我们对企业主说，你经营十几年应该赚钱了，你的钱在哪儿呢？他说，在上海买了一层楼，全都固化了，“资产固化以后很难处置，企业经营缺乏足够的流动资金。赚来的钱都拿去炒房炒地，一旦资金链断，企业主不得不跑路。这是多么危险的经营格局。”
　　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表示，核心问题是企业前期借钱炒地炒爆了。
　　2008年后信贷狂飙，而企业扩张主要是投资房地产，“这背后其实是企业放弃实业、产业空心化的过程。如此看来，最终银行业的风险会最大”。谢国忠对财新记者说。
　　浙江银监局前局长杨小苹分析认为，“中国经济转型，主要是中西部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浙江中小企业最多，经济结构调整压力最大，这对浙江政府过去引以为豪的‘政府无为、企业自主’是一个反思，在产业经济转型升级中，政府应如何引导，不能仅仅无为。”
　　前述工行浙江分行人士则认为，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意识到产业结构应转型，但这个过程中，“阵痛很痛苦，是要花血本的，谁来埋单？银行吗？”在他看来，从上到下，对经济转型方向并不清晰，并不知道主导行业在哪里，转型企业也多数不是向行业高端、上游发展，而是走向多元化，“归根结底，还是中国基础工业薄弱、研发力量薄弱，缺少核心技术。”
　　“单个小企业贷款几千万元坏账并不可怕，但成片倒就很可怕；最大的问题是，这些企业会拖累关联担保企业，即便担保企业自身经营正常。”浙江银监局前局长杨小苹称。
　　担保圈危机
　　某大行风险部门负责人表示，浙江银行业率先“陷落”的主因，在于企业互保、联保的模式十分普遍
　　5月初，位于有中国“皮革之都”之称的浙江海宁，一家知名皮革企业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老板黄健，因为负债近10亿元而跑到加拿大。宏昌制革已经经营了八年，年产值近4亿元。
　　浙江一家大行信贷部人士介绍，宏昌制革年销售收入2亿多元，银行贷款八九亿元，至少涉及当地七八家银行，其中涉及建行约2亿多元、工行1亿多元。工行对其发放的1亿多元贷款中，一半是抵押贷款，一半是浙江萧山的一家企业提供的保证贷款。
　　所谓保证贷款一般由企业之间对等承担，简称为“互保”。而更多的是企业联保贷款，就是三家或三家以上中小企业，自愿组成担保联合体，其中一家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后，联保体所有成员都需承担还款连带责任。
　　某大行风险部门负责人表示，浙江银行业率先“陷落”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互保、联保的模式十分普遍。由于对外担保业被视同为债务，使得一些原本负债率已经居高不下的企业，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一个老板失踪，一堆企业倒掉。”
　　所以，当下一些浙江的银行前往企业收贷时，多拿着一张巨大地图，实质就是单个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关联图。比如，最近陷入危机的浙江当地房地产企业天煜建设、中江集团等，正处在一张巨大关联图的核心，涉及60多家企业的互保联保贷款链条，开始被曝光。
　　一位当地银行业人士透露，截至6月20日，这次联保波及62家企业，按照每家企业1亿元的担保余额计算，担保的总额大概在60亿元；而按照不良资产处理，这些担保抵押的资产只能够按照三折计算，则银行要损失60%以上。
　　一位当地银行人士称，这种近百家企业借款人与担保人互为担保关系，造成担保形同虚设，如果整个行业都出现不景气或者经济下行时，互保和联保会使每个企业都深陷其中，甚至好的企业被坏的企业拖垮，形成大量坏账。
　　当地多位互保联保企业主告诉财新记者，“天煜建设破产后，杭州当地的银行对背后的联保企业收贷，影响一批企业。” 一位企业老板透露，多家银行屡次对其抽贷，总额已达数千万元。“结果造成企业还一点，银行收回一点，再也没有新的资金进入。”
　　在企业的要求下，5月31日，杭州市政府召集企业和21家银行等机构开始协调企业资金紧张的问题，并在6月14日形成了会议纪要。浙江省银监局、金融办，以及银行代表和地方政府，企业均有参与。和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处理类似，会议纪要要求银行对经营状况好的企业不压贷，不抽贷，已收贷的银行要继续放贷，不改变担保形式。如果要查封一些逾期不还贷的企业，要求银行向地方政府通报。知情人士称，会上要求银行之间要在银监局和央行的协调下，不能出现一家银行给企业放贷，另外一家银行向企业收贷的情况。
　　地方政府则可以出面协调银行和企业的关系，有条件的可以效仿其他地区成立应急资金，建立资金池，帮助企业转贷渡过危机，也有要求给优质企业做防火墙，防止联保危机烧到优质企业。
　　而陷入危机的企业则不得转移资产，要盘活资产引入重组，可以债转股的方式来还本付息。
　　杭州政府敦促区政府出面筹措资金帮助企业转贷，其中萧山区筹集5亿元，余杭区出资2亿元。所谓转贷，就是帮助企业还旧借新。
　　但是，荣事集团董事长陈贵荣向财新记者表示，余杭区出现了政府帮企业还贷1000多万元的事；但是银行收走贷款后，再不续贷，因此地方政府也不敢盲目出手。 　　6月20日，浙江省政府召开电话会议，讨论了最新出现的企业联保圈的风险问题。
　　银行责任何在
　　与国外银行业相比，中国银行业过于依赖担保，通过担保信用增级而不是分析企业自身的现金流作为还款能力依据，这是银行业自身风险定价能力缺失的体现
　　“担保圈害死人，这是一个老问题了。”工行浙江分行一位人士称。
　　光大银行一位人士介绍，互保、联保是中国银行业针对中小企业贷款比较常用且重要的方式。按产品分类，一般分为六类，第一类是抵、质押贷款；第二类是共同贷款；第三类是共同联保贷款；第四类是担保公司担保；第五类是其他机构助贷，比如浙江今年推出的保险公司小额贷款保险试点；第六类是优质中小企业的信用贷款。“但这一类比较少，哪儿有那么多好的中小企业。”他说。
　　前述工行人士，援引了2008年之后发生在浙江绍兴的例子。当时绍兴最大企业浙江华联三鑫石化有限公司停产，后者拥有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PTA（精对苯二甲酸）生产能力，由于受宏观经济形势持续严峻、行业不景气和经营管理粗放等综合因素，生产经营出现困难。
　　这家企业融资80多亿元，最初涉及8家银行，但后来加上互保、联保企业牵涉32家银行，第一圈互保企业信贷规模仅工行就有60多亿元，到第二圈担保圈企业信贷规模上升至200多亿元。“到最后第五圈担保圈企业信贷规模达1000多亿元。”前述工行人士称。
　　为避免系统性风险，绍兴政府强力推动债务重组，由浙江另一大企业浙江远东化纤集团和绍兴国资公司滨海工业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联袂出资15亿元重组了该企业近百亿元银行贷款，担保企业和政府各承担一半债务，并给予企业政策优惠，比如工业用地转商业用地、土地出让金免交等。
　　但商业银行对小企业在概念上仍相当模糊，“一家银行给它贷款3000万元，十家银行就三四亿元了。小企业融资总量至少应控制在1亿元之内。这么大的融资量，还是小企业吗？”一位银行业人士反问。“融资规模一大，抵押品肯定不足，企业就开始互保，实质上是信用贷款，但银行对企业信用的分析测评又根本不到位。”
　　2011年10月温州发生金融风波之后，浙江在当地试点1000家企业信用贷款，2011年信用贷款新增规模34亿元，新增1952户。“额度还比较小，但能否推得开还难说。”浙江银监局人士称。
　　“中国信贷体系的问题，连锁反应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建行浙江分行人士亦称。通过担保信用增级而不是分析企业自身的现金流作为还款能力依据，是银行业自身风险定价能力缺失。
　　他认为，中国的信贷制度设计问题重重。比如，还款之后才能续借，而信用贷款是设置条件的，信用等级达到多少才能放贷，而且要有抵押品，一来无抵押银行不放心，银行不愿意承担风险；二来，客户经理可以免责。“担保抵押文化改不了，银行与当铺何异？”
　　“国外银行业放贷主要是信用贷款，看每笔业务的还款来源是否确定，如果风险高就定价高，每笔资金用途全程跟踪。中国的银行不可能全程跟踪、能力跟不上，因为业务量太大了，都依赖银行贷款，间接融资规模大，一年业务量几十万笔。”上述建行浙江分行人士称。
　　一位担保业资深人士对此质疑，银行不能总是以风险由担保公司承担为由，忽视必要的贷前审查，这些工作本应银行来做，是否落实了贷前审查、贷后监管及资金流向管理？
　　一位银行业监管者直言，当前国内银行业的管理水平还有待提高，多数银行都是靠天吃饭，宏观经济形势好，他就好；经济形势一旦恶化，银行资产质量也首当其冲。而资产质量的好坏，很少体现出管理能力的差别。
　　过度信贷恶果
　　“企业都被宠坏了，当初获得信贷特别容易。特别在2008年-2009年，搞块地就能赚钱”
　　卷入前述互保链风波的一个企业主表示，2008年，当地的银行暗示各个企业，说现在贷款容易，结果企业贷来款进行投资。但是，后来突然贷款一紧，很多企业就受不了。
　　杭州银行一位中层也指出，江浙一带很多中型企业早已过度信贷。该地区本身在中小企业的贷款竞争就很激烈，银行放松了保证担保的条件。
　　广发银行一位中层指出，企业拿到贷款资金，经济上行期时，为逐利放弃实业而置业，通过固定资产的升值，扩大使用杠杆规模。
　　一位国有大行人士认为，由于长三角一直以来被认为经济发展好、信用度高的地区。银行一直以来的风险审核保持着适度放松惯性，而忽略了适时调整和适应。目前经济处于下行期，固定资产估价相应下调且并不容易处置变现。
　　“企业都被宠坏了，获得信贷特别容易。特别在2008年-2009年，搞块地就能赚钱，有块土地一定能贷到钱，后来才发现，原来盖好了也有卖不掉的可能。”前述信贷部门主管称，过度融资、集中性融资风险很大，钱多就不审慎。
　　他介绍，大面积发生不良贷款的情况并不常见。除非企业经营情况已经差到连利息都偿还困难，或者筹集不到过桥资金。另外，银行有意压缩贷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
　　一位国有大行的客户经理坦承，事实上银行有很多方法遏制不良贷款的发生。其中，常用的一种方法是借新还旧。具体操作是，当一笔贷款到期时，只要企业从其他地方拆借过桥资金还款，银行在第二天又重新发放新的同等额度的贷款。企业只需要按期支付贷款利息。
　　不过，前述一线信贷主管认为，信贷的泡沫是存在的，企业还行的时候争着贷，一旦有危机比谁跑的都快。
　　例如位于中国杭州的浙江虎牌控股，创始于1951年5月，产业涉足低压电器等产业。下辖全资（控股）企业15家，对外投资（参股）企业10家。集团总资产35亿元。
　　2010年11月，虎牌以7.98亿元收购浙江省电力公司下属企业浙江宏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据相关人士透露，虎牌用于收购的7.98亿元资金，有3.82亿元来自于浙商银行的专项并购贷款，但是虎牌未能将宏发能源名下的六套房产以及名下的两个合资公司的股权抵押给浙商银行。
　　由于抵押未到位，2011年4月左右，浙商银行撤走资金1.32亿元，剩余2.5亿元。随后为了完成收购，虎牌控股通过股东募集资金，完成了收购。
　　由于宏发能源在浙商银行的4000万贷款于2012年5月6日逾期，加上被浙商银行撤走1.32亿元资金的消息在当地散布，以及卷入天煜建设互保圈，虎牌控股被多家银行追贷，资金趋紧。
　　荣事集团一位高管认为，前述互保链风波涉及的互保企业，有的今年业务订单已达2亿元，如果因为银行收贷导致企业破产，恢复就需要五年乃至更长。
　　“银行大多只想着自己如何从这个危机中脱身，一旦出现系统风险，恐怕四分之一的银行才会幸免。”该高管称。
　　“这次风波是2008年贷款放松又收紧造成的后遗症，走到最后没人能脱身，也会波及到实体经济。”荣事集团一位高管认为，某种程度上说，企业当年的盲目投资受到了宏观政策的鼓励，互保则是银行要求的一种模式。
　　社科院重点金融研究室主任刘煜辉认为，高强度的产能扩展和多元化规划使得企业财务表上资产出现长期化倾向。地方政府普遍以矿权、土地和巨额的财政补贴换这些企业的产业投资扩张，企业尽可能做大营收，是为了累积更多与地方政府谈判的筹码。
　　本刊记者霍侃、田林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