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广州对外经贸活动与英文粤音借词的产生]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舞音阁
时间：2019-04-18 03:15:5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广州是英语词汇中的中文借词发源地之一。这些粤音借词数量可观，涉及中外经贸活动的各个环节，从而在生动反映清末广州对外商贸活动概况的基础上，折现出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及周边地区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些侧影。更为可贵的是，这些粤音借词以语言为载体，记录了西方人士对华人社会的观感和体验，为近代中外交流史留下了一份宝贵记录。
关键词：英语；粤音借词；清末；广州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2）02-0049-03
自清代中叶之后，伴随着西方经济、文化势力的渗透，中国作为“老大帝国”的地位受到动摇并开始逐渐融入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格局当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定数量的中文词汇被英语吸收而成为其外来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1]其中，由于广州是内地最早对外通商的城市，中西交流的时间跨度较长，英语中的粤音借词出现时间较早，数量相对较多。不仅如此，这些粤音借词透露出了清末广东对外商贸活动的种种实绩，有助于拓宽我们观照历史的视野。
一、天朝风物：进入英语的广东特产
在满清统治者看来，天朝物华天宝，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因此不需要与来自远方的“蛮夷”打交道。出于“天朝上国”对番邦的恩典，清政府将广州作为唯一的通商口岸对外有限度开放。从1757年开始直到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的80多年里，广州的商业地位得到了稳步而迅速的提升，国内外物资的集中、销售、转运以及交融流通都在这座城市里开展。到了1839年前后，广州人口已达到50万上下。“小贩、艺人、店主摩肩接踵。被每天可挣两先令工资所吸引而来的广州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卸下和搬运各种各样的涌入广州的货物：用潮州船运来的广东沿海乡镇所产的盐、鱼、大米和糖；广西来的大米、肉桂；云南来的铜、铅、宝石和黄金；福建来的陶器、烟草、蓑衣、糖、樟脑、红茶、雨伞；浙江来的丝绸、扇子和上好刺绣品；安徽来的绿茶；湖南、湖北及河南来的大黄和
各种药材。广州则输出燕窝、檀香和外国奢侈品……这个城市像块磁石，它吸进原料和人力，然后再把它们释放出来。”[2]
其中，国内茶叶的出口属于中国对外贸易活动的大宗。据《清史稿?志九十九》记载，当时全国的茶叶市场大者有三个：汉口、上海、福州。“汉口之茶，来自湖南、江西、安徽，合本省所产，溯汉水以运于河南、陕西、青海、新疆。上海之茶尤盛，自本省所产外，多有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诸茶。江西、安徽红绿茶多售于欧、美各国。浙江绍兴茶输至美利坚。福州红茶多输至美洲及南洋群岛。”[3]536上述三地的茶叶出海，都需要经过广州。为了从茶叶交易中获利，洋商“麕集”广州。为了沟通上的便利，各类茶叶的英文名称一律采用广东的本地发音。
首先，“茶”被统称为Cha。在此基础上，根据茶叶自身的加工手法、出产地点来加以区分，又创造了Campoi（拣焙茶）、Hyson（熙春茶）等词汇。Chow（炒）、Wok（镬）分别作为制作茶叶的方式、主要工具也被收入英文词汇之中。有意思的是，由于国人对海外世界的了解极其有限，洋人采购中国茶叶的行为被理解为蛮夷以肉食为主，离不开有助消化的茶叶、大黄。[4]同时，中国又是茶叶的最佳出产地，洋人的茶叶供应不得不依赖于中国的供应：
盖茶之性喜燠恶寒，喜湿恶燥，又必避慓烈之风，最适于中国。泰西商务虽盛，然非其土所宜，不能不仰给于我国，用此骎骎遍及全球矣。[3]538
诚然，西方人喜爱中国茶叶，但远远未达到“不可一日无此君”的程度。不仅如此，为了达到茶叶的自给，英国从19世纪初便开始在印度广泛种植茶叶以期打破中国对这一饮品的垄断局面并试图开拓属于本国的茶叶销售市场。对于清政府而言，盲目的狂妄自大加上国内转运程序的繁琐低效，中国茶叶的外销规模受到极大的限制并在鸦片战争之后走向萎缩[5]，这一情势反过来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或许，这正是闭关锁国政策的主导者最为始料未及的。
除了茶叶以外，Galangal（高良姜）、Lingchi（灵芝）、Paktong（白铜）也属于贸易的一部分。它们通过Sampan（舢舨）被装载上船，运输至遥远的国度。在贸易活动的间隙，居留在在广州的西方人除了安心等待货物安全抵达之外还能够做的便是领略“食在广州”的含义。在这里，他们可以选择的主食、零食至少有Chop suey（杂碎）、Chowmein（炒面）、Dim sum（点心）、Subgum （[炒]杂锦）、Won ton（云吞）诸多种类；水果则有Kumquat（金橘）、Litchi（或Lychee）（荔枝）、 Longan（龙眼）、Loquat（芦橘）。而Pakchoi（白菜）、Samshu（“三烧”[酒]）也是日常餐饮所不可或缺的。事实上，洋人如何评价它们的味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特产能够出现在异域文化的体系中而被认识、接受，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
二、华夷博弈：官府?行商?鸦片
华洋之间的商业活动需要中介的参与和平衡。为了满足这样的现实需要，Hong（“行”）与行商（Taipan，或曰大班）应运而生。康熙二十五年，经两广总督吴兴祚、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广东巡抚李士祯共同商议，广州建立了准行商制度。从此之后，中外商贸往来集中在“十三行”地区（今广州荔湾区十三行路附近），由以伍秉鉴、卢继光为代表的行商负责接洽海外的商业团队和个人，并为其代办经营手续、协助调解中外纠纷。在“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思想指导下，行商成了政府与洋商之间的缓冲层，西方商人、中国行商、政府由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三明治”结构。[6]
为了防止洋人“以夷变夏”，官员是不许与洋人直接见面的。洋人需要呈交的文件、资料、请示都由十三行的华商代为转递。此外，清政府严禁夷人自由进入中国内地。针对来华洋商必须频繁进出广州城的现实状况，只有在行商充当担保的前提得到满足之后，政府才会发放通行许可。此外，洋人还需要遵守的硬性规定至少还包括：不得与中国居民交往、攀谈；不得直接与商品生产者接洽业务；洋货（舶来品）出售之后不得折换为现银而是就地采购中国商品再运出中国国境；女性（家眷）不得随行来华；不得乘坐和使用中国的轿子；不得在华划船；每月的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可以在行商的陪同下，参观公共花园，等等。与之相对应的是，为洋人提供服务的华人（行商之外的仆人、翻译、马夫、厨师）会受到政府的严密监控和社会舆论的严重歧视。 可以说，在广州的外国人“被限制在号称十三行的老区长达八百英尺的滨江地段以内，那里有约四英亩空地。想到别处去租赁房屋的尝试，通常总是要碰钉子的”。[7]252在这样的情况下，洋商只跟广州的行商往来，彼此的联系越发密切，情谊也在不知不觉间增长。有证据表明，洋商与行商之间的信用度非常高。口头合同的份额远远大于文字合同。有的行商甚至会在洋商破产之后毅然免除其债务并提供其返乡的盘缠[8]，这样的举动不但没有丝毫市侩气，反倒不乏豪侠的慷慨仗义。
然而，华洋商人的良好私交并不能左右国家之间的恩怨。随着英国国力的快速提升，这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要求更加广阔的市场来消化它的强大生产力。从1793年开始，它陆续向清政府派遣正式的外交代表团赴京觐见最高统治者。然而，英国人并没有得到更多的通商口岸或优惠的经商待遇，清朝皇帝仅将他们视作渴望归化的进贡者，根本没有考虑彼此平等相处的可能。天朝的傲慢无知看上去是可笑颟顸的，但事实证明，天朝有骄傲的本钱——在十九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结算大约盈余二千六百万元——英国的白银滚滚流向中国[7]183，而中国的大门却丝毫未向远道而来的英国人敞开。对此而言，巨大的贸易逆差需要及时而妥善的解决。为此，他们选择了最卑鄙的武器：鸦片。
通过向中国内地非法运输、销售鸦片，从1828年到1836年，中国将三千八百万元拱手送与英国。这笔资金反过来资助了英国加速使印度殖民化的大部分活动。1830年，东印度公司的总稽查宣布，每年至少有四百万收入得从印度运回英国。印度的这笔盈余的大部分首先要变成鸦片在广州卖掉，然后购买茶叶运到国内，这又为英国政府增加了三百三十万镑关税。[7]184
鸦片的流入，使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都大受其害，毕竟人一旦吸食鸦片便会上瘾。对于经销这种特殊商品的洋人来说，华人的Yen（瘾）和Yen-hok（吸食鸦片烟所用的针杓，简称“烟杓”）中散发出的薄雾烟霞就是他们的财富之源。就这样，丢弃了道德、廉耻的英国将中国拖入毒品的泥潭；就这样，中国在仓促、茫然中迎来了使自己饱受羞辱的1840年。
三、一斑窥豹：洋人眼中的华人生活
重温晚清，我们看到，历史的演进有时候会呈现出荒谬、吊诡的色彩，中、英两国外交史上的第一次冲突便是如此。和现代国家为资源、土地而大动干戈不同的是，引发中英之间首次矛盾的导火索是一个并不复杂的动作：叩头。
这个在英语中被译作Kowtow的单词仅仅被解释为肢体活动的一种，但对清王朝的统治者来说，这个动作意味着“面子”。为了顺利实现两国贸易的正常化，取消不必要的限制等目的，马戛尔尼受乔治三世之命率团觐见乾隆皇帝。在“面圣”之前，马戛尔尼使团与淸廷官员之间为了是否行叩头礼而多次发生争执。最终，马戛尔尼选择以单腿下跪的方式向乾隆皇帝表示敬意。面见的结果是乾隆皇帝对英国人的请求全盘拒绝。[9]尽管没有证据表明马氏的表现与皇帝龙颜不悦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中国向外部世界敞开大门的可能性却在该不该叩头的辩论中烟消云散了。和马戛尔尼不同，在广州的洋人对中国礼节的复杂繁冗从不习惯慢慢转为熟视无睹。时间一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也开始学习中国式的寒暄与行商交往，当然，向对方鞠躬可以，下跪不行。[10]
除了经商之外，洋人认真地观察着中国社会。有别于蛰居一地的洋商，肩负传教使命的基督教、天主教教士“非法”深入岭南腹地，和当地的客家人进行接触。通过交往，他们发现客家（Hakka）人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与精神面貌：爱好自由、勇敢自主、乐于冒险。[11]相比之下，城市居民更亲睐安逸的生活，闲暇时节，这些“城里人”会穿着Cheongsam（长衫）、Samfu（衫裤）一类宽松休闲的服饰，使用Fan-tan（番摊）、Paikau（排九）等一干工具聚众赌博，“赌注的大小则是不一定的——钱财、老婆、孩子都算”。虽然这一类活动被法律明令禁止，赌博行为仍旧司空见惯，连地方上的官员“都很支持这种（生活）方式，甚至亲自参与”。[12]——正是借助着这样的观察，这些高鼻梁、蓝眼珠、黄头发的“鬼佬”（Kwailo）对晚清时代的广州及周边地区建立了最初的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清帝国统治下的种种弊端也将会被他们捕捉、汇集、分析和利用——中国这扇古老沉重的大门正在时间的推移下徐徐开启，而中华民族即将迎来一场巨大的变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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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锦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