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未知答案|女性主义理论

时间：2019-04-11 03:13:17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电影《末路狂花》是一部经典的女性主义电影，它呈现了作为“他者”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但是影片并没有给出女性觉醒之后出路在哪的答案，两位女性依然在男权的桎梏下无法脱身，最后只好以死亡作为终极但是无谓的反抗。
　　关键词：女性主义他者未知答案
　　相较于“Thelma & Louise”，电影的中文译名《末路狂花》显得更加客观，作为一部被奉为经典的女性主义电影，在中国积重难返的男权语境下好像也变了味道。在中国的传统话语中，有很多形容和赞美女性的美好词语“弱柳扶风”、“艳若桃李”、“步生莲花”、…女性在这些话语里被物化为优美脆弱需要被人呵护的对象，成为被欣赏和把玩的物品。语言是人类思维的载体，是一套约定俗成符号系统。它的使用直接准确地反映着社会习俗和人的思想观念，在我们接受并使用那些以花喻人的词语的过程中，女性的从属地位被一次次的强化，这种强化是无意识的，甚至连女性自身也无法觉察。她也许是只是失意的诗词中那个倚柱凭栏的落寞背影，是英雄饮恨之前那曲凄绝的舞蹈，是春风得意时锦上添花的灼灼笑靥，是长夜苦读时添香的红袖。总之，女性的存在为功利实用的世界镀上了一层柔艳的暖色，像泥胎上的釉，让容器在完成储物的使命的同时还在观感和触感上让使用者更舒服，点缀而已。
　　波伏娃说“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人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1]这就意味着当女性意识到自身的独立性与自足性，并为了它们付诸行动的时候，她所要面对的是超越国界人种的庞大力量。娜拉的关门声固然震耳欲聋，但是关上门之后呢？娜拉骄傲地宣称“我是一个人，一个和你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的预言是“不是回来，就是堕落”。这个学习的过程异常艰辛，结果也常常不尽如人意。
　　电影《末路狂花》讲述的就是女性从发现自我到争取自由再到走向毁灭的过程。女主角露易丝和塞尔玛，一个是餐厅女招待，一个是平凡的家庭主妇；她们约好一起开车旅行，本来想借一路的风光驱逐内心的不快和郁闷，没想到她们处处都受到男性的压迫和歧视，露易丝用手枪杀死了一个企图强奸塞尔玛的家伙，之后她们开始逃亡，她们的钱被一个牛仔席卷一空，不得已塞尔玛抢劫了一家商店，摆脱了一个警察的追捕后，她们报复了一个不停骚扰她们的龌龊司机，最后被逼无奈只能选择悲剧性的命运，手拉着手开车冲下山崖……
　　作为一部女性电影，《末路狂花》几乎囊括了作为男性文化模式的公路片的所有元素；雷鸟敞篷跑车、手枪、子弹、香烟、酒、暴力以及美国西部飞舞的黄沙、荒芜的旷野…。唯一一个带有女性特质的意象可能就是塞尔玛刚刚踏上旅程的那一袭洁白的长裙，它的抹胸式的古典设计其实就是女性柔弱优美的象征。但是它却被一个视女性为欲望发泄工具的流氓撕破了，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的一生充满着矛盾，一方面她是一个具有独立生命意志的个体，在这一点上女人和男人没有任何区别；与此同时，在社会习惯中女性的核心价值往往要通过男人才能体现，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指出，私有制出现以来，男人成为了奴隶和土地的主人，也成为了女人的拥有者，这是“女性具有世界意义上的失败”[2]。女性从此被物化，沦为生育的工具，欲望的载体。就像张爱玲说的那样“女人的爱其中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被爱”，既然渴望被爱就要发掘自己被爱的理由，这理由不在思想不在灵魂，而在外表，还是张爱玲说的“没有一个女子是因为她的灵魂美丽而被爱的”，所以王尔德说“女性只是一个装饰性的性别，她们说出的话空无一物，可就是悦耳动听，令人愉快”。正是在修饰自己这个过程中，女性的自足性一点点地丢弃，逐渐成为男性的附庸，成为客体，成为他者。而更加可怕的是，女性却毫无知觉，甚至主动放弃成为“一个人”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塞尔玛的被撕破的白衣恰恰是女性挣脱枷锁的象征，这种经历很痛苦，年深月久这枷锁已经深深嵌入血肉，并且这并非塞尔玛主动觉醒，她是在这个由性侵犯引发的一系列的血案中被惊醒的。在最初的阶段，她惶惑，她不知所措，甚至抱怨路易斯的冲动，直到一个看似充满善意的帅哥牛仔骗取了她们所有的钱，这意味着在以后漫长的旅行中她们没有食物，没有汽油，意味着她们面临着一级谋杀的指控而不得不臣服于男性强权的膝下。怎么办？和拉斯蒂涅一样，塞尔玛也由三位不同的导师上了人生三课，银色子弹酒吧的流氓让她见识到男人的兽性；帅哥牛仔让她了解男人的伪装，并教会了他优雅而非法的谋生手段，让她通过打劫得到了自我价值的最大实现；和她生活多年的丈夫呢，从电话里他一如往常的专横中赛尔玛抛弃了家庭字面寓意的温暖，开始了“学做一个人”刺激却注定没有未来的征途。
　　电影在蓝鸟车飞向峡谷的耀眼弧线中结束，经历了与男权社会以暴易暴的抗争后，如何安排这两个逸出常规者的命运应该很让镜头后面的男性导演苦恼：让她们面对审判，这部影片的女性主义大旗高扬之后又被斩断；让她们达成最初的美妙初衷“我们将到海边喝酒，要改名换姓找工作，警察提的条件绝对不会比这好”，法律或者在法律背后男性权力的尊严谁来维护？充满艺术气息和唯美情调的死亡是为她们也是为我们安排的最合理最妥当的结局了，它悬置了一切争议和潜在的问题，让我们在唏嘘惊叹中麻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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