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陈寅生,谜一样的陈寅生:陈半丁

　　关于陈寅生，我们知道的很少。学习、收藏墨盒镇尺等近代刻铜文房，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就是陈寅生，最能引起我等后学兴趣和激情的也是陈寅生。随着实物收藏和寓目寅生真品的逐渐增多，寅生话题的讨论也愈深入愈广泛。谈论得愈多，知道得愈少年代久远，声名湮没，资料奇缺，考证无着，探寻无门，所以知道的很少；愈不知道就愈想知道，所以谈论得多；诸多讨论缺乏翔实有力的证据，许多疑问百思不得确解，有的往往是猜测和推论，所以谈论得愈多，感觉知道得还是很少。归结成一句话，就是“说不尽的陈寅生，谜一样的陈寅生”。
　　元、关于陈寅生，鲍康大人如是说
　　这是目前所见最早最翔实的陈寅生文献史料，也是笔者关于陈寅生研究的一点新发现。
　　一、论及陈寅生刻铜的文献史料
　　论及陈寅生和刻铜墨盒的较早一点的文献史料，以前多被研究者提及的，概有以下三种：
　　1）《论墨绝句》谢崧岱光绪十九年（1893）初版；
　　2）《天咫偶闻》震钧（1857-1920）光绪三十三年（1907）初版；
　　3）《清禆类钞》徐珂（1869-1928）民国六年（1917）初版；
　　其中以《论墨绝句》最为重要。周继烈老师是刻铜收藏研究的奠基者，立论严谨，学风中正，对寅生文献史料的收集筚路蓝缕，蔚为大观，为后学研究陈寅生提供了诸多线索和门径。《铜匣古韵》（周继烈著）第四章《墨盒资料辑存》（86-87页）转引了谢崧岱关于墨盒和寅生的大部分文字，《文房资料五种》（周继烈主编）也将谢之《论墨绝句》收入其中。周老师认为“《论墨绝句》作者谢崧岱实为中国第一位论及墨盒及记载陈寅生刻铜者，余者均在其后”。
　　二、一点新发现
　　《铜匣古韵》出版于2004年，2006年出版的《刻铜艺术》（创刊号）有周继烈先生《有关陈寅生四题》一文，又提供了关于陈寅生室名斋号，陈寅生刻的印章，陈寅生发表过的文章和陈寅生的书法等四条重要文献史料。其中陈寅生为鲍康代书墨迹资料图片引起笔者极大的兴趣。正是由于这一线索，沿着鲍康和陈寅生关系探讨这一思路，笔者浏览爬梳了鲍康的一些著作（都是钱币学方面的著作），竟意外发现了关于陈寅生刻铜墨盒的记载文字。通过对比发现，这些文字是清代文献中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发表在谢崧岱《论墨绝句》之前，且文字鲜活生动，较为真实可信。《论墨绝句》和《清裨类钞》中的文字，提及陈寅生的，概均由此转引，且重要信息缺失。这实际上是陈寅生同时代人对陈寅生最原始的评价。之后的文献提到陈寅生刻铜，都未曾对比这段原始文字，偶有增删，虽未伤大雅，个别也有以讹传讹之嫌。因此将这段文字重新提起，加以分析探讨，对陈寅生刻铜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三、鲍康作《为陈寅生题平安馆集古砚文字》
　　这段文字载于鲍康著作《续丛稿》，原文如下（原文未断句，笔者试断）：
　　《为陈寅生题平安馆集古砚文字》
　　余戚陈寅生，麟炳。工篆刻。所镌铜墨盒足与曼生壶并传，都人士争购之。厂肆颇有袭其名者。性狷介。余尤推重。近余所得零星古器皆寅生物色者也。一日持示所得叶氏烬余古砚拓二巨轶，半成焦尾，重装属题。砚凡百四十余，宋、明名人砚殊不乏，汉砖魏瓦悉具。其摹刻钟鼎，石鼓文暨汉碑者指不胜屈，率出名宿题识，翁覃溪先生者尤多。洵砚铭之大观矣。余留玩数晨夕。想见当日蒐罗心苦。虽未获观于平安馆已不免间有残缺。犹幸遇好古如寅生于火燎水濡中一一拂拭而出之。俾还旧观。复饶别趣。余亦于卅年后重缔此一段墨缘。良足喜矣。
　　此条后另有《为寅生题吴越王水府告文》一题百字余，无关刻铜，略而不述。
　　鲍康的《观古阁丛稿》诸编刊行于光绪初年。查到《丛稿三编》刊成于光绪二年（1876），《续丛稿》当不晚于光绪二年（1876）。比谢之《论墨绝句》（光绪十九年1893年初版）至少要早17年。比《清裨类钞》至少早了40年。
　　《陈寅生整理平安馆烬余砚拓》
　　陈寅生，名麟炳。工篆刻，以手镌铜墨盒著名于同、光间，凡入都门购文玩者，莫不以有寅生所刻为重，足与曼生壶并传。寅生从潘文勤、李竹朋游，诸人所得古器，辄由寅生为之物色。一日，得叶东卿平安馆烬余古砚拓二巨帙，半成焦尾，为重装之，徧征题咏。砚凡百四十余，宋、明名人之砚为多，汉砖、魏瓦，一一悉具，其摹刻钟鼎、石鼓文暨汉碑者，尤指不胜屈，率有名宿题识，翁覃溪所题尤伙，洵砚铭之大观矣。竹朋以为寅生收拾余烬，拂拭而出之，俾还旧观，后人得于三十年后加之题识，重缔此一段墨缘，良可欣赏。
　　上面这段相似的文字出自徐珂《清裨类钞》（裨七十二鉴赏类），出版于1917年，我们多能见到。对比鲍康原文，可以看出其以鲍文为蓝本，没有更多的信息，大同小异。其中说到寅生从潘文勤李竹朋游不知为何独少了鲍康；并把鲍康对寅生重装叶东卿古砚拓的感慨换成了李竹朋，不知何据。《清裨类钞》本是摘抄旧人时文所成的工具书，行文或有臆断。
　　四、几点新知值得重视
　　鲍康作《为陈寅生题平安馆集古砚文字》里面提供的信息，至少有三点于笔者是新知：
　　1）“余戚陈寅生麟炳”，陈寅生和鲍康是亲戚关系；
　　2）陈寅生“性狷介”；
　　3）光绪初年“厂肆颇有袭其名者”，即有仿陈寅生刻的墨盒出现。
　　鲍康请陈寅生代书应为确论。鲍康书法不恶，只是自谦不善书而已。鲍康经科举而仕，官至夔州知府，是有书法功底的。目前所见鲍康书札十四通以上，以笔者门外观之，字是很好的。请寅生代书，一是寅生书法更好，二是与寅生关系亲密，求书方便，或许意在为寅生扬名也未可知；这确实很像亲戚之间的交往，换成朋友，或许还有面子问题。网络上曾搜得古籍信息，有一册古籍上同时盖有“鲍康读过”“麟炳读过”印，是其关系亲密之又一证据。陈寅生和鲍康是亲戚关系大抵是不错的，至于是什么亲戚，限于资料，还有待考证。
　　鲍康是清代钱币学大家，学问好，人品也好，后世多有赞誉。关于鲍康的研究，近人以钱币学家唐石父的研究成果最受推重。唐先生有文章说，“往读先生著述，得窥其治学态度严谨、资料不自秘、能奖掖后生，诸多可资借鉴者，乃著《鲍康学风简述》一文，以表彰之。” 　　鲍康，字子年，名其书斋为观古阁，因以观古阁主人自号，安徽歙县人。生于嘉庆十五年（1810），卒于光绪七年（1881）三月初三。道光举人，官至夔州知府。后忤上官去职，晚年退隐臆园，遂号臆园野人，致力于钱币著述。
　　从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二年的四年中，鲍氏自著钱学书数种，并选收嘉道间钱币学家之遗著，编刊成《观古阁丛刻》。内收:
　　(一)《观古阁泉说》，不分卷，附《泉辨》，鲍康著；
　　(二)《泉说评》，不分卷，陈介祺著；
　　(三)《绩泉说》，不分卷，李佐贤著；
　　(四)《虞夏赎全释文》，不分卷，刘师陆述；
　　(五)《观古阁丛稿》，上下两卷，鲍康著；
　　(六)《续丛稿》，不分卷，鲍康著；
　　(七)《观古阁丛稿三编》，上下两卷，鲍康著；
　　(八)《嘉荫簃论泉截句》，上下两卷，刘喜海著；
　　(九)《海东金石苑》，不分卷，刘喜海著；
　　(十)《大钱图录》，不分卷，鲍康著。
　　有关陈寅生刻铜的史料文献始见于鲍康著作，鲍康是钱币学大家，陈与鲍康是亲戚关系，按这一思路想来，陈寅生的青史留名颇有些偶然——当然，这是历史必然中的偶然。或许能说明清末刻铜艺人地位低下，寅生以秀才出身，即使修学有素、技艺高超，在官本位的社会，得与名贤游似乎还有一定的困难。陈寅生有文采，精通诗词歌赋收藏鉴赏，在当时应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现在未能看到陈的诗文集，当时宣南的重要文化活动如诗社唱和、雅集等，至今也难以见到寅生的雪泥鸿爪。寅生刻铜研究的史料钩沉任重道远。
　　鲍康说陈寅生“性狷介，余尤推重”，这是同时代人对陈寅生的形象描述，颇能发今人百年之幽思。
　　词典上关于狷介的解释是：孤僻高傲，洁身自好。指孤僻高傲，不肯同流合污之人。三国·魏·刘劭《人物志上·体别》：“狷介之人，砭清激浊。”周继烈老师曾作“陈寅生小传”，此语可为补注。周老师又有陈寅生小像，寥寥数笔，为寅生写照，颇得“狷介”之神韵。相信收藏寅生刻铜的藏友，对寅生“性狷介”之评价应有会心之处：寅生书法具王羲之、欧阳询笔意，所刻文字内容多为己出，或箴或铭，或自作诗词曲文，品味格调个性鲜明；偶书前贤文字，所选也绝非流俗。此中滋味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宜有专文论之，在此不赘。
　　光绪初年“厂肆颇有袭其名者”，以光绪二年（1876）论，琉璃厂即有寅生刻铜仿品出现。寅生出生于1830年，1876年正值壮年，在琉璃厂开万丰墨盒店已多年。不知寅生对坊间仿品态度如何，仿制者是何心态和水平，凡此种种，不得而知。鲍大人惜墨如金，倒给后世的爱好者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
　　亨、陈寅生是近代铜刻文房之父
　　墨盒作为文具，盖在上世纪50年代就逐渐退出实用舞台了。一般的说法是墨盒产生于同光年间。如果从清代同治元年（1821）算起，其使用历史也只有百十年左右。其诞生的时代和邮票（诞生于1840年）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邮票现在还在使用。邮票是近代邮政的产物，它的发明者是英国的罗兰希尔。有故事说罗兰希尔在乡间散步，见邮递员送一封信给一位少女，少女接信看了一眼就拒收了。原来信封上有约定的记号，少女已知道了信的内容，就没必要付当时昂贵的邮资了——那时的信是邮资到付的。罗兰希尔1837年出版了《邮政改革的重要性和现实性》一书，主要观点是：一是实行低廉的均一邮资制：不论路程远近，凡不超过半英两的信只收一便士；二是邮资由寄件人预付：邮局印制一种标签寄信时贴在信上，作为纳付标志。这被称为《一便士均一邮资法》。罗兰希尔最实质的贡献是预付邮资，普遍服务。他因此被称为邮票之父或近代邮政之父。
　　铜刻的历史最早或可追溯战国和西周青铜器。到了清代同光年间，最早在铜制文房上镌刻文字图案并以此为业的，是秀才出身的陈寅生。铜刻收藏的奠基人周继烈老师在其专著《铜匣古韵》上说：首创在墨盒上刻铜之人就是陈寅生。这是当今收藏界的共识。参照近代邮政研究的说法，我们也可以说：陈寅生是近代铜刻文房之父。说近代，大致可涵盖从产生，推广、繁荣到式微的时间历程；说铜刻而不说刻铜，是比照石刻、竹刻、牙刻等传统的说法，较之刻铜更合乎语法；说文房是指陈寅生主要的创作是在墨盒镇尺等文房用品上，是否其参考了当时铜刻礼器、烟具、其他日用品等不得而知。
　　邮票得以发明并被推广，不仅与罗兰希尔《一便士均一邮资法》理论的先进和计划的缜密有关，也得力于其不懈的推广。在政府的支持下，最初的邮票“黑便士”（发行于1840年5月）从设计、选图、雕刻、印刷、用纸、水印、防伪等都是当时的最高水平，是国家标准。“黑便士”邮票诞生之初就不是简单的粗糙的业务签条，而是国家级的美术作品，是和国家货币地位相同的有价证券。不仅要“生”，而且要“养”，“邮票之父”当之无愧。当然文房用品没有邮资证券那么高的地位，陈寅生一介书生的一己之力也无法与身为政府要员的罗兰希尔相比。但陈寅生也无愧于“父亲”的称号。从留存的寅生真迹来看，陈寅生为铜刻文房的推广普及不遗余力。由文人而商家，寅生具有先进的商业意识，堪称那个时代的广告文案大师。寅生铜刻的文案，除了选用先贤成文和自作赋文外，大量的是寅生刻在铜上的自作铭文。这些以砚铭为渊薮的墨盒铭，除了其历史文化内涵外，其作为广告的推广意义也不可不察。
　　清震钧（1827-1920）著《天咫偶闻》说：“墨盒盛行，端砚日贱，宋代旧坑，不逾十金，贾人亦绝不识。士夫案头，墨盒之外，石砚寥寥。”“光绪初，京师有陈寅生之刻铜、周乐元之画鼻烟壶，均称绝技。陈之刻铜，用刀如笔，入铜极深，而底如仰瓦。所刻墨盒镇尺之属，每件需润资数金。”徐珂（1869-1928）《清稗类钞》载：“陈寅生，名麟炳，工篆刻，以手镌铜墨盒著名于同光间。凡入都门购文玩者，莫不以有寅生所刻为重，足与曼生壶并传。”墨盒之所以有如此名声，除了流行时尚的必然，也与陈寅生创作、商业推广的的高水准是分不开的。与寅生同时代或更早在素墨盒上刻划涂鸦者或许也有，寅生不仅刻得早，而且刻得好；不是偶尔为之，而是以此为业；不仅作坊经营，而且多店挂单。所以说起墨盒，就必提寅生了。 　　说陈寅生是“近代铜刻文房之父”，实乃当之无愧。
　　利、陈寅生是中国最早的广告文案大师
　　陈寅生是中国最早的广告文案大师，是中国近现代广告的奠基人。陈寅生不仅应被写入中国工艺美术史，在中国广告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值得大书特书。
　　同治初年，陈寅生为生存计，在琉璃厂开设万丰斋墨盒店，制售铜刻文房。在此之前，陈寅生在厂肆众多名店挂单，已享有盛名。万丰斋墨盒店经营超过60年，陈寅生约30岁（1860年）起经营，直到民国初年，万丰字号仍在。为了使自己的产品畅销，陈寅生较早地具备了系统的品牌意识，在作品上属有名号，并在广告宣传上有独特的理念和实践。
　　陈寅生的墨盒广告就是其文字墨盒的内容本身。寅生的文字墨盒，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成文，即先贤文字，有长篇散文，有诗词，有论书杂记等；二是自创诗词，多志趣散淡，内容闲适；三即是以墨盒为歌咏对象的辞章，有四、五、六、七言或杂言句，有散曲，以四言或杂言（长短句）铭文为多。具备鲜明的广告诉求的就是这第三种——墨盒铭。
　　器物铭文在我国是一种特殊文体，自古有之。大多以譬喻寄情，直抒胸臆，有的近格言谣曲。墨盒铭脱胎于砚铭。陈寅生是在素面墨盒上书刻文字的第一人，因此墨盒铭的创作以寅生为滥觞。
　　目前存世的寅生真品，见及实物和资料图片的墨盒铭文，据笔者初步统计，有不下70种之多。笔者所见也寡，相信寅生墨盒铭文不重复的文本应有百种以上。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文笔之恣肆华丽，立意之积极向上，趣味之典雅内蕴，均令人拍案叫绝。
　　试举例如下：
　　1、助文战，携巾箱；用则行，舍则藏；能立言而不朽，含万物而化光。
　　2、圆如月，白于雪，酝酿深纯，发于翰墨，可策管城勋，可铭楮生烈。
　　3、体质圆融，知白守黑；勿侈言以自肆，而潦倒于薄牒；勿堕书香，勿为贪墨。世绵其泽。
　　4、让水之水，廉泉之泉；挹之一勺，和而细研；凝为甘泽，散作彩烟；琴眠昼永，棠荫午圆；淋漓试翰，化纪斯宣。
　　5、形长而圆，质古而坚；中虚涵扬，经纬万千；墨花恣肆作云烟，人皆曰汝贤。
　　6、结文字缘，有诗书味；锡以汤沐之邑，封以管城之贵；砚田节钺，厥功勿替。
　　7、体具金石，内抱经纶，知白守黑，磨练精纯，蕴藏待用，元气浑沦。
　　8、刻石如拳小，磨铜似镜圆；芸窗无伴侣，翰苑此因缘。
　　9、一勺廉泉自守，万言倚马可成；爱此绵绵不绝，文坛长有令名。
　　10、漫劳盾鼻立时磨，不待云鬟捧砚过；满聚金壶三斗汁，助君倚马万言多。
　　11、说什么端溪石，说什么汉瓦当，小小的铜匣一方，又复取携便当，他年南宫高捷，杏花笔底生香，金瓯玉碗价同昂，随我保和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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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寅生文字墨盒的“文本研究”，笔者另有专文讨论，在此就不再赘言。从上述所引的文字可以看出，以墨盒为题，寅生墨盒铭文于墨盒的构造、形制、材质、使用功能，与砚台的渊源等都有描述，并引经据典，加以升华，上升到人格品行，道德教化。造句用词看似奥古，实为典雅，是那个时代士子们熟悉的通俗语言。可见寅生也关注到用户的文化层次和整体素养。寅生以秀才而业铜，属文人下海，且自身金石学功底深厚，诗词曲赋皆擅，为墨盒等文具写篇极具文采的说明书，自是手到擒来，小菜一碟。卖弄才情，或可偶一为之，但想寅生墨盒铭文这样大量的创作，岂一个“玩”字了得，应是一项有明确目的的严肃工作。这个明确的目的就是商业目的，就是要让用户认可墨盒这个取代砚台的新文具，就是要让用户接受“寅生刻”“寅生铁笔”这样的品牌。从这个意义上说，寅生墨盒铭不是闲文雅趣，而是广告文案，是近现代广告尚在萌芽时期的经典文案。
　　《北京繁昌记》说：“北京之墨盒儿与江西南昌之象眼竹细工及湖南之刺绣，为中国之三大名物。”《清俾类钞》说：“凡入都门购文玩者，莫不以有寅生所刻为重，足以与曼生壶并传。”事实证明，寅生的创作和宣传是成功的。一方面是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寅生和同时代寅生们的兢兢业业，墨盒取代了砚台，被广泛使用；寅生品牌深入人心，寅生刻几成刻铜文房的代名词，说墨盒，必说寅生。寅生经营的成功，不仅是万丰的成功，也带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行业的繁荣，也成就了刻铜文房在工艺美术史上一个高峰。这一切，与寅生广告文案的成功，都有直接的联系。
　　广告学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广告发源于美国。生于1867年的克劳德·霍普金斯被公认为现代广告奠基人之一。他将广告定义为：“广告是将各种高度精练的信息，采用艺术手法，通过各种媒介传播给大众，以加强或改变人们的观念，最终引导人们的行动的事物和活动。”作为科学的广告理论创始人，霍普金斯对广告的理解，剔除了经济利益因素，揭示了广告的本来面目。他认为，一切面向大众、分众、小众的告知活动，都是广告。
　　霍普金斯曾经对广告业提出了几条原则，其中包括：“文案人员不能忘记他们也是‘销售员’。”“要是可能，我们尽量在广告中塑造一个人的人格，靠一个人的成名使他的产品成名。”霍普金斯被当作是“强销式推销”的提倡者，其实在“品牌印象”这些名词被大家使用之前，霍普金斯就了解到品牌印象的重要性，并“试着替每一位广告主塑造他的风格”，他认为“创造适当的个性才是卓越的成就”。世界著名广告人奥格威在评价霍普金斯时说：“他摒除了我们那个时代英国文案人员虚伪、地区性的假文学，将所有思绪集中，奠定广告为销售的原则。克劳德·霍普金斯的‘广告科学’，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
　　而在中国，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现代广告的奠基人是生于1911年的徐百益。
　　寅生确切可考的生年是1830年。可以看出，无论是霍普金森还是徐百益，都比寅生要晚出生。霍普金森晚于寅生37年，徐百益晚于寅生81年。当然，寅生只具备了现代广告的启蒙意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广告。寅生既是广告人，又是广告主。寅生只是在自己的产品上作广告，墨盒是寅生的“私媒体”，是寅生的“微博”。不可否认，寅生墨盒铭文的主旨，于现代广告意义上的文案是不谋而合的。寅生案例对中国广告学的研究，具有相当的意义。 　　贞、陈寅生的纸绢书法作品
　　《刻铜艺术》（创刊号，2006年3月出版，周继烈主编）第18页-第21页载有周继烈老师《有关陈寅生四题》一文，披露了两幅陈寅生书法的资料图片。“此两幅为《题顾词雅集图》《登毗庐阁记》，但两幅均署鲍康书。”是寅生为鲍康代笔的例证资料。之所以定为陈寅生代笔，是因为陈书卷后有鲍康的“又识”：“康于卷中题名，以素不工书，辄请陈寅生写之。是跋乃自写，鸦涂可哂，又识。”原作非同时所写，《登毗庐阁记》写于同治四年（1865），《题顾祠雅集图》写于同治八年（1869），鲍康总集成卷而写跋识于同治十二年（1873）。
　　山左竹丰斋冷松先生致力于陈寅生铜刻的收藏与研究，于资料中检得《首都图书馆藏名家墨宝集萃》（学苑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其中第51页有《陈麟炳隶书篆书扇面》一帧。
　　寒斋中藏有陈寅生书法作品两件，均为绢本。一件为《陈寅生书宋人诗话团扇镜芯》，30X30厘米，行楷，连款竖排十行，内容是宋人晁补之诗话：
　　东坡云：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望（见）南山”，则既采菊又望山，意尽于此，无余蕴矣，非渊明意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而景远，未可于文字精粗间求之，以比碔砆美玉不类，然此犹在工拙精粗之间，其致思未失也。录诗话一则。
　　徽五大兄大人雅正寅生陈麟炳（画押）陈麟炳之印（白文）寅生（朱文）
　　研究表明，陈寅生文笔晓畅，精通诗词创作，熟谙历代诗论，对传统诗学有独到见解。其刻在墨盒上的诗文除了自己的创作，如果是引前贤旧作，大都立意精妙，绝少俗文。其书法上探二王，下逮苏黄，诗学书学均有东坡渊源。这见绢扇上的内容出自宋代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的《鸡肋集》，是晁记录乃师诗论的一篇著名小品，历代诗话多有转述。寅生以此内容作书，心慕手追，其艺术品味以大苏为宗或可见一斑。
　　陈寅生生于1830年，岁次庚寅。我得到此件藏品是在2010年春的河北肃宁。2010年是陈寅生诞辰180周年，也岁次庚寅。人们说收藏是讲究缘分的，寅生纸绢真迹于庚寅年又见天日，冥冥中也是对这位刻铜前辈的纪念吧
　　另一件为《陈麟炳节临曹全碑隶书轴》。立轴。114X38厘米，题识：节临曹全碑。麟炳。
　　钤印：陈麟炳印（白文）；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白文）。2012年得于京城拍场。
　　得到那件团扇镜芯时，曾写了俚句感胜机缘。今不揣浅陋，抄录于此，以为鸿迹雪泥：
　　一、寅生铁笔每见惊，不枉铜坛祭酒名。片纸依稀曾入梦，梦圆初春古肃宁。
　　二、始信藏缘自有天，天道酬勤无欺瞒。宣南旧韵浮云过，不顾田间梨花妍。
　　三、师友共话庚寅年，珊瑚铁网乐欣然。车驰倒转池边柳，直恐飞龙再入天。
　　四、金生玉润尺素间，东坡遗韵有双传；百年故旧执纨扇，后学青眼仔细看。
　　2012年4月4日于云在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