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建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契合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

　　摘 要：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是落实政府及公共文化部门责任并改进管理、提高效能的行之有效工具，也是构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环节，但现存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却普遍存在工具理性张扬与价值理性迷失的问题，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是建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契合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以更好促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良性运作。
　　关键词：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公共文化；评估体系
　　中图分类号：G1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1.0132.05
　　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是落实政府及公共文化部门责任并改进管理、提高效能的行之有效工具，但是，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总体效果及其国民公共文化生活状况进行评价并努力寻找评估均值，是一件非常复杂而且操作起来又十分困难的事情，必须建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契合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以改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制、优化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和质量。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及其在公共
　　文化服务评估体系构建中的内涵确认马克斯·韦伯将“行为合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所谓“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实践途径确认人运用工具的有用性，主要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以追求功效的最大化，它是一种以工具崇拜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手段’，以实现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目的。”[1]（P56）价值理性则是人们对于自身实践活动价值与意义的自觉把握，包含人类社会伦理的、政治的以及其他多方面的需要，价值理性“崇尚道德理想，强调终极关怀，主张通过美的、善的手段探求真理，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谐发展。”[2]（P41）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首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对立的。工具理性至今在学术界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它是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与发展的结果，但是，随着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在追求效益过程中，工具理性由追求效益的手段逐渐演化为统治自然和支配人的工具；价值理性是一种合目的理性，其本身并不回避功利，但它不以功利为最高目的，在肯定功利的基础上实现对功利的超越，价值理性并不反对人们当下及个体需要，但更强调要兼顾人的长远及整体需要。其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又是统一的。工具理性是人类进步与发展的源泉，价值理性是人类和谐进步的保障；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的实现提供了理论可能与现实基础，价值理性则成为工具理性的精神动力与目标导向。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互契合能够更好推动人类实践活动不断发展。
　　作为一项针对性极强的“人”的活动，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必然打上人类理性的烙印。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作为“人”的理性活动本身自然也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选择与结合问题，科学区分公共文化评估体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活动本质，也必将更好地推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成功构建。
　　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的工具理性，是指政府及公共文化部门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评估而综合运用各种评估方式、方法和手段的经验或能力。政府及公共文化部门致力寻求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的最佳手段与方法，以达到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的最佳效率。虽然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反映了政府及政府文化部门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评估而创造、选择评估手段与方法的自觉能动性，但是，不得不承认政府及政府文化部门所开展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确实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的价值理性是指政府及政府文化部门对自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的价值与意义的自觉把握。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的价值理性主要回答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应当是什么”和“怎样才能更好”的问题，并给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以“美”和“善”的价值引导，力求使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体现“人民性”原则，即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必须尊重民众意愿、符合民众利益、满足民众需要。
　　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目的的本质就是促使政府及公共文化部门履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增加公共文化产品、改善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但是，客观分析政府及公共文化部门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现状，发现不同程度地存在工具理性张扬与价值理性迷失问题，以致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结果有违评估初衷。
　　（一）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的工具理性张扬与价值理性迷失
　　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工具理性张扬与价值理性迷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现实表现如下：
　　第一，评估目标的价值逆向性。评估目标决定评估体系的价值取向，价值取向也就决定评估体制在何种社会情景中具有行政有效性和运作适应性，否则将产生评估效果失灵。从价值向度的正反、价值量的多寡来考察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的价值取向，我们发现，当前公共文化评估体系存在诸多方面的价值逆向性。这些逆向性主要表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或文化部门虽然也热衷于公共文化评估体系的建构，但是，其目的大多为评估而评估，将评估作为政治作秀工具，或将评估体系的建构视为领导者的政绩工程，亦或将评估体系的建构当作取悦上级以此赢得晋升机会的工具。毫无疑问，这种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突出了工具理性，却存在严重的价值理性迷失。
　　第二，评估程序的形式虚设性。程序公正是结果公正的前提，评估程序公正是政府和公共文化部门评估科学性的有效保证。但是，考察政府和公共文化部门评估体系，发现评估程序无序现象绝不在少数，“想怎么评就怎么评”现象屡见不鲜。评估程序的虚设性主要表现是，一些评估主体根据领导意愿内定评估对象的优劣等级；另一些评估主体则为减少内部矛盾，通过轮流坐庄或利益均沾，使评估程序形同虚设。“世界秩序要么建立在文明的基础上，要么将成为空中楼阁。”[3]（P168）无论是从政治学意义还是从哲学意义上讲，秩序或有序都已经成为普遍有效的存在性价值，这也意味着秩序混乱或者无序状态将给事物存在带来致命硬伤。评估程序的形式虚设性，表明公共文化评估体系存在工具理性的任意张扬。
　　第三，评估方式的逻辑“非论证性”。 在哲学知识方式中，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科学实证主义都强调命题的可论证性及论证过程的科学性，政策专家们也强调任何有效的制度都必须经过反复科学的论证之后才能获得。分析现今通行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模式，典型特征是政府和公共文化部门将评估视作纠错工具，而非将评估当成阻止错误发生的预防性工具。哪里发生问题就到哪里去检查评估，评估方式的逻辑非论证性将无法发挥评估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正确导向功能，实际无法张扬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的价值理性。在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实践过程中，如果评估方式设计存在本身未经证实的逻辑建置，且检验和论证过程缺乏科学性的追问，那么，这种应急型的评估设计只能是权力意志产物，必将造成体制障碍并表征为强制性的体制专制。
　　第四，评估结果运用的“盲目性”。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一个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循环往复过程，最终目的是将事物真理性认识运用于实践。评估结果是对公共文化服务实践的理性认识，其目的自然是将这一理性认识用之于指导公共文化实践，科学运用评估结果也是政府和文化部门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契合的应有之义。政府和公共文化部门在运用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结果方面存在的缺憾是：对评估结果不够重视，不能有效地将评估结果运用于检视相关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是否达到预期目标；不能有效地根据评估结果诊断公共文化服务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或将评估结果中的成功经验予以推广；不能利用评估结果来完善按照实绩论奖罚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这些问题的存在，是没有较好运用评估结果使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价值理性无法得以应有张扬的具体表现。
　　（二）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工具理性张扬与价值理性迷失产生的主要原因
　　从学理上分析，导致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工具理性张扬与价值理性迷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还是现代评估技术的膨胀使用。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现代评估技术的快速发展给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带来新的契机，同时也带来诸多挑战，现代评估技术的膨胀使用加剧了工具理性的蔓延与张扬，从而也实际导致价值理性的迷失。
　　首先，现代评估技术的膨胀使用造成评估目的与评估技术的关系倒置。评估目的与评估技术之间的关系体现为目的与手段的对立统一，评估目的是根本，其作用主要是为评估技术提供价值引导；评估技术是实现评估目的的手段，离开评估技术评估目的将无从实现，因此，评估手段应该为评估目的服务。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的目的主要体现为通过评估促使政府和公共文化部门提供更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最终满足广大民众的公共文化需求，落脚点在于民众整体利益。但是，现代评估技术要求完全从技术角度去看待评估对象，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也因此受制于现代评估技术视野，最终导致公共文化评估技术背离民众利益。工具理性膨胀使用主要表现是：（1）评估主体致力于简化评估程序，张扬公共文化评估工具理性而轻视公共文化评估价值理性，评估渐趋背离民众本位而转向政府本位；（2）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应该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工具理性功利性彰显诱使评估主体过度重视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利益，致使评估背离价值理性的正确引导；（3）公共文化评估主体重形式而轻内容，评估主体注重可量化的显而易见的管理业绩，而忽视评估对象的内在精神实质。因此，公共文化评估技术的膨胀使用导致评估技术与评估目的关系倒置，以致产生工具理性张扬与价值理性迷失。
　　其次，凸出定量分析却又忽视定性分析在公共文化评估中的特殊作用。现代评估技术迅速发展导致评估主体对定量分析的过度依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应用数学，才算达到真正成熟的地步，问题在于公共文化评估成功应用了数学定量分析是否就意味其一定科学？相较于政府其他方面的评估，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有相当的特殊性，定量分析实际上难以发挥有效作用。以图书馆为例，政府对图书馆的财政投入、馆舍面积、藏书量以及人均藏书量等可以定量评估，而最为关键的对读者满意度的定量评估则操作起来十分困难。就算上述几个较为容易量化操作的评估指标，也很难反映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实际状况，比如藏书量再多，人均藏书量再大，读者如果不走进图书馆，那些藏书又能发挥多大实际价值？鉴于此，公共文化评估应该将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结合起来，该定量评估的要定量评估，不能定量评估或不好定量评估的就应该定性评估。通过网络、信函、问卷等方式调查读者满意度或辖区居民满意度可以更好地反映公共文化服务的实际状况。这样操作的目的是避免公共文化服务评估过程中的工具理性张扬，使评估回归到价值理性的目标导引。
　　三、建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契合的
　　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的基本原则公共文化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决定了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不能将效率作为主要目标，而应该将社会公正、和谐、进步等价值因素结合起来，使评估成为维护社会基本秩序、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实现公众表达利益和参与政府管理的重要途径。要建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契合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必须遵循如下原则：
　　第一，兼顾效率与公平。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一方面可以促使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提高公共文化管理效率，另一方面引导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合理配置公共文化资源以保障公民公平享受公共文化资源。但是，由于现行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存在工具理性张扬和价值理性迷失的巨大落差，使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不能在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前提下均衡公共文化资源以实现公民公平享受公共文化资源。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是建立全面、系统、科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契合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通过评估体系促使政府和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既要关注效率，又要凸显公平。
　　第二，尊重民众主体地位。由于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文化影响，政府或公共文化服务部门一直没有足够重视民众在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中的地位和作用。部分地方政府或公共文化服务部门虽然开展了一些民间评议活动，但是大多存在“三多三少”的弊病，即形式主义多，实实在在少；虎头蛇尾多，善始善终少；空头支票多，真正兑现少[4]（P178）。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能推动政府职能转换，反而冷却了民众对民主评估的热情，并进而丧失了对政府的信心。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应该充分体现民本原则，充分尊重民众主体地位。
　　第三，评估主体多元化。现行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主体以政府及其公共文化部门为主，评估方式主要是公共文化机构自我评估以及上级行政部门对下级文化机构的评估，尤其以后者为多见。自我评估实际上造成了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值得怀疑；自上而下的评估容易造成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对上负责而不对民众负责现象，民众权利容易遭到侵害，评估主体单一化倾向对评估结果的科学性提出了挑战。科学的评估主体不仅应该包括政府及其所属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更应包括公共文化服务的广大受众及专家学者，只有建立政府及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民众和专家学者共同构成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主体，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结果的科学性才能得以彰显。
　　四、建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契合的
　　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的路径选择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在我国起步晚，加上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评估的复杂性等原因交织，导致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学习和借鉴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的实践经验并大胆创新，以建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契合的公共文化评估体系。
　　（一）由效率向效率加公平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理念转变
　　效率概念非常宽泛且难以向下分解，效率如何测度至今都缺乏统一的权威性解释。在实践过程中，政府及公共文化部门均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效率”概念加以界定，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将投入、产出等非结果变量作为效率指标，导致忽视绩效评估对“公平”的内在诉求。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仍然没有摆脱效率优先的评估模式，以致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主要包括：一方面，由于政府公共文化管理的公共性特征，政府活动的社会效果有时难以评估；另一方面，政府“投入”和“产出”相对容易计算且容易出政绩，因此导致效率评估过度关注政府及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对公共文化的“投入”和“产出”，而忽视这些“投入”和“产出”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在效率目标压力下，政府及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倾向于选择那些容易实现预期目标的手段，而不顾该手段的负效应，甚至导致为实现目标而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过度强调效率评估容易滋生评估中的非道德因素。
　　鉴于效率评估可能导致的非道德性，转变评估理念成为当务之急。从效率向效率加公平的评估理念转变，重点关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效果、质量、公众满意度等体现公平性要素。当然，强调构建效率加公平的公共文化评估体系并非否定效率，由于长期以来政府对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投入的有限性，相较于其他行业的弱势地位，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更应该利用有限资源，尽量以最小投入实现最大化预期目标，获得最佳社会效率。
　　（二）凸显评估民主建立多层级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主体体系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的民主化程度比较低，主要表现是：政府及公共文化服务部门评估主体的单一性；公众在评估中的作用无法发挥；评估专家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因此，有必要建立多层级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主体体系以凸显评估民主。
　　首先，要重视政府及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内部评估。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决定了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政府最清楚对公共文化的投入，忽视政府在评估中的重要作用既不现实，也不明智；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对本部门所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也最了解，无视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内部评估也不科学，因此，政府自上而下的评估及公共文化服务部门自我评估在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构建中具有重要作用。其次，正确对待公众在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中的作用。作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最终接受者，公众最有资格对公共文化服务作出客观评价，公众对公共文化进行评估也有利于政府及公共文化部门形成激励机制，以更好建立服务型政府。再次，提高专家在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中的地位。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技术工作，专家的学术专长应该在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中得以体现。
　　建立多层级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主体体系有利于凸显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的民主性，保证评估结果的客观公正。
　　（三）设计科学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指标体系以保证评估结果的真实性
　　在确定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目标之后，制定科学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指标就成为评估的关键一环。评估指标科学与否直接关涉评估结果的真实性、有效性与可操作性，从而对责任监督、政策决策产生直接影响。
　　由于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的基本指标属于社会学意义上的指标，具有描述、评价、监测和预测功能，因此，必须遵循如下原则设定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指标。首先，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指标与评估对象的战略目标一致性。政府文化管理机关、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已经形成相当成熟的管理体制以及发展目标，评估目的是找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现状与政府及公共文化部门战略目标之间的差距，因此，评估目的应当与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战略目标相一致。其次，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指标体系本身应具有可测性。可量化指标容易测度，非可量化指标应当尽可能用可操作的语言进行描述性定义，以使设定内容可以运用现有统计工具获得明确结论，如通过网络或问卷调查比较容易测量公众满意度。再次，评估指标体系的整体性，要求公共文化评估指标能够全面、系统反应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就图书馆服务而言，重要指标如财政投入、发展规模、社会参与、公众满意度等指标就不能遗漏。各项指标之间在含义、统计口径等方面要相互相接，以全面综合衡量公共文化服务的整体水平。最后，指标设计的可操作性，要根据不同评估对象特定职能来确定评估指标；要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设定评估指标；能够量化的尽量用量化指标，不能量化的尽量使用“优”、“良”、“中”、“差”等描述性词语定性[5]（P156-157）。
　　（四）运用信息网络创新评估技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的科学性
　　技术创新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水平的有效途径，也是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的发展趋势。信息网络技术能够拓展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发展空间，促进政府职能转换，也必将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效率。
　　至2011年，中国网民已近5亿，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超出人们想象，在迅速覆盖中国城镇的同时也以近乎同样速度覆盖中国广大乡村，利用信息网络开展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的条件基本成熟。政府及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完全可以凭借互联网的强大技术支持，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平台。基本办法是在文化局官方网站开设局长信箱、咨询建议、在线访谈、网上调查、民意征集、网上投诉等栏目，通过设立上述栏目及时了解民情民意，让民众对政府及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进行评估。网络信息技术应用于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将极大增强公众影响政府及公共文化部门建设公共文化的力量，促使政府及公共文化部门朝着更有回应力、更高效率、更负责任的方向发展，实现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的简便、透明、高效。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突出特征是以人为本，与此相适应，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建构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必然是以人为本。从一定意义上讲，只有建构科学、理性、透明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契合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才能更好促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良性运作。
　　参考文献：
　　［１］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 彭国甫.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的绩效评估与模式创新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4] 张强.美国联邦政府绩效评估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曹爱军.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周振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