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17年(1949~1965)中小学教科书的规整策略: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图文史

　　摘要：教科书是从众多的文化知识里精选出来的文本，是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媒介，也是维持政权合法化的主渠道，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对中小学教科书进行规整，其途径是：借助统一的名义规整，仿效苏联的模式规整，借鉴延安的经验规整，以质量的名义规整。
　　关键词：规整；中小学；教科书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3-0045-05
　　任何一个国家欲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不仅要依靠国家机器镇压各种反抗和扫除各种障碍，更重要的是要依赖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和学校教育在思想上向全体国民灌输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感。而教科书是学校教育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知识载体，又承载着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它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的、社会的和现实的内容。因此，教科书被视为培养社会认同感的主要工具。正如陆费逵先生所说：“立国的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政府，尤其是新生政权都会采取种种措施来规范和统整教科书，以赢得公众的认同，并最终谋求其政权的合法化，巩固其统治。
　　新中国一成立，就要求编写一套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反映中国共产党意旨的新教科书，以便更好地向下一代及整个国民灌输国家意志。可以说新中国对中小学教科书的规整已是一种必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规整并非一帆风顺，在如何规整上，从借鉴、模仿到自主探索，规整之路充满了艰辛。
　　一、借助统一的名义规整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接收教会学校，接管私立学校，处理民间教育社团组织等，对旧中国遗留的教育，进行接管、整顿、改造，逐步形成了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国家教育体制。另外，我国出版图书的新华书店也从分散经营走向统一、集中。这些都直接影响到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的发展。
　　1.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计划
　　1950年8月，教育部颁发了《小学各科课程暂行标准(草案)》和《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1952年3月18日，教育部正式颁布了《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和《中学暂行规程(草案)》。
　　上述文件全面规范了我国的中小学教育教学，确定我国中小学校课程设置的基本框架。以政治课程为例：取消了民国时期的“党义”、“公民”、“军训”等课程；开设了“革命常识”、“共同纲领”、“时事政策”等政治课，强调在各门学科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教育。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旧课程的反动性，彻底改变了中小学课程的性质。
　　2.公布中小学教科用书表，逐步统一中小学教学用书
　　1950年7月5日，教育部和出版总署联合颁发《关于1950年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的决定》，同时公布了《1950年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表》，并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每年分春季、秋季两次联合发布“关于××年春季(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的决定”，并公布该年度秋季或春季中小学教科用书表。这一措施一直延续到1958年，直到各地自编教材后，才停止颁发教科用书表。
　　对于表内各用书，最初是供各大行政区参考采用。但后来越来越严格，要求一律用表列课本，教科用书表的公布，逐步改变了建国初期全国各地中小学教科用书供应紊乱、版本不一的情形。
　　3.成立教科书统一编审出版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
　　早在1949年3月，中央指示“出版工作需要统一集中，但是要在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在有利和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走向统一集中”。
　　1950年12月8日，国家统一编辑出版中小学教材的专门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同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承担华北、华东地区1951年春季中小学教材的生产造货供应工作，并统一向其他地区新华书店供应纸型，分区造货供应。1951年春季全国中小学教科书用书表所列中小学用书共35种93册，其中30种85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4.统一全国教科书的售价及供应(发行)
　　1950年7月5日，教育部和出版总署共同发布了《关于1950年秋季教科书减低并划一售价及供应办法的决定》，其中规定：教科书售价全国划一，教科书一律用人民币定价(东北用东北币定价)。各地售与学生及学校的课本，一律按照书面标明的货币价格计算，不得根据任何理由，加成或加价出售。
　　教育部和出版总署于1951年4月18日共同发布了《对教科书供应情况报告的指示》，同年10月29日共同发布了《关于改进1952年春季教科书供应工作的决定》。这些通知，规范了全国教科书的供应或发行。
　　总之，通过一系列措施，教科书由各自为政逐步走向统一，这有力地保障了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适应国家对国民教育的要求。当然在规整过程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二、仿效苏联的模式规整
　　以俄为师，是我国建国初期的基本方针。“一五”期间，在“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一激动人心口号的鼓舞下，全国掀起了学习苏联的热潮，它是在国家层面上，从意识形态到制度、组织、理论、教材、方法等系统地全盘移植。教科书的规整也表现出对“苏联模式”的强烈依赖。
　　1.建立中央集权、高度统一的教科书管理制度
　　苏联推行的是高度集权而统一的教学计划、各科教学大纲和标准教科书、固定课程表，也就是教科书建设的标准化和统一化。仿效苏联的做法，我国先后由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1953年11月26日)、“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1954年4月8日)等通知，也由政府统一全国中小学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以及固定的课程表和教学进度。
　　具体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共颁布了4个小学教学计划，5个中学教学计划。另外，教育部先后制定并颁发了建国后第一套齐全的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其中小学10种，中学25种。而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不少是在以苏联大纲为蓝本编订而成的。这样，规范了中小学的教学活动，使得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有了科学的依据。
　　2.参照苏联的做法改革中小学课程的设置 　　依照苏联的做法，小学从1952年开始，将“美HI"课改为“图画”课(此后“图画”这一名称一直沿用到1978年才改称“美术”)。1955年将“音乐”改为“唱歌”课(这一名称也一直到1963年才重新以“音乐”相称)。另外，由于苏联没有政治课，所以小学取消了政治课。
　　中学在1953年将生物中的“生理卫生”改为“人体解剖生理学”，“达尔文理论基础”改为“达尔文主义基础”，将“美术”改为“图画”。1956-1958年也曾仿效苏联的做法将语文科改为汉语、文学两门学科进行教学。此外，中学外语，这段时间也以授俄语为主，英语为辅。
　　3.以苏联的教科书为蓝本，编写教科书
　　195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当时的形势，重新明确了关于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辑方针：“数学和自然科学教科书应吸收苏联成果，以苏联最新出版的教科书为蓝本。对苏联教材的整个思想体系与基本学科内不作大的变动，只对其中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具体材料加以适当的更改或补充。语文、历史、地理等教科书必须自编，苏联在这方面的编辑原则、方法和经验，应尽量吸收。世界自然地理、世界经济地理及世界史等也可以苏联课本为蓝本，加以适当改编。”
　　以数学教科书为例：建国初期，中学数学教学内容基本上与解放前相同。1953年参照苏联课本编写教材，初中代数只学一次方程，平面几何只学到相似形。高中代数删去了行列式、概率论、级数和速分式等内容。1953-1958年问，初高中的数学程度比建国初降低了将近一年的水平。
　　此外，中学物理、化学、生物教科书也完全是以苏联十年制学校教学大纲和课本为蓝本，适当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改编的，有的几乎是原封不动的移植。据统计，“一五”期间，从俄文译为中文的教科书约有1 400种，其中包括一些小学和中学用的教科书。
　　中小学教科书的“全盘苏化”，增强了教科书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逻辑性，中小学教科书体系得到不断完善，但内容偏深，有的教学内容脱离中国实际。
　　三、借鉴延安的经验规整
　　1956年后，由于中苏两党两国政府的矛盾越来越激烈，更由于学习苏联时的机械照搬，已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领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所以促使中国开始纠正学习苏联的偏差，走自己独立自主之路。
　　1958年3月，毛泽东在同七省市教育厅长的谈话中明确地表示了对照搬苏联教育制度的不满和对解放区教育的怀念，他说：教育部是苏联的教育部还是中国教育部?教材为什么不用老解放区的东西为蓝图。在这种情况下，教科书的规整借鉴延安经验也就顺理成章了。
　　1.改革教科书管理制度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下放问题的规定》中指出，今后教育部的任务之一是“组织编写通用的基本教材、教科书”，“各地方根据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的原则，可以对教育部和中央主管部门颁发的各级各类学校指导性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通用的教材、教科书，领导学校进行修订和补充，也可以自编教材和教科书”。9月，教育部通知：今后各地可以自编教材，教育部不再颁发教学用书表。
　　195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根据党的教育方针来改革教材》，宣传和推荐河南省农业林业教育工作者编写教材的经验，并指出：教育是人民的事业，办教育要走群众路线，编教材也要走群众路线。编教材也要两条腿走路，中央编、地方编，专家编、教师和群众也可以编。
　　在这种形势下，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结合各自的情况，采用增、删、补、改等方式，对原来通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的教科书进行修订和改编，掀起了自编教科书的热潮。其中有18个省市和师范院校编写了整套或部分九年制、十年制中小学新教材。
　　2.强化政治教育，逐步规范中学的政治课及教科书
　　1957年3月，毛泽东就中学政治课问题写信给周恩来、陆定一等同志，提出：“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
　　1957-1959年，教育部就中学政治课程的设置及名称进行了多次调整，直到《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学大纲》的颁发(1959年7月16日)，我国中学政治课盼没置才基本定型。初中设政治常识课，包括共产主义道德、社会发展简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思想方法等方面的常识；中等专业学校、师范学校、高中设政治课常识、经济课常识、辩证唯物主义常识课，四年制中专可增设中共党史课。此外，中专、师范、高中和初三另设时事政策课，初中一、二年级定时进行时事教育。
　　随后，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了供初中一二年级、初中三年级、高中用的三种《政治常识》代用教材，于1959年8月出版。同时，北京、河北、吉林、甘肃、湖北、江苏等省市也自行编写了部分中学政治教材。到1960年9月，各地共编出《共产主义道德》《社会发展史》《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常识》《辩证唯物主义常识》《中共党史》等32种政治课本。
　　3.加强劳动教育，注重农业知识教材的编写
　　1957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为此教育部在1957-1958年度的中小学教学计划里做了一些调整。在中小学高年级增加了一些农业常识课或手工劳动课。
　　由于各地区农业生产情况不同，要编写全国适用的教材是很困难的。但是为了规范小学的农业常识教材，教育部于1957年颁布的“小学农业常识教学要点”，供全国各地编写这一教材时参考。至于中学的农业基础知识科教材则由各地参照初级中学实验园地实习教学大纲的精神，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自行编写。
　　4.强调乡土教材、补充教材的编写
　　1958年1月，教育部发出《关于编写中小学、师范学校乡土教材的通知》，要求各地编写乡土教材。乡土教材顾名思义，是由与本乡本土关系密切的素材形成，内容往往涵盖当地的历史沿革、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民族风情习俗、宗教信仰、语言文化等等。
　　因此，当时全国各地都广泛编写了乡土教材。有由省级教育部门编辑、省级出版社出版的，如湖南省教育厅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湖南近代现代革命史简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江苏省乡土地理教材》；也有由县级教育部门主编的，如1959年宝应县文教局教研室编的《宝应县乡土地理教材》。 　　乡土教材、补充教材的编写，有利于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建设家乡的信念；为中小学教育更好地适应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情况复杂的国情，弥补全国统一教材的不足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政治常识(代用教材)、农业知识、农业基础知识等教材的出现，体现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同时，也丰富了我国教科书的体系。
　　当然，编教材权利下放，搞群众运动；教科书突出政治，强调为生产劳动服务等，这一切正是延安经验的体现。积极之处：一是尝试教材多样化，弥补了高度中央集权制的不足，二是权利下放，广大群众参与编写，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弊端在于各地大干快上，自编的教科书大多难以保证质量。
　　四、以质量的名义规整
　　新中国17年，教育部在如何规整中小学教科书上也是颇费心思。在苏联的模式遭批判，延安的经验受挫折之后，教育部不得不参照民国的视角来规整。民国的教育体系实际上是师承西方正规的、现代化的学校教育体系，追求的是高质量的教育。但碍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加之左倾思潮的泛滥，所以，参照民国的视角是非常隐晦的，它是以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的名义出现的。
　　1.颁布中小学工作条例，规范中小学教学工作
　　从1960年下半年起，党中央逐步认识到“大跃进”带来的一些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反复强调开展调查研究，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陆续规范各行各业的工作。1963年，中共中央先后颁布了《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系统地总结了建国13年来我国教育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小学教育的任务、培养目标、教学工作、日常管理等基本问题做了具体的规定。教育部根据这两个条例制定了《全日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草案)》，各学科根据新的教学计划制定了教学大纲，编写新的教材。
　　2.重新修订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
　　随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实施和中小学工作条例的颁布，教育部开始着手制订新的教学大纲，并于1963年5月颁发，主要包括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体育等科的教学大纲。至此，结束了“教育大革命”以来各地自编教材的混乱局面。
　　与1956年的教学大纲相比，新大纲的特点：第一，重新确立了各学科的性质和任务；第二，充实了教学内容，提高了教学要求；第三，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强调多读、多练。该大纲贯彻了注重提高教学质量，以培养人才、专家为目标的精英教育理念，注重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逐渐形成我国基础教育强调“双基”教学的特色。
　　3.逐步完善了教科书的编审制度
　　(1)教育部成立普通教育教材编审小组，加强对中小学教科书编审的领导1960年10月，教育部党组决定成立中小学教材编审领导小组，成员有戴伯韬、辛安亭、肖敬若、彭文、刘松涛等，由戴伯韬任组长。这个小组在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和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指导下进行工作。这样高规格的编审小组，足见国家对中小学教材编审工作的高度重视。
　　(2)聘请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任中小学教科书审查顾问，以保证教科书的质量1960年，在新编十年制中小学教材时，根据编审工作的需要，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确立了编审制度。为确保教材质量，教育部聘请了一批专家作为审查中小学各科教材的顾问。如吕叔湘、许国璋、华罗庚、严济慈、竺可桢等。
　　1962年，在十二年制教材编写过程中，人民教育出版社又聘请了一批专家对各科新编教材进行审阅，有：王力、赵绍熊、曹靖华、胡先骕、任美锷等。
　　(3)公布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供全国各地采用1962年4月7日，教育部颁发了《关于1962-1963学年度中小学教学用书的通知》。随通知附发了《1962-1963学年度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这些教学用书都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供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局采用。同时还附发了《中小学数学课本的使用意见》、《中学生物课本的使用意见》、《中学俄语和英语课本的使用意见》。
　　其中规定：数学、生物、外语课本的使用问题，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参考本通知附发的使用意见，自行研究决定。高中生物、历史课本如何使用，暂由各地自行决定。
　　1963年，同样由教育部颁发了1963-1964学年度中小学教学用书的通知及《1963-1964学年度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教育部这样做，使得各地在选择使用中小学教科书时有据可循，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规范、统一了中小学教学用书。但相比于1958年以前的教科用书表，教学用书目录的强制性不如从前，各地选择教科书的自由度、灵活度比较大。
　　总之，通过上述措施，一是提高了教科书的质量，二是几种教科书并存，为教科书的多样化打下了基础。
　　综上所述，新中国17年中小学教科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由于影响教科书发展的因素很复杂，政府在如何规整中小学教科书上也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教科书规整的方向和侧重点也有差异。由于经验不足，新中国对教科书的规整是从借鉴、模仿开始的。主要依赖3个方面的经验：延安经验、苏联经验、民国经验。3种经验各有千秋。延安经验来自老解放区，是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留下的宝贵经验，但它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政治痕迹，与现代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苏联经验是当时比较成熟的、或者说是比较成功的社会主义教育的代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它植根的土壤、成长的文化氛围、国情背景与我们有较大的差距。民国经验源自西方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注重质量，反映了现代教育的发展方向，但由于政治的原因，它是我们刻意回避的乃至斗争的对象，当然，实际上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理想的状态是吸收三者之长，为我所用。事实上，新中国17年中，政府也在想办法寻求三者之间的均衡，可惜做得不好。
　　总之，教科书的规整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教科书的规整之路曲折而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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