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特工的花样年华】 花样年华

　　在中国共产党的情报战线上，有一位传奇的女战士——张露萍。她在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眼皮底下，竟然领导着一个秘密的支部。这个插在敌人心脏的“尖刀”，成功获得了国民党内部许多至关重要的军事、政治情报，让戴笠暴跳如雷、长吁短叹。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个红色女特工牺牲时的身份竟然是“军统特嫌”，直到她牺牲三十多年后的1983年，才恢复了应有的“烈士”身份。张露萍短暂的24年人生，犹如一个谜题，让我们对她充满了好奇和疑惑，这个17岁入党、18岁就成为党支部书记、24岁壮烈牺牲的红色女特工，是如何在龙潭虎穴之中，完成惊心动魄的情报工作的呢？ （图1）
　　
　　
　　张露萍本名余硕卿，1921年出生在四川重庆县一个川军师长的家庭。1937年中学毕业后，出于对革命的向往，同时逃离父母包办婚姻，她冲破重重阻力，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生活。在延安，她改名为黎琳。沸腾的革命生活让张露萍兴奋不已，而在这里，张露萍也收获了甜蜜的爱情，她与延安马列学院的李清结成了革命伴侣。1938年10月，17岁的张露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图2）
　　不久，党组织决定派遣张露萍回四川，让她利用自己的家庭关系，开展对川军的上层统战工作。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从她向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周恩来、叶剑英报到的那一刻起，她的人生就发生了不可逆转的重大改变。从此，她踏上了一条危险而神秘的人生轨迹。
　　1939年冬～1940年春，山城重庆，人们经常可以看见一位头戴法兰绒帽，身穿咖啡色薄呢连衣裙，脚蹬高跟鞋的时尚、漂亮的女孩，手挽着一位国民党青年军官，在街头漫步。有好几次，从延安到重庆来办事的人，看见这对青年男女大吃一惊，这不是延安抗大的黎琳吗？她怎么和国民党军官混在一起？是不是叛变了？甚至有一次，有人上前直呼其名，可是这位漂亮、年轻的女孩却回过头来，冷冷地说，对不起，你认错人了。
　　其实，他们都没有认错，她正是从延安派回四川执行秘密任务的黎琳，身边的军官就是军统电台特支核心成员张蔚林，而此时的黎琳是张蔚林从上海来的“妹妹”，名叫张露萍。
　　张露萍这次去四川的秘密任务是什么呢？和她手挽手的国民党青年军官，又是怎样成为中共军统电台特支核心成员的呢？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西迁到重庆。根据国共两党的口头协议，八路军在重庆设立了办事处，而中共中央南方局则隐藏在八路军办事处里边。当时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同志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中将副主任，他在重庆城内租下曾家岩50号作为办公地，也就是一般人所知道的“周公馆”。南方局的军事组也在这个地方办公，主要负责人是叶剑英、曾希圣和雷英夫。为了有效地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止国民党右派发动反共事件，南方局需要掌握大量情报资料，以便在斗争当中掌握主动。（图3）
　　南方局的军事组成员雷英夫，在建国后一份材料中这样记载：1938年8月的一天，一位国民党军官自称叫张蔚林，径直到“周公馆”，点名要找周恩来和叶剑英。他自称曾经参加过地下党组织，后来失去了党的关系，参加了军统局的电讯训练班，后被分到重庆军统电讯总台当报务员。
　　他说，看了一些《新华日报》和一些进步的书刊资料，对国民党消极抗战非常不满，对国民党的军统搞的特务活动也非常地愤慨。他认为自己在军统电台内不可能有发展，在那个地方工作也没有什么意义。张蔚林向南方局军事组同志提出两个要求：
　　第一，请恢复我的党的组织关系；第二，派遣我到八路军前线或者到延安。
　　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员要去延安，参加八路军，曾希圣和雷英夫大吃一惊，这会不会又是国民党特务搞的什么计谋？他们不敢轻易表态。最后，雷英夫把张蔚林劝了回去。
　　但是没过几天，张蔚林又来到南方局军事组，而且还带了一个叫冯传庆的报务员，他们说出了国民党军统电台的编制、人员，很多南方局所不知道的情况。这以后，他们又陆续为南方局军事组送来了大量关于军统在全国无线电台站的各种情报资料。冯传庆和张蔚林两个人经过严格的考验，最后获得了南方局军事组的信任，由叶剑英和曾希圣介绍，张蔚林、冯传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
　　张露萍回四川，按照延安党组织的指示，首先要到重庆南方局军事组接上组织关系。此时，南方局的军事组正在物色代替张蔚林、冯传庆二人传送情报的人选。虽然张蔚林、冯传庆为南方局军事组送情报，也有中转站，但是第一手的情报资料必然是由张蔚林、冯传庆送出来，这样就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一旦他们两个身份暴露，这条情报线就会中断。所以，南方局军事组一直在物色一个在重庆没什么关系，办事又机敏，能落落大方地出现在国统区的人。
　　年轻漂亮的黎琳在南方局军事组一出现，周恩来和叶剑英就上下打量，观察她，围着她转了好几圈，连连说，非常好，非常好，黎琳被搞得不知道怎么回事。
　　第二天开始，按照南方局的要求，在曾希圣的具体安排下，军事组的同志带着黎琳走街串巷，逛商场，吃东西，购买高档服装及各种化妆品，几乎转遍了重庆的大街小巷。军事组的同志要求黎琳必须记住每条街的地名，每个交叉路口有些什么标志和重庆的风土人情。每天晚上回到军事组，同志们都会问她，今天去了什么地方？走过哪些路？有些什么标志？有时，叶剑英和周恩来还要问她，今天去的地方有些什么具体标志？哪条小街、哪条小巷出来以后连接什么地方？黎琳都一一准确无误地回答。
　　几天下来，除了逛商场、买东西、吃东西、熟悉环境，没有其他事可做。黎琳数次向南方局领导提出，赶快给她转关系，她要去成都开展工作。但是军事组的领导从来不正面回答她，仍然问她一些街头的标志物，哪条路怎么走等她早已熟悉的问题。敏锐的黎琳意识到，南方局让自己这样天天逛街，肯定有什么重要任务要交给自己。那个年代，吃喝玩乐也许意味着将开始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条件成熟了，也通过了考察，军事组的同志正式告知黎琳，从现在开始，你的名字改叫张露萍，身份是张蔚林从上海来的妹妹。
　　年轻的共产党员张露萍，不仅改了姓名，而且也改变了任务，从此也改变了自己的生命走向。张露萍非常清楚，在重庆搞情报工作，远比去成都开展统战工作充满了更多的危险性。但是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信仰，信仰不是口头上的豪言壮语，而是一种抛头颅、撒热血的具体行动，是对党组织的绝对忠诚。
　　当时，南方局给张露萍的具体任务有三项：
　　第一，领导张蔚林、冯传庆，建立军统电台特别支部委员会，由张露萍担任书记；第二，转送情报，将冯传庆、张蔚林提供的情报通过中转站秘密送到“周公馆”；第三，如果有可能，在军统电台里边再秘密发展党员。
　　南方局的领导对张露萍反复强调、叮嘱，电台特支一定要保持单线联系，绝对不能与任何人或其他任何组织发生关系，包括不能与自己以前熟悉的人再往来，特别是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能暴露特别支部与南方局军事组的关系。
　　就这样，这位年轻的女孩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出现在军统电台的宿舍，后来她又借口张蔚林的身体不好，为了照顾哥哥，在外边租了间房子。为了安全起见，张露萍还在重庆两路口一带又建立了一个秘密的情报中转站。同时，为了使自己的身份公开化、合法化，国民党军委会包括军统区本部所组织的一些酒会、舞会，张露萍总是积极参加。在社交场合，张蔚林总是向大家介绍这位从上海来的妹妹，而张露萍也落落大方地当着众人，亲切地喊张蔚林“哥哥”。这就是延安来的人，看见这对青年男女在街上漫步时，张露萍都不承认的真实背景。
　　这种真实的背景，只有南方局的个别领导掌握，以致延安还曾出现过黎琳回四川后叛变了，和国民党军官混在一起的种种说法。这也给不知实情的丈夫李清带来过巨大的伤害和痛苦。李清在延安数次向党组织追问，我妻子回四川以后究竟怎么样？是不是叛变了？但是组织上每次都跟他说，她在四川非常好。
　　如果说17岁的张露萍从家乡奔往延安，在革命的熔炉里得到迅速成长，那么在重庆国统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犹如在炼狱中得到迅速升华。张露萍必须承受，不光自己不能明说，甚至对领导和同事也不能明说的委屈和误解，她将经受着信仰、意志、党性、纪律的综合考验。
　　在张露萍的领导下，军统电台特别支部犹如一把出鞘的利剑，直插敌人心脏。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先后获得了军统电讯总台的人事图表以及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部署在全国的无线电网络的波长、信号及密码，截获了大量珍贵的绝密情报，对于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军统电台的工作一直比较顺利。张露萍向军事组的领导提出请求，希望回成都家里去看一看，顺便摸一下川军的动态，组织批准了她的请求。但是张露萍没有想到，她这次去成都以后，一个意外事件却导致军统电台彻底暴露。
　　1940年春节期间，张蔚林在上班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真空电子管烧坏。按照军统局的规定，烧坏电子管要挨处分，或者禁闭，严重的要立案调查。情急之中，张蔚林慌了手脚，万一自己被关禁闭，没法跟外边联系该怎么办？他想了半天，在没有交接班的情况下，离开了工作岗位，跑到“周公馆”向南方局军事组汇报自己损害设备，有可能被关禁闭的情况。
　　叶剑英和曾希圣听了张蔚林的汇报后，认为他太冒失了，烧坏电子管即使关禁闭，也是正常情况。他们要求张蔚林迅速回到工作岗位，以免节外生枝。
　　但是张蔚林却再一次违反纪律，他没有回到军统电台的值班室，而是到了自己的老师、军统电讯专家、少将处长董益三的家里去求救。这一连串的违纪行为让军统电台支部就此败露。
　　就在张蔚林去南方局军事组汇报情况的时候，军统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带领人员前来查岗。他们到了电台值班室，发现人不在，机器又处于非工作状态，叶翔之很吃惊，马上命人去找张蔚林，但没找到。后来在他的宿舍里，却发现了一些电器原件，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军统电台的人员花名册，还发现了一些看不明白的密语信。
　　叶翔之觉得情况不对，这都不是一个报务员所应该掌握的，他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凭着直觉，叶翔之判断，张蔚林一定有问题。于是，叶翔之立即给戴笠打电话，戴笠要求，立即逮捕张蔚林。
　　就这样，张蔚林在董益三家中遭到逮捕。张蔚林被捕后，叶翔之通过分析谁经常跟张蔚林在一起，然后又通过在他宿舍里搜出的密码信字迹，一个一个地排查辨认，最后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安文元等人逮捕。这样，军统电台特支被彻底破坏。
　　“军统电台特支案”使国民党朝野震惊，在一向被他们认为是铜墙铁壁、牢不可破的军统局内部，竟然出了这样的事情！连军统头子戴笠也不得不承认，这是自己与共产党的斗争中最惨重的一次损失，他下令严加审查，发誓要抓住军统电台特支的负责人。
　　张蔚林在酷刑面前咬紧牙关，绝不透露任何细节，尤其是他和张露萍的关系。张露萍虽然是军统电台特支的领导人，但是她并没有在军统工作，而且现在又不在重庆。
　　究竟是谁将这层关系出卖的呢？安文元，案发前一个月才发展的新党员，在酷刑面前，安文元忍受不住，说出了直接领导是张蔚林的妹妹张露萍。而且还向军统说出了张露萍现在不在重庆，而在成都这个秘密。
　　特务头子戴笠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年仅19岁的黄毛丫头，居然是电台特别支部领导，她干的好几桩让自己这个老牌特务都无法交代的惊天大案，是自己特务生涯中的奇耻大辱。
　　而此时，远在成都的张露萍对重庆所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但是危险却一步一步地向她逼近。不过令人庆幸的是，由张露萍单线负责的几个情报中转站却没有暴露，否则，特务会顺藤摸瓜，找到电台特支和南方局的关系，后果将难以想像。
　　张蔚林虽然遭到敌人的酷刑，但是他没有说出任何情况。在看守所里，看守毛烈平常和张蔚林的关系特别好，他知道张蔚林又是军统红人董益三的得意门生，所以非常关照他，张蔚林向毛烈请求，给我送一封信出去，而且拿出了几块大洋，送给毛烈作为酬劳费。 　　不知实情的毛烈居然同意了，因为军统这件案子实在太大，由军统的特务头子直接过问，看守毛烈不知道张蔚林是为什么被抓进来。于是，这封信顺利地送到了中转站，最后送到了南方局军事组。戴笠后来知道情况后大发雷霆，当即下令将毛烈处决。
　　张露萍最后又是怎样被捕的呢？
　　特务再次清查张蔚林的宿舍时，在他的抽屉里，仔细地翻阅每一张字条，最后找到了一个成都的地址，狡猾的特务叶翔之想，这会不会就是安文元所说的成都张露萍的地址？于是，叶翔之模仿张蔚林的口吻，给这个地址打去了一封电报：兄病，速回。
　　收到电报的张露萍感觉情况不对，是张蔚林真的病了，还是出了什么问题？如果情况紧急，也不应该由张蔚林给我发电报，而应该通过中转站或者南方局。即使要我回重庆，也应该由曾希圣、雷英夫通知，张蔚林怎么会直接冒失地给我打电报？他是没有这个权力的。张露萍一头雾水，但是她判断，无论怎样，这封电报表明，重庆方面肯定出了问题。
　　于是，张露萍决定，不给张蔚林回电报，而是给南方局军事组拍去电报，同时立即返回重庆。
　　南方局军事组收到电报后，知道张露萍肯定中了军统特务的圈套，但是已经无法阻止，因为成都到重庆，汽车一天就可以到，最后派了几个人携带武器，想在长途汽车站把张露萍截下来。但是长途汽车站特务层层把守，根本没办法下手，最后眼睁睁地看着叛徒安文元指认，张露萍被逮捕。
　　研读烈士档案资料二十多年，我经常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不少烈士都是在情况紧急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疏忽大意中被逮捕的。他们冒着杀头的危险参加革命工作，心中始终充满着理想和激情，这种火一般的激情，让他们无时无刻不有一种责任感。凭着张露萍的判断，她完全可以不急着赶回重庆，但是她担心电台特支出事的责任感，远远超过了她对个人安危的考虑。我们常说，信仰的力量。信仰的力量究竟是什么？从张露萍身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忠诚、激情、责任，是支撑信仰的三块不可缺少的基石。
　　张露萍被捕后，戴笠亲自对她进行审讯。然而，无论使用怎样的酷刑和威逼利诱，都没有得到任何情报资料。于是，戴笠想出了一条十分恶毒的阴谋，妄图借此对“周公馆”下手。张露萍将如何对待这样的伎俩呢？
　　张露萍被捕以后，戴笠急于想从她身上榨取更有价值的口供，反复讯问她：谁是你的上级？情报送到什么地方？
　　张露萍听见戴笠这样的追问，她想，除了张蔚林、冯传庆，其他党员都没有去过“周公馆”，敌人既然这样反复追问，证明敌人所掌握的情况还没有超出特别支部。
　　所以，张露萍横下一条心，绝不让敌人从自己嘴里获得任何情报资料：“我就是他们的上级，他们是按照我的要求开展工作。”无论特务怎么威逼利诱，滥施酷刑，除了这两句话，张露萍多一个字也不愿意说。
　　
　　戴笠不甘心，他一定要从张露萍身上挖出有价值的情报。最后，他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计谋，在曾家岩“周公馆”附近将张露萍释放了，然后派特务暗中跟踪，看她跟谁说话，看她到底进不进“周公馆”。张露萍识破了敌人的诡计，走向“周公馆”时，无论看见任何人，她表情严肃，抬头向上看，在快要到“周公馆”的时候，突然转身离开，让敌人没有办法抓住把柄。
　　后来，我在很多史料中发现，最后国民党军统认为，军统电台特支的上级领导不是南方局、“周公馆”，而是重庆地下党市委，这充分说明，张露萍用自己的机智掩护了南方局机关。
　　黔驴技穷的戴笠又将张露萍逮捕，关在白公馆监狱。1941年3月，戴笠下令，将张露萍等人转押到贵州的息烽集中营。在敌人的监狱里待了6个春秋后，1945年7月 14日，张露萍等人在贵州息烽县被敌人秘密杀害。（图4、5）
　　曾经在贵州息烽与张露萍等人同被关押的韩子栋同志，也就是小说《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他曾经对我说，张露萍等7人被关进贵州息烽后，从他们的言谈举止，我们感觉他们不像特务。特别是车耀先，对张露萍非常熟悉，是他动员她去延安的。现在不明白，怎么她和军统特务搞到一起了呢？车耀先曾经问张露萍，究竟是怎么回事？而张露萍总是不正面回答，他们也不与狱中党组织发生任何关系。在他们被押出去执行死刑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7人一步一回头，我们发现他们的嘴在颤抖，手也在抖，我们感觉到他们想要说什么，但是一直到他们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都没听到他们说出一个字，可以想像他们心里是多么难过。他们至死都没有暴露党的机密。（图6）
　　张露萍等人被捕后，南方局迅速采取了应变措施，曾希圣首先秘密回到了新四军。不久，叶剑英和雷英夫也返回了八路军总部。这样一来，与张露萍他们一直单线联系的军事组的所有成员，都没法继续了解张露萍他们被捕后的情况，解放后，他们的殉难表上写的是“军统特嫌”，所以无法进入烈士评定范围，无缘享受人民的纪念。
　　直到张露萍等人殉难30多年以后的1983年，根据中央和四川省委指示，贵州息烽和重庆组成了联合调查组，经过数年的调查取证，包括叶剑英同志亲自写了证明材料，张露萍等人才被认定为“革命烈士”。
　　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让我们记住这群为革命而献身的烈士的年龄吧。
　　殉难时张露萍24岁，陈国柱33岁，冯传庆21岁，张蔚林29岁，赵力耕、杨洸、王席珍都是28岁。
　　如此青春的花样年华，为什么能够爆发出如此强劲的力量？也许我们在后来征集到的一张张露萍的照片背后可以找到答案。照片上，张露萍为自己写了这样一首诗：她有健全的身体，有高尚的理想！更有清白的身心，坚决的意志！挺着胸膛，去应付未来的难关，压平路上的崎岖，碾碎前面的艰难，冲破人间的黑暗。
　　张露萍的表白，为所有革命烈士做出了最生动、也最深刻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