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惩罚pdf_福柯《规训与惩罚》的理论基础与终极关怀

　　摘 要：福柯其人其思想都极为独特。他经常以独特的思维关注主流学术不屑谈及的领域，譬如疯癫、疾病、罪犯与性。《规训与惩罚》是福柯在谱系学历史观的支撑下写就的一部惩罚史，以此解构线性历史观所支撑的主流视域对惩罚史的解读，最终体现了其对现代人自由问题的关注。
　　关键词： 规训与惩罚；谱系学；线性历史观；自由
　　中图分类号：J04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这位被称为“我们这一代最优秀的哲学家之一”的“思想怪杰”［1］，不仅在学术界掀起一次次的震动，在学术界之外也成为公众瞩目的对象。人们像明星一样追逐着他，关注着他，谈论着他，不断的给他贴上各种炫目的标签，他的演讲录音带和著作甚至还导致了非常活跃的黑市［2］。在哲学家群体中，很少有人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一种现象，主要原因是：福柯其人，作为法兰西学术殿堂法兰西学院的教授，是一名同性恋者，痴迷S/M(施虐―受虐淫)亚文化，而且死于艾滋病；福柯其著作，关注的是传统的学术著作不屑谈及的领域，譬如疯癫、疾病、罪犯和性，对于传统学者而言，这些都是难以登上大雅之堂的话题。[注：介绍福柯生平及著作的资料相当多，但正如研究者米勒所认为：“关于福柯的二手资料总的说来都过于粗糙，任何对此有研究的人都会很快扔掉它们。”米勒在研究福柯时，全部采用第一手资料，且尽量做到精细，所以，笔者在简单勾勒福柯的生平和著作时主要参照了米勒这本书。]
　　但是，研究者严肃的学术态度，是拨开这些眼花缭乱的标记所形成的重重迷雾，进入福柯思想的内核，思之福柯之所思，想之福柯之所想。福柯的思想道路就如他自己所比喻的一样：“我使自己有点像一头跃出水面的抹香鲸，留下一串稍纵即逝的泡沫，让人相信，使人相信，人们也愿意相信，也可能人们自己实际上相信，在水下面，有一条人们不再看得到的抹香鲸，它不再受到任何人觉察和监视，在那里，这条抹香鲸走着一条深深的、前后一致和深思熟虑的道路。”［3］笔者认为，这条“深深的、前后一致和深思熟虑的道路”说明福柯的所有著作并非随意为之、哗众取宠，而是具有深刻的、前后一致的问题意识和终极关怀。此问题意识就是采用独特的历史方法[注：福柯写作历史的方法有两种，即考古学与谱系学的方法。在早期，采用的是考古学方法，在中后期采用的是谱系学方法。考古学与谱系学都是对主流线性历史观的解构，但是考古学仅仅考察了历史的断裂，而没有考察断裂的原因，谱系学则将断裂的原因――权力的斗争引入到历史之中。可以说，谱系学方法的运用才真正体现了福柯对现代性批判的独特路径。譬如，他就将他以谱系学写就的《规训与惩罚》称为他的“第一本书”。（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C］//福柯�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146－165�）]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和反省，而最终是为了关注历史中人的命运。《规训与惩罚》也不例外。
　　1975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这本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两年后即被译成英文。这本书构思于福柯的行动主义热情最高涨的时候（即他参与法国毛派运动并开展“监狱信息小组”活动的时期），成书于1972年至1974年间――这正是法国极左翼运动退却和陷入混乱的年代。在福柯心目中，这本书标志着他事业的顶峰，他将之称为“我的第一本书”［2］289-230。作为一部值得重视的研究专著，这本书的目的似乎十分清楚：它要详细的描述从1757年达米安受刑起到1840年前后监狱的诞生，欧洲的惩罚制度是怎样演变的。像在此前的《疯癫与文明》中关于疯人院的叙述一样，福柯这部惩罚制度的演变史展示了关于过去的全新视野，从而引发了一个先前被忽略的史学领域的新探索热潮。由此有人对其著作细节的真实性进行严密考究，但是这明显是将其著作当作一本普通的历史性著作，将福柯的贡献也仅仅局限于史实性发现的阅读方式。[注：关于福柯著作中历史的真实性与确切性问题，在其第一本著作《疯癫与文明》出版时就引起过争议。当时有人批判福柯没有严格按照历史事实来叙述问题，还有人站出来为其辩护：这只对英文缩译本有效，对法文原版无效。（路易丝•麦克尼�福柯［M］�贾�，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14、15�）可见，这种争论仍然没有跳出主流历史观的窠臼。福柯的所有著作都涉及历史，但是福柯的历史和主流的历史绝不相同，他之所以用“历史”这个词为其著作命名，主要目的就是要质疑主流的历史观。朱苏力对《规训与惩罚》这本书作过专门的研究，尽管他没有对著作史实的真实性问题提出质疑，但仍然是局限于对福柯惩罚史的梳理和概括，而没有把握到其真正的问题意识。（朱苏力�福柯的刑罚史研究及对法学的贡献［J］�比较法研究，1993：173－186�）]笔者认为，这种阅读方式完全是对其著作的误解，没有领会其真正的问题意识。其实，《规训与惩罚》仍然在思考现代性问题，仍然在关注历史中人的命运。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在本文中笔者试图挖掘《规训与惩罚》的理论基础与终极关怀。
　　
　　一、理论基础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隐含了两种对立的历史观：线性历史观与谱系学历史观，但福柯没有明确提出这两种对立的历史观，而是在《规训与惩罚》之前所写作的《尼采•谱系学•历史》一文中详细地分析了这两种历史观。可见，《尼采•谱系学•历史》是《规训与惩罚》的理论宣言，要深入理解福柯的惩罚史就必须回到这两种历史观。
　　
　　（一）以理性为基的线性历史观
　　线性历史观驻足于起源的研究，由此引出三个特征：同一性、高贵性、真理性。也就是说，历史事实并非是纷繁芜杂的事件，这些看起来纷繁芜杂的事件背后隐藏着规律性与必然性。人依靠理性能够发现其中的规律从而把握必然，而这个人运用理性不断克服偶然性的过程就是历史不断进步，不断回到起源时完美状态的过程。最后人完全克服掉偶然性，达到起源时的同一，即实现了自由，历史也就终结了。所以，福柯这样描述线性历史学家保罗•李的工作：“似乎所有的词都保持着自己的意义，所有的欲望都保持着自己的指向、所有的观念都保持着自己的逻辑；似乎这个由所说的和所欲求的东西构成的世界与侵犯、斗争、掠夺从来无缘。”［4］ 保罗•李的工作充分体现了线性历史学家运用理性克服偶然性，回到原初同一性的企图。只有理性才能让人回到最完美的起源时的状态。可见，线性历史观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
　　主流视域的惩罚史以此线性历史观作为理论支撑。不管是对现代惩罚权的合法性进行论证的契约论、功利主义还是人道主义，它们都引入了线性历史的维度。契约论中契约的建立需要人们普遍理性的实现，但是人要达到普遍理性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只有经历这一过程人们才能达成契约。在所有的契约论中，都有一个从自然状态到公民社会的过渡。契约论的论述者始终有一种信念认为通过历史的进程，人类能够达到普遍理性的状态。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在惩罚权的合法性论证中隐含了这样一种信念：通过监狱对人的改造能够使人类幸福。这里的改造需要一个时间的纬度，改造的结果是理性人的诞生。人道主义中的“人”是理性人，这是线性历史的最高级状态。可见，主流视域对现代惩罚权的合法性论证都以线性历史观作为最终的支撑。现代社会的监狱制度充分体现了现代法律的特征――理性，而公开的酷刑制度充满了非理性的因素。所以，对于法律史学家而言，监狱取代酷刑是历史进步的体现，是值得称道和赞美的事情：“更少的残忍，更少的痛苦，更多的仁爱，更多的尊重，更多的‘人道’”。
　　
　　（二）以身体为基的谱系学
　　谱系学是与线性历史观根本对立的历史观，其总体特征是：断裂性、卑微性、错误性。当然，这里的断裂性、卑微性与错误性主要是为了破坏线性历史观的同一性、高贵性与真理性，并没有任何道德意义。所以对于谱系学家而言，不能像保罗•李那样去梳理完整的道德史，而“必须审慎克制：超出单一的合目的性去发现事件的独特性；在最料想不到它们发生的地方，在情感、爱欲、意识、天赋这些被认为毫无历史可言的东西中去侦伺事件；把握事件的重现，以便发现它们起不同作用的不同场合，但绝不寻找缓慢的演进线；甚至还要确定它们的缺漏点、未曾发生的时刻。”［4］146
　　既然事物的开端不是静止的同一，历史不是对这个源头的线性回溯，历史如何形成？对于谱系学家而言，历史由一系列断裂的事件构成，所以谱系学关注的重点是事件的出现（Entstchung）。出现即“事物涌现出来时的那一刻”，这一刻“产出于权力的纠结状态”［4］153。也就是说，研究出现，就必须关注权力的活动，关注力量相互斗争的方式，承认奴役体系，承认偶然的统治活动，承认两种力量的对抗和挣扎。出现是力量斗争的舞台，这个“舞台上演说的戏剧总是千篇一律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反复上演的戏剧。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这就是价值分歧的开始；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这就是自由观念的萌生；人们对生存必需的东西的攫取，给它们加上原本没有的持存，或者说粗暴地将它们相互同化，这就是逻辑的创造。”［4］154统治者总是力量斗争的胜利者，他们总是希望维持在战争中所取得的不平衡的权力关系，总是要采取一定的方法对付可能颠覆这种权力关系的另一种力量，但是，只要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战争还在继续，只要还存在力量与力量的冲突，就有可能对上一场战争中所形成的权力关系进行颠覆，统治者的地位就可能会发生变化。因为权力关系的形成不遵循必然性也不遵循目的论，“它只顺应斗争的偶然性。”［4］157这种力量斗争中所产生的偶然性关系就是福柯指涉的事件，真实的历史就是由这些一系列不断流变的偶然性事件组成。可见谱系学的历史不具有必然性，总是处于偶然的流变之中。如此，谱系学就摧毁了线性历史观的同一性，“摆脱了任何千年终结观的诱惑” ［4］157；历史不再是理性所铸造的车轮，直线推进，它因身体所蕴含的力量而呈现出无限多样的可能性。
　　可见，在谱系学的历史中，力量的斗争与较量才是历史的实质，而非在理性基础上的有序发展。力量来源于何处？“身体是来源之所”［4］152，力量来源于身体,身体是力量的载体，这种力是流动的，外侵的，有种冲破一切的趋势，其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与理性的最大特征确定性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这种身体的力与力的斗争不一定是身体之间的直接接触，也可能是采用其他方法的间接斗争。而且，在这种力与力的斗争中，身体总会被打上印记，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所以，一方面身体是历史运动的原因，一方面身体又是记录历史的平面。总之，在谱系学中，身体是根基之所在。
　　既然历史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反复上演的戏剧，没有必然的规律可循，那么监狱替代酷刑制度，就不是历史的进步、人性的胜利，而是不同的统治者所采用的对付可能威胁其统治的身体力量的不同策略而已。“从冲突到冲突，直到以规则代替战争的普遍互惠，人性并没有获得任何缓慢的进步；它把暴力一一安置到规则体系中，由此，它从一种统治过渡到另外一种统治。”［4］155
　　
　　二、终极关怀
　　
　　福柯认为监狱替代酷刑这一历史过程中“人性并没有获得任何缓慢的进步”，而主流视域则认为这是“人性胜利”的体现。之所以会有如此两种截然相对的结论，是因为福柯谱系学中的人性与线性历史观中的人性是两种不同的人性。而福柯之所以要以身体为基的谱系学来撰写惩罚史，其根本的目的是对人自由问题的关注；但是，福柯的自由是以身体为基的自由，与线形历史观支撑的主流视域所关注的以理性为基的自由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后期与康德的同名文章《何为启蒙》中 ，福柯明确阐释了自己的终极关怀。
　　
　　（一）以理性为基的自由
　　在《何为启蒙》的前半部分，福柯首先介绍了以康德为代表的主流自由观的基本特征。第一个基本特征是：自由与线性历史有密切的联系。启蒙就是一个线性发展的历史过程，人通过自己的理性逐渐摆脱掉偶然性的控制，最后达到人的普遍理性状态，即自由的实现。这一过程从开始就有一个方向和目标，人类所有的努力都是在这个方向的指引下去实现这个目标。第二个基本特征是：自由是一种法律界限内的自由。尽管这种法律是人们普遍理性的体现，但是它仍是在为人们的行为划定界限。人们遵守法律就是自由的，其实就是说人们在法律的界限内活动是自由的，如果人们逾越了这个界限，人们就不是理性的，从而不是自由的。可见，自由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自由与理性和线性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
　　可见，在主流的自由主义者眼中，君主专制时代的酷刑制度永远不能带给人自由，因为此制度不利于罪犯的理性能力的增强，反而赞美非理性的因素。历史的车轮进入到现代法治社会。此社会中监狱制度的目的就是让那些理性能力微弱的人增强理性能力，从而人们自愿地在法律的界限内行动。所以，现代法治社会是人的自由之乡，监狱制度有利于人的自由的实现。
　　
　　（二）以身体为基的自由
　　福柯对康德的自由观做了介绍和归纳之后，转入自己的自由观。他以现代性的探讨作为切入点。福柯批判了将现代性作为一个时代或者作为一个时代特征的总体来谈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将现代性置于这样的日程中：现代性之前有一个或多或少幼稚的或陈旧的前现代性，而其后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令人不安的“后现代性”［5］。福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为了说明这种现代性的态度，福柯以波德莱尔（Baudelaire）为例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
　　在波德莱尔身上显现的现代性态度，包括三大方面。首先，与传统断裂。这种断裂强调对时间非连续性的意识，强调“过渡、瞬间即逝、偶然性”［5］534。对于瞬间的执着，而不是对永恒的追索，展示了波德莱尔独特的历史观。瞬间总是被另一瞬间替代，瞬间总是处于流变当中，历史就是这些瞬间的组合。其次，将瞬间现实加以“英雄化”的态度。这种英雄化是一种讽刺性的态度，不是使正在逝去的时光神圣化，以试图留住它或使其永在，而是不断的对瞬间现实进行改观的态度。这种改观并不是取消瞬间现实，“而是一种介于现实的真与自由的运作之间的困难手法。”［5］535也就是说，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是一种运作，这种运作不能仅仅关注瞬间的现实，还要对瞬间的现实进行不断的超越。这种超越体现了自由的实践。再次，现代性不仅是相对于现时的关系形式，它也是一种应同自身建立起关系的方式。也就是说，现代性不仅是对瞬间现实的超越，还有自身对自身的超越。所以，波德莱尔认为：“现代人并不是那种去发现自己、发现自己秘密和他的隐藏真理的人；他是那种设法创造他自己的人。这个现代性并不在人的自己的存在中解放人，它强制人完成制作自身的任务。”［5］536换言之，人自身并没有什么等待去发现的真理或者秘密，人的实质在于创造性和变动性，在于不断的对自身的界限进行超越。可见，波德莱尔的自由观与其历史观有着紧密的联系：历史是断裂的，有许多偶然的瞬间组成；自由是对瞬间进行超越，而落实到人身上就是对自身的界限进行超越，而在这种超越中构成了历史。换言之，自由就在于不确定性，人永远处于一种流放的状态中。
　　接着，福柯又谈到启蒙与现代性态度的关系，他说：“能将我们以这种方式同‘启蒙’联系起来的纽带并不是对一些教义的忠诚，而是为了激活某种态度，也就是激活哲学的‘气质’，这种‘气质’具有对我们的历史存在作永久批判的特征。”［5］536所以，福柯认为，如果康德的问题是弄清楚应当避免超越何种界限，那么对于他来讲，是要在这些普遍、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东西中，发现哪些是个别的、偶然的、专制的成分。简言之，“问题在于把必然的限定形式中所作的批判转变为在可能的超越形式中的实际批判。”［5］539这种批判的目的不是“设法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并最终成为科学，”，而是要“尽可能深远地重新推进自由之不确定的作用。”［5］540可见，福柯的自由观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而身体力量的最大特征正是不确定性。可见，福柯强调的自由实质是基于身体的自由。这种基于身体的自由与与康德为代表的基于理性的自由主义的自由不同，前者的实质在于超越界限，在于不确定性和流动性，而后者的实质在于划定界限，在于确定性。福柯之所以对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态度作如此详细的分析，是为了借助波德莱尔来表达自己的自由观。波德莱尔的自由观与其关于瞬间的流动构成历史的观点具有密切的联系，人不断的对瞬间进行超越构成了历史永无终结的运动，而正是在永无终极的超越中体现了人的自由。福柯的自由体现在界限的超越中，这与波德莱尔的自由观是一致的。那么以此推论，福柯的历史观与波德莱尔的历史观也具有一致性。福柯的历史观是谱系学的历史观，在《何为启蒙》中福柯没有再仔细谈论这种历史观，但是他对波德莱尔历史观的分析其实表达了谱系学的历史观，只是没有提到谱系学的名称而已，可谓又是一种“博尔赫斯式”的评注。进而，波德莱尔历史观对线性历史观的批判，其实就是谱系学对线性历史观的批判。基于理性的自由与线性历史观有紧密的联系，那么福柯基于身体的自由就与谱系学有密切的联系。谱系学是以身体为根基的历史观，其历史是靠身体的力量来推动的，所以，基于身体的自由在谱系学的视域中就体现在身体的力量对政治所固定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往往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的超越过程中，而历史也正是在这种超越中体现出永无终结的运动。
　　可见，对于福柯而言，公开的酷刑是值得赞美的，因为公开的酷刑赞美身体的力量，身体的力量具有正当性，被统治者身体的力量会对统治者身体的力量造成威胁，随时都有翻转权力关系的可能性，而这正体现了历史的运动，体现了自由的可能性。相比之下，对于福柯来讲，令统治者感到满意的监狱制度是现代社会的最大弊端，因为监狱制度是专门设计用来规范罪犯身体中不确定性力量的制度。在一个不确定的身体力量遭到如此贬抑和改造的社会中，历史失去了运动的可能性，那么人也失去了实践自由的可能，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困境。
　　假如要在公开的酷刑与没有血腥的监狱之间进行选择，福柯肯定会选择公开的酷刑，因为在公开的酷刑中至少看到了历史和自由的可能性。 [注：在1970年代，法国正进行者废除死刑的运动，当人们为之欢呼雀跃的时候，福柯在废除死刑法前夕的时候给《解放报》的文章中写道：“这一世上最古老的惩罚在法国就要消失了，高兴是应该的，但却不应该在赞美中迷失自己。……不再去砍掉几个脑袋（因为血会喷射，因为文雅社会不应再干这种事情，也因为总难免错杀无辜），这很容易理解。但是，以任何公共势力……无权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这一原则来反对死刑，那就要引起一场重大而艰难的争论了。”（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M］�高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55�）]
　　
　　（三）自由主义是一种话语[注： 福柯这里的“话语”专指与权力斗争密切相关的语言。]
　　主流的自由观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而福柯的自由观是建立在身体之上的。自由是人的自由，以理性为基的自由隐含了一个前提：人的本质是理性；以身体为基的自由隐含的前提是：人的本质是身体。在福柯看来，理性诞生于偶然［4］148，理性在身体的力量斗争中偶然产生，理性仅仅是力量斗争的工具。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理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其工具的性质变成了人的本质，身体失去了正当性。福柯要为身体正名。他首先指出具有理性功能的灵魂不是人本身的存在，“而是生于各种惩罚、监视和强制的方法”，它是“与某种肉体的权力的技术学相关的存在”，“灵魂是肉体的监狱”。其次，福柯指出： “……围绕这种灵魂，人们建构了各种概念，划分了各种领域，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的技术和话语以及人道主义的主张。”［6］也就是说，在现代以来，以灵魂为中心人们建构了一系列的概念，譬如科学性、人道主义、历史的进步、理性、自由等等。在福柯看来，这些都是一些建构出来维护统治者权力的话语，尤其是公开的酷刑场景中显示了一种统治困境：如果统治得太厉害，那么就会以丧失统治作为结束。所以，现代统治的目标就是要换一种统治方式，不致丧失统治，而与理性和线性历史紧密相关的自由主义话语为统治者提供了一种安全的现代权力运作范式，这种话语打着理性自由的旗帜抹杀了现代政治权力对身体的征服实质。在这种话语支撑的现代权力运作范式下，人们失去了对现代社会的批判能力，往往认为生活得更加自由，但是福柯认为“人们向我们描述的人，让我们去解放的人，其本身已经体现了远比他本人所感觉到的更深入的征服效应。”［6］32
　　福柯站在身体的基点戳穿了自由主义的虚妄，展示了现代人真实的生存处境：身体的力量被贬低被改造，历史失去运动的力量，最终人失去了实践自由的可能性。
　　
　　结语
　　
　　福柯的思想最后又回到了18世纪的启蒙问题，但是，这次复归不是对其忠实的继承，而是对启蒙以来的理性主义的一次彻底超越。对启蒙的核心理念――理性主义的批判一直是后现代主义者热衷的题域，他们采取不同的进路，对此理性传统进行质疑与解构。福柯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但是他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比许多思想家都更加深刻和击中要害，这使他成为后现代主义阵营中一颗耀眼的明星。
　　福柯批判现代性的方式非常独特，他所有的著作都是采用历史的方式写就，这是因为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正当性是由历史证成的，如果要彻底暴露现代性问题，就必须对其根基进行颠覆，所以，福柯采用与现代线性历史观针锋相对的历史观对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深入骨髓的解构。《规训与惩罚》是福柯在谱系学历史观的支撑下对现代法律制度史的一次解构，以此指出现代人引以为豪的自由与进步的法治社会其实是人自由的牢笼。与主流以理性为根基的线性历史观不同，谱系学是以身体为根基的历史观，这样，谱系学家恢复了身体的正当性。在身体遭受如此贬低和改造的现代法治社会中，这无疑是对人的一次再启蒙，只要现代人意识到自己身体的正当性，那么人就可以运用身体去反对以理性为基的现代法治社会。如此，历史不再终结，历史有了运动的可能性，人将在永不停息的历史运动中不断的超越界限（暂时稳定的权力关系），而这也是自由的实践。
　　福柯是一个殉道者，他的一生是不断的对界限进行超越的一生，他用他的身体在僵死的现代社会中探寻出路。但是，当福柯将身体彻底解放出来之后，也就是从理性的人这一极致走到身体的人这一极致，同样会引发出许多新的问题。正视福柯即是正视现代人的生存处境，但是，正视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起点，寻找出路的起点。
　　
　　参考文献：
　　［1］迪迪埃•埃里蓬.权力与反抗［M］.谢强，马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代译序：1.
　　［2］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M］.高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
　　［3］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钱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
　　［4］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C］//福柯.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146.
　　［5］福柯.何谓启蒙［C］//福柯.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533.
　　［6］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31；32.
　　本文责任编辑：张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