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偏激是什么意思_“思想偏激”遭会商,一石激起千层浪
时间：2019-03-14 03:29:32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引言】 从2010年11月起，北大在医学部、元培学院开始试行学生学业会商制度［会商，双方或多方共同商量（以确定或改善）］。会商的“重点”对象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学生。预计2011年5月份之后，会商制度将在北大全校推广。其中“思想偏激”一项，不仅引起北大学生的争议，而且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校内争议◆
北大学生工作部（主持这项工作）相关负责人表示，会商工作以关注学业困难、多次挂科的学生为主，当然也会关注一些“思想偏激”的学生，主要是因为有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对于是否已有因为思想偏激被“会商”的学生，北大学工部没有证实。
少数北大学生表示支持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认为“有些学生太嚣张，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诋毁北大”，实为哗众取宠；有人甚至无中生有，对母校大泼污水，完全失去理智，“应该将他们送到疯人院去”。
更多学生认为不应将“思想偏激学生”纳入“会商“范围，元培学院理应秉承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优良传统。北大学生大多是以各省市前三名成绩入校的“天之骄子”，许多学生个性十足，因此很难界定谁属于“思想偏激”，“错误的会商很容易埋没这些学生的个性”，容易让人产生“校方禁锢学生思想”的误解。
◆社会反响◆
［质疑问惑］
观点一：“思想偏激”衡量标准难确定
一项制度实施前，首先必须弄清它的含义与程序，北大对于“思想偏激”定义很模糊。再者说，思想这东西，除了大是大非外，原本就是见仁见智的，在彼曰“偏激”，在此或言“平和”；某些人认为学生“胡思乱想”是偏激，需要“思想会商”，但有些人觉得“胡思乱想”是人的自由和天性，对这种胡思乱想产生太多“胡思乱想”，甚至动议要“思想会商”，才是不折不扣的“偏激”。思想“偏激”与否，很难界定，不能以固有观念作为衡量别人思想是否偏激的标尺，而把还未健全的东西制度化，操作起来只会使更多人受到伤害。
观点二：如此“会商”阉割大学精神
大学之“大“，其根本在于人格独立、思想自主、批评自由。如果没有这些，大学将不成其为大学，人类也将永远停留在奴隶时代。而人格独立、思想自主、批评自由，往往无时无刻不包含在各种并不循规蹈矩的“偏激思想”里。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北大却使出掣肘“思想偏激”学生的招式，只能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难道北大想阉割自己的办学特色和生命活力吗？会商“思想偏激”者的实质是让学生听话，是批判异端思想，这与北大“兼容并包”的校风背道而驰。
观点三：人类进步有赖于“思想偏激”
稍微有点历史知识或读过几本书的人都应该知道，人类制度的演变、科技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几乎清一色是由“思想偏激”的人引领的。有些科学怪人为一个“偏激”的想法反复试验，不但弄得自己孤僻异常、不近人情，甚至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你知道当时发明火车的人被认为是疯子吗？要知道，伟大杰出的人才绝大多数都有鲜明的个性，在道德法制的基本准则内特立独行，所以他们才能做出他人做不到的事情，这不正是大学培养优秀学生的目标吗？所谓优秀，仅仅是指他的成绩够高，够听领导的话吗？
观点四：会商“思想偏激”扭曲教育目标
“思想偏激”该不该遭到会商，事关教育目标何去何从。北大校方会商的标准和目的是什么？如果是批量生产标准件，那么尽管去会商好了。如果想要培养特立独行，敢于冲破思想牢笼、体制羁绊者，会商就得慎行。教育是民族之本，如果像北大这样的院校都不知如何培养创新人才，那么悲哀的不是几位激进学生，而是刻板教育的体制。会商“思想偏激”学生的负面效应不容小视，它也许会深度扭曲教育培养目标，使我们的高校培养出来的人缺乏创新能力，滞缓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观点五：没有思想比思想偏激更可怕
“思想偏激”虽然没有被视为洪水猛兽，但至少被校方视为另类。大学最重要的是培养“独立之思想，健全之人格”，一个开放的大学是成就一个开放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石。可惜，现在包括北大在内的中国大学已经习惯于用利益去衡量价值，用世俗去评判是非，过多的权力介入早已使大学失去了独立品格。会商“思想偏激”必然钝化锋芒、扼杀异见，其最终结果是浇铸出没有独立思想的“意识奴”。对于一个亟需提升文明高度的民族来说，没有思想比思想偏激更可怕。
［理解认同］
观点一：会商不是批斗打压
会商“思想偏激”只是针对一些心态失衡的同学，他们在北大强大的学业压力下，对外界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非常敏感，抱怨社会，通过激烈的言论来缓解压力。这与MIT学生酗酒，哈佛学生裸奔有些相似，如果静下心来推敲，他们的观点大多是站不住脚的。再说会商，并不是批斗，也不是硬性的打压，而是一种思维纠偏、性格补弊。
观点二：有利于被会商者适应社会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现在一些同学听到的反面东西太多，适当表达一下看法是没有错，但是如果太偏激的话确实会影响人际关系和群体稳定。偏激者离开学校后多与社会格格不入，很容易走极端，导致人生悲剧，适时适当的会商纠偏有利于某些学生全面辩证地认识社会和自我，助益他们的事业，优化他们的人生。
观点三：会商偏激者是一种心理疏导
每个人都需要心理疏导，涉世不深的偏激学生更需要。马加爵连杀4名同窗，这与他的思想偏激不无关系。如果辅导员或者相关老师对他多一些关爱以及进行基本的心理救援，悲剧或可避免。令人痛心的是，马加爵之后，不少思想偏激的大学生依然没能得到必要的心理辅导，他们要么自戕，要么伤人，药家鑫事件无疑是新的佐证。现今的大学校园里，很多学生都或多或少存在心理问题，容易走极端。北大的“思想会商”，正是对这些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疏导，是一种人性化的沟通方式，是为学生切身利益服务，这种会商并非没有必要。
观点四：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思想偏激”
其实，思想偏激有两种，一种是激进、个性张扬、有强烈的权利意识和批判精神；一种是偏执、极端、自私、固执、钻牛角尖。前者与性格无关，多是年轻人所应有的朝气，后者则与性格有关，是一种心理扭曲的反应。若是前者，北大不仅不应该会商，反而应该鼓励和倡导；若是后者，进行会商，并无不可。
◆校方回应◆
争议之下，北京大学的官方网站3月底用专访的形式刊发了该校学生工作部副部长查晶对“会商”制度的解释，称“会商不是管制学生，也不是处罚学生”。她同时表示，这项制度当前正处于探索和尝试阶段，一些概念性和操作性的问题，还要进一步研究，并会主动听取师生和社会上的意见。
北大校长周其凤也利用首届岳麓教育论坛的机会，做出回应：“会商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不知为什么会被误解，希望社会能宽容北大的学工老师。”周其凤说，会商的提出和自己有关。“刚到北大当校长不久，接到一位家长的信，信中说自己的孩子曾经非常优秀，但在北大读书时没有把握好，功课一科一科地挂，最后只能离校，让人十分难过。”对于这些学生，学校应尽可能地“早关怀、早指导”，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建立学业会商制度的出发点正在于此。周其凤委婉地承认将“思想偏激”和“生活独立”列入会商范围有些不妥。
◆教师下水文◆
无思想才是最大的悲哀
周建成
“思想偏激”，前提是“有思想”。不过这里的“思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通俗意义上的“想头”或看法。是人都有俗务，都有俗念，但如果北大学生的“思想偏激”仅仅限于“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的确不是什么好事，甚至可以说是悲哀。
旧北大曾是中国思想革命的策源地，如今的北大也应该是思想家的摇篮，北大学生理应常怀超越世俗的思想，对历史与未来、人生与社会、哲学与宗教、经济与文化、制度与道德等有自己的追问和探索，有自己的质疑与批判，有自己的设想和建构。“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当然也是需要的。但这种只涉及实际功利（而且是基本生活方面）的意见，实在算不上什么“思想”。说白了，我们这里强调的“思想”，应该是有一定深度的社会思考或人性思考之类，而非鸡毛蒜皮的意见。有深度的思想，可以是形而上的，也可以是形而下的，但绝不包括“形而下下之下下”。
不由得想起了上世纪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说过的一句话：“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这句话让很多国人不舒服，但从她说这话到现在，中国的确没有出现大的思想家。而且如果“思想偏激会商制”真的推广开去，北大传统和大学精神危矣，中国怕再也不能为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了。撒切尔夫人所说的“思想”，应该不包括“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一类。铁娘子的预言未必准确，但如果将因饭菜涨价提意见也算作“思想”，实乃北大悲哀！推而广之，又何尝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呢？
又想起李敖到北大演讲。某清华学生的“提问”竟然是：“李敖先生您好，我是来自公共管理学院的学生，我觉得我们是以清华最热烈的双臂来拥抱您，欢迎您回到我们的祖国，欢迎您回来。”李敖的回应则是：“这叫什么问题，再说我根本就没有离开。”清华与北大并列为中国最高学府，其学生就是这种“思想”，它太不偏激，却以毫无思想而领取了“最悲哀”的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