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人生哲言|散文片段摘抄有出处
时间：2019-03-21 03:27:52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 历史上，一切最出色的创造了传统的艺术家都并不着意论证和呼吁传统，而只是依凭着自己的天性素质自由倾泻。一个能够自由倾泻自己天性的艺术家是不可能没有传统意识的，因为他要寻找到自己就必须寻找到自己的时空立足点，而寻找不到自己就不可能有点滴真正的自由。一个能够自由倾泻自己天性而又能引起广泛社会感应的艺术家更不可能没有传统意识，因为他的厚重、他的广纳、他的备受欢迎，都是心理层累丰富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激扬艺术自由，培植大艺术家，其实也就自然而然地激扬和培植了传统。传统，只能存活在伟大艺术家的现实创造中。适应，并不永远是一个积极的概念。如果黑海夜航的船长的眼睛，完全适应了航标灯的灯光，那么，航标灯就大大降低了刺激他、提醒他的信号功能，很容易发生事故。于是，航标灯以一明一暗的节律，来打破眼睛的适应。同样，对于美的对象，欣赏者如果完全陷入适应，两者的审美关系就趋于疲顿。惊喜感失去了，发现的乐趣失去了，主体对于对象的趋求意向失去了，美的价值，美的魅力，自然也随之而锐减。
适应是一种惯性，一种惰力。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适应只是对审美关系的和谐性所作的停滞式的设想。正如世间的平衡都是相对的一样，适应也至多是对某些瞬间的粗浅描述。创造，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对适应的打破，改变和谐而又停滞的粘着状态，把动态过程往前推进。
任何推进都意味着不平衡，并以不平衡为动力。就像人走路，只要开步，左脚和右脚就会突破平列状态而产生离异；此后，一步一步，不是左脚追赶右脚，就是右脚追赶左脚，只要还在行进，从来也没有两脚完全平列的时候。如果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同步关系”，那么，同步关系也就是互相追赶的关系。这是一种由永远的不适应而构成的前驱态势。迷恋平衡，迷恋适应，只能停步。中国古语说，“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正是从两个方面说明了感知的适应性。注意、情感、理解、想象等心理活动，也都会出现适应。当人们对于所遭遇的人事完全适应，失去任何陌生感和异己感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厌倦的开始。经历了荒芜的年月之后，很容易对荒芜之前的繁茂产生过分的、带有很大幻想成分的渲染、夸张和敬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沉耽于此，毕竟不是前进。如果以此来嘲笑和蔑视那些想“找出一种新型艺术的人”，那就更不对了。我们能确切地从过去推知未来么？恐怕很难。我们在历史中发现的，是中国戏剧文化的一脉流程，时断时续，时宽时窄，时急时缓……它流到现代的大地上，已嫌单薄，更何况它还要流向更广阔的未来。
未来，将是时间和空间的两度展开：只有无限的广阔，才能转化为无限的前途。
封建大一统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刻板公式和僵硬框范对于艺术活动的控制能力正在急速消退。但是，中国戏剧文化的历史流程，是出现在封建大一统的土壤上的，因此它对眼前如此广阔的天地，还缺少思想准备，还缺少对应能力。它需要对自己作出新的调整，调整的幅度，决不会小于它曾经经历过的最大调整。现代是一个平等竞争的自由天地，现代是放弃狂热迷信的理性普及，现代是对民族界限和族群等级的渐渐轻视，现代是集权梦幻和极端思维的天然障碍。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并不看重凝固的永恒。树木的生命过程与人的生命过程密切呼应，人世间二十年为一代，木构架的房屋也需要二十年大修一次。中国的下一代对于上一代的服从和孝顺远远超过欧洲，但他们最大的孝顺是重振家业、推陈出新，因此拆老宅、建新屋的梦想几乎成了一种掌控九州的行为伦理。在我们漫长的文化延续史上，真不知有多少远比已出版的著作更有出版资格的精神成果就这样烟消云散了，其间自然还包括很多高人隐士因不想让通行言词损碍玄想深思而故意的不着笔墨。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精神成果的大量耗散和自灭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而由于一时的需求、风尚、机遇、利益而使历史上某些人的某些书得以出版面世，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连篇累牍的书籍文明的隐显有无，本身就是一个让人十分困惑的现象。毛笔文化既然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存在过数千年，它的美色早已锻铸得极其灿烂。只要认识中国字，会写中国字，即便是现代人，也会被其中温煦的风景所吸引。吸引得深了，还会一步步登堂入室，成为它的文化圈中新的成员。
五四文化新人与传统文化有着先天性的牵连，当革新的大潮终于消退，行动的方位逐渐模糊的时候，他们人格结构中亲近传统一面的重新强化是再容易不过的。像一个浑身湿透的弄潮儿又回到了一个宁静的港湾，像一个筋疲力尽的跋涉者走进了一座舒适的庭院，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中国文化的帆船，永久载有这个港湾的梦；中国文人的脚步，始终沾有这个庭院的土。因此，再壮丽的航程，也隐藏着回归的路线。
我们很难疾言厉色，说这种回归是叛变。文化人格学的阐释，要比社会进化论达观得多。中国的事情总是难办，重要原因就在于有这一幅幅文化人格图谱不易索解。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态载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遇到过一场载体的转换，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场转换还有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文化”代替“毛笔文化”。五四斗士们自己也使用毛笔，但他们是用毛笔在呼唤着钢笔文化。毛笔与钢笔之所以可以称之为文化，是因为它们各自都牵连着一个完整的世界。当高峰树起之后，它也就成了后世书家不能不继承的遗产。继承者又成了高峰，遗产也就累聚成一座深幽重叠的迷宫，使代代子孙既富足又惶恐，即便力求创新也摆脱不了遗传的干系。胆子更大一点的书法革新家，虽然高举着叛逆的旗幡，却也要有意无意地让人看出种种承袭的游丝，其中有人还专门著文来说明自身隐潜的连脉。米芾承颜而恣野，郑板桥学黄山谷而后以隶为楷，怪怪的金农自称得意于“禅国山碑”和“天发神谶碑”，赵之谦奇峰兀立而其实“颜底魏面”……
这就是可敬而可叹的中国文化。不能说完全没有独立人格，但传统的磁场紧紧地统摄着全盘，再强悍的文化个性也在前后牵连的网络中层层损减。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互渗于空间便变成一种社会性的认同；互渗于时间便变成一种承传性定势。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惰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请看，仅仅是一支毛笔，就负载起了千年文人的如许无奈。我们今天失去的不是书法艺术，而是烘托书法艺术的社会气氛和人文趋向。我听过当代几位大科学家的演讲，他们写在黑板上的中文字实在很不像样，但丝毫没有改变人们对他们的尊敬。如果他们在微积分算式边上写出了几行优雅流丽的粉笔行书，反而会使人们惊讶，甚至感到不协调。当代许多著名人物用毛笔写下的各种题词，恕我不敬，从书法角度看也大多功力不济，但不会因此而受到人们的鄙弃。这种情景，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里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信号系统和生命信号系统。人的生命状态的构建和发射是极其复杂的。中国传统文人面壁十年，博览诸子，行迹万里，宦海沉浮，文化人格的吐纳几乎是一个混沌的秘仪，不可轻易窥探。即如秦桧、蔡京者流，他们的文化人格远比他们的政治人格暧昧，而当文化人格折射为书法形式时，又会增加几层别样的云霭。
被傅青主所瞧不起的赵孟，他的书法确有甜媚之弊，但甜媚之中却又嶙嶙峋峋地有着许多前人风范的沉淀。书法艺术在总体上是一种形式美，它与人品的关系自然更加曲折错综。要说对应也只是一种“泛化对应”，在泛化过程中交糅进了种种其他因素。
不难举出，许多性格柔弱的文人却有一副奇崛的笔墨，而沙场猛将留下的字迹倒未必有杀伐之气。有时，人品低下、节操不济的文士也能写出一笔矫健温良的好字来。例如就我亲眼所见，秦桧和蔡京的书法实在不差。中国文化有着强硬的前后承袭关系，但由于个体精神的稀薄，个性化的文化承传常常随着生命的终止而终止。一个学者，为了构建自我，需要吐纳多少前人的知识，需要耗费多少精力和时间。苦苦汇聚，死死钻研，筛选爬剔，孜孜��。这个过程，与买书、读书、藏书的艰辛经历密切对应。书房的形成，其实是一种双向占有：让你占领世间已有的精神成果，又让这些精神成果占领你。当你渐渐在书房里感到舒心惬意了，也就意味着你在前人和他人面前开始取得了个体自由。越是成熟，书房的精神结构越带有个性，越对社会历史文化具有选择性。再宏大的百科全书、图书集成也代替不了一个成熟学者的书房，原因就在这里。但是，越是如此，这个书房也就越是与学者的生命带有不可离异性。书房的完满构建总在学者的晚年，因此，书房的生命十分短暂。中国文化在最高层面上是一种做减法的文化，是一种向往简单和自然的文化。正是这个本质，使它节省了很多靡费而保存了生命。在各种豪情壮志一一消退，一次次人生试验都未见多少成果之后，我和许多中国文化人一样，把师生关系和师生情分看成了自己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不否认，我对自己老师的尊敬和对自己学生的偏护有时会到盲目的地步。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因此，当我偶尔一个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总会禁不住在心底轻轻呼喊：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就是你们！
我们拥有一个庭院，像岳麓书院，又不完全是，别人能侵凌它，毁坏它，却夺不走它。很久很久了，我们一直在那里，做着一场文化传代的游戏。至于游戏的结局，我们都不要问。教育固然不无神圣，但并不是一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事业，一个教师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有限。我们无力与各种力量抗争，至多在精力许可的年月里守住那个被称作学校的庭院，带着为数不多的学生参与一场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传递，目的无非是让参与者变得更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对这个目的所能达到的程度，又不能期望过高。教学，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递交。这一点，历代岳麓书院的主持者们都是很清楚的。他们所制定的学规、学则、堂训、规条等等几乎都从道德修养出发对学生的行为规范提出要求，最终着眼于如何做一个品行端庄的文化人。事实上，他们所讲授的经、史、文学也大多以文化人格的建设为归结，尤其是后来成为岳麓书院学术支柱的宋明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几乎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的一门哲学――文化人格学。因此，山明水秀、书声琅琅的书院，也就成了文化人格的冶炼所。人间总有智能上的干枯季节，而这里却水源充沛。
大地总有文化上的荒蛮领域，而这里却土坡常绿。
文明不可满足于自娱自享，而应该招呼高坡，提醒四方。
中国文化的很大一个部分，本是与山水原野不可分离。书斋风光，本是末尾。
宁静的院落，气吞山河。
不大的门庭，俯瞰古今。
教育再斯文，也是一个堂皇的存在。
教育再热闹，也是一个清雅的存在。美食发展到一定阶段也会返璞归真，再挑剔的美食家也无法轻视家常菜，这种现象常常产生一种文化误会，以为越是土俗就越具有推广意义，甚至越具有国际意义，以此来否定文明的等级、创新的价值和交融的意义，这真是一种幼稚的迷幻。如果越是土俗就越有国际性，那么山坳里老农都可以到联合国去工作了。一个人在遍尝世间美味之后所重新钟爱的家常菜，其实已经经过严格的重新选择和调理，就像梅兰芳游历欧美之后重新选演的京剧，看似原汤原汁却与以前有了重大的区别。朋友中有一个来自西安的邓先生。他说一个中国学生在欧洲某个国家留学，有一天新来的教授扫视过教室里的各国学生，独独对他进行了一系列有关中国人的盘问。这位学生艰难地回答了一半显然被广泛误解了的问题，然后说：“另一些问题不是误解，随着中国的富强将会逐步解决。”
“那么，什么是你们富强的标志呢？”教授紧追不放。
这个学生突然觉得有点心酸，说：“我不是政府官员，回答不了这么大的问题，只想到一个最起码的标志，到了那时，中国留学生将不会在教室被单独挑出来，接受那么多盘问。”
教授走下讲台，拍着这个学生的肩说：“对不起，我只是不了解。今天了解了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种族的态度，我向你们致敬。”
朋友中有一个来自上海的邬先生，他曾与一位年轻工程师到巴黎考察。一次在街上向一位老太太问路，老太太礼貌地指了路，却又把他们引到街边挂着的一张世界地图前，说：“我也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她眯着眼睛找到了中国的方位，又点了点法国的所在，说：“这是你们中国，这是我们法国，隔得那么远，我们也有失业，你们都涌到这里来干什么？”
这个问题很不礼貌，邬先生便回答：“夫人，我们是工程师，接受跨国公司的聘请，一个星期考察完之后就会回去。我们两人都住在原来上海的法租界，那时候中国与法国也那么远，交通哪有现在方便，那么多法国人涌到那里去干什么？”
在冷战早已结束以后的今天，我们如果平心静气地思考，就会发现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还在于文化的隔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