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中的“下槐镇”离“现实”有多远】诗歌大全

　　在李南的《下槐镇的一天》我强烈感受到了一个所谓的“旁观者”的无边无际的沉默。　　这“沉默”和那扇同样无声的“拒绝之门”一样成为这个时代罕有的隐秘声部。诗人试图一次次张嘴，但是最后只有一次次无声的沉默。这种“沉默的力量”也是对当下那些在痛苦和泪水中“消费苦难”的伦理化写作同行们的有力提醒。在这篇文章已经写完的时候我收到了李南发给我的《拒绝之门——〈下槐镇的一天〉写作点滴》。那么多不为我们所知的“地方”和人世存在，而我们似乎又无力通过诗歌对此作出应有的“回应”。当我们坦陈我们曾经一次次面对了那些“拒绝之门”，我们是否该侧身进去面对那扑面而来的寒冷与沉暗的刺痛？尽管在一个如此庞大而寓言化的现实面前，我们更多的时候只能无奈地充当“旁观者”和“无知者”的角色！
　　1.
　　“下槐镇”作为一种文本性的“中国乡镇”不能不让我们重新面对当下诗人写作的境遇和困难。也许，诗歌的题材问题很多时候都成了伪问题，但是令人吊诡的却是在中国诗歌（文学）的题材一度成了大是大非的问题。显然，这个大是大非的背后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学自身的问题，而是会牵涉到整个时代的历史构造与文学想象。
　　显然，1990年代后期尤其是新世纪的整整十年，诗歌的题材问题尤其是农村、底层、打工、弱势群体作为一种主导性的道德优势题材已经成为了公共现象。实际上，我们也不必对一种写作现象抱着道德化的评判，回到诗歌美学自身，我想追问的是一首分行的文字当它涉及到“中国现实”时，作为一种文学和想象化的现实离真正的“现实”到底有多远或者多近。显然，在一个分层愈益明显和激化的时代，“中国现实”的分层和差异已经相当显豁，甚至惊讶到超出了每个人对现实的想象能力。在这种情境之下，由李南诗歌中的“下槐镇”的精神事实我们可以通过一种特殊化的方式来观察和反观中国现实的历史和当下的诸多关联。然而可笑和可怕的是，很多的写作者和批评者们已经丧失了同时关注历史和现实的能力。换言之在他们进化论的论调里历史早已经远离了现实，或者它们早已经死去。显然，在一个多层次化的“现实”场域中，乡村题材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写作的虚构和想象中都构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重要现实”。而当下处理这一“重要现实”的文本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不仅诗歌在介入，而且小说、散文甚至时下最为流行的“非虚构”文本也在轮番上演着“乡村”叙事。那么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些众多的相关文本就为写作者们设置了极大的难度。换言之，一首诗歌如何能够与庞杂的类似题材的诗歌文本区别开来？区别的动因和机制以及标准是什么？这显然是一个必须探究的问题，而且非常有必要。
　　实际上，我们的诗歌界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强调和“忧虑”甚至“质疑”的就是指认当下的诗歌写作已经远离了“社会”和“现实”。里尔克的名言“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在今天的中国是否仍然适用和有效？尤其是面对着当下的带有“重要现实”层面的诗歌写作而言，诗歌和诗人与“现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或者说当诗人作为一个社会的生存个体，甚至是各个阶层的象征符号，当他们的写作不能不具有伦理道德甚至社会学的色彩，那么他们所呈现的那些诗歌是什么“口味”的？我想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因为任何企图回答这个问题的人都必须具备综合的能力，显然诗歌自身的力量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也是为什么出现了抗震诗、高铁诗，但是真正能够留下和被记忆的却几乎成了空白的原因。在现实和写作面前，诗人应该用什么“材料”和“能力”来构建起诗歌的“现实”？进一步需要追问的是这些与“现实”相关的诗歌具有“现实感”或“现实想象力”吗？曾记得2009年，著名艺术家徐冰用废弃的钢铁、建筑垃圾等材料打造成了两只巨大的凤凰。这本身更像是一场诗歌行动，时代这只巨大“凤凰”的绚烂、飞升、涅槃却是由这些被废弃、被抛弃、被搁置的“无用”、“剩余”事物构成的。这就是诗歌的真实、艺术的真实。讽喻性的诗歌写作已经逐渐成为带有伦理化倾向的一种潮流和趋势。面对当下中国轰轰烈烈的在各种媒体上呈现的离奇的、荒诞的、难以置信的社会事件和热点现象，我觉得中国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真正“寓言化”的时代。换言之中国正在成为“寓言国”。首先应该注意到目前社会的分层化和各个阶层的现实和生存图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具有多层次性，越来越具有差异性。甚至这种复杂和差异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诗歌写作者的想象和虚构能力。也就是说，现实生活和个体命运的复杂程度早已经远远超过了诗人虚构的限阈与想象的极限。诗人们所想象不到的空间、结构和切入点在日常生活中频频发生，诗人和作家的“虚构”和“想象”能力受到空前挑战。由此，面对各种爆炸性和匪夷所思的社会“奇观”和现场事件的媒体直播，我们的诗歌和文学还留下什么能够撼动受众的特异力量？在此情境之下，写那些“现实”性的诗歌其难度是巨大的。相反，我们涉及到属于更小范围内的诗人自我的日常生活图景时，其可能性的空间和自由度相反倒容易些。所以，我们也据此应该重新认识以往的一个怪论——诗人只对自己负责，不要写什么重大题材和现实题材。
　　从整体上而言与社会热点焦点话题、热议现象、重大活动和民生问题有着密切关联的诗歌数量是相当庞大甚至是惊人的。由此，我们必须正视每年各种纸质刊物发表的诗歌数量已经可观，但是我们发现这些发表的诗歌在谱系学或光谱学上来看具有很强的近似性，甚至具有相互替代的重复和生产性。加之各个地区大大小小的“地方化”的文化软实力的角力和宣传活动也需要文学和诗歌的鼓吹，诗人们似乎与“现实”的胶着关系从来都没有如此贴近和激烈过。这是好事，但也存在不小的危机。但是是否如一位诗人所偏激地强调的“足不出户的诗歌是可耻的”？实际上，诗人和现实的关系有时候往往不是拳击比赛一样直来直去，而更多的时候是间接、含蓄和迂回的。显然，中国当下的诗歌更多是直接的、表层的、低级的对所谓现实的回应。“足不出户”并非与现实不发生关系。“出户”的诗并非就一定能与现实发生关系。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希尼的授奖词中所强调的“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 　　当我们一再抱怨诗歌远离了读者，诗歌越来越边缘化和“个人化”，可充满悖论的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泛诗”或“仿真诗”时代。看起来正常甚至繁荣的诗歌生态却难以掩盖一个诗歌苍白无力的时代。
　　而当我试图从“主题学”或者“同质性”的视野来进行当代的诗歌写作，我们最终会发现大量诗歌（数量绝不在少数）与“乡村”、“乡土”以及“乡愁”、“还乡”（更多以城市和城乡结合部为背景，回溯的视角，时间的感怀，乡土的追忆）有着主题学上的密切联系。而这么多在谱系学上相近的诗歌文本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显然当下的诗人所面对的一个难以规避的“现实”——阅读的同质化、趣味的同质化、写作的同质化。无论是政治极权年代还是新世纪以来的“伦理学”性质的新一轮的“题材化”写作，我们一再强调诗人和“现实”的关系，诗人要介入、承担云云。但是我们却一直是在浮泛的意义上谈论“现实”，甚至更为忽略了诗歌所处理的“现实”的特殊性。当新世纪以来诗歌中不断出现黑色的“离乡”意识和尴尬的“异乡人”的乡愁，不断出现那些在城乡结合部和城市奔走的人流与不断疏离和远去的“乡村”、“乡土”时的焦虑、尴尬和分裂的“集体性”的面影，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作为一种分层激烈社会的显豁“现实”以及这种“现实”对这些作为生存个体的诗人们的影响。由这些诗歌我愈益感受到“现实感”或“现实想象力”之于诗人和写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一个加速度前进的“新寓言”化时代，各种层出不穷的“现实”实则对写作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试图贴近和呈现“现实”的诗作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相应的具有提升度的来自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具有理想、热度、冷度和情怀的诗歌却真的是越来越稀有了。更多诗人浮于现实表层，用类似于新闻播报体和现场直播体的方式复制事件。而这些诗歌显然是在借用“非虚构”的力量引起受众的注意，但这些诗歌从本体考量却恰恰是劣诗、伪诗和反诗歌的。诗人们普遍缺乏的恰恰是通过诗歌的方式感受现象、反思现实、超越现实的想象能力。换言之，诗人试图反映现实和热点问题以及重大事件时，无论从诗歌的材料、构架、肌质还是诗人的眼光、态度和情怀都是有问题的。
　　确实在当下诗坛甚至小说界我看到了那么多虚假的乡村写作和底层写作。当诗人开始消费泪水和痛苦，这更是可怕的事情。或者视野再推进一步，在一个愈益复杂、分化以及“去地方化”和“去乡村化”的时代，诗人该如何以诗歌的方式予以介入或者担当？正如一位异域小说家所说：“认识故乡的办法就是离开它；寻找故乡的办法，是到自己的心中，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个异乡去寻找它。”这是必然，也是悖论。
　　2.
　　饶舌了这么多关于诗歌与“现实”的问题，还是让我们最终回到李南的这首诗《下槐镇的一天》。
　　平心而论，就我个人趣味和视野来看，这首诗《下槐镇的一天》不仅与同类题材拉开了差距（李南不认为这是一首“乡土诗”，起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乡土诗”），而且是相当优异和重要的一个关涉“现实想象”的文本。同时，这个文本又因具有了多个方向的巷道而同时打通了历史和现实的交叉空间。而在想象性的精神层面，这首诗又能够成为反观中国精神现实的重要入口。这入口需要你挤进身去，需要你面对迎面而来的黑暗和寒冷，需要你一次次咬紧牙关在狭窄的通道里前行，也许你必将心存恐慌。但是当你终于战战兢兢地走完了这段短暂却漫长的通道，当你经历了如此的寒冷和黑暗以及压抑的时刻，你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懂得你头上的天空到底是什么颜色，你脚下的每一寸土地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只有如此，你才能在语言的现实和发现性的“现实”空间里真正掂量你所处的社会现实。
　　无疑“下槐镇”是一个入口——诗歌的入口、想象的入口、现实的入口。入口不大，但足以“步步惊心”。
　　尽管诗人标出了“下槐镇”这一“无名”小镇的具体位置——石家庄以西二百华里的平山县境内——但是这一小镇显然具有了文化地理学上的坐标性意义。换言之，我们可以通过下槐镇来反观一个个其他的小镇。以这些小镇为圆点，我们在多大的范围内看到了一种普遍化而又被我们反复忽略不计的陌生性“现实”的沉默性部分。普通而卑微的“下槐镇”和省城“石家庄”之间的距离首先值得深入和耐心地考量与测算。二者之间的物理距离是200华里，这在高铁时代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二者因为关系和位置的差异，显然又使得其间的距离没有那么容易被忽略。下槐镇，除了一个路过的“旁观性”的诗人和下槐镇的居民知道这个地方外，这几乎成了一个城市化和去地方化时代的陌生的角落。而石家庄作为一个省会都市无论是在国家记忆里还是在个体的生活中都是被反复熟知和记忆的。一个陌生、一个熟知，一个偏僻、一个核心，一个遥远、一个迫近。这就形成了诸多矛盾重生的关系项，而这些关系项之间构成了诸多时代的历史和现实的龃龉与诘问——一再被搁置和忽略的日常现实，一再被反复消解的连续性历史。
　　“回旋的土路”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这甚至在整首诗的诗歌构架和精神走向上都是关键的。这弯曲回旋坎坷的土路正好是这个名叫“下槐镇”的地方与省会之间极其遥远的距离。正是一个“地方”与这个时代和国家的距离，也同样是一首诗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看起来很近，测量起来却相当的遥远。这就是悖论。这就是荒诞不可信却实实在在发生着的当代中国寓言故事的最为生动和令人颤栗的“针尖”部分。
　　而“回旋的土路”无疑又成为接续过往的历史和当下现实的链接点。这个点，曾经被无数诗人和作家们反复踩在脚下一次次被忽略。又是一次可笑的忽略！
　　首先，回旋的土路连接起并不遥远和从未远逝的历史和往日——“承载过多少年代，多少车马”。这呈现了我一贯强调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是一种在时代和写作中并非解决问题而是扩大、加深问题的手段，也是到达历史真实、个人真实和想象真实的有力和有效的途径。这种想象力显然是将历史在联通当下之后的生命化、家族化和日常化。诗人不断用真实的巨流冲刷惯性知识虚幻的尘埃或宏大历史叙事虚假的色彩，还原出与生命、生存更为直接的历史记忆与生命体验。而全球化和城市化正是以取消地区特征、文化区域和地理景观甚至个体思想方式“地方性”差异为前提和代价的。而李南诗歌文本中的“下槐镇”恰恰是要不断恢复和强化“地方性”的知识。我们早已经目睹了个体、自由和写作的个人化、差异性和地方性在这个新的“集体化”“全球化”时代的推土机面前的脆弱和消弭。“异乡”和“外省”让诗人无路可走。据此，“下槐镇”已经不再只是真实的生存场景，而是更多作为一种精神地理学场域携带了大量的精神积淀层面的戏剧性、寓言性、想象性的挽歌。“下槐镇”也成了诗人连接历史与现实一个背景或一个个窄仄而昏暗的通道。在这些苍茫的“黑色”场景中纷纷登场的人、物和事都承载了巨大的心理能量。这也更为有力地揭示了最为尴尬、疼痛也最容易被忽视的深山褶皱的真实内里。实际上这个经过语言之根、文化之思、想象之力和命运之痛所一起“虚拟”“再生”的“下槐镇”景象实则比现实中的那些景观原型更具有了持久的、震撼的、真实的力量和可以不断拓殖的创造性空间。 　　在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城镇和曾经的农耕历史被不断迅速掩埋的“新文化”时代，一个诗人却试图拭去巨大浮尘和粉灰显得多么艰难。而放眼当下诗坛，越来越多的写作者们毫无精神依托，写作毫无“来路”。似乎诗歌真的成了博客和微博等自媒体时代个体的精神把玩和欲望游戏。在一个迅速拆迁的时代，一个黑色精神“乡愁”的见证者和命名者也不能不是分裂和尴尬莫名的。因为通往圣洁的“乡愁”之路的灵魂安栖之旅被一个个渊薮之上的独木桥所取代。当我们胆战心惊终于下定决心要踏上独木桥的一刻，却有一种我们难以控制的力量将那根木材抽走，留下永远的寒风劲吹的黑暗。语言的温暖和坚执的力量能够给诗人以安慰吗？过多的时候仍然是无物之阵中的虚妄，仍然是寒冷多于温暖，现实的吊诡胜于卑微的渴念。当然我所说的这种“乡愁”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对“故乡出生地”的留恋和反观，而是更为本源意义上的在奔突狂暴的后工业时代景观中一个本真的诗人、文化操持者，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隐忧者的人文情怀和酷烈甚至惨痛的担当精神面对逝去之物和即将消逝的景观的挽留与创伤性的命名和记忆。一种面对迷茫而沉暗的工业粉尘之下遭受放逐的人、物、事、史的迷茫与坚定相掺杂的驳杂内心。由此，我更愿意将当下的后社会主义时代看作是一个“冷时代”，因为更多的诗人沉溺于个人化的空间而自作主张，而更具有人性和生命深度甚至“现实感”的诗歌写作的缺席则成了显豁的事实。
　　“回旋的土路”确实承载过很多年代，很多疲累的车马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然而，更为令人惊惧的是我们所经历的正是我们永远失去的。多少个年代已经在风雨中远逝，甚至在一个拆迁的城市化时代这些年代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一切都被扫荡得干干净净。而那些当年的车马早已经销声匿迹。幸运的马牛们走进了坟墓之中，不幸的那些牛马们则被扔进了滚沸的烹锅之中。那些木质的轮车也早已经朽烂得没了踪迹。我们已经很难在中国的土地上看到这些已逝之物，我们只能在灰蒙蒙的清晨在各个大城市的角落里偶尔看到那些从乡下来的车马，上面是廉价的蔬菜和瓜果。而我们却再也没有人能够听到这些乡间牲畜们吃草料的声音，还有它们温暖的带有青草味的粪便的气息。说到此处，我也不由有了疑问。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怀乡者并不难，这甚至成了当代中国写作的惯性气质。但这体现在诗歌写作中却会使得“怀乡者”的身影又过于单薄。还是接下来继续看这首诗。实际上，由“土路”承载的“年代”和“车马”无疑是历史性情感的象征之物，而这又直接对应了当下日常性现实的一切。换言之，“历史”很多时候在这个时代已经了无踪迹了，更多的时候被健忘症的人们抛在了灰烟四起的城市街道上。
　　接下来再看，“今天，朝远望去：/ 下槐镇干渴的麦地，黄了。/ 我看见一位农妇弯腰提水 / 她破旧的蓝布衣衫 / 加剧了下槐镇的重量和贫寒。/ 这一天，我还走近一位垂暮的老人 / 他平静的笑意和指向天边的手”。这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路过的“旁观者”的所见，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无疑是诗人的想象。大片大片干渴的麦地和一个瘦小无助的农妇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紧张和不可调节的矛盾。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句中的两个带有明显的时间性的词句——“今天”，“这一天”。显然，“今天”和“这一天”与历史性的“年代”和“车马”是直接关联在一起的。至此，我们发现，历史并未远去，历史也并非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相反，历史却如此活生生地出现在被我们反复路过却一再忽视的现实生活里。这多像是一杯撒了盐花的清水！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这杯水的颜色——与一般的清水无异——但是很少有人去喝一口。颜色的清和苦涩的重之间我们的人们更愿意选择前者。而诗人却选择的是喝下那一口苦涩，现实的苦涩，也是当下的苦涩。当然，还有历史的苦涩！而诗歌只有苦涩也还远远不够！比如，诗人叙述的干渴的麦田，衣衫破旧的提水的农妇，还有迟暮的老叟……这些都一起构成了日常的但是被我们忽略的现实中“苦涩”的部分。但是，如果诗停留于此，那么这首诗与当下很多同类题材的诗歌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还是顺着那个垂暮老人的手指看看诗歌的最终方向——“他平静的笑意和指向天边的手 / 使我深信 / 钢铁的时间，也无法撬开他的嘴 / 使他吐露出下槐镇 / 深远、巨大的秘密。”老人“平静的笑意”与上下文之间形成了极其明显的不协调的矛盾、反讽的龃龉关系。土路、干渴的田野、破败衣着的农妇以及下文出现精神走向更为明显的诗句都与“平静的笑意”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张力（“张力”在诗歌理论界多么时髦的一个词语）和反讽性结构。
　　“平静的笑意”和“无法撬开的嘴”之间也是如此的矛盾。而这一切又顺着老人的手指向了“远方”。“远方”代表了什么？是历史，还是未来？还是一个诗人所说的“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下槐镇”的深远而巨大的“秘密”就是这样在缄默中成了永远的未知和不解。而同样令人不解的还在于老人的“微笑”与“沉默”。这与这些不解和“秘密”以及缄默之间都发声巨大关联的就是“钢铁的时间”。众多优秀的诗人都时时在校正着时间，都试图在时间之流中留下不被冲刷而尽的东西。而“钢铁的时间”一则在于说出了时间自身的强大和无情，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诗人将“时间”赋予了“当代性”和“现实感”。这至关重要。“钢铁”的“时间”是如此强大而强硬，然而它却不能如何一个迟暮老人的缄默和“秘密”。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对抗！
　　刚才我们强调了几个时间性的词语，比如“年代”、“今天”，还有“这一天”。这在一首短诗中频频出现时间性的词语还不多见。然而时间性的词语还将继续登场——“下午6点，拱桥下安静的湖洼 / 下槐镇黛色的山势 / 相继消失在天际。/ 呵，过客将永远是过客 / 这一天，我只能带回零星的记忆 / 平山下槐镇，坐落在湖泊与矮山之间”。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些时间性的词——“下午6点”，而“这一天”又再次现身。“下午6点”显然是一个过渡性的时间，即是下午的结束，也是黑夜的开始。而这个过渡性的时间显然与上文的“回旋的土路”这一承续性的连接历史和现实的空间场地又形成了前后的照应性结构。“下午6点”，我们就要开始接受无边的黑暗。“这一天”里看到的土路、麦田、农妇、老人和湖泊、矮山和小镇以及那沉默的巨大“秘密”都最终会被这无边的黑暗所吞噬。这一切终究会被遗忘。因为，我们都是这个“钢铁”时代的时间之流中弱小的“过客”。我们只能“看”，却最终丧失了“听”、“说”以及“记忆”的能力。“平山下槐镇”，我们最终只能是和诗人李南一起发出这个时代共同的感喟和无奈——“我们真的是一无所知”。需要注意的是，整首诗的题目也是时间性的——“下槐镇”的“一天”。
　　“一无所知”的“过客”性存在，实际上是每个生命的共同宿命性体验，同时人的认识和世界是如此的有限而不值一提。而在当下的时代，这种遗忘性的“一无所知”还不能不沾染上这个时代的尴尬宿命。我们自认为每天都生活在现实之中，但是我们仍然对一切都所知甚少，甚至有些地方是我们穷尽一生都无法最终到达的。有的地方我们也许一生只能经历一次。“单行道”成了每一个人的生命进程。诗歌的最后部分提升了整首诗的空间高度和视阈广度，从而避开了同类题材的粘滞和表象化处理。
　　“下槐镇的一天”应该是短暂的，但是我们走得却是如此艰难和漫长。因为它所牵涉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观感，而是牵涉到整个中国的现实，还有诗人的精神现实。
　　我们所见太多，遗忘也太多。我们在隔着车窗高速度前进的同时，我们的双脚和内心都同时远离了大地的心跳声。我们在城市化的玻璃幕墙里只看到同样灰蒙蒙的天空，我们最终离那些“远逝之物”越来越远，直至最终遗忘。
　　是的，多少年代，多少车马，都已经远去了！还有那沉默的巨大的“秘密”！
　　附：
　　下槐镇的一天
　　□ 李　南
　　平山县下槐镇，西去石家庄
　　二百华里。
　　它回旋的土路
　　承载过多少年代、多少车马。
　　今天，朝远望去：
　　下槐镇干渴的麦地，黄了。
　　我看见一位农妇弯腰提水
　　她破旧的蓝布衣衫
　　加剧了下槐镇的重量和贫寒。
　　这一天，我还走近一位垂暮的老人
　　他平静的笑意和指向天边的手
　　使我深信
　　钢铁的时间，也无法撬开他的嘴
　　使他吐露出下槐镇
　　深远、巨大的秘密。
　　下午6点，拱桥下安静的湖洼
　　下槐镇黛色的山势
　　相继消失在天际。
　　呵，过客将永远是过客
　　这一天，我只能带回零星的记忆
　　平山下槐镇，坐落在湖泊与矮山之间
　　对于它
　　我们真的是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