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照记]
时间：2019-03-26 03:28: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大凡文化飘零、国运将尽之际,必有以命相托的前朝旧臣与之俱殒。 1908年8月21日,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登基之前,晚清名臣张之洞肝痛加剧,向老友陈宝琛叹曰:“国运尽矣!”转而对子孙说:“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勿争家产,勿入下流。”并说:“我生平学术行十之四五,政术行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矣。”语毕命去。张之洞艰苦一生,临殁犹闻忠谏之语。张死后,朝野痛惜,挽章极多。唯王�运一联言之哀怆似有馀痛:“老臣白发,痛矣骑箕,整顿乾坤事粗了;满眼苍生,凄然流涕,徘徊门馆我如何。”
1918年深秋,新文化运动的前夕,梁巨川有感于民初社会之黑暗,于自己生日前三天在北京积水潭愤然投水自尽――社会已然如此,他不能容忍自己还过什么生日!临行之前,梁巨川问儿子:“这世界还会好吗?”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父亲说:“能好就好啊!能好就好!……”从容赴死。梁巨川在遗书里写道:“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殉清……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1927年,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已是草木皆兵。此时,任教清华的王国维虽日常言行无异常时,但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而当时,他生活与精神上的依托者罗振玉已携眷东渡,梁启超养疴津门。生性孤僻的王国维与他人少有交往,唯与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过往颇密。6月2日早晨,王国维忽然找到吴宓,说有事将外出,需借用5元钱。接钱后就出校门雇人力车急行而去。到了下午,王家找到吴宓处,说他没留片言出门至今未回。吴宓便着人四处寻觅,后众人寻到颐和园排云殿鱼藻轩,只见一地烟蒂,却不见人影。忽见水中有一人体,头没于湖底淤泥中,而后背衣衫尚未全湿――正是王国维!
王国维的学生刘节记载颐和园一园丁的现场说法:“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坐久之,复步入鱼藻轩,吸纸烟。旋即闻投湖声,及得救,其间不及二分钟,而气已厌,死时里衣尤未湿也。”家人从其口袋中寻出四块多钱和一纸遗书,上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
王国维自沉后,梁漱溟闻讯赶来,“目睹之下,追怀我先父昔年自沉于积水潭后,有知交致挽联云:‘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恰可移用来哀挽静安先生。”正是这种“惜吾道,不敢惜吾身”的精神,使静安先生平静赴死,并为自己在中华文化的传统坐标上圈定了一个独特的位置。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曰,“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而是整个传统文化的零落与消亡,使其身在其中,感受到某种巨大的缺失与无望。传统的生活再也无法重建了,与其灵与肉分离地苟活在世上,不如让肉体消失,以一死托起沦落的文化。这样的遗世心态,在自视为文化托命之人的传统士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1921年10月27日,翻译家严复在侯官(今福州)郎官巷去世,只次女严谬送终。严复在遗嘱中写道:“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两害相权,己轻,群重。”1924年,古文家林纾在奄奄一息之际,仍然颤抖着在儿子的手心写下最后的叮嘱:“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而修。”
清亡后,遗老遗少心态不一。晚清遗老李梅庵老境凄凉,家中无米,张勋知道后,差人送来纹银六两,放下就走。李派人追回说:“昔日少轩(张勋)之银可受,今日少轩之银万不能受。少轩今日之银,乃国民政府所给,予不欲间接受国民政府之赐。”而石遗老人陈衍却对“遗老”身份颇不感冒:“惟余甚不主张遗老二字,谓一人有一人自立之地位,老则老耳,何遗之有。”虽是前朝遗民,但国运当头,往往大节不亏。严复、康有为、章太炎晚年曾为自己取号“�野老人”、“天游化人”、“中华民国遗民”,中晚年后无一例外地“渐入颓唐”。1936年6月,日本大举入侵前夕,章太炎黯然离世,留下遗嘱曰:“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1911年辛亥革命后,诗坛巨子陈三立选择了“遗老”的身份,“凭栏一片风云气,闲作神州袖手人”。陈三立的好友、同光体另一位代表人物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后来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愤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此时,居住在北平的陈三立已经85岁了,他表示:“我决不逃难!”日军占领北平后,陈三立终日忧愤,病重,拒不服药,绝食五日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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