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编导陈晓卿\执行总导演任长箴谈《舌尖上的中国》“舌尖”搅动全中国_陈晓卿

　　《舌尖上的中国》有多火？最近淘宝销量增长最快的食品都是节目介绍的：毛豆腐、松茸、诺邓火腿、乳扇，其中云南诺顿火腿5天内成交量增长了17倍。进了节目的地方美食都是当地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没有进节目的要鸣不平。地方开始筹划舌尖上的本地城市，大学生忙着编撰舌尖上的母校。
　　
　　这一部美食纪录片5月16日晚上10点半开始在央视播出，大半夜放纪录片，却让同期的电视剧都黯然失色，许多没有看电视习惯的年轻人也重新打开电视，准点追看。收视率有漂亮数字的同时，美食之外的人文因素也赢得了不同群体观众的认可，有人这样概括“舌尖现象”：口水和泪水齐飞。
　　
　　食物版“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央视纪录片导演陈晓卿在网络和媒体上扮演了多年的“美食家”，央视纪录频道开播，陈晓卿报了个美食的题目，这就是《舌尖上的中国》。但是身为总编导的陈晓卿只负责方向上的指导，坐镇指挥，没有去过外地的拍摄地点，更多具体工作是执行总导演任长箴完成的。任长箴现在的身份是“自由职业者”，原来在央视《人物》当过编导、也是奥运会奥组委体育展示的执行总导演。她刚工作时待的是央视七套，做农业节目。因为受不了“和文化无关”的节目，她离开了七套，但是田野经验和对农村的理解留在了心里。
　　
　　陈晓卿邀请任长箴加入美食纪录片，任长箴就开始琢磨，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时尚美食读物、菜谱甚至烹饪大辞典《中国烹饪大全》都在参考范围。任长箴发现了意大利人佩特里尼写的美食学作品《慢食运动》，这本书将美食分为十二个层次，任长箴参考了他的说法，挑出其中跟中国相关的内容，提出了她对这部片子的分集方案，从自然资源到主食、到食物制作的种种过程，最终回归田野主题。这个方案最终被采纳。
　　
　　任长箴此前一直做的是关于人物的纪录片，陈晓卿给了她做美食的任务，她的想法是，还是要把这个主题往人物上靠：“我们拿到一个题目首先是找人的感觉，我始终认为我这个片子不是谈物质，谈吃，而是在谈人。只有把人情味写到家，才能托得住。”人情味对她来说，是一个思维惯性。这个想法得到了总编导陈晓卿的认可，将主题确定为“人和食物的关系”。另一方面，有过田野经验的任长箴觉得要把目光投向乡村，让观众了解到食物诞生地的故事。从前期调研到拍摄，摄制组一边着力渲染美食的画面，一边讲述着和美食有关的人的故事，再加上对土地的情怀，于是就有了采松茸的藏族母女、挖藕的农人、做虾酱的老奶奶……这些让网友印象深刻的人物故事。有人说这是“食物版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任长箴觉得这种说法概括得很好。
　　
　　观众对《舌尖上的中国》的人情味印象深刻，人物刻画在任长箴看来是信手拈来：“这个片子不是树碑立传，所以只要露出一点，观众已经觉得感觉出来了，反而对我们来说是简单的。”
　　
　　编导们的问题“弱爆了”
　　
　　一共八个分集导演里（最后一集《花絮篇-播出前的日子》央视一套没有播出），只有一个是央视纪录频道的正式编导，另外两个是从央视农业频道调来的，其余人包括任长箴在内，都是自由职业者。陈晓卿这样概括团队：“这次的片子不是官窑，是民窑。”
　　
　　任长箴带着“民窑队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由中国烹饪协会给编导们开了座谈会，这个过程被任长箴称为“打底色”，并称编导们一开始对美食的见解和问题都“弱爆了”：“比如我们问烹饪协会，怎么拍到炒锅里飘火的画面，人家告诉我们炒锅里要是飘火就是失误。”编导们很多都不熟悉烹饪，对美食的认识无非就是“川菜是麻辣的”，被烹饪协会告知：“川菜也有清淡的，特点不是麻辣，是小锅小炒。”和烹饪协会的座谈并不直接针对某个拍摄任务，但是给了编导们对美食的大局观，这一点在任长箴看来至关重要：“一定要找到最权威的人给编导打底色，让编导们知道大格局，这是前提。绝对杜绝编导不做深入研究，像个门外汉一样做事的情况。你说的都是老百姓已知的信息，人家为什么要看？”
　　
　　任长箴的另一个准备工作是组织调研队伍。因为很多素材是在乡村和偏远地区发生的，需要很多前期的田野调研工作。任长箴特地从七套调了两个编导，并请了曾在台湾《汉声》杂志当过编辑的龚瑜做调研员，专门负责田野调查、搜集资料、寻找拍摄对象、联络拍摄地点，是任长箴引以为傲的王牌：“这是我攒的团队精英，她的专业知识和细致入微，能找到素材、帮导演识别。”
　　
　　自虐的拍摄过程
　　
　　在第一集《自然的馈赠》中，湖北挖藕人的画面给观众带来“震撼”。城市的观众对藕的认知是：长在荷叶下面。但是看了电视人们才知道，挖藕在一大片泥潭中进行，挖藕人顶着烈日从淤泥中刨出满是污泥的藕，简直是一场酷刑。看完的观众说：“以后吃藕一点都不敢浪费。”
　　
　　这也是任长箴第一个剪辑完成的故事，她也负责第一集《自然的馈赠》的拍摄。在“湖水的馈赠”这个命题里，她想去拍挖藕，通过自己的湖北朋友找到了挖藕的地方，两个城市人到了挖藕的现场就傻了，“这不是劳动，是劳改”，挖藕人却很自然地说，看到市面上的藕就想也许是我们挖的。任长箴觉得自己找到感觉了：“这是最震撼人心的故事，生活的平静之下这种暗流，这个片段是纪录片核心价值的体现，人、场景、食材命运是最丰沛的，直指人心的力量。”
　　
　　藕是第一个编辑成型的故事，任长箴一个人埋头从大年初一编到初五。她把这段拿出来给其他分集导演做示范，告诉大家，这就是我要的感觉。任长箴现在想起来，这样有点“歹毒”，因为不是每个故事都能具备这样全的元素。但她认为要把目标定高，分集导演们才会努力“够”。
　　
　　执行总导演把目标定得高，拍摄中还有来自美食的折磨。观众们总是对摄制组的生活充满“幻想”，觉得他们一定拍完就把美食都吃了。但是“顶级吃货”陈晓卿自己说，吃货拍美食片，“肯定是自虐的行为”。
　　
　　陈晓卿自称自己“极端”，想让美食的部分拍得更“高调”，对编导们来说，拍摄过程就更“虐人”了。每次编导拍片回来，陈晓卿问有什么好吃的，编导们都说没吃着，或者吃的是凉的。一个鱼香肉丝，晚上8点开始拍，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2点了，鱼香肉丝已经凉了成了一坨了：“这就像厨师一样，如果羡慕一个厨师多幸福和美食有多接近，这是不可能的。”
　　
　　重新审视“央视制造”
　　
　　《舌尖上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发端，也许是某种结果。2006年《大国崛起》和《再说长江》都曾引起过不小的讨论。2011年央视纪录频道开播，央视的几部作品《故宫100》、《颐和园》、《圆明园》都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央视制造”并不一定是主旋律说教的代名词，也可以有优质的内容。
　　
　　口碑可以带来收益。央视纪录频道总监刘文表示，从2005年的《故宫》开始，央视的纪录片就在赚钱，主要是在海外市场，《大国崛起》、《再说长江》这些纪录片至今仍在国际上售卖。刘文判断：“我相信，不出三年，央视在海外市场上，主角肯定是纪录片。电视剧毕竟有文化差异的问题，出了亚洲，叙述方式、剪辑、题材在国际市场上就不受欢迎了，反而是中国现实类的纪录片更受关注。”
　　
　　今年4月16日，央视一套开始在22﹕30这个时间段播出《魅力纪录》栏目，不再播出电视剧，前一个月放的都是BBC纪录片：《生命》、《人类星球》、《虎—丛林中窥探》。《舌尖上的中国》是《魅力纪录》的第一部央视原创纪录片作品，也是目前为止反响最大的作品。这部纪录片同样也有国际关注。在今年4月戛纳电视节，《舌尖上的中国》尚未完全制作完成，纪录频道只带了一个片花参展，戛纳电视节主席保罗·齐尔克就表示了对这部纪录片的兴趣，片商也络绎不绝，陈晓卿说当时的情况是：“从早到晚都是人，我英语不好只好老出去抽烟。”
　　
　　受海外市场欢迎，也符合央视纪录片原本的定位。在《魅力纪录》开播时纪录频道副总监周艳在新浪直播间接受采访时说：“纪录片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非常重要的载体，因为纪录片形式是国际通用的交流语言，如果在综合频道《魅力纪录》时段像我们预期那样有一定的功效发挥出来，我们相信肯定对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会是很重要的助力。”
　　
　　原本央视的纪录片就被赋予“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希望。《舌尖上的中国》收到的批评意见里，有“译制腔”、“废话多”这两条，例如第七集曾经出现这样的解说词：“北京，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有2000多万人口在此生息；800年间，她成为数个王朝的都城。今天，这里是繁华的国际化都市。”对于国内观众来说，这是译制腔十足的“废话”，但是如果联想到“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这个期望，解说词的立场和随之产生的口吻就不难理解。
　　
　　总编导陈晓卿的下一部作品是今年夏天会播出的《超级工程》，主要内容是盘点中国的大工程，“展现中国人智慧”，主题相对于过去的历史、文化或者美食都更加“主旋律”，不知是否能继续此前的良好成绩和口碑？
　　
　　陈晓卿：
　　
　　原本想刺痛文艺青年的神经
　　
　　时代周报：你之前经常在网上推荐美食，是不是你对美食的了解也放在了片子里？
　　
　　陈晓卿：我从来不会在媒体上说，这是我的作品。既然要走商业化的道路，那在整个过程中，我扮演的只是其中一个角色。这是整个团队运作，不光创作、也包括运营，这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如果要做商业，就要把个人化的东西尽可能地做一些妥协。另外我在纪录频道负责多个项目，不止这一部片子，所以我更多的是通过理念和阶段性的监控，来实现最终的效果。我会看大家拍回来的东西、文案写作是否合适，注意纠偏，不能让它离开美食。这个片子最初的选题是我报的，我要负责到底，我知道频道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样子，整个创作过程中也有一些偏差，尤其在周期上，我几乎是每个导演的控制。前期的调研主要是执行导演任长箴来做，拍摄现场除了在北京的，其他我都没去过。
　　
　　时代周报：最初的受众群设定是怎样的，是给“吃货”看的吗？
　　
　　陈晓卿：热爱吃的人，尤其是热爱家常的人，有超过5000个味蕾的人，见到吃的都会有生理反应。还有一些人本来不热爱美食，但他看到例如《厨房的秘密》那一集，吃的拍的很多很好看，也会来看，但他之后看到的可能是有意义的有人情味的那部分。
　　
　　时代周报：片子里的人文因素是怎么确定下来的？
　　
　　陈晓卿：这也是在不断磨合中出现的。但是一开始我们确认的主题就是讲中国人和食物的关系，这是我和任长箴的共识。乡愁也是一个重点。味蕾肯定是记忆里最顽固的东西，有些人说着伦敦腔，胃还是中国胃，这是非常难改变的，也是我们前期做市场调查的时候发现的一点。
　　
　　时代周报：网上的批评你看了吗？
　　
　　陈晓卿：有人说我几乎不懂吃，我也同意，没关系。我就没文化嘛，这一点办法也没有。片子里现在展示的，都像是咬了浅浅的一口，但我们是做了功课的，中国烹饪协会先给导演扫盲，告诉他们哪些是健康的、哪些是有传统的、哪些是文化含量高的。这些功课在哪里？就像冰山，片子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那部分，正是前面做的功课把冰山托起来了，你不能说我们前面做的功课没用。
　　
　　时代周报：还有人觉得对美食的展示都有点浅？
　　
　　陈晓卿：我同意。我个人的习惯是，我知道7，我会说5甚至4，而不会说到8、9，因为4会努力说得透彻。我们不会用美食家的眼光来评价这个片子。有网友觉得自己家乡的美食出现得够或者没有，例如有人问，为什么没有拍鲁菜，将来我们要是过去，去一次打一次。我的回答是：“鲁菜太高深了，我琢磨那么长时间没琢磨明白，我得放到第六季第七季去说。中华绝技太高深了，我真的没办法知道，只能浅浅展示一下。”我觉得家常菜是一个题目，小吃是一个题目，我想做最淳朴的东西，高端食材有几个人能吃啊？
　　
　　时代周报：观众对文案的争议可能比较大，认为有拔高。
　　
　　陈晓卿：确实有，我也同意，尤其是现在我看可能会更同意。当时没有把观众群定位这么开阔，那些词本来也是想捅文青的敏感部位的，现在对普通大众来说有点“文艺”，对文青又“故事会”了一点。现在尤其是一些专业的文字工作者，会对里面的文字提出批评，我觉得不影响整个片子。写了，也就这样了。电视作品肯定是一个遗憾的艺术。我能够告慰自己的是，在领导给我第三个截止日期之前把这个节目完成了，扎克伯格说，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完成就是挺不容易的事。
　　
　　时代周报：这部片对偏远乡村的生活有很多描绘，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陈晓卿：纪录频道有一个目的是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这个片子还有一个功能是反映中国的变化。哪里的变化最大？是城市吗？你几乎找不到城市的原型在哪里，只有在略微封闭的地方才能看到农业时代的中国，只有这种反差的建立，才能加深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像最后一集兴华种芋头的夫妇，他们是最后一代，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就要消失了，这是我需要记录的一个正在变化中的中国。
　　
　　时代周报：这个节目热播正好赶上了食品安全的话题。
　　
　　陈晓卿：对，很多人说了。但我们去年初就立项了，当时还没有这么多和食品安全问题相关的新闻。其实纪录片是一个严重滞后、反应极其慢的东西，你不能让我当时做这个的时候就想到食品安全，至于为什么这里面没有反映食品安全问题，我就更没法回答了。
　　
　　时代周报：现在看片有什么遗憾？
　　
　　陈晓卿：遗憾非常多。我只看了两集，因为我不忍心看。如果从一个特别专业的角度说，再给我们半年的时间，再多一点钱，这个片子能打磨得更平滑，不会那么糙。从专业角度来说，还有非常多值得尽善尽美的地方。这和整体的花销有关系。后来预算比较紧张，现在的片头是一个公司无偿做的。后期本来可以请国际化的团队做声音，但是预算用完了。没有找到广告可能也是遗憾之一，这种片子应该是最容易找到合作的。我知道有企业投了1000多万元做中华美食，但效果不是很好。
　　
　　时代周报：成本可以透露吗？算是多大的手笔？
　　
　　陈晓卿：成本不方便透露。这个片子是纪录频道中型投资的片子，是大片的百分之六七十，也是符合国际市场的中型投资的比例。但是我说的只是比例而不是绝对数值。我们和国际市场的差价，我们纪录片的分钟成本和美国纪录片的分钟成本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后面的单位，我们是人民币，他们是美元、英镑。
　　
　　时代周报：《舌尖上的中国》在戛纳电视节上也很受欢迎，我们的纪录片达到国际水准了吗？
　　
　　陈晓卿：我们主动向国际影像叙事的标准化程度靠近了，但是还不够，还需要走得更远，刚到大北窑，离天安门还早。一方面中国很多导演在国际上获奖，另一方面我们的纪录片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和这个特别不匹配。其实我们在谈到纪录片的时候经常会发生分离，混同了两个概念：个人化的纪录片和商业化的纪录片，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商业纪录片服从市场，个人化的服从导演，我们获奖的更多是个人化的创作。商业纪录片没有做好，是我们在细节上没有趋同。现在很多亚洲国家都在尝试。像日本除了有discovery格式的纪录片，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的也有自己特有气质的日本风格的纪录片，日本的味道和印记特别清楚，同时也好看。能够走市场的纪录片到底有多少种方法，大家都在摸索。有一颗谦虚的心，多摸索一些方法，可能对纪录片的发展更有好处吧。
　　
　　任长箴：这不是美食片
　　
　　时代周报：片子的主题是美食，但你又要讲人情味，怎么处理它们的比重？
　　
　　任长箴：我的侧重点还是食物，拿人情味来立题。如果食物里没有人情味，没有人的故事，就不能被我拍摄，立题的根本是有一个人物在里面。单纯以食物讲食物是不行的。
　　
　　时代周报：美食反而是次要的？
　　
　　任长箴：这里面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是看片子看馋了，但其实你看其他美食节目也能馋；第二层看感动了，看出情怀的东西，才是我们要传达的。假设我们把片子里人的故事都拿掉，只留好吃的，仍然能满足第一个层面，但是需要第二个层面的人就远离这个片子了，觉得这个片子太浅了。我不认为是个美食的片子，还是写人的片子。
　　
　　时代周报：每集结束都有一个笑脸，有观众觉得这个展现很假，你觉得呢？
　　
　　任长箴：实际上这个是很图片化的拍法，电视观众不太适应运动画面里让被拍摄者冲镜头的感觉。也有人觉得笑脸很好很温暖，这是一个收视习惯的问题。
　　
　　时代周报：解说词为什么总是提到自然、人类、劳动这些很大的词？
　　
　　任长箴：观众熟悉的是自己的生活和状态、街边的饭店。解说词是想给观众一个想问题的方法和角度，提示他们食物是跟自然、地球有关的。
　　
　　时代周报：这个纪录片里似乎也有一种农耕文明的情怀？
　　
　　任长箴：这是着意放进去的。农耕文明仍然存在。中国是农业大国，最大的部委是农业部。我们在城市里待久了，看到的世界一定是局部的。我们谈食物，谈它的本源，如果放弃了农业，穿梭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里，你觉得有意思吗？那就是各个城市优秀餐馆大集结片。这个片子之所以得到观众的喜爱，就是让观众离开了眼前的局部的世界，我就是把你带到普通的小村、窑洞、林子、大海边。
　　
　　时代周报：还有人说这部片子有美化乡村的倾向？没有提到乡村的贫瘠。
　　
　　任长箴：我谈乡村贫瘠了。第一集里捡松茸的藏族母女，每天走11个小时，两个月下来就挣5000 块钱，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有高原反应的，还不够贫瘠吗？乡村的贫穷和城乡的差别我已经说了，但那也是局部的。
　　
　　乡村有贫瘠的部分，但是我有权利谈乡村的美好，更何况我没有着意谈乡村的美好，没有刻意煽情。我说乡村最平常的状态，平平静静地说大理的一个地方有盐井，都是客观的现实。何况这不是一个揭黑的片子，没带这个任务。观众不要看美好东西的时候老想着他们为什么不说丑恶，那你为什么不看着丑恶东西的时候说他们为什么不说美好呢？我没有刻意表现黑暗，那也是局部的东西，包括食品安全。这是我的创作情怀，平静中性地表达，传递的是美好，就已经站在正义这一边了。
　　
　　时代周报：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对效果有预期吗？
　　
　　任长箴：美食节目在全世界都是收视率高的节目，因为吃是人欲望的第一层。美食节目再烂都有收视率，所以这种片子叫座想到了，但是观众能叫好，而且能炒成这样，我没想到。
　　
　　文化观察：爱与生命，延续的主题
　　
　　阿朱
　　
　　70岁的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Michael Haneke）三年内第二次手握金棕榈奖杯，这让他得以跻身戛纳双金棕榈大师行列之中，与今村昌平、阿尔夫·舍贝里、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比尔·奥古斯、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达内兄弟比肩。虽然还有舆论认为，哈内克与这些不朽的名字列在一起似乎仍未够分量，但十多年来，哈内克带到戛纳的十部电影，战绩累累，其中最广为人知的《钢琴教师》，当年也一举拿下评审团大奖、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这些重量级奖项。
　　
　　然而，哈内克此前的作品风格却非人人喜爱，《大快人心》是恐怖惊悚，《钢琴教师》有惊世骇俗的心理扭曲，上一座金棕榈得奖作品《白丝带》讲的是“一战”前德国村庄的惊人暴力。哈内克因此被贴上了“暴力”、“扭曲”的标签。如同几乎所有导演，哈内克对于“贴标签”的行为内心也不高兴，他在戛纳接受采访时说：“媒体永远都想在导演身上贴标签，很长的时间里我都被说成是‘暴力专家’。”
　　
　　他这次带到第65届戛纳电影节的作品《爱》（Amour）让世人惊叹“暴力专家脱胎换骨”。《爱》讲述的故事看上去比起导演此前的作品都正常平和许多。年逾八旬的老夫妻安妮和乔治都是巴黎的退休音乐教师，同是音乐家的女儿举家在国外居住。夫妇俩一起去听音乐会，照料彼此的生活，活得安静而有尊严。有一天，安妮突然中风，随后偏瘫，乔治拖着衰老的身体照顾妻子，安妮内心更加敏感，学生、邻居甚至女儿的探访，都会令她烦躁痛苦，乔治始终默默承受着安妮的情绪发泄。这对相濡以沫的夫妇成了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走向生命尽头的老人。最后，为让妻子免于病痛和自尊心的折腾，乔治用枕头捂死了妻子。有观影记者这样描述现场：
　　
　　电影使用了大量空镜和长镜头，画面很平静，细节被放大到极致：整洁而充满艺术气息的老式住房、柔和的阳光和灯光，乔治每天吃力地从轮椅上抱起安妮，放上床，帮她活动双腿，抱她上洗手间，为她洗头。安妮每天喊着“我疼”，乔治握着她的手，讲故事哄她：“亲爱的，我不能用很大的声音，我太疲惫了。故事是这样的……”影片戛然而止时，黑暗的影院里传出低低的抽泣声，然后才是长久的热烈的掌声。灯光亮起后，很多记者在擦眼泪，有的记者拨打电话：“爸爸，妈妈，你们好吗……”
　　
　　还有《每日电讯报》等欧美媒体的赞扬：《爱》是今年第一部无可争议的电影，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完美。每个镜头都精细到毫米，每次剪接都精细到毫秒，两位主演的表演好到不能再好了，冷静到残忍的讲述却依旧让人感到隐隐不安。
　　
　　因此不难理解，《爱》会成为本届戛纳呼声最高的电影，一上映就获得电影节场刊的最高分3.3分，烂番茄上16家英美媒体也给予100%的好评。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意大利导演南尼·莫雷蒂说，评委会召开了8次评审会议，评委们不约而同地将“金棕榈奖”的票投给《爱》。哈内克透露，拍这部电影，是因为自己的家庭经历，和妻子的一个约定。
　　
　　莫雷蒂还说，由于规则不允许，评委不能将最佳男女演员奖再颁给本片两位主演、法国国宝级演员让·路易斯·特林提格南特（Jean-Louis Trintignant）和埃玛妞·丽娃（Emmanuelle Riva）。他们曾分别获戛纳柏林双料影帝和威尼斯影后。
　　
　　虽然不少人都说，相比去年的《生命之树》、前年的《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今年的《爱》是争议最少的一部金棕榈电影。但如果仔细审视，关于家庭和生命、死亡的主题，其实戛纳还在延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