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洁的大毒草_大毒草
时间：2019-05-14 03:21:22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2年3月15日，广东大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宣布公开发行《武训传》的正版DVD，发行的当天，微博上便有网友称“《武训传》在沉寂了六十多年后，终于开始发行正版DVD！该片于1951年公映，后遭到严厉批判而被禁。《武训传》堪称中国电影史上被忽略的经典之一，它超越了时代！”。
这一感想一经发出，便先后被转发了数万次。无数影迷以“经典终于重见天日”、“历史终将会证明《武训传》的伟大”等评论称赞《武训传》，更有“《武训传》DVD两日即售空”的传言流传于网际。
但随即便有类似本文开篇的评论给这股“武训热”泼了一盆冷水。某影视网站上《武训传》的条目上，“剧情”一栏中一片空白。《武训传》的故事并不复杂，它讲述了“武训一生的故事”，从武训做苦工因不识字而得不到报酬开始，以他坚忍行乞兴学“让孩子们读得上书识得了字”为主线，最终以武训成为“千古名乞”而告终。这样一个并不“敏感”的传记电影，因为“以政治观点介入艺术批评”而成为了“新中国第一禁片”，它显然是被“当作了某种放大的工具，不管是在电影上还是在其它方面”。
早在1951年，在电影中出演武训的演员赵丹便曾在日记中表示“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政治内因将由历史学家们去研究，而当时所产生的直接的社会效果，便是为解放后的文艺批评树立了简单化和片面化的风气”。时任《人民日报》报社社长的李庄在日后的回忆录中，也称“武训那么多帽子，有些也许是合适的，有一些，例如几个‘最’，恐怕把他看得太高了。说一部电影是对国家‘挑战’，它似乎并没有这么大的能量”，“这个（指对电影《武训传》的）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的，因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第一次修改剧本：改“正剧”为“悲剧”
“（《武训传》的故事）把解放前反动政权压制下许多不准说的对话和不准明显表现的革命行动明朗化起来”，“它像是一阵春雨，滋润了贫瘠的中国电影”，“它直白、严肃的叙述方式还带有政治化的影子，整个故事规规矩矩、方方正正”。
这是《武训传》几位剧组人员在匿名的情况下对电影剧本谈到的只言片语。根据导演孙瑜的回忆，电影在开拍前，剧本其实经历过三次较大的改动。每一次改动都和“政治需要”不无关系。最终上映的电影故事版本造成了“艺术最终向政治妥协”的结果。
《武训传》最初的故事来源于《武训先生画传》。这本144页、1938年出版，由国民党陆军中将 段承泽撰文、画家孙之绘制的“寓教于乐的兴学传奇”，甫一出版后便“受到广泛的欢迎”，曾再版六次，并译成英文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对外出版。
教育家陶行知非常喜爱这个画传绘本，他亲自为此书做了跋。1944年，陶行知把这本画传送给了曾执导《体育皇后》、《大路》等影片的导演孙瑜，并“希望孙瑜能够将这个故事搬上银幕”。但因为身体原因，孙瑜因病没能立即参与此片的拍摄。在抗战结束后（1947年），去美国养病的孙瑜在病愈归国，一回国，他便决定开始创作《武训传》的剧本。
孙瑜参考了《武训先生画传》中的故事。但画传中的故事“有些简单”，它只是“单一叙述了武训兴办义学的历史，而缺少扣人心弦的情节”。于是为了“更好的让武训在银幕上活起来”，孙瑜在抗战结束归国后，便率先去武训的出生地山东省堂邑县（今冠县柳林镇）武庄去收集资料。
《武训传》的剧本初稿，其实早在孙瑜回国途中便已经开始创作。去了山东收集资料后，孙瑜立刻组建起来电影剧组。他带着剧组再赴山东时，电影剧本的第一稿已经基本成型。这一稿中的故事和《武训先生画传》中的故事并无太大区别，是“一出标准的历史人物传记”。
当时回国后身在重庆中央电影制片厂的孙瑜（此时尚未解放），被中央电影制片厂的领导要求要在开拍前“再开个会研究一下剧本”。会议上，诸多中央制片厂的导演阅读了《武训传》的第一稿剧本，并提出了意见。这些意见集中在剧本的结尾部分，很多人认为“结尾太平实”，“并不能够让人感受到武训这个人物的鲜活”。最初的剧本中，武训经历了穷苦的人生历程，最终行乞兴学力求以教育改变穷苦大众的命运。孙瑜吸收了意见，在不改动“人道主义立场”的情况下，在结尾时让武训的命运不再那么“光芒普照”，改“正剧”为“悲剧”，从而能够更有力地“调动观众情感的内核”。这次改动是纯粹艺术和创作上的正常改动，“他（武训）的那种舍己为人的、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仍然应在电影的主题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颂。”
再次修改：“艺术正确”让步“政治正确”
但这份剧本随后便遇到了问题，孙瑜的初稿是经过陶行知肯定的（《武训传》的片名便是陶定下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部电影能否审查通过成功投拍是要“政治正确”的。“政治正确”的基础便是有“政治正确的人物”予以肯定。修改了剧本结尾的孙瑜，只是在“艺术上正确”。在重庆中央电影制片厂和建国后二次投资该片的昆仑影业公司的压力下，孙瑜不得不把“并不需要再次大幅修改”的剧本拿到了制片厂领导甚至是时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的剧作家夏衍和新中国总理周恩来面前。
政治人物返回的修改意见“大刀阔斧”。原片中的开头本是一个卖布的老人在武训出殡时对儿孙娓娓道来武训的故事，而结尾则是老人抚摸着儿孙的头顶鼓励他们一定要好好念书，“不辜负武训先生的努力”。根据“意识形态一定要正确”的修改意见，孙瑜把影片开头叙述往事的老人，改成了在1949年武训诞辰111周年纪念会上给小少先队员讲故事的女教员。结尾部分也相应改成了女教员对武训这个人的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总结”，她最终在片尾称——
“武训老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去了。所以，单纯念书，也解放不了穷人。”
这样的修改在当时被冠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配合土地改革”、“歌颂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名头。饰演武训的赵丹为了电影能顺利过审，迎合此种说法并评价修改后的影片“结尾下的结论是正确的”——影片在这种“迎合”下成功通过审查。
三次修改：因资金问题拉长剧情
此时历史已经步入新中国成立之初，《武训传》的拍摄跨越了国民政府和新中国两个时期的交叠。建国前，《武训传》由重庆中央制片厂投拍，建国后，孙瑜通过宋庆龄找到了上海的昆仑影业公司。昆仑影业公司那时属于私营电影公司，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资金极其有限。而《武训传》的前期投资已经达到了7亿，昆仑影业公司和孙瑜夹在“建国初期的影视创作应当解决抗战时期荒废的问题”和没有足够资金支持的双重问题之间。昆仑影业公司最后通过政治渠道取得了一笔国家贷款，这让孙瑜别无选择，“……大批导演、演员没有事做，政府又要我们恢复生产……”，“只有这部片子（《武训传》）才能让许多有能耐的电影工作者在事业上有所发展”。昆仑影业公司也表示“这片子（《武训传》），解放前已拍好三分之二，而昆仑公司现在境况非常困难，但一定要去帮助解决继续拍摄的问题。”
1950年，在经过昆仑影业公司组建的《武训传》编导委员会讨论后，为节省资金，孙瑜把《武训传》一分为二，改为上下集。
因为要延长电影故事，让其能够成为上下集的形式。孙瑜给电影添加了大量的情节，其中包括“展现了高超拍摄技术”的武训睡梦中梦游天堂和地狱，以及由配角周大进行的农民武装起义的副线。同在昆仑影业公司、曾拍摄《乌鸦与麻雀》、《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导演郑君里给孙瑜提 了大量建议，他强力推荐孙瑜加大周大这条故事线的比重，以形成武训与周大“一文一武”两条线。
影片上映后，孙瑜在媒体上回忆这最后一次修改剧本的过程时，言语中还带着些许的不满，这最后一次修改让电影变得冗长和拖沓——
“我1948年在‘中制’所拍的《武训传》剧本是一部歌颂武训行乞兴学、劳苦功高的所谓‘正剧’。?? 郑君里建议把周大（编者注：剧中一个虚构的底层民众）作为当时太平军北伐被打散、隐身在张举人家中做赶车的一位壮士。沈浮（《万紫千红总是春》导演）也想到，周大以后还可以‘逼上梁山’，带领一队农民武装，对地主恶霸索还血债，烧杀报仇——这些修改意见，我都一一接受??结合电影的主题思想，武训行乞兴学这一所谓‘文’的下线成了‘悲剧’。他在办成了第一个‘义学’后，不久含泪跪谢考得第一名的小学生赵光远，后来又听赵向他解释‘学而优则仕’的意义是‘书念好了，就可以做官’。白发苍苍的武训当时犹如霹雳击顶，惊痛地发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义学，竟会劳而无功，一败涂地!剧情发展到老武训在悲乱的心情中，拒绝穿皇上赐给他的黄马褂，拒不跪谢皇恩，装疯子进行他的‘悲剧性的反抗’。他对一群小学生痛哭流涕，恳求他们‘将来千万不要忘记咱穷人’的同时，老年的武训在剧终时看到所谓‘武’的一线——他的朋友周大和革命武装农民弟兄们在原野上英勇地跃马飞驰而过，高喊：‘将来的天下都是咱老百姓的。’”
赵丹的表演：“驴的精神”与“拼命三郎的劲头”
剧本经过三次大幅度修改后终于敲定，《武训传》的拍摄工作一直在三次修改剧本的过程中进行着。
在《武训传》筹划时，导演孙瑜便首推赵丹主演。赵丹在进入剧组之前已经看过《武训先生画传》，深为感动，“就像找着一位知己”，“感动的程度，是难以形容的”。赵丹早年曾经常听闻苏北高沙土一带（该地距离赵丹的家乡很近）“几乎没有孩子能上得起学”，“有的地区方圆几十里都没有学堂”。当孙瑜找到赵丹时，他立刻表示可以出演，并且热情地参与了剧本初稿的创作。赵丹曾评价武训是“劳动人民向剥削阶级作反抗斗争的事例之一”，并认为武训“反映了中国农民的顽强不屈的精神”和“劳动人民的意志”。赵丹在电影上映后还在《大众电影》上撰写了《我是怎样演武训的》的文章。
在文中，赵丹写道：
“我迫不及待地投入到《武训传》的创作中去，但跟《乌鸦与麻雀》同时拍摄的《武训传》，却是艺术史上的一大惨痛遭遇。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孙瑜看到不少歌颂革命胜利的文艺节目，他敏锐地感到再拍《武训传》那样的题材，恐怕已经不合时宜。但是昆仑影片公司已把《武训传》提交全场讨论……。我们进行采访工作，到山东武训的故乡去体验生活，总之，我是不遗余力地来演他。孙瑜又吸取了众人的建议，对剧本作了些修改，继续拍下去。”
在拍摄的过程中，赵丹曾为了“揣摩角色”，和孙瑜一起先后两次来到武训的家乡体验生活。他“在山东冠县找到武训曾教导过的学生，与农民同吃同住”，赵丹特意找来了几身乞丐的破烂服装，在村子里走街串巷的“要饭乞讨”，甚至还要模仿武训当年筹款的方式“沿街卖艺”。赵丹在农民家“农民干什么他干什么，有时比农民劳动得还要艰辛”，这一切只为了体验武训当年做苦力时的心理和身体状态。
在电影中饰演幼年武训的孙瑜儿子孙栋光，对赵丹“演戏时拼命三郎的劲头”记忆犹新。“我们到山东体验生活，住在老乡家里，每天我都把吃的喂驴，赵丹在驴的身上感受到武训的精神，写了一篇关于我、老乡小孩和驴的文章”，赵丹从驴身上感受到了武训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沿袭到了表演上”。
因为赵丹精湛的表演，1950年年底，《武训传》在北京和上海大规模上映后，便收获了 《大公报》、《文汇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大众电影》、《 北京文艺》、《天津日报》、《进步日报》等报刊“近五十篇正面评论文章”。《大众电影》更是将此片列为了1950年的年度十佳国产电影，其中出演幼年武训的孙栋光和成年武训的赵丹，更是被媒体称为“天才大（小）武训”。
在《武训传》完成多年后，赵丹曾私下表示，“《武训传》是自己塑造得最成功的银幕形象”。
拍摄技巧：“于技术上给中国电影带来启蒙效应”
《武训传》拍摄完成后，一经上映，便造成了轰动。在政治批斗前，该片引起最大争议的并非故事和表演，而是“沉迷于西方帝国主义的电影技术”。
1951年，正是批斗《武训传》的高潮。曾创作电影《鲁迅传》剧本的戏剧家陈白尘在当年的电影杂志《文艺新地》上，批评电影“在文艺思想和创作方法上已经成了美国电影的俘虏??《武训传》就是最突出的标本”。孙栋光在回忆父亲创作生涯时，也鲜明指出“《武训传》虽不算孙瑜最好的一部作品，却在艺术和技术上达到了一个高峰。作为第一个在西方系统学习戏剧电影的中国人，孙瑜在这部影片中进行了很多大胆尝试”。
“他（孙瑜）想象力比较丰富，看过很多神话，又喜欢古典诗歌，很有浪漫主义色彩……有一场戏说的是武训被打后，发高烧做梦，梦见地狱里的穷孩子被官僚地主压迫，最后又到了天堂。这些场景在摄影棚里拍，动用了几百人，为制造烟雾效果还放干冰，这在当时好像还是第一次。”
孙瑜是新中国少有的曾留学美国的电影导演，他在清华大学毕业后便去了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研习英文。从威斯康辛大学毕业后，热爱电影的他只身前往纽约摄影学院去学习电影摄影、洗印和剪辑。“在电影研究上永不满足”的孙瑜，随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初级电影编剧”、“高级电影编剧”、“电影导演执导方法”、“分镜头技术”等课程。在《武训传》中，孙瑜完整展现了自己学习到的西方电影拍摄方法。他在影片中大量运用画面的淡入淡出、叠加等摄影特效技术，并“开创性地在实景中使用大幅度运动镜头”。
“银幕诗人”这个桂冠，是《十字街头》导演沈西苓送给孙瑜的。沈西苓称孙瑜的电影摄影如同“一个沉默深思的诗人”。在《武训传》中，孙瑜再次启用了他在拍摄《野玫瑰》时发明的人工手摇摄影升降机，用升降跟镜头拍摄电影，孙瑜“走在了诸多中国电影人的前列”，“在开创性上，无数电影导演到如今都只能望其项背”。
于技术上给中国电影带来启蒙效应的《武训传》，在拍摄完成5个月后，迎来了可悲的结局。《人民日报》突然在一片赞誉声中，刊发了一篇措辞严厉、“上纲上线”的社论。社论称“（《武训传》）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承认或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而审定这篇言辞激烈社论的人，正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
《人民日报》在社论后，还强调“凡是歌颂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一律要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几天后，导演孙瑜自我检讨的文章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以此事件为标志，《武训传》开始被定性为“坏电影”。在被禁的62年时间里，它只零星作为“反面教材”被小范围放映。在此事件的影响下，《武训传》变得愈发神秘，从而“因神秘和命运多舛而引发夸张的热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