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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登女郎_摩登女郎由何而来

    时间:2019-05-06 03:26: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摘要:作为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刘呐鸥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成就历来受人重视。但研究者对他的关注多停留在都市现代性的层面,而疏于对小说集里女性形象的研究。本文旨在从刘呐鸥的受教育经历、婚姻状况、电影对他的影响及个人不自觉的彷徨几个角度来探寻其作品《都市风景线》里“摩登女郎”的由来。
      关键词:女性形象;性游戏;刘呐鸥
      
       在之前对刘呐鸥作品的研究中,女性人物形象的“摩登”性,被异化的性消费品和金钱的腐蚀物等这些共同的特点大家是都注意到了的。她们是无灵的性消费者与被消费者,“做着神经和肉欲的奴隶”,但代表了“以后的女人”。可以说在《都市风景线》里的这群女郎是异化了的现代社会的形象代言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近代的产物”也是近代的刘呐鸥的真实生活的复写,(在一定程度上讲,我们是以“文如其人”为前提的)这些女性人物的“摩登”也正是刘呐鸥个人摩登的结晶。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怎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时尚女郎?追本溯源,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探析刘呐鸥及他笔下女性的这种现代性。
       (一)“现代”气质的代言
       刘呐鸥,原名刘灿波,笔名洛生。“一九零五年九月二十日出生于台南州新营郡柳营庄,一九四零年九月三日被枪杀于上海四马路的晶华酒家”⑴在台湾故乡接受中学教育后,1920年即转到东京青山学院学习文学,专供英文学,并于一九二六年三月毕业,之后到上海震旦大学特别班学习,毕业后滞留上海,开始了他浪荡才子的文艺生涯。从刘呐鸥的生长环境来看,他的受教育年份,正好是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孕育成熟期,在三十年代的文学氛围中,存在着这样呼唤文学多样性的可能,(同时的还有京派和左翼)现代开放、包容的文化气息自由蔓延;而上海经过晚清、民国初年和1920年代,当进入1930年代之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气象。有留学背景的刘呐鸥正是“从新文学营垒里面,在现代都市条件下产生的拥有现代感觉”⑵的一批文人代表,可谓站在时代的前沿。
      刘呐鸥基于对都市的现代感,自然在自己的作品里尽情描绘都市的现代性,而最主要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自由穿梭在都市群林了的摩登女郎了。至于刘呐鸥为什么选择都市女性作为现代的表达主体?叶凯蒂认为“在中国文学里就出现了一群人,其生活方式和为人做事都紧紧地和一个城市联系在一起,通过她们来表达对城市的感受,来表达上海既繁华又堕落,既诱人又黑暗的状态。”⑶如此说来,刘呐鸥笔下的女性人物正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复写,她们引诱魅惑着,同时也给刘呐鸥本人带来了矛盾与困惑。
       但无论如何,这些女郎是都市的“现代性产物”。她们一反往日新文学中女性的戚戚然腔调,而深深打上了商品化、速度化的现代烙印。没有《伤势》中子君们梦幻般的爱情破灭后精神无所归属的彷徨,也没有《寒夜》中树生所代表的新女性努力要求独立而后与传统家庭相背离的苦痛挣扎。《都市风景线》里的这些都市尤物完全与有着文弱贤德品性的前辈走在两条相反的道路上,自由、洒脱。“坐在速度上面”演绎着一场场现代的性爱、金钱游戏。
      (二)对“性”的偏颇
       在《都市风景线》里,处处可见刘呐鸥对他的女主人公的五官和肢体进行欣赏式的描写:“她高耸起来的胸脯,那柔滑的鳗鱼式的下节。”“纤细的峨眉”“容易受惊的明眸”“成熟而破开的石榴一样的神经质的嘴唇”“不任握的小足”⑷等等,毫不隐晦的说,这些充满欲望化的表达里尽情渗透着色情的内容,她们“愉快的相爱,愉快的分别”,演绎着的是一场场性爱游戏,在都市的狂乱节奏里追求心灵的战栗和肉的沉醉。
      还有,让人不容忽视的是,在一篇篇男女游戏的故事讲述中,尽管刘呐鸥采用的是男性视角,但我们丝毫听不到女性的心里坦言。男性对这些摩登女郎或是明目张胆的赤裸裸的大量“这个瘦小而隆直的希腊式的鼻子,这一个圆形的嘴型和它上下若离若合的丰腻的嘴唇”⑸或是隐性的对这女子“极具时髦”的批判反思:“他替将来的她的男人悲哀,又替现在的自己悲哀”⑹她们始终没有为自己说话,没有与男主人公进行任何现代的感情交流,而只一味的在性、金钱里游荡,俨然一个个现代的生物工具,刘呐鸥的这一安排不是没来由的,这就不得不从他的身世婚姻谈起。
       刘呐鸥是台南县东山乡的望族之后,但从小性情不喜受拘束。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六日,年仅十七岁的他在母亲的安排下走进婚姻生活,“新娘董素珍是刘呐鸥的表姐,日据台湾有钱人家多半请老师到家里来教女儿,素珍从未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⑺对于接受新式教育的时代青年刘呐鸥来说,排斥旧式婚姻是非常自然的事,更何况新娘又是一个半文盲状态。因此结婚头几年刘对妻子十分不满。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的日记里,他这样对妻子进行描述:“啊,结婚真是地狱的关门。。女人是傻呆的废物。。啊,我竟被她强奸,不知满足的人兽,妖精似的吸血鬼,那些东西除放纵性欲以外那知什么。。”⑻“她们的思想,行为,举止的重心是‘性’,所以她们除‘性’以外完全没有智识。不喜欢学识东西,并且没有能力去学,你看女人不是大都呆子傻子吗?她的傻真使我气死了。”⑼作为有留洋背景的青年刘呐鸥来说,从根本上是没有把妻子(以及其他女人)平等来对待的,认为她们只是一团肉体,而与知识学习无关。这种根深蒂固的对女性的偏见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已具有成年人价值观的有主体意识的作家来说,想要改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以说,对于男女感情婚姻的启蒙教育,刘呐鸥接受的是不够全面的,他对女性只有性的根本立场:被安排的婚姻,没有经过恋爱,男女之事从开始就缺失了情感的力量,性的先入为主造成了他对爱情灵魂的缺失,之后接触的女性又大都是妓女、舞女等被现代腐蚀过得尤物,这更让刘对女性只存在性的概念。这种种,造成了他之后在作品里把女性作为性的唯一诉求工具,几近于极端疯狂。
       对性的青睐,刘呐鸥本人是毫不隐晦的,其本人也是一个浪荡文人。也许从刘呐鸥的译作《色情文化》便可窥探出刘对性的默然重视和认可。一九二七年九月份,他和戴望舒同游北京,在看了无数亭台楼阁、器玩珍宝之后,使他眼睛一亮的,却是一张宫妃的照片:“眼下有明痕、淫有近代味。腰到膝部肉线及其发达,强健可爱。”⑽参观北京古都,楼阁雅室,竟然激不起刘呐鸥多大感触,能记载下来的竟是一个女子的躯体速写,这不能不说刘呐鸥对女人情有独钟。下午去看女艺人金友琴的戏,又坦言:“在缺自然美的胡地里,女人的声音真是男人唯一的慰乐了。”⑾刘呐鸥显然是把女人的一切器物化,连她们燕语莺啼的美妙声音都当成是“慰乐”男人用的,对女性的偏见可见一斑,他热衷于追寻女性的曲线,处处探求着色情的东西,而对女性的心灵和思想充耳不闻。这些女性观概而无疑地折射到《都市风景线》里,继而列出了一个个都市所产的被异化的性消费品。
       (三)对电影的青睐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刘呐鸥小说集《都市风景线》里的女主人公大都具有明星般精致的五官和极具时尚前沿性的装扮,或长着“容易受惊的明眸,理智的前额,”“瘦小而隆直的希腊式的鼻子,”或是在“雪白可爱的耳朵上”挂着“翡翠的耳坠儿”有着男孩式的短发,穿着“欧化痕迹显明的短裾的衣衫”,并且这些“近代的都会的所产”都有着“暖温的香气”都像从“德兰的画布上跳出来的”。这样对摩登女郎的描写,让我们不能不把她们与自己看过的老式欧洲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联系起来。事实上,笔下的这些人物也正是从好莱坞电影里移植过来的。
      刘呐鸥所代表的新感觉派总是乐于做新兴文学实验的,也努力地实践着先锋性的写作。李欧梵曾说:电影“这个可视媒介的流行迅速导致了一个逆反过程——视听进入了书写,电影成了小说技巧的主要源泉。也就不用提,那些尤擅以此类电影化新模式进行小说创作的作家——特别是刘呐鸥和穆时英——他们自身都是贪婪的影迷”。⑿事实上,刘呐鸥对电影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着非常专业的了解和细致深入的研究。撇开当年“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的论争所渗透的政治立场对刘呐鸥电影建树的遮蔽,刘呐鸥认为电影是“运动的艺术”“表现人间一切的生活形式和内容而诉诸人们的情感”,⒀这直接指出了电影的本质。他很早就接触了世界电影的理论,翻译过阿恩海姆的《艺术电影论》等电影理论著作。“平常看电影的时候,每一部著作他必须看两次,第一次注意着全篇的故事和演员的表情,第二次则注意与每一个镜头的摄影艺术。”⒁还自编自导过《初恋》。
      因此,30年代好莱坞电影里的女性形象便很自觉的被移植在了文字叙写里。也就出现了《游戏》《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等多篇小说里随处可见的明星脸谱式的女性形象。她们和嘉宝(好莱坞电影里的女主人公)们一样洋味十足,有着美丽的面孔和姣好的身材,在都市洋场里飘摇、放荡,绚烂得如鱼得水。
      如果说刘呐鸥残缺的感情生活和畸形的婚姻组合让他得了“女性嫌恶症”的话,这些好莱坞美国歌舞片、轻喜剧片中女明星怡人的外表让他心目中除了性以外没有任何内容的女人更具欣赏的美感。这也是刘呐鸥个人极具时尚的生活方式和先锋性写作的一个投影。
      (四)偶尔的蹙眉
      正如前文所述,这些摩登女郎在都市里自由徜徉、光鲜四溢,从来没有要为自己正名或是坦露情感的意愿。可是,偶尔的,刘呐鸥也会通过在都会情爱游戏中扮演着冒险角色的男子来侧面表达他对这赤裸裸情色女子的怀疑。在《游戏》中,步青“替将来的她的男人悲哀,又替现在的自己悲哀”《杀人未遂》中“我”觉得“女职员”“白皙的脸貌显得她是高层建筑物的栖息病患者”。
      刘呐鸥本人对现代都会是颇为喜爱的,在1927年日记中,他这样写道“那么我再去上海也可以了。虽然没有什么亲朋,却是我将来的地呵。”⒂可以说,只有上海的时尚性能满足刘极具现代感的生活方式,在辗转了台湾、东京等地后决定在上海开始他的文艺生涯。但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刘呐鸥毕竟从根子上是一个中国人。虽然在西化的现代文明中浸泡多年,作为一个东方的知识分子,仍摆脱不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根蒂性制约,这让刘呐鸥在洋文化中尽情畅游的同时偶尔会转回头与传统道德相接洽,作品中对女性偶尔的怀疑便是传统的眼光与现代都市的诱惑相互矛盾斗争后,道德审判占上风的表现。
      刘呐鸥在作品里对摩登女郎的这种既欣赏又间或怀疑的态度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文化表征。对女性的现代性表述,对性的青睐和明星般的外表特征的想象以及对这种都市尤物的怀疑,正是刘呐鸥对一整套的泊来文明在肯定之余多少有些怀疑的显露。但刘呐鸥囿于自身的局限不可能从西方现代文明的角度从根本上把握这种都会的产儿,也不能从传统道德的角度深入思考,只能从自身体验的表层出发来急切地表达现代人的现代经验。
      
       注释:
       (1)(7)(8)(9)(10)(11)(15)彭小妍《浪荡天涯:刘呐鸥一九二七年日记》1998(12)
       (2)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3)叶凯蒂《妓女与城市文学》,期刊论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10,2
       (4)(5)(6)刘呐鸥,《都市风景线》
       (12)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135页。
       (13)刘呐鸥《影片艺术论》,《电影周报》1932年。
       (14)施蛰存《文艺风景·编辑室偶记》·文艺风景,1934年第1卷第1期
       参考文献:
      [1]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2]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3] 盘剑《“电影的”电影追求,论刘呐鸥的电影观》,《当代电影》,2006年第2期
       [4] 李兴阳《被消费的都市女人——刘呐鸥中日新感觉派小说著、译比较之二》,埠阳师范学院学报,总第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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