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区 [渐进式清扫器官买卖雷区]

时间：2019-05-30 03:30:40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运动式执法、空头口号只会继续滋生罪恶土壤，只有落实立法与加强惩治，促成民众生命伦理观念的进步，并大力完善器官联网与优惠鼓励体系，才有望最终消灭非法器官买卖现象。　　3.5万可以做什么？也许只够在北京市区买个一平方米，但这却是杭州“卖肾车间”里一颗鲜活的健康男子肾脏价格。缺钱的年轻“供体”们像牲口一样被圈养着，毫无尊严地按时推上手术台划开身体。而那颗救命的肾被迅疾植入病人体内的时候，价签已经上升到了20万到50万。黑中介与医方参与瓜分了这块暴利的人肉蛋糕。
　　只要上网搜索“卖肾”与“肾源”便可以知“基地”猖獗到何种程度。中国有一百万病患在等待肾源而不得，而2011年合法的肾移植手术尚不足4000例。巨大的供需矛盾，给黑中介在医院与病人间游荡斡旋提供了温床。更多的人出于经济原因，甚至正因为看到了打击“黑中介”的报道，才主动寻找到“黑中介”出售自己的“不可再生资源”。更有人被暴力威胁逃跑无果，有的被骗后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的某样器官不翼而飞。
　　在黑市客观存在的情况下，也曾有人提议，与其在暗处藏污纳垢，何不通过公开市场予以双方满足？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就认为器官合法化可增加器官供应，病患可以通过光明正大的途径买到器官。然而他的推理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当今世界唯一器官买卖合法化的国家是伊朗，街边随处可见网店一样的海报和举着交易招牌的年轻人。但很多人照样寻求黑市卖肾，因为可以卖价更高，交易更容易。移植机会的多少彻底由贫富状况决定，暴力追求暴利则更加便捷：有一个突出的案例是，有人按当地法律娶得四个妻子后，又强迫她们每人卖一个肾来发财致富。
　　因此在不能盲目推动买卖合法化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专注于犯罪立法与惩治。2011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虽然增设了“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罪”，但器官买卖的环节众多，手段复杂，“组织出卖”仅为恶行的一种，而诸如发布信息、中介联系、签订协议、手术操作、协助监护等环节都未纳入，导致对许多“基地”的定点清除都“浅尝辄止”，留有大批“黑手”仍然逍遥法外。
　　治本之举，则是切实着手增加器官捐献数量。中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传统观念影响深远，每年每百万人器官捐献人数仅为0.03。在办驾照时征询器官捐献意愿，早已成为发达国家的通行惯例，而在中国同类构思一经提出便遭到了大众的激烈反对——领个驾照还要提车祸和“死无全尸”实在太“晦气”了。但一种观念的根深蒂固，并不意味着它不可动摇。同根同源的台湾，上世纪末每年每百万人捐献人数就是我们的300倍，而弹丸之地新加坡的肾脏捐献可满足其当地50%病患的需求。在民间，深圳的“义举妈妈”强忍丧子之痛捐赠亡儿的全部器官救治五人，其正面示范意义绝非空洞的说教口号能比。而精英阶层与党员群体的表率作用，也许更有利于捐赠意识的推广。
　　政府还应尽快建立起全国联网的捐赠注册体系。作为器官移植大国，美国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器官联合网络，统一注册、及时配型；西班牙则在139家定点医院设有协调小组，及时发现与接洽潜在的捐献者。而我们的联网设想，则从九十年代便开始年年提、年年如隔靴搔痒。最为讽刺的一点莫过于，杭州“卖肾基地”的肾脏收购价与外地基本相仿，且肾源可异地流动——能做到这点，只因他们的联网甚至走到了政府的前面。
　　此外，当前器官捐献鼓励与优惠政策的大把空白，也无疑将不少纠结于经济原因而游移的潜在捐献者拒之门外。在这方面台湾堪为我们效法，其卫生部门从1992年起便开始向器官捐赠者家属提供丧葬补助，部分医院的医疗丧葬补助加上政府补助高达35万元新台币（约合7.45万元人民币），其补偿力度之大，不知半自愿被圈养在各个“基地”、准备廉价出售器官的“供体”们得知会有何感想。
　　被称为“21世纪人类医学之巅”的器官移植，为众多病榻挣扎者带来福音的同时，多少血腥与罪恶也假此之名横行于世。而在这个伦理、经济与法律万般纠结的特殊领域，运动式执法、空头口号只会继续滋生暴力与暴利、短缺与苦痛、荒诞与无奈。只有在渐进改良的体制保障下，我们才有希望卸下踯躅不前的沉重传统，目击到众多生命在他人身上良性延续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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