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叫于丹的鸡汤] 于丹的毒鸡汤语录

　　从虚火到文火 　　黑丝高跟，春风拂面。 　　礼拜一上午十点、礼拜二下午一点，于丹都准时出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生地楼和教二楼。寒假过后的这个学期，她给本科生上《古诗词鉴赏》，给研究生讲《电视节目形态学》。
　　也有时候，她穿ONLY牛仔裤，拎橙色的爱马仕，染着暗红色的头发，拿着诺基亚E71，坐着奔驰B200。
　　不再有教室爆满的盛景。2006年后，于丹的课堂一度给人幻觉。那年国庆黄金周，她在央视《百家讲坛》用7天解读《论语》，随即红透中国。
　　“论语真正的道理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够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慕名而来的旁听者迅速塞满教室的角落，交出蒙尘的心灵，寄望于丹用声音勾勒天地五行。
　　际遇骤变的6年，于丹被极度凝练化、符号化、风格化。在不同的判断体系中，她是无知和全知，担负嗤鄙和顶礼，扮演砒霜和蜜糖。再对她无感的中国人，也不免知道有这样一个教授，常现身人生困惑的路口，母仪天下，顾盼生姿，翘首相望，端着鸡汤。
　　没有人在意，7天的《百家讲坛》之前，她一字一句，给大学生教了11年古代诗词。
　　等“于丹热”的虚火终于褪成文火，再到北师大，于丹说，“你会知道我是什么人。”
　　现在，阶梯教室的两条过道上干干净净。
　　环绕学生的，是40盏日光灯、14盏射灯、4个悬挂于墙的音箱、8台壁扇、1台落地扇、1个投影仪、1个摄像头和1个于丹。
　　一些人明显困意未消。4名结伴踏进教室的女生在我左手边坐下，于丹开讲后，其中一人打开英文词典，嘴唇无声翕动；另两人埋头，做着各自的四级考试真题；剩下的一位直接趴在桌上睡觉。在她们附近，好几个同学用笔记本电脑刷起微博，再无聊时，便陆续睡去。
　　他们都错过了于丹对孟浩然《岁暮归南山》的赏析。
　　“写完这诗，孟浩然老找王维去玩儿。王维上着班，孟浩然就来了。聊着聊着呢，皇上来了。王维一想这坏了，上着班呢，办公室里却聊上天了。一害怕，就把孟浩然藏在床底下。玄宗进来，王维越想越害怕，这皇上在，我屋里还藏个人，要传出去这罪过不就更大了吗。想来想去就跟皇上说，真不好意思，孟浩然来了，就在这儿呢。皇上说哎哟，听说孟浩然挺有才名的呀，见见吧。出来，天子问他，最近写什么好诗了，念念。你说这个孟浩然，直接就把这首诗念出来了。后来唐玄宗跟他说，卿不来求仕，朕何曾弃你。我什么时候不提拔你了？结果这回坏了，从此孟浩然就真做不了官儿，直接把皇上给得罪了。”
　　拿故事诠释道理，于丹说，这在传播上更能抓人。从论语到庄子，从昆曲到诗词，她的讲述都一以贯之。
　　听她说文解字，学生们通常佐以鸡蛋饼、火腿肠、面包、豆浆、酸奶、午后红茶。上午十点的课对不少在校生来说还是太早了。
　　于丹不在课上点名查勤，也几乎不批评迟到，考试亦据说不难。“往往对于一个诗人的生命际遇的理解，和对于他成为这样一个人的行为动机的解读，是需要一点阅历的。”她后来向我解释，校外万众簇拥的自己并不那么介意校内学生们的散漫。“诗就像中国茶，对孩子们来说，他们这个年龄最感兴趣的是各种饮料。等到他们长大以后也许就错过了这个机会，所以你可以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去启发他，这是我特别坚持的信仰。”
　　她在课上告诫学生，《史记》不尽可信。“所谓‘史家之绝唱’，一吟唱故有深情，那是言之不足故咏歌之。司马迁要是能够秉笔直书，何来歌唱？有几个史官写完每一段后，要自己注一下‘太史公曰’？他一定要站在历史的缝隙中说话，所以什么是情感判断和历史判断，这一点，大家在做学问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去思考。”
　　话毕，右手边与我一条过道相隔的女生，又撕开了一根火腿肠。
　　
　　为一代人“向历史还债”
　　受北京地坛书市之邀，今年5月18日，于丹带着母亲和女儿亲赴现场，给淘书者们讲诗。
　　在她之前登台的，是一个不知名演员的单口相声表演。台下听众乐完，刚好再听一场于丹。
　　“谢谢，谢谢大家，”空气温润起来，于丹接过话筒，微笑着站在两排塑料假花中间，向各个方向致意，“谢谢大家为中国的诗情鼓掌。”
　　讲堂的隔壁是索尼PS3的体验区，年轻人全神贯注握着手柄，不为这边所动。
　　她没有坐在主办方摆好的椅子上。自从当了老师，哪怕怀孕，于丹也没有坐着讲过课。她提供了一个数字：语言信息只占一个人所传递全部信息的38%，其余的，在表情，在肢体语言，在身上的场。“我只有站着的时候，才会知道我那62%在哪。”
　　刚上小学的女儿已经能够判断出妈妈将要讲出哪个诗句，然后从第一个字开始，在台下和于丹同步念出。就像演唱会的死忠粉丝，仅凭前奏就熟稔地从脑中调出了第一句歌词。
　　于丹的母亲87岁，满头银发，戴一副范思哲墨镜，陪外孙女坐在第一排。“老爷子在的时候，”她说，“地坛书市一直都来。”
　　于丹交待在先，不愿谈论家人。有关“老爷子”于廉，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写过二三事。
　　“1945年，我15岁，考进了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沪校。当时的同学年龄都比我大，有的长我十多岁，视我为小弟弟。其中出类拔萃的就有于廉、冯其庸……有一次于廉给我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劝我要收心读书，不要虚度光阴，有一句话令人至今不忘：流光容易把人抛，聪明易被聪明误。”
　　“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于廉和冯其庸都突然悄悄‘失踪’，不知去向，直到上海解放后，才听说他俩都是地下党员，于廉还是无锡国专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这才恍然大悟，他们当时是奉组织之命转移了。”
　　“上个世纪60年代，从报纸上知道冯其庸已成为崭露头角的青年红学家，出了不少著作；于廉却仍杳如黄鹤。80年代中期，我从东北调到北京工作，始与冯其庸重逢，才知道于廉也在北京，曾长期担任万里同志秘书，时下任中华书局副总经理。”
　　几十年后，那本让于丹创下书界诸多纪录的《于丹心得》，正由中华书局出版。
　　儿时的于丹颇得父亲宠爱，当年母亲跟父亲商量，何时再生一个？于廉说，有一个丫头就挺好的，就不生了吧。于丹标新立异地成为了那个年代里极其罕见的独生女。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她出生第二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被下放到密云，母亲下放到通县，两人半个月一个月才能见上一面。
　　在一句《论语》都没读过的时候，于丹便知道“孔老二”。她和小伙伴们一起，跳着脚在街上贴大字报，嘴里念念有词：“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
　　这一切于廉看在眼里。他难得回家，带于丹参加朋友聚会，小声对她说：“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去看看那些叔叔阿姨里有几个老师？”母亲听见，叫于廉赶紧打住，“外面都批判呢你还说这些！”
　　母亲爱唱歌，哄于丹的时候就唱苏联歌曲，有时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有时是《红莓花儿开》 。这回轮到父亲紧张：“这歌儿都不让唱了，你怎么还唱！”
　　类似的戏码在生活中交错上演，于丹困惑至极。家里门一关，父亲就悄悄播放京剧，余叔岩、奚啸伯，都是那个年代的“牛鬼蛇神”。于丹跟着一起听，哼哼唧唧地喜欢。“他们知识分子啊，骨子里的东西改不了。”不过后来她稍微跑偏，写出来一本《游园惊梦——昆曲艺术审美之旅》。
　　出席今年的博鳌论坛时，好几个嘉宾直问于丹：为何偏偏是你出来说《论语》？于丹就给他们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
　　“我生于批林批孔时代，比我大的人，他们在‘文革’之前上学，教材里的传统文化都挺完整的。比我小的人，制度改革回来，大家又可以好好看书了。唯独我们生于60长于70的那一代人，对这些最没有敬畏之心，是文化上受戕害最深的一代人。如果我来讲，我作为一个最惨时代里面的典型，我都能被文化成全，那别人的情况不都比我好么。所以，是我，我认为我有说服力啊。”
　　主持人梁冬在博鳌文化分论坛上问于丹，若一百年后有人为你作传，你希望题目是什么。于丹说，到那时，中国该恢复正常了，“等大家觉得这么读书只是一件个人的事，而这个人什么都不算，那就是中国的好时代。”
　　她认定自己只是一场意外。历史选出她来，她再为一代人“向历史还债，致歉”。
　　
　　以退为进
　　仅仅是与于丹敲定一次采访，前后就持续了8个多月。
　　这期间，她的《于丹趣品人生》和《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先后出版，她在课余飞去了数不清的国内外城市出席活动。但对哪怕两个小时的面聊，她慎之又慎，只是说，先来听听课吧。
　　2007年，于丹做客央视《面对面》，接受王志采访。说起自己一朝成名后频频被攻击和被误解，她难掩委屈。“其实我现在是有我自己的几个底线的，就是我拒绝商业，拒绝签售，拒绝媒体。能拒绝的我都拒绝。”这一集的名称，叫“于丹：穿越喧嚣”。
　　大量的批判在那年年初向于丹集中袭来。有“十博士”联名抵制于丹，也有读者在签售现场发难，身穿“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的T恤向于丹示威。《批判于丹》、《解‘毒’于丹》、《当遭遇于丹》等书联袂登上擂台，矛指《于丹心得》。
　　至今，于丹都没有对这些攻势做出迎面反击。她以退为进，重复强调自己的角色：我毕竟只是一个传媒学的老师，我不是研究《论语》的，我的书一直叫“心得”，就是我一心所得而已，我从来不敢叫“论语通释”或者“庄子详解”，这是我做不了的事。
　　王志问：“有硬伤吗？你承认吗？”
　　于丹答：“看你怎么说了，诗无达诂，我们再纠缠细节，不符合我的风格。”
　　于丹蹿红，端的是以快餐工艺呈上饕餮大宴的神工。这恰如她的学历：硕士读中国古典文学，博士读大众传媒。她在《于丹趣品人生》中说茶、论酒、谈琴，“无非是在一个物质的时代里，让我们的心灵可以找到一种中国人怡情养性最零门槛的方式。”
　　于丹的每一天有着相同的开始：醒来，在紫砂壶里冲泡茶叶，搭配冬虫夏草。“喝早晨第一泡茶，你就觉得把阳光沏进去了。”
　　她对我描述今年5月在北京故宫讲古典音乐的场面。“西边是钟表馆，东边是珍宝馆，我当时就觉得，在那么多钟表滴滴答答的时间里面，光阴就这么流过去。大红宫墙斑驳了颜色，地砖里面长出了青草，但是，我们相信什么呢？”
　　把采访录音往回倒，我的提问是：于丹热降温了没有？
　　她发散的思路，连同个人印记鲜明的语言，成为反对派们在解读硬伤之外的又一诟病。
　　有网文调侃：“半句之内，必有手势；三句之中，必见典故；职业性的微笑很标准，眼神中的优越感瞬间将你击垮。短句，如火星语般精练，长句，似托福填空难分主谓。”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曾写道：“听于丹讲古诗词，我有难言的生理反应。那副性感的粉脸低胸，吃力得发涩的声调，宛如白开水一般倾泻而出的话语，构造了一幅滑稽粗俗的文化奶妈哺乳图。”
　　去年香港书展，李承鹏在《论中国作家的知行合一》的讲座中，踩着丁字步模仿于丹：“当你遇到挫折，请不要埋怨社会，你要询问自己的内心，退一步海阔天空，你会寻找到完美的答案。可是当城管要拆你家房子的时候，你在内心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得找房管局啊。”
　　炮火中不乏神来之笔。在2009年全国政协会议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福娃设计者韩美林指责于丹糟蹋国学：“我从前挺崇拜她的，但她喜欢周杰伦，这一下子绝对灭了我对她的想法。你天天讲庄子、讲孔子，你出来一个周杰伦，庄子不是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你怎么喜欢一个大喊大叫的，那是音乐吗，那是杂耍，傻小子、傻妮子在后面哇哇哇哇，说实在的要了命了。”
　　而与之对应，实打实的销售数据在为于丹强势撑腰。《于丹心得》至今已经卖出正版600万册，盗版超过1000万册。她的《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5月19日在西单图书大厦首发签售，48小时后，通州即出现盗版。
　　今年“3·15晚会”，央视力邀于丹出场未果。台里掌握的材料证明，美国苹果公司在违法销售英文电子版的于丹著作。节目组煽风点火：“你告苹果，这是多大的事！”
　　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也激动地找到于丹：“终于有外国人盗咱们的版了！”他此前亲口交待于丹：“只要发现外国人盗你版，你直接给我打电话。”
　　但于丹坚持不出声。“没辙，”她说，“我骨子里不是爱打架的人，这是我软弱的地方。”
　　
　　今天天气真好
　　《于丹趣品人生》面市之际，出版社在北京安排了一次媒体群访。一家网站的记者率先连发三问，于丹一一答完后，记者冷不丁冒出一句：“我很爱你！”
　　于丹见多不怪，颔首绽放笑容：“谢谢，我也爱你！”
　　这个场景像极了电影《饭局也疯狂》中，范伟扮演的“国学、风水学、成功学三栖大师”谭大山在新书发布会上，甫一亮相就对台下疯狂的信徒宣布：“我，爱你们！”前排的记者们难以自已，举着摄像机和话筒争相高呼：“我们也爱你！”
　　影片里，谭大师挂在嘴边不放的口头禅是：“幸福与贫富无关，与内心相连。”
　　在于丹的《百家讲坛》片段中，这句话可以一字不差地找到。
　　婚后十几年，于丹一直蜗居在一个建筑面积47平米的小房子里，没地方放衣服，就拿绳子把自家打的衣柜往天花板上吊。老公在上面托起衣柜，于丹在下面总忍不住胳肢他。她偶尔回忆起这个画面，“那时候的苦中作乐，现在没有了，但生活需要这种积累。”
　　5月14日的诗词课前夜，于丹刚从四川震区探访回来。分享起几日所见，情深之处，台上的于丹和台下旁听的大姐们一起抹眼泪。“这是一个豪气不足，闲情不够的时代。”她说，大家欠着房贷和医疗费，然后想，你还让我读诗，这不矫情么？
　　“但反过来，假如我们真的认为诗意就是生命中的必需品，那我们的心会不会好受一点？我们之所以觉得过得辛苦，不就是我们心中可信的东西太少了么？说中国今天社会体制改革不到位，明天腐败得一塌糊涂，后天食品安全又出新的问题，觉得中国一团糟，简直烂透了。说实话，中国现在是不够好，但是它再不好，我们的日子也得往下过。而看完苦难，人就会变得坚强。”
　　“政府可能更喜欢于丹一些。”马千里对我说。这个国学爱好者在5年前写出《当遭遇于丹》，指出于丹是“按着自己需要的意思把《论语》肆意歪曲”。5年后，无缘谋面的他们在观念上仍未和解。“于丹学术先不说，立意就不对。这种人适合搞文艺，空洞无物的东西，她给说得花里胡哨。”
　　当年的“十博士”之一徐晋如则拒绝采访，他以微博私信回复：“我对继续评论她并无兴趣。”
　　罗珊已经在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从大一读到了研一，她在于丹经受最猛烈批评的时期入学，当时，同学中间也是两面意见都有。暂无多少学术见解的学生曾经总结，于丹每堂课开头都一样：今天天气真好！
　　4月的一堂电视课，于丹一走进教室就说：“大家看看窗外，真是春光明媚，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蓬勃的春天了，千万别辜负了春天。什么是辜负，这段流光实实在在从你的生命里走过去，但是你没有跟它有过关联，这就是一种辜负。我经常想起李商隐看荷花的心情，‘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我小时候一读，眼泪就涌上来了。”
　　5月的一堂诗词课，她开场又说：“这个时候，应该是中国北方最好的时节。”中午我陪她走出教学楼，通往食堂的路上熙熙攘攘。她说：“我特别喜欢夏天在校园里看女孩子，一个个穿得多漂亮。”
　　罗珊听于丹讲了5年“天气”，久了，反觉得有意义。“这种感受的东西其实很重要，但别的老师很少给你提到。我觉得5年下来，不是说在于老师的课上得到多少传媒上的知识和理性的学术研究，而是她开启了你的感受力和责任心，去发掘很多被我们忽略的生活细节。”
　　于丹很少向学生谈及自己对外界负面声音的看法，但她通过课堂教学，隐约表明过自己的态度。电视课上，她常夸王志、白岩松、柴静、张斌，而有些学生对央视不以为然。于丹就跟他们说，别动不动不屑一顾，要发现这些人的坚持和不易。“你不屑一顾的时候就把自己心里的一扇门关上了，你就无从了解那些优秀的人何以至此，无法让他走进你的灵魂去帮助你。”
　　
　　正常是最好的标准
　　于丹选了离北师大东门不远的一间咖啡店，大清早接受采访。
　　店面很小，半数左右的桌子上放着台灯，墙上是随意取阅的书架，摆着在咖啡店通常难得一见的《论语》、《心灵鸡汤全集》、《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
　　我们决定点一壶茶。她的目光在酒水单的最后一页上扫视。
　　“姑娘，”于丹转头问，“你们的‘有机绿茶’是哪儿的茶？”
　　两个女服务生一阵大眼瞪小眼，答：“不知道。”但很快给了补充信息，“老板买的。”
　　她用手臂阻止我接近吧台，执意由她买单，嘴里重复说着理由：“我是老师，我是老师。”
　　服务生从头到尾没有认出她来。
　　登上《百家讲坛》以前，于丹在电视圈内已小有名气。她有十几年的电视节目策划经验，包括《正大综艺》、《新闻调查》、《艺术人生》、《对话》。这使她的电视课比起诗词课来，富含更多的新知、实例和前沿感。
　　《艺术人生》草创时期，于丹和朱军结识，后来成为朋友。于丹在外面挨骂，朱军见到就安慰。“我和她说，这都正常，咱《艺术人生》刚开始的时候，那是‘什么力量让他们泪流满面’，但没过几年，又变成了要舍弃那廉价煽情的眼泪，这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难道就不接受了吗？”
　　“可能在外人看来，于丹那段时间会特别郁闷，其实我们在一起，我没觉得她怎么着。”朱军说。
　　《艺术人生》一开策划会，动辄6个小时，内部人称“夜总会”。2002年，朱军初为人父，在“夜总会”间隙，他喜欢掏出自己精心装裱的儿子照片，乐滋滋地和大家聊。于丹听得不耐烦，说哥呀，怎么一大男人一天到晚老说孩子的事。朱军告诉她，有了孩子你就知道你为谁活着，知道该往哪儿奔了。
　　“刚认识于丹的时候，她不想要孩子的，说我才不要呢，烦死了。她觉得事业刚刚起步，工作又很忙，放不下，老说再往后拖一拖。等她有了女儿之后，那比我当年唠叨多了，很长一段时间见了我就没别的话题。我跟别人开玩笑，说于丹的孩子跟我还有点关系。”
　　去年全国妇产科大会，于丹受邀对满场的妇产医生演讲，好几次把自己讲哭。她的女学生大都二三十岁，心里装满工作、挣钱。书读得越多越觉得独立，一不小心年纪大了，内心又开始仓惶。“很多人跟我说一个人很好啊，有时候未必真实。”她在现场几番拜托医生们，要给大家传递正确理念，“一个女人在有孩子的时候，她的很多价值观会被修正。”
　　又到一年答辩时，于丹的硕士和博士中有人毕业。她帮她们找工作，也帮她们找好人家。碰上熟悉的，看着顺眼的男生，于丹直接上前推荐：“你看×××多好啊，多好啊，哎，你不害怕女博士的吧？”
　　于丹结婚13年才要孩子。生下女儿那天，医生通报喜讯：50厘米整，6斤2两。躺在床上的她竟然惆怅起来，跟医生说：“个子那么小啊？我挺那么大肚子，以为能生一个七八斤的大胖孩子呢。”
　　医生告诉她，孩子的体重身长颅围胸围，一切都在正常值。“你如果生出一个8斤的孩子，你自己现在可能就是糖尿病，然后这个孩子就有肥胖基因。超常不是好事。”
　　但产科外的民众不需要平常的于丹。她要么是“五毛”，这样可以骂；要么是诺亚方舟的船长，这样可以皈依。在《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的新书发布会上，出版社给媒体准备了两页现成的“采访提纲参考”，最后一问是：2012是个特殊的年份，如何让2012没有更多的忧思？
　　于丹说，女儿诞生那一刻，医生令她醍醐灌顶：正常是世上最好的标准，不然，你就付出代价。
　　
　　濮存昕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没受过什么教育，我小学六年级之后没有上过任何一天学，在不惑之年更惑，因为面临重新思考人生的节点，如果没有补养，就一定有问题。我身边的朋友也说于丹不好，讲得那叫什么啊，都是误导。但没关系，像我们这样古典文化非常欠缺的人，先从这些学起。她的特点就是从自己的理解讲，你可以说她理解得不对，但她一定是从她那儿讲。
　　现在我演《蔡文姬》里的曹操，多少人演曹操啊，但是我这个曹操是我的曹操，是濮存昕式的曹操。至于于丹的哪句话哪个词哪个字可以斟酌，那没关系，这不伤害她整体积极的作用。我跟她说话，有时候跟不上她，她引经据典，讲着讲着，砰，就给你引到哪儿了。学校要给她职务，她不想要，跟领导较劲，还问我是怎么当领导的，说这下把她套上了，哪干得过来这个，天天开会，完全消耗。